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国思想界经常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对立起来进行分析，其重要原因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误的；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生产力水平有重大差异，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经济改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国情的选择；而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为了推进改革，对改革前经济体制进行理想化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当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之时，通过简单否定改革前经济体制来证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当性已经没有必要。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实施的是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中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的“求实”“重实”的传统。强调包容、融合，因而也就不太相信“教条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这也是新中国经济体制70年变革的统一哲学基础。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ED048）；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项目“中欧班列开通对上海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201853）、“中欧班列给上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854）
一、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思潮：一种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来否定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只见问题，不见成绩；另一种思潮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只见问题，不见成绩。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什么是不能互相否定呢？互不否定，就是你也对，我也对，各美其美。互不否定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都是对的，因而不能相互否定。计划经济有利也有弊，市场经济一样；因而不能用自己的优势与别人的劣势比较。目前两种思潮互相指责，一个重要原因是：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在潜意识里认为改革开放前后实施的经济体制迥异，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因而其中只有一个体制是对的，“不否定你，我就不正确”。要想说明不能互相否定，就必须要说明两种不同体制为什么都是对的，两种体制是如何统一在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史之中的。
把改革开放前后经济体制割裂对立的重要原因是假定两种不同体制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错误的；而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其实都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生产力水平完全不同；基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需要不同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经济改革并不是纠正前三十年的偏差，而仅是纠正改革这个时间点上的偏差，即在1978年前后原来的体制已经不太能容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了。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1.计划经济是极端落后国家加速工业化的选择
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将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共同走进共产主义社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或主要资本国家）会同时进入社会主义。但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将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从当时的实践看，苏联192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去世之后苏联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经济体制是什么样的？如果在社会主义刚胜利之时，实施计划经济就不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列宁提出的新理论实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是什么？可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提供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方法，但具体到人类社会演化的形态上，又不能持教条主义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待马克思的观点，不能教条主义，它是一种方法[1]。
计划经济可以在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或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实施一段时间，从而保证这些国家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当时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落后，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人均不到0.5公斤钢，全国的钢产量才够建两座多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工程共用钢材6.65万吨）。到1952年才达到135万吨，人均不到3.5公斤，也仅够建20座南京长江大桥。1952年的钢产量仅能造3000多万发炮弹。不仅钢铁行业，新中国成立时，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很低[2]。
2.“计划经济+公有制”使加快积累有了更高的正当性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最终只能主要靠自己的积累；而在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加快积累只能是意味着在一定产出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产出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而这又意味着要尽量压低工资并把居民有限储蓄的利率压低。由于中国资金较为缺乏，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较高。以抗战前为例，农村的货币借款利率为年息30%以上，实物借款利率为年息70%以上。1938年到1942年，中国农村信用较高优惠贷款利率是月息2%左右，折算为年息是26.8%；1946年，中国农村信用较高优惠贷款利率是月息7.7%左右，折算为年息是243%[3]。1926年外国银行支付的3~5年期存款利息是9%~11%；同期本土和外国银行贷给工业界的是12%~24%[4]。
新中国成立后，也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恶性通胀控制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银行确立的年息252%一直维持到了1950年4月10日，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很快就帮助国内控制住了物价；新中国成立一年之后，1950年10月20日一年期利率就已经下调到34.8%。到1952年5月21日一年期存款利息已经降为14.4%。这一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到1955年10月1日，可以说这一存款利率水平与新中国成立前正常年份的利率水平接近。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5年10月1日，利率快速下降了6.48个百分点，降为7.92%；到1965年更下降为3.96%。工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在1953年就已经下降为5.40%~5.76%；在1955年以后定为7.2%，在1972年又下降为5.40~5.76%。可以说，除了在初期很短时间高利率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中国维持了基本正常的存款利率，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存贷款利率都远低于反应资金价格的应有利率水平；而利率水平的大幅压低，有利于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同时，较低的工资水平加快了资金积累的速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工农的收入水平都是比较低的；中国当时的确是消费比例较低，而积累比例较高，但这种高积累使得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具有生产“两弹一星”的工业水平，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他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实现了经济腾飞的国家，如韩国，也是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压低了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与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保证了资本的高回报与超强投资。但可以设想，在当时的国情下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减少社会协调的成本。
3.当时的所有制结构也决定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有利的
