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讲到：“我们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也正是在这一年的9月和10月，习总书记相继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这句话高度概括出“一带一路”这一地缘经济、政治、外交大战略的目标方向。然而，将百千年前的“大漠驼铃、烟海帆影”升级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打造成大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显然被赋予了艰巨的历史使命，无疑需要“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当然更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做支撑。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在国际上，已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此表示出欢迎、兴趣或部分认同，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鼓掌叫好尤为热烈，但也有国外一些不良政客和一向带着有色眼镜的境外媒体试图给“一带一路”贴上“新殖民主义”和“新型朝贡体制”的标签，或者把中国这一必将惠及基础设施缺口巨大、市场需求旺盛的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辐射产业发展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的欧洲大陆；带动非洲地区消除贫困、加快开放、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且完全不带有任何政治附件条件的共建互利战略，比作新版的“马歇尔计划”，意在迷惑民众、干扰“一带一路”的推进及其积极影响。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国崛起、走向复兴”的伟大进程势必伴随着地区力量此消彼长，甚至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化与重塑。面对鼓噪杂音、怀疑猜忌，甚至是蓄意阻挠破坏，除了要有大国的坦然和自信，更应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诚意和行动，做出有效的应对与回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阴风冷语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市场，排除国体政体及意识形态的差别，世界上不少国家特别是亚洲周边地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确有忌惮，这是不应回避、也无法绕开的事实。尽管中国与多数邻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经贸关系趋于密切，并在更高层面上签订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但近年来，对中国“近而不亲、密而不厚”却不仅成为某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府不言而喻的战略导向，而且似乎变成一种情绪，悄然在民间扩散。
英国《经济学家》2014年8月的一篇封面评论文章以“China' s Future: What China Wants”为标题，封面上一条夸张的彩色巨龙用龙爪托起地球，直接喻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会成为“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多诉求的国家”1，这也折射出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未来战略布局的复杂心态。然而，如果换位思考，对于亚洲将来是否会出现中国“一支独大”的局面，以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自己的地缘发展空间是否会受到挤压和冲击，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担忧实则在所难免。这也就不难解释相当一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对美国“重返亚太”其实多多少少都持支持或者并不反对的态度，甚至个别国家在南海等敏感地区一再挑战中国的底线，不遗余力地充当美国新亚太战略的马前卒。
归根结底，来自“一带一路”战略所辐射的国家和地区建设性、可持续的响应和参与，恰是这一战略构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成败和效果。就这一意义来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和制约因素应该是来自外部，起码现阶段如此。实际上，直面国际上传统大国的角力以及区域内部主要对手的竞争，要想真正获得更多信任，彻底打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顾虑，并非易事。仅靠撒下点儿钱，搞几个工程项目，肯定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软实力输出的配合，单纯的硬件建设和投入很可能使“一带一路”战略偏离其设计初衷。一旦出现大量财力人力“有去无回、落地无声”的情势，必然导致资源浪费，也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
大国崛起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唯有外交“搭好台”，经济才能“唱好戏”。习总书记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互通”的“五通”之中，尤要重视以“民心互通”为核心的软环境营造。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需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而且还应积极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积极开展教育、医疗、旅游、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合作，夯实新时代地缘战略合作的民意基础，从而使共商共建的“一带一路”机制更具弹性、更加开放。同时，要注重提升“一带一路”与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战略协同性和兼容性，同步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亚、东南亚国家的自贸区谈判。此举不仅有助于消除国际上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单边安排的偏见和疑虑，而且在更加规范、符合国际规则的制度框架下，“一带一路”的一体化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彰显和保障。
相较于国际上的复杂反应和三三两两的杂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国内赢得了一片喝彩和高度认同。其中虽不乏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一战略构想面临的风险做出较为理性的梳理和分析，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已经使“一带一路”建设快速升温。在2015年各省市区“两会”期间，有20个省份将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路和举措写进了当地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中国，很多事情一旦地方政府有了热情，总能很快聚合各类资源，形成现实的推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把配置资源的决定性角色交给市场，但现阶段，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从资源配置中有序退出尚需时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近两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可喜进展有目共睹。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热潮中，因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所蕴含的区域发展重大机遇，中西部地区和东部省市的判断与把握自然会有差别，但各级地方政府对这一战略构想释放出的“制度红利”的期待却是心照不宣。一些地方地府将“一带一路”视为新的“政策洼地”，甚至把“一带一路”建设当做跑马圈地的新渠道和传统招商引资的新招牌。部分地方的“一带一路”规划未经科学论证，匆忙出台，炒作概念，犯了“规划折腾”之忌，甚至有少数地方官员，为抢占所谓“一带一路”的“起点站”、“桥头堡”大造声势，做足表面文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实际上是“增量改革”思维仍在延续的结果。过去三十余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模式相对成本较低，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和冲击较小，但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也决定了旧体制中的沉疴痼疾长期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正是要打响革除体制机制中沉疴痼疾的攻坚战。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很难转变思维定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愿涉渡改革深水，合力啃掉要素跨区域配置这类“硬骨头”，而是更倾向于借机为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要优惠，执着于避重就轻的“制度套利”。
应该看到，如何统筹对外开放的新导向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以及主体功能区发展的目标，既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中之重，也是难点所在。从区域层面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际上关键不在于“建”，而是也在于“通”。“规划通、信息通、资金通、物流通、人员通”，唯这“五通”方可使“一带一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落到实处。为此，中央政府需谨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利益地方化的倾向，而地方政府则应彻底摈弃“一带一路”目标定位中的路径依赖以及对中央政策预期的“急功近利”。在“自上而下”落实顶层设计的同时，下大力气培育 “自下而上”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主体助力“一带一路”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突破阻碍“五通”的体制机制束缚，促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实现平衡、多元、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契机。
最后，笔者还是想反复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绝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就是市场。遥想六百多年前，两百多艘船只、近三万随从的郑和船队，其每次出海的规模不可不谓之大，其延伸的轨迹也不可不谓之远，然而仅听命于皇权的开拓之旅注定有其局限性。正因没有真正意义上市场主体的追随，“七下西洋”很难为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获得足以支撑起近现代化发展的海洋利益，不免令人生憾。也许这样的观点略显偏颇，但对于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仍不失警示意义。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层面，亦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梯度转移，在更多领域应交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才能使得陆海两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亚欧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2
2 引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