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内外兼修”和“双向发力”。制约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实体企业生存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企业账款被严重拖欠，创新发展动能不足，诚信经营亟待提高。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施策的政策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来持续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另一方面需要民营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经营战略、企业治理、管理方式，培育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特质。
关键词：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研究”（2019G03）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过程必然要求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我国民营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歧视、市场环境有失公平、政策环境不够优惠、法治环境偶有不公、政企关系失去分寸等营商环境问题。近年来，为扭转这种对民营企业发展不利的营商环境，我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后，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仅外部营商环境得到改善，并不能保证民营企业自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终究要靠民营企业自身苦练内功来实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科技竞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自身的努力尤为重要。
既有研究更多的是重视如何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来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一部分研究注意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其自身努力才能做到，也有一部分研究重视外部营商环境优化和企业自身努力的协同。徐建华认为，新时代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尤其是需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银温泉指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必须踏实经营，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2］。毛敏认为，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尤其需要不断加强自身修炼，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蓄积能量和准备条件［3］。魏勰、欧阳青燕认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大质量视角，融入卓越绩效管理核心理念，持续推进质量管理［4］。隆国强认为，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练好硬功，也要练好软功，硬功夫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软功夫包括改善公司治理体系、开阔视野、创新意识、提升管理等［5］。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内外兼修”和“双向发力”：对外需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内需要企业苦练内功乃至实现“蜕变”。
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当前制约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企业自身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一）企业经济效益滑坡，实体企业生存困难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影响，民营企业经济效益滑坡明显。2018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17 137亿元，比2017年减少5 906亿元。民营企业资产利润率下降更为明显，2011年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2011年为14.21%、2012年为13.24%、2013年为12.43%、2014年为11.05%、2015年为10.59%、2016年为10.64%、2017年为9.50%、2018年为7.16%，2018年比2011年下降7.05个百分点［6］。即使对民营企业500强来说，2018年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也分别比2017年降低0.1、1.31个百分点，保险业的资产净利率不足2%［7］。
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领域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已达90%以上，民间投资的比重超过85%。民营企业在制造业领域是实实在在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民营制造企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否、发展质量如何，直接决定了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的进度和工业发展质量的高度。但是近年来，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从事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面临沉重的成本压力。资金、土地、电力等要素成本维持高位，人力成本和“五险一金”等社保缴费不断增加，上游原材料价格上升，企业效益持续下滑，生产经营面临较多困难。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人力成本上升、不变和下降的企业分别占83.11%、10.68%和6.10%，物流成本上升、不变和下降的分别占70.83%、23.93%和5.24%，能源成本上升、不变和下降的分别占66.05%、27.45%和6.50%［8］。
（二）市场准入有歧视，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私营企业所从事产业主要是制造业（27%）、批发零售（13%）、农林牧渔（7%）等，而从事采矿业、电力煤气水供应业的均只占1%，从事金融业的占2%［9］。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甘肃省70%的非公有制企业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建材、商贸、餐饮、农产品初加工等产业链初端，以小规模、分散性经营、劳动密集型为主，较难进入有长期收益和贡献的电力、水利、铁路、石油、金融保险等领域；金融、教育、信息类新兴产业领域的市场主体较少［10］。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领域相对狭窄。由于民营企业分布在相对狭窄的传统产业经营空间里，产业成长空间相对有限，加上企业创新不足，产品同质性较强，容易形成产能过剩。民营企业往往被迫进行“价格战”，企业经济效益受到很大影响。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领域相对狭窄，与长期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歧视直接相关。尽管近年来我国已采取诸多措施大幅度改善营商环境，包括采取推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但是隐性的市场准入限制取消不是短期内能彻底实现的。据调查，有超过62%的民营企业认为自己遭遇过“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在招投标方面，由于民营企业身份或者规模偏小等原因，一些中小民营企业直接被取消参与资格，或成为事实上的“陪标人”［11］。
（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民营企业信用缺乏、可担保的抵押物少等企业内部原因，也有我国金融制度不健全、银行体系不合理、银行竞争不充分等外部原因。我国以民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信用担保机构发展不充分，一般实力较弱、抵御风险能力有限，且服务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对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作用有限［12］。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服务以间接融资为主，在间接融资中又以国有大中型银行为主体。这种金融制度安排容易对中小民营企业形成所有制和规模上的“双重歧视”。在防范金融风险战役中，非标融资和“影子银行”空间被极大压缩，民营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直接融资方面，我国科创板、中小板、主板市场和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等都偏向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因融资门槛高、条件限制而难以获得直接融资支持。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平均融资额从7.9亿元上升到11.1亿元，而民营企业则从1.7亿元下降到0.96亿元。公司债和企业债方面，2018年民营企业发债规模不到20%；国有企业的债券融资利差则从2016年的82个基点扩大到2018年的148个基点［13］。