除上述原因外，从当时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实行计划经济也是有利的。目前有些人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公私合营后由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改造而来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企业实际已经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占有了绝对的地位。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国家资本约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接收了旧中国的全部国家资本。即使在轻工业领域，国家资本所占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1947年仅中纺公司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布机所占比例为60.1%[3]。1949年，在工业领域国有经济的产值占34.7%，到1952年已经增加到56%；1949年，在商业领域国有经济的批发商业营业总额占23%，到1952年已经增加到60%；银行业基本没有私营经济的成分[5]。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资本是150亿元，而民族资本只有14亿元左右，国有资本占到91%。也就是说在公私合营以前，国有经济已经占有了绝对多数。在国有经济占90%以上的情况下，实施计划经济就成了当然之选。
4.国际环境也决定中国要采取“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
“二战”后，美苏两个集团的冷战格局逐步形成。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苏必战”进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大国都十分关注发展工业（军事工业），中国更是如此。由于1840年以来的百年屈辱史，新中国领导人对于这个“新生儿”能否健康成长而不被扼杀在摇篮中有着深深的忧虑。因而，当时中国不是要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如何优先发展，如何尽快优先发展，从而在“要到来”的世界大战或局部战争中至少自保。
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中国要在相当的长时间内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9月提出“从现在开始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由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再采取突变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并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与资金的渠道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在朝鲜战争后，由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苏联决定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化进程。
苏联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支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抓住机遇，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用当下的语言讲就是加速产业升级的速度，打破比较优势陷阱。当时中国工业的所有制情况可以概括为：重工业民营干不了，轻工业国家不能放。重工业一个特点是资金回收期较长，资金投入较大，特别是军事工业，如果不发生战争，仅是投入没有产出；因而当时的民营经济（用当时的语言讲是民族资本家）既不愿意也没有资金及人才的实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仅能依靠国有经济来发展。在轻工业方面，民营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应该说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行业。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轻工业产品没有销售的问题，供求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轻工业也是一个能较多地取得“利润”的行业，从而能取得尽量多的资金支持重工业发展，所以政府当然也希望自办轻工业，取得“利润”。税收也是一个办法，但有些人的纳税意识不强，偷漏税比较严重，以至有了后来的“三反五反”；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来看，以税收的方式把大部分“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的管理成本也不会低于国营的方式；在国家整个运行管理体制下，轻工业也由国有企业经营的总成本也较低。总之，在确定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后，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也成为了推动国家战略实施的有力手段。
事实表明，当时中央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10年后中苏关系很快恶化①，而新中国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军事工业基本建立，等中国两弹一星成功后②，困扰中华民族百年的“亡国灭种”危机基本消除，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站稳了脚根。
①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当年9月1日苏联将1390名专家全部撤回国。
②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到1970年以后，国际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二战”后欧洲发达国家的战后重建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又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应有权利，对外交流的渠道也变得畅通。这也是1978年以后能实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这些条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不具备的。
5.印度在建国之初也选择了计划经济
不仅是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在1950年也选择了计划经济。印度建国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工业基础也十分落后，当时钢材的自给率为75%，机械的自给率为32%。印度于1950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于195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一直沿续到本世纪。与中国依靠国有企业发展类似，印度也依靠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印度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如矿业、公用事业、铁路、邮电、金融等部门，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0%以上；中央直属企业为244家，而邦级国有企业达到843家[5]。为什么走了不同政治道路的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都选择了“计划经济”，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都成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很难用一党的指导理论或政治偏好来解释。可能罗宾逊夫人更能指出计划经济的本质：它是“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正是因为它可以更好保障一国实施“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战略，尽快建立自身的工业体系。
6.能否容纳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判断一种制度是否适应一个国家的最终标准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很容易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之中；历史不能假设、重复，因而很难验证选择了另一种制度是否会对生产力有更大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适应本国的判断依据应是生产力是否有快速发展。生产力快速发展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但经济发展与生产能力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从1952年到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从100增长到474.4（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率为6.15%。1978年粗钢产量是1952年的23.5倍，原煤是9.4倍，原油是236.5倍，发电量是35.2倍，水泥是22.8倍，硫酸是34.8倍③。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若这30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体不相适应，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将很难理解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
③若从1949年开始计算，增长速度就更快了，1978年粗钢产量是1949年的198倍，原煤是19倍，原油是867倍，发电量是59.7倍，水泥是98倍，硫酸是165倍。本文从1952年开始计算，一方面是由于在“二战”后各国都有快速的经济恢复，若从1949年开始计算，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夸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史数据相匹配。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仅是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可以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中主要因素是经济水平、健康、受教育程度，这三个方面可以较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而也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居民的健康程度得到较大提升，预期寿命分别净增19.2%、3.19%和12.56%，年均增长率达到2.34%。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78年劳动年龄人口中没有完成小学的比重比1952年下降34%，文盲率下降了63.6%。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无论是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数，还是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数、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数，1978年均比1950年有了较高水平的增长[6]。
