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使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凸显、增值能力增强和要素投入升级，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新型制造技术的使用正在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伴随着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调整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为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机会窗口。中国应谨防过早“去工业化”，通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策略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
关键词：新一代信息技术；全球价值链；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0年度智库基础课题《“十四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部分研究成果。
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为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遇。中国正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契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达28.2%。①毫无疑问，中国分享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成为受益者之一。中国制造业正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研究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
①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初见端倪，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深刻改变了制造业国际竞争的资源基础和比较优势，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进而带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调整，国际产业竞争格局迎来重大变革。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出重大挑战，同时又提供了历史机遇。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角度研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双重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主要表现
长期以来，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标志，跨国公司将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工序划分为多个“碎片化”环节，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外包给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整合全球各地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资源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常将自身不具有成本优势且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外包和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在母国只从事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活动。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以价值链不同环节高度分离、中间产品离岸外包和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微妙变化，集中表现为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提高，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调整。
（一）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提高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进入早期加速阶段，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发生转换，制造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也随之发生剧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典型特征，工业智能化时代即将到来。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通用目的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彻底改变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②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增值能力和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
①周济：《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中国机械工程》2015年第17期。
②赵剑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年第3期。
1.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凸显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
在传统的企业创新系统中，研发、设计和制造缺乏数字层面的相互支持，产品创新主要依靠实验室里的研发和设计，制造仅仅是“实现”创新的后端环节，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日益成熟，研发、设计和制造走向高度一体化，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制造资产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数字制造采用一致的综合生产设计方法，使产品、设备、工厂和资源信息在整个流程中实现相互关联，数字量作为研发、设计、制造和管理的唯一依据（见图1）。数字制造搭建起连接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数字纽带，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密不可分，在提高制造本身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研发和设计的效率，增强了新产品的可制造性，缩短了产品原型的开发周期和制造周期，加速了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图1 数字制造下的企业创新系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而得。
数字制造技术的兴起使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功能被重新审视。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始反思“产品创新+制造外包”的经典商业模式。一些研究认为，制造外包会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美国之所以在平板显示、光电子、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丧失竞争力，是由于制造能力的弱化侵蚀了这些产业的产品创新能力。①没有制造环节的支撑，大量产品创新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的概念阶段，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商业利益。因此，跨国公司正积极通过发展数字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来推动研发、设计和制造的一体化，以强化产品创新能力。
2.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
“微笑曲线”显示制造环节是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值的“洼地”，“逃离”制造环节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和国际分工地位提高的表现。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出大量新型制造技术，制造环节被赋予了更多内涵和外延，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率有了飞跃式进步，价值增值能力与传统制造技术不可同日而语。数字经济时代在价值链的上、中、下游都存在高端领域，描述价值增值过程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②制造环节增值能力的提高源于新型制造技术对制造流程、制造范式和制造外延的重塑。
第一，制造流程的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在智能生产过程中，传感器、智能诊断和管理系统通过网络互连，生产设备成为物联网的智能终端，使得单一、分散的程序控制上升到综合智能控制。智能制造系统不仅可以对生产过程中的部件和产品进行实时监测，而且可以对系统本身进行检测和诊断，制造工艺根据制造环境和过程进行实时优化，提升制造过程的柔性、质量控制和生产效率。智能制造改变了以往制造环节的简单流水线作业，通过将数据系统化来实现制造成本、安全性和环境影响的大幅改善，具有“省钱、省力、省时、省能耗”的巨大优势。③以西门子、大众汽车为代表的德国工业巨头，正在用智能制造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面貌。
第二，制造范式的定制化提高产品差异化价值。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正在使制造范式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转变。制造范式的转变依然基于智能制造对制造流程的重塑，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预先设置了全流程的控制程序，所有流程、元件都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挖掘分析，以规模化的方式来获得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成为可能，④有效解决了小批量生产的成本与周期问题。在智能制造范式下，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直接拉动制造业生产，可重构的柔性生产系统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具备了更加快速的反应能力。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利用用户交互平台将碎片化、个性化需求汇聚成批量订单，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物理系统，促进制造工艺和流程的数字化管理与产品个性化需求的柔性匹配，实现规模化定制生产，通过灵活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的价值能力。在服装、家电、家具、汽车等消费品行业，已经涌现出大量个性化定制的案例。
①Pisano G P,Shih W C. Does America Really Need Manufacturing?.Harvard businessre view,2012(03).