（四）市场地位偏弱，企业账款频遭拖欠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计算，民营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在2001—2014年年均增长23.11个百分点，但整体规模不大，年均仅为1.03万亿元；2014—2019年尽管增速有所下降，年均增长8.04个百分点，但整体规模上升较快，年均增长达到3.56万亿元。在账期上，2017年及以前，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收周期都在1个月以内，平均为26.6天；但在2017年以后，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收周期都在1个月以上，平均为42.75天，其中从事电子工业、建筑业、机械工业、建材工业、房地产业的民营企业应收账款回收期普遍在3个月以上。在占比上，2001—2011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在工业企业整体规模中的占比远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年均分别降低16.3个百分点、9.37个百分点。2011年以后，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在工业企业整体规模中的占比则逐渐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年均分别高出2.47个百分点、3.83个百分点。在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主体中，不仅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而且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自然人。2020年1月16日，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截至2019年12月底，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共梳理出拖欠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账款8 900多亿元，已清偿6 600多亿元，清偿进度约75%。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超额完成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年底前清偿一半以上”的目标任务［14］。尽管剩余的2 000多亿元拖欠账款只占台账的25%，但清偿任务艰巨。剩余未清欠款大多数是陈年旧账，成因特别复杂。一些拖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后期的清欠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五）高素质人才缺乏，创新发展动能不足
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对“找到需要的熟练工人”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比例在2016年为42.13%，在2018年下降到30.95%。其中，涉及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对“找到需要的熟练工人”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比例仅为25.13%［8］50。在2 405家私营企业有效样本中，高达1 140家企业认为人才队伍是竞争薄弱环节，排在价格、市场规模、风险管控、政府支持之前，居第一位。同时，在提升目标上，1 662家企业认为最需要提升的要素是人才队伍，明显超出核心技术、品牌、核心团队、政府支持等其他要素［9］37。民营企业人才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民营企业就业声望偏低、薪酬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低之外，民营企业的普遍性家族制管理、管理不规范是主要原因。历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为广义的家族企业（家族或个人控股比例超过50%），六成以上的私营企业是狭义上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参与管理）［15］。家族制企业具有相对封闭性，外来人才在企业内部的晋升容易受阻。这是民营企业较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完善民营企业治理制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民营企业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虽说民营企业创造了70%以上的科技成果，但另一方面，半数左右的民营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创新上无所作为，还有1/4左右的民营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居于较低水平。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受访私营企业中研发费用在10万元以下的占60.47%，10万～100万元的占14.04%；54.41%的受访私营企业研发强度在1%以下，研发强度在1%～5%的占25.89%；48.43%的受访私营企业未拥有任何知识产权，27.61%的受访私营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数在10项以下；52.64%的受访私营企业无专职开发人员，30.13%的受访私营企业拥有10人以下（含10人）的专职开发人员；49.9%的受访私营企业表示没有任何研发平台（含企业自设平台、合作共享平台）［9］3。
（六）基础管理工作薄弱，诚信经营亟待提高
第十三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产品与服务、安全生产、劳工关系、环境保护、税收、消防等领域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基础管理工作不到位、诚信经营不足的问题，并因此导致被追责和罚款。2017年，参与调研的私营企业在产品与服务上所受罚款均值为18.36万元，受罚最高的企业达6亿元，这表明部分私营企业在产品质量服务方面不过关、不重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而罚款最高的领域是税收，受罚均值达到26.97万元，罚款费用最高的企业达到了10亿元，这说明有的私营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因劳工关系、安全生产等问题受到的罚款均值为8.91万元，罚款费用最高的企业达3亿元。此外，因环境保护不到位，户均罚款0.3万元；因消防不到位，户均罚款81.7万元［16］。有的民营企业诚信经营缺失甚至非法集资、恶性欺诈，因而遭到刑事处罚。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依照提现困难、经侦介入、跑路、延期支付、网站关闭、转型、停业、暂停发标等标签，2019年全年转型、停业及问题平台新增720家，其中问题平台223家。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转型、停业及问题平台达到6 265家，其中问题平台2 923家。根据《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在2014—2018年的犯罪数量占比15.34%，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占比为84.66%；2018年，民营企业家共涉及32个具体罪名，触犯频数共计2 547次，高频率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693次）、职务侵占罪（169次）、行贿罪（166次）、合同诈骗罪（160次）和单位行贿罪（159次）［17］。
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驱动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由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前十名经济体。我国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已经得到世界认可。仅2019年出台的有关促进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改善的重量级文件，就有《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未来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需要在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政商关系等领域持续改进。