总之，正如胡乔木1989年在美国演讲时所指出，“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7]。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表明，在这段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总体上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改革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要求
1.中国改革是对变化的生产力的回应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反映了变化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艰苦奋斗（以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少消费多储蓄），中国工业化体系基本建成。以钢产量为例，1978钢产量已经超过3000万吨，是1952年的23倍多（年均增长13%）。此时再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管理已经弊大于利。当时机械行业生产能力利用普遍不足，中国机械行业重镇黑龙江机械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一半[8]。其他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生产力是连续变量，生产关系是离散变量，什么时候要转到市场经济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从当时国民经济情况来看，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确需要进行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适应性。后来的改革方向大家都很清楚，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措施，到1992年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改革的措施又一次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经济又快速增长40年。可以说，中国渐进改革的真正智慧在于在不知市场与计划合适比例的情况下，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替代市场与计划两种方式竞争，找到市场与计划最佳结合点。
由于生产力是连续变量，而且经济体制与制度是离散变量，因而生产力与经济体制的矛盾总是绝对的，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生产关系在某一时点上，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不能因此就推断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关系就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所以，无论是奴隶社会替代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仅能说明在社会形态变更的时点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相适应了，需要进行变革，而不能说明整个奴隶社会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对生产力都是不适应的。因而本质上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适应，总是时点问题而不是时期问题；但由于生产关系是离散变量，因而才退而求其次地讲在某一段时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如果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自然也就能理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仅能说明这一时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很大的不适应，需要进行变革。这就如同目前一些乡村所推进的土地集体经营，仅是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包产到户”制度在今天有些地区已经与生产力不相适应，需要进行变改，而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这一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2.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时点，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当时进行改革较为合适，也可以从印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来印证。印度在20世纪80年也开始减弱计划的力量，在1991年时确立了市场自由化原则。更加巧合的是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均GDP正好相当，而就是此时两国都确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3.是否能及时改革反应执政能力
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础原理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主张的“各国内部事务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因为只有本国人民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国情。从这一原理出发，对各国的争议也会有更清楚的判断。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过争论。目前来看，当时双方的主张都是对的，但都是只适用于自己国家国情的体制模式。当时苏联生产力水平已经相当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调整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改革（虽然最后夭折了，但当时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中国共产党当时主张的经济体制也是适应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利于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再例如，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本质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最迫切需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
四、总结与进一步的思考
对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能顺利推动的主要保障。基于当时各方面的原因，理想化的反思在所难免。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苏联的改革最后都夭折了；古巴与朝鲜在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除中国、越南以外，向市场经济转型后苏东阵营国家原来的执政党再没有执政。可以说，目前只有中国与越南在保持政权稳定的情况下基本成功实现转型。这可以看出改革初期的阻力与风险有多么大。
当年，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为了推进改革，对改革前的经济体制进行理想化的反思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当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时，通过简单否定改革前的经济体制来证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当性已经没有必要，而且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弊大于利。如果不能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经济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不能说明7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变化的物质基础与客观必然性，则难以真正统一各方意见。如果能从理论上讲明中国70年来经济体制变革的必然性，就可以团结各种力量，克服各种阻力向前进。
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实施的经济体制一直遵循一条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为尽快模仿与利用发达国家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保证了“高积累”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从而使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建立起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当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后，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能发挥各方面（企业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能动性，从而保证赶超的成本与效率。因而改革开放后，计划与市场此消彼长，国有与民营此退彼进，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中国是十分幸运的，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关键的时刻（期）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市场化改革这一步，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极易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下降。中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的“求实”“重实”的传统。强调包容、融合，不太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因而也就不太相信“教条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从而能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70年变革的统一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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