②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③王盛勇、李晓华：《新工业革命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2期。
④冯国华：《打造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制造业》，《中国工业评论》2015年第4期。
第三，制造外延的服务化提高产品附加值。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可以深度挖掘用户数据中的商业价值，更好地分析、决策、优化，通过提供主动跟踪、及时响应、智能应对的高质量服务拓展最终产品的潜在附加价值，全面改善用户体验。企业根据即时的数据反馈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和按需定制，进而满足了不同用户个性化、差异化的长尾需求。制造业企业普遍向提供“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制造不再是单纯的产品生产，而是越来越向服务创造倾斜。制造业企业在产品之外为用户提供持续的“增值服务”，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增值和价值链的延伸。如三一重工将在全球售出的30多万台机械设备接入“根云”平台，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实时采集近1万个运行参数，远程监控庞大设备群的运行状况，并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故障维修，有效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和客户粘性。
3.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升级制造环节的要素投入
智能制造使数据成为制造环节重要的要素投入，并改变了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投入结构和技能劳动投入结构。智能设备的使用提高了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比，在替代低技能劳动投入的同时，高技能劳动投入变得愈发重要。要素投入的高级化促使制造环节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提高，劳动密集度降低。
第一，智能制造“催生”数据要素需求。大数据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支撑技术之一。在智能生产中，数据直接成为重要的要素投入。全过程数字化工厂以数据为纽带将制造系统和信息系统连接，车间智能设备通过传感器采集工业大数据，并上传到云计算中心进行存储、分析和决策。工业大数据的积累和投入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产品质量，还能直接助力服务型制造。如西门子企业对企业（B2B）业务利用长期积累的制造数据优势，为其他制造业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实现和优化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完成产品设计、生产计划、制造执行、运营维护的全过程数字化，创造出基于数据投入的新增价值。
第二，智能制造“挤出”低技能劳动投入。智能制造以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为重要支撑，人工智能使制造系统具备了自行决策、自行维护、自行学习，甚至自行组织的能力，以数据挖掘和智能决策为主的工业应用能力大幅提升；而工业机器人集精密化、柔性化、软件应用开发等先进制造技术于一体，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成为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最高体现。新型制造技术的推广正大规模替代简单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等低技能劳动岗位，制造环节的资本劳动比随之提高。例如，江苏某化纤车间在使用工业机器人后，劳动用工人数大幅下降了56%，固定资产折旧与用工成本之比从0.74提高到1.73。① Dauth et al.（2017）研究德国案例时发现，每增加1台工业机器人会导致2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消失。②随着人工智能与其他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同样出现“机器换人”的浪潮，制造业就业岗位明显萎缩。
第三，智能制造“创造”高技能劳动需求。新型制造技术的推广过程是“现代机械和知识型员工”对“传统机械和简单劳动”逐步替代的过程。在智能制造模式下，具有稀缺性和差异性的高技能劳动是制造环节的核心人力资源，也是企业竞争的战略性资产。智能制造系统体现以人为核心的生产系统设计，生产系统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人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简单、重复的机械操作，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创造性地“主导”生产过程。可以预见，智能制造时代对掌握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知识的高技能劳动需求将急剧增长，劳动者需熟练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
（二）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
新型制造技术的突破重塑了传统制造环节，不仅使得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上升，还导致制造环节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得以重构制造业竞争优势。这两方面因素削弱了发达国家外包或转移制造环节的经济动机，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环节，有计划地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面临调整。
1.智能制造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智能制造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制造环节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生重大变化，“资本的智能生产率”已经成为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③传统制造环节密集使用劳动要素，低劳动成本是发展中国家布局制造环节的核心比较优势。智能制造技术广泛使用智能设备替代低技能劳动，制造环节对劳动成本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这将严重削弱凭借低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相反，对发达国家而言，智能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增长缓慢的劣势，发达国家可以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从事模仿和学习活动，从而让研发人员专注于发明和创新活动，推动发达国家以创意为基础的增长（Idea-Based Growth）。④此外，智能制造日益成为影响跨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重新提升。在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中，韩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制造强国的工业智能化水平处于领先地位。⑤在智能制造技术的加持下，发达国家不仅可以在产品创新和品牌营销方面抑制后发国家，甚至能够利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制造环节直击后发国家的初始优势，后发国家原来的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给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提出了严峻挑战。
①徐建伟、戴俊骋：《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模式变化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②Dauth W, Findeisen S,Woessner N. German Robots-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Workers.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7.
