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为高层次的内生型发展动力、高水平的综合性产出效率、高认可的品质型产品服务、高适配的引领型业务布局、高能动的自适应韧性组织、高契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以及高认同的共益型社会声誉七个方面。经过40多年持续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大而不活”的突出问题意味着国有企业离真实的高质量发展依然有较大差距。“十四五”时期，应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层面，采取分层分类分级差异化、基于新发展理念全方位推进的方式，探寻更加符合世情、国情、企情和新时代新情境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进路。
［关键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研究”（20AZD045）。
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其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地位和新时代情境，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有一般性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又体现出显著的特殊性和差异化表现，［1］同时还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在理性认识现实基础和问题差距的前提下，结合新时代情境，积极探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实现个体层面和整体层面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然径向和可行进路。
一、新时代赋予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并对国有企业发展提出了新需求，即以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具有多维特质的综合性概念，［2，3］其指导思想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核心表现是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重点内容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效机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些要素映射于国有企业，意味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发展的动力、效率、质量、布局和机制等方面予以界定。
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必然离不开对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认知，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收敛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并形成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拓展和具象化。从国有经济层面来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其中，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表征维度，创新力涉及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涉及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产业链布局、社会影响与声誉，抗风险能力则与国有企业的组织韧性相关联。从国有资本层面来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强、优、大”也是综合性的结果表征。从企业层面来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全球竞争力除了竞争力的综合性表征维度外，突出强调“全球”所内隐的国际化布局与运营。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动力、效率、质量、布局、韧性、机制、声誉七个维度予以刻画（如图1所示）。从动力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创新驱动、企业家精神驱动、使命驱动，形成高层次的内生型发展动力；从效率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形成高水平的综合性产出效率；从质量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作为根本，形成高认可的品质型产品服务；从布局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前瞻的产业布局、产业链布局和国际化布局，形成高适配的引领型业务布局；从韧性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在巨大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修复能力和可持续成长能力，形成高能动的自适应韧性组织；从机制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形成高契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从声誉来看，国有企业更加强调通过社会价值创造对社会做出贡献，更加重视社会形象和对利益相关方的尊重，形成高认同的共益型社会声誉。
图1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刻画
二、国有企业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企业高质量发展既可以看作是企业发展的目标状态，也可以认为是企业发展的过程范式。无论是作为目标状态的达成，还是作为过程范式的践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实现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国有企业亦不例外，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不能脱离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否则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式的构念。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就不可能言及转向高质量发展范式。无论是从必要性、必然性还是从可能性、可行性来看，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都生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情境，契合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而40多年持续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则为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1.不断深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国有企业深度嵌入于国家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特殊的产权安排导致国有企业发展更强烈地受到宏观经济体制与微观组织机制的影响，因此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制度依赖性特征，［4］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司制为主的企业制度安排是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制度基础。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中国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来看，国有企业由“老国企”转变为“新国企”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国资监管”和“分类改革”四个改革阶段。［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分类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更是加速推进，“1+N”政策体系的形成、十项改革试点的推进、“双百行动”的实施、区域性综合改革试验的全面启动，都推动“新国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具体包括：
首先，是以混合所有制为重点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速，制度建设与改革试点不断走向深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2013～2017年，民营资本在参与中央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截至2018年底，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中央企业集团及各层级子企业的比重已经达到70%，当年国资系统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2880家，2019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各级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600家。
其次，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步伐加快，经营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司制改制、以规范董事会建设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为重点的公司治理改革成绩斐然。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96家中央企业在集团层面及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已经全部完成公司制改制，其中94家中央企业已经建立董事会，包括外部董事占多数的83家，中央企业所属二三级企业中有76%已经建立董事会，而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中也有90%已经建立董事会；到2018年底，中央企业下属的977家子企业开展了职业经理人选聘，共选聘4374人。
最后，是国资监管正加快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有序推进，2014年以来已经推动21家中央企业和122家地方国有企业开展试点，改组组建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分类开展授权放权，授权放权力度加大。《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列出了对中央企业的5大类、35项授权放权事项，真正落实国有企业微观市场主体地位。
2.不断增长的企业总体规模为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力基础