（一）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各地工商局、各地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项目“全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指数调查”发现，仍有部分民营企业反映存在不公平竞争问题。其中，9.4%的企业反映“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给予特定经营者特殊优惠政策或待遇”；6.9%的企业反映“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向特定经营者以优惠价格出让或划拨土地”；8.0%的企业反映“对私营企业设置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6.3%的企业反映“对商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和歧视性补贴政策”；9.6%的企业反映“在招投标中排斥、限制或设置特殊条件”；5.7%的企业反映“限制企业跨地区销售、运输商品和提供服务”等［18］。虽然遇到这些问题的企业占比较低，但仍不可忽视。为此，要进一步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切实消除在准入许可、土地使用、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要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放开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尽快制定民营企业分行业、分领域、分业务市场准入的具体路径和办法，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
（二）完善精准施策的政策环境
“全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指数调查”显示，有57.6%的民营企业希望“政府部门加大出台鼓励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力度”，48.1%的企业希望“完善鼓励企业创业创新的配套政策”，43.5%的企业希望“强化对创新型人才、顶尖人才的政策吸引力”。对有海外投资和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42.7%的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缺乏商务信息，42.2%的企业缺乏对海外法律和社会的了解，42.4%的企业缺少海外经营人才，37.7%的企业认为价格和服务缺乏国际竞争力，35.9%的企业反映国内审批程序复杂，36.3%的企业反映外汇管制严格［18］202-223。据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对甘肃省2014年新设立商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情况进行的跟踪调查分析，甘肃省有70%左右的非公企业表示对各级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和扶持政策不了解，在参与调查的348家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中，享受优惠政策的比例不到一半；在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和个体户中，只有18.7%的企业享受过税费减免政策，近3%的企业享受过政府资金支持或贷款优惠［10］209-220。这些均表明民营企业对扶持政策有巨大需求、对政府存在较大程度的期望。
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针对当前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应大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落实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的监管政策。推动完善民营小微企业续贷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转贷，允许“无还本续贷”和使用“应急转贷”。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施好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范围、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降低社保费率等政策，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各级政府、大型国有企业不得违背民营企业真实意愿或在约定的付款方式之外以承兑汇票等形式延长付款期限。加快及时支付款项有关立法，建立拖欠账款问题约束惩戒机制，对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款项的责任人严肃问责。政府在组织实施科技创新、技术转化等项目时，要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快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要在标准制定、复审过程中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推动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协同创新机制，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靶向服务”，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公共研发平台，包括专业的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检测中心等。系统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职称评定、奖项申报、福利保障等规定，畅通科技创新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渠道。人才引进支持政策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支持民营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三）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近年来，法治化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最高法院重审纠正了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增强了民营企业对完善法治环境的信心。但要实现对所有企业的平等保护，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仍任重道远。根据对贵州省某市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一项调研报告［19］：29.27%的被调研企业对外部法治环境表示“不满意”，另有2.44%的企业表示“很不满意”；认为企业管理者合法权益“偶尔受到侵害”的占34.15%，“经常受到侵害”的占2.44%；认为企业合法权益“偶尔受到侵害”的占34.15%，“经常受到侵害”的占7.32%。企业权利被侵害的形式较多，认为来自政府职能部门不合理摊派的有9.76%，干预生产经营权的有7.32%，干预自主用工的占7.32%，干预工资、奖金分配的占2.44%，干预物资采购的占4.88%，干预产品销售的有7.32%；认为受到来自公司股东、职工侵权的占30%；认为来自其他公司不正当竞争的占29.27%，假冒伪劣产品占14.63%，侵犯知识产权占9.76%，恶意诋毁占21.95%。为此，要健全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刑事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民营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股权、知识产权、合法财产等。依法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涉案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鼓励有法律专业优势的政府部门、法院、检察院、统战部、工商联、行业协会等采取访谈、实地考察、查阅文件、问卷调查等方式，为企业开展“诚信经营”“法律体检”活动，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强化守法诚信意识，帮助企业分析存在的法律风险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协助企业建立健全财务、采购、合同管理等制度，堵塞企业在管理方面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优化营商环境本质是改善政企关系，提高服务效能。因此，改善政商关系是优化营商环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善政商关系的方向就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基础。上海被认为是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即使是上海，离真正的亲清政商关系仍有差距［20］。在当前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个别心存侥幸的企业家为规避行贿风险，由个人行贿转为单位行贿的趋势明显。《法制日报》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民营企业家腐败案件数据统计，2014年民营企业家单位行贿犯罪14次，2015年增加到46次，2016年达87次，2017年则增至184次［21］。中国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评价课题组对全国层面的调查显示，希望“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加强与企业的有效沟通和反馈机制”“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的分别占53.6%和47.8%［18］202-223。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政府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和诉求，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要有行业和全业代表参与，要畅通企业家提出意见诉求的通道。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电子政务，提高审批部门之间各流程衔接程度，推广“最多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做法。要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压缩审批部门自由裁量权。要落实“放管结合”，持续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化监管手段；推行信用监管，建立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和异议制度，规范信用核查和联合惩戒，切实使守法者处处畅通、违法者寸步难行。要强化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主动解决涉企问题的意识，建立困难问题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督促国家面向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及时落地。