企业规模既是反映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又是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需要具备的实力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一定的高质量发展能力。从国有企业整体来看，根据《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10.4万亿元，是2012年的2.65倍。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9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为625520.5亿元，比2012年增长48%。
从国有工业企业来看，201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达到439908.8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3.4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41%和34%；实现营业总收入284730.4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为15.1亿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16%和11%。¹
从国有企业个体来看，2019年共有76家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48家）和地方国有企业（28家）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比2012年多出22家；76家上榜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为67.7亿美元，比2012年入选的相应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21%，其中48家中央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为82.8亿美元，比2012年入选的相应中央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31%。²2019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前五位的中国国有企业有3家，分别是第二位的中国石化、第四位的中国石油和第五位的国家电网，而2012年则只有位列第五位的中国石化；2019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前100位的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有14家，而2012年则只有5家。
¹数据来源：2017年和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7）》。
²数据来源：根据2019年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和2012年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计算得到。
3.不断优化的国有资本布局为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功能基础
国有资本的“国家使命”功能定位［6］意味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仅体现为国有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反映于国有企业服务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而这依赖于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开启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进程，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更是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得到进一步深入推进，对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效率提升、使命功能发挥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资本越来越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201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量的44%、资产总额的54%集中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¹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中央企业经过重组整合，目前国有资本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电信、煤炭等行业的比重已经超过80%。与此同时，虽然国有资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布尚不足，［7］但布局步伐已经大大加快。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排行榜》中，47家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收入占100强的比重达52%，前10强中有7家是国有企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中央企业在2015～2017年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增长均超过10%。
¹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计算得到。
从资源配置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国际化步伐加快，境外经营实力迅速壮大。根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境外总资产达到16.7万亿元，而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则显示，2018年底中央企业在185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1028户境外单位，境外资产总额达到7.6万亿元，相对2012年底翻了一番。
三、国有企业离真实的高质量发展依然有较大差距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多维性概念，隐含着绝对性与相对性兼具、纵向对比性与横向比较性相结合的刻画要求。经过40多年的持续改革和发展，虽然国有企业已经发生脱胎换骨地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无论是在发展范式上还是质量型指标表现上，无论是与世界一流企业比较还是对标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国有企业均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长期以来，囿于思维锁定、路径依赖、能力刚性、制度缺陷和管理粗放，国有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质量效率、外溢价值、社会声誉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国有企业在大范围、高层次的竞争力、创新力、活力、抗风险能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迈上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1.“大而不强”
竞争力强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集中性外显表征，这也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目标的重要原因。竞争力强体现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世界一流”，能够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媲美。硬实力除了企业规模指标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盈利能力。目前，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整体偏弱，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9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961.0亿元，同比增长4.7%，低于营业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销售收益率5.7%，与2018年基本持平，成本费用利润率6.0%，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201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583.1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亿元，而平均每家企业的资产总额则为23亿元。从国际比较来看，2019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76家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平均利润不到17亿美元，平均销售收益率为2.5%，有10家企业出现亏损，而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达到43亿美元，平均销售收益率为6.6%，可见差距十分明显。如果与入榜的美国企业相比，即使银行利润不纳入计算，美国其他113家企业的平均利润也高达52.8亿美元，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进一步分析，即使处于同一行业，中国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盈利能力差距也非常巨大。如排名第二位的中国石化和排名第四位的中国石油，2018年的利润分别为58亿美元和23亿美元，销售收益率分别为1.4%和0.6%，而排名第九位的美国石油天然气生产商埃克森美孚公司，利润和销售收益率分别为208亿美元和7.2%。
软实力反映的是社会对企业的认可，品牌价值与社会声誉是重要衡量指标。与硬实力相比，国有企业的软实力更弱，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更大。从品牌价值来看，根据Interbrand发布的《2019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上榜，没有任何一家国有企业进入；BrandFinance公司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排行榜》显示，中国入榜公司70家，品牌价值为13342亿美元，而美国入榜公司达到205家，品牌价值更是达到32046亿美元，且中国入榜公司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较少，这与《财富》世界500强的排名形成鲜明对比。从社会声誉来看，根据《财富》杂志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在50家“全球最受赞赏公司全明星榜”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进入，而在行业排行榜中，中国大陆也只有腾讯、海尔智家和联想三家企业进入，没有一家国有企业入榜。
2.“大而不优”
运作方式优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性内隐要求，也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范式的关键所在。运作方式优意味着国有企业更加强调集约化、质量型、可持续发展，更加重视动力机制、生产效率、抗风险能力、国际化水平、外溢效应，而目前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从动力机制来看，国有资本布局主要处于产业链上游，在资源型产业、重化工产业中占据主要地位，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更多地来源于资源要素驱动，［8］依托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尚不足。
从生产效率来看，尽管对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存有较多争议，但就现实而言，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低效率、效率损失问题并没能得到有效根治，［9］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仍然不高。张涛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制造业企业平均综合效率低于民营制造业企业，而纯技术效率民营企业具有更大优势。［10］向冰等（2019）的实证研究也显示，2017～2018年国有能源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民营能源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幅度也明显小于民营能源上市公司。［11］特别是，包括国有上市公司在内的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与美国上市公司的差距在缩小，但仍然明显低于美国上市公司。［12］
从抗风险能力来看，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较为突出，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经营风险和可持续增长隐患不容小觑。2018年和201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总额已经连续两年超过百万元，并且负债规模还在扩张，占据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总额的70%以上。［13］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仍然达到63.9%，中央企业更是高达67.0%。
从国际化水平来看，虽然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在对外投资存量中的比重达到70%，［14］成为“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主力军，但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整体不高，国际化经营能力仍然偏弱。2008～2018年间，国有企业实现的净出口值一直都为负值，2018年更是达到－2901亿美元，相较2008年净出口负值翻了两倍。［15］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入榜的7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跨国指数为16.1%，只有3家企业超过50%；2019中国跨国公司100大（主体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海外营业收入占比为20.17%，而世界一流跨国公司通常都在50%及以上。而且，国有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管控能力较差，投资失误和经营失败的现象频频发生。
从外溢效应来看，国有企业发展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带动作用、溢出效应似乎有减弱趋势，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面临挑战。2017年和2018年，只有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保持增长态势，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都出现连续下滑，前者的利润总额也连续两年下滑，后者2018年的利润总额也在减少。
3.“大而不活”
运行机制活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性保障要求，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的基础支撑。运行机制活意味着国有企业发展充满活力，能够动态适应甚至主动影响外部环境，调适性地进行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形成组织灵活、治理有效、管理科学、制度规范、流程合理、文化优秀的现代化公司。目前，国有企业市场意识不强、公司治理不实、经营机制不活、管理水平不高、动态能力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与现代化公司的要求相差甚远。从经营理念来看，一些国有企业惯性思维严重，学习能力与学习习惯较差，行政化的惯例复制模式一直未能有效打破，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没有完全树立，经营理念较为陈旧，不能与时俱进，无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环境的要求。
从公司治理来看，国有企业还较多地存在公司治理“多重虚化”问题，包括治理主体虚化、治理权责虚化、治理机制虚化、治理能力虚化、政策落地虚化，［16］合意的公司治理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公司治理的多种功能仍有待进一步发挥，符合现代化公司要求与朝着世界一流企业迈进的公司治理体系建设依然任务艰巨。
从经营机制来看，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尚未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行政化色彩、“老国企”痕迹、制度僵化、市场反应迟钝的弊端还比较突出，尚未完全解决的政策性负担、历史遗留问题对企业发展形成羁绊。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还不够彻底，僵化与刚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17］企业潜在的发展活力无法充分激发，难以适应开展市场化经营的需要，严重制约着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从企业管理来看，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积极致力于推进管理现代化，引入多种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方法、管理工具，但深入调查不难发现，很多企业停留于“形似神不似”阶段，理解不深刻、落实不到位、实施不精细导致管理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不少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依然存在管理思想陈旧、管理知识缺乏、管理方式粗放、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比较而言，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仍然较大，与其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地位并不匹配。
四、“十四五”时期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优的实践进路
进入“十四五”，国有企业发展面临更加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外部环境，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新工业革命的兴起、新经济的崛起、新组织形态的涌现、新冠疫情影响的延续，都对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绝不能成为空洞的“口号”，也绝不能因循守旧，而应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创造，探寻更加符合世情、国情、企情和新时代新情境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进路，真正破解国有企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大而不活”的突出难题，形成国有企业高层次的内生型发展动力、高水平的综合性产出效率、高认可的品质型产品服务、高适配的引领型业务布局、高能动的自适应韧性组织、高契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以及高认同的共益型社会声誉。
1.分层分类分级差异化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笼统性概念，现实中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厘清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企业的差别，制定差异化策略，分时序、分阶段、分步骤地予以推进和实现。首先，按照“国有企业”意指层次的不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包括中观层面的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和国有企业整体高质量发展，还包括微观层面的国有企业个体高质量发展。［18］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累积性和耦合性的国有企业个体高质量发展，而且依赖于国有经济、国有资本的结构布局，因此在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国有资本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服务于国家整体重大战略，一方面将国有资本进一步聚焦于真正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另一方面，将目前处于产能过剩的重化工领域的国有资本调整到高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19］调整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开展战略性重组，或者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在微观层面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推动国有企业个体的全方位变革，包括动力转换、战略转型、效率变革、能力再造、管理创新和形象重塑。［20］
其次，公益类国有企业、商业一类国有企业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由于使命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差异性，导致它们的制度逻辑不尽相同，结果是它们在高质量发展的不同维度上强调的重点与表征的内容也有较大差别。这意味着应区分公益类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商业一类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分别刻画它们各自的主要特征与核心要求，明确相应的实现逻辑与关注重点，形成差异化的推进方案。推进公益类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实现企业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高质量与高效率供给；推进商业一类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促进企业实现一流的商业盈利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力；推进商业二类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同时实现较优的特殊功能和较好的经营业绩。