三、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部蜕变
在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国工业化进程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之时，民营企业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苦练内功，实现自身蜕变，转变不适应新形势的经营理念、经营战略、企业治理和管理方式，培育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特质。
（一）专注主业，打造“百年老店”
民营企业要坚守实业、做精主业，立志做“百年老店”。要树立风险意识，避免短期行为，避免因盲目追求多元化投资而造成资金链断裂的窘境。要弘扬工匠精神，用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劳动保护来吸引员工、培养员工，而不是简单从外单位“挖”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撑。民营企业应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细作，加强质量建设，建立自主品牌。民营企业应从规模的扩张转为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拓展和标准的制定，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售后服务、企业信誉积累来逐步获得消费者认可，打造知名品牌。民营企业要重视培育企业信誉，注重合规矩、讲信用，解决企业经营活动中出现的诚信缺失问题，以诚信经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创新发展，迈向产业链中高端。在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应主要依靠产品与服务质量、品牌和创新来赢得市场竞争。民营企业要把企业做强而不是做大作为首要目标，要沿着“专精特新”道路发展，争取成为世界级的“隐形冠军”。民营企业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民营企业既要聚焦人工智能、5G、物联网、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各行各业的技术前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争取在前沿性、颠覆新技术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又要善于用新技术赋能提升传统产业，通过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逐步迈向产业链中高端环节。
（二）变革制度，建设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民营企业多数是家族制企业，实行家族制管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家族制企业管理弊端逐步暴露。世界范围的家族企业发展历史表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必然性［20］210-239。民营企业从封闭的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涉及三方面内容：资本社会化、管理专业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22］9。资本社会化就是打破家族所有制的藩篱，引进外部股东，实现自然人产权制度向法人产权制度转变。管理专业化就是要由具有管理、技术、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人员来管理企业，改变过去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的管理模式，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现从投资者管理模式向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是指依据公司法来运作，重视制度的力量，从理性的高度避免随意管理，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民营企业从家族制转变到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要义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治”走向“法治”、“外行”走向“专业”。这些都不会损害民营企业的利益，更不会剥夺家族在民营企业里的产权，家族里有能力的成员仍可以担任包括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内的高管。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正面临“父业子承”的交接班关键时刻。民营企业从家族制到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有利于民营企业代际传承后的持续发展，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也有助益。
（三）创新管理，推行精细化管理
中小民营企业要改变管理无章可循和随意性状态，建立完善管理制度，推进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要借鉴成熟的管理经验和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之适合企业自身实际。比如，实行精益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推行“六西格玛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运用现代信息系统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提高服务水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登记入账，建立透明的财务制度，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为企业融资提供依据，也方便银行等金融机构了解企业的经营和财务情况。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更好激励约束企业员工。大力推进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18000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利用体系认证规范企业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企业管理创新。积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如将MIS管理信息系统、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M计算机辅助制造、DSS决策支持系统、SIS信息监控系统等新方法灵活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四）拓宽视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来支撑。未来民营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要加强国际化，提升自己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5］。“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都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改变以往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倚重加工贸易和产品出口来维持生存的处境；通过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合作，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民营企业可以采取“追随”战略，追随大型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等一道“走出去”，形成协同效应；考虑“抱团出海”，首选在中国企业主办的境外工业园区、经贸合作区落户，形成集群发展，提高项目的成功率。要把“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全球化思维”与“本土化行动”结合起来，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基础，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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