最后，国有企业量大面广，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参差不齐，既有一些规模较大、经营业绩较优、管理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经营理念陈旧、经营机制僵化、市场竞争能力极弱、经营业绩非常差的国有企业，更多的国有企业则处于中间水平。这意味着不同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同，可以将它们区分为基础非常好、基础较好、基础一般、基础较差和基础非常差的国有企业。对于基础非常好的国有企业，推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要将其打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于基础较好的国有企业，推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要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补短板增强项，在各维度上逐步趋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基础一般和基础较差的国有企业，推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打好基础，之后才能上台阶；对于基础非常差的国有企业，可以考虑进行改革重组，要么转换轨道实现重生，要么被“劣汰”而走向破产清算。
2.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层面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高质量发展反映为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的高质量，其实现也依赖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层面的协同推进。国有企业亦不例外，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个体、组织、制度三个层面同时发力。从个体层面来看，员工的素质能力、心智模式、积极性、创造性和企业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是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因素。一方面，国有企业应当更加重视企业发展中的人本因素，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素质能力、改善员工心智模式、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相当程度上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去行政化、去刚性化、市场化是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真正建立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机制，形成对国有企业员工的有效激励约束；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对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策动性、引领性功能，培育、激发和释放国有企业领导的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对于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21］对于国有企业领导，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激发和释放不仅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与特质，更深刻受到国有企业领导的管理体制机制影响。为此，应针对公益类、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实施不同的企业领导人产生机制，切实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落实差别化的激励约束制度，拓宽国有企业领导人发挥作用的空间。
从组织层面来看，国有企业既具有一般企业的运行规律，又拥有特殊的企业制度，因此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应将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实现组织发展的“强、优、活”。国有企业的“强、优、活”高度依赖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重点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管理科学化与现代化。对于特定国有企业，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应以企业分类为基础，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重视“混”更强调“改”，以产权安排的变化促进企业进行全方位的适应性变革，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是要破解现有公司治理多重“虚化”问题，推动治理模式转型实化、机构与机制实化、权责能匹配实化和市场化方向实化；［22］推动企业管理科学化与现代化，核心是要全面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流程、管理方法、管理工具，形成行业一流甚至世界一流的企业管理体系。
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对国有企业整体的制度安排会从动力、导向、约束、保障等方面影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完善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重点是形成更加合理的政企关系的制度安排。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以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导向，分别对公益类、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采取差异化的监管，切实使分类监管制度落地，［23］既提升监管效能，又增强企业活力，从而引导和激励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3.基于新发展理念全方位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而且应当成为全方位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指引。无论是生产效率、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的提升，还是运营机制、管理系统的优化，抑或社会声誉、品牌价值的增进，以“强、优、活”为核心特征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国有企业转向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从创新发展来看，国有企业应当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真正实现企业发展的动力变革。一方面，国有企业在纯技术效率上的短板，需要通过不懈的技术创新努力予以补齐；另一方面，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国有企业要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必须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占领行业技术制高点和迈向产业链高端，发展成为行业的头部企业，取得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从协调发展来看，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实现增长与风险、盈利与风险的协调，以及企业成长与产业发展的协调。对于前者，国有企业既要通过业务创新、管理创新、市场拓展等追求企业收益与盈利的较快增长，也要破解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潜在风险难题，严防看不见的“黑天鹅”和看得见的“灰犀牛”，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后者，国有企业既要强调自身的成长，也要发挥带动作用，推动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绿色发展来看，国有企业应顺应经济与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大趋势，调整优化资本布局与业务布局，从过多过剩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产业、高端产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应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实施绿色生产、绿色制造、绿色管理，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减少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损害，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从开放发展来看，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强化全球思维、国际视野，对标国际跨国巨头，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整合能力和资本控制能力，增强海外经营的风险管控能力，构建形成一流的跨国经营体制机制，打造全球范围内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品牌。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应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与东道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化运营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顺应复杂的国际制度同形压力，处理好坚持国情特性与趋同国际规则的关系，［24］遵循适应日益受到关注的竞争中性规则。
从共享发展来看，一方面，应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进行竞争化改造，最大限度地消除进入壁垒，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享发展机会、共享改革红利；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共享价值，形成企业与社会共生共益共荣的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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