③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④Aghion P,Jones B F,Jones C 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7.
⑤王媛媛、张华荣：《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比较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2.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趋势增强
除了创造就业岗位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考虑外，新型制造技术带来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上升并重构发达国家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使发达国家萌生了将制造环节本地化的经济动机。近年来，发达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早已大规模向外转移的制造环节。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契机，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国家战略，将自身在资本、技术、市场、品牌、网络、人力资源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与新型制造技术有机结合，促进制造业全面振兴，抢占新产业的制高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推出一系列制造业重振和促进计划，鼓励制造业回流国内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并取得一定效果。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后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惠而浦等知名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回迁至本国。美国回流倡议协会（TheRe-shoringInitiative）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①2010—2018年间因制造业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创造了75.7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同期美国新增制造业岗位的1/3，仅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占到59%。制造业回流直接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2008年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下降趋势放缓甚至开始逆转，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抬升（见表1）。
①The Reshoring Initiative. Reshoring Initiative 2018 Data Report.http://www.reshorenow.org/recent-data/.
表1 1998—2018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 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因数据缺失，2018年美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数据实际为2017年数据。
二、全球价值链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双重影响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制造环节的相对地位提高及发达国家对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双重影响，在恶化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为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窗口。
（一）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
随着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借势回流，中国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进一步提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由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的分工协作关系逐步转变为同一产业链、价值链环节的正面竞争关系。中国制造业继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企业日益加剧的竞争与发达国家政府的阻击，①存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风险。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2期。
第一，中国制造业面临“两端挤压”的国际竞争环境。从内部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衰退，劳动、土地、资源、环境成本持续推高，传统要素禀赋优势逐渐削弱甚至丧失，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从外部看，发达国家以新型制造技术的发展为契机推动制造业回流，制造效率大幅提高，在制造业的成本劣势有可能被填平，从高端冲击中国制造优势；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以相对于中国更低的劳动成本和更优的财税政策吸引国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呈现出从中国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从低端冲击中国制造优势。中国制造业同时面临发达国家高效率优势和新兴经济体低成本优势的“两端挤压”，国际竞争空前激烈。
第二，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一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配合制造业回流、保护本土制造业和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逆全球化”理念的指导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拉开中美贸易摩擦序幕并使之持续升级，剑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帮助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利益，试图从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更是明确表示支持本国企业回迁产业链或加强本国产业保护。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持续攀升是此轮贸易摩擦的“催化剂”，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①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严重威胁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安全，中国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空间被急剧压缩。
二是全球贸易严重失速。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提高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整体演进趋势放缓，全球价值链向主导国家收缩，本地化势头兴起。发达国家增强对制造环节的布局，主动将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向制造环节延伸，“研发—设计—制造”垂直一体化模式大量出现。蒋为等（2018）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中间阶段越来越多的环节转移至本国国内进行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源自于国内而非国外，生产的本地化特征明显。②全球价值链演进趋缓及本地化倾向沉重打击了以中间投入品贸易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作为价值转移主要手段和价值链各环节连接纽带的国际贸易出现严重失速。2008—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年均增速仅为1.88%，大幅低于此前30年的平均水平（见图2），全球商品贸易增速罕见地长时间低于全球GDP增速，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依存度显著降低。全球贸易失速对中国高度依赖外需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制造业行业首当其冲，依托外需推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潜力大大降低，中国制造业亟需挖掘新的增长动能。
①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
②蒋为、宋易珈、李行云：《全球制造业生产分工的演变、分布与贸易效应》，《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图2 1978—2018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全球价值链调整带来价值链攀升的历史机遇
第一，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提供了机遇。依托低成本比较优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具有显著优势，在研发、设计、销售、品牌和售后环节则相对薄弱，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研发+设计+制造”“制造+服务”一体化成为日益普遍的商业模式，打开了由制造向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延伸的通道。中国具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信息化基础，且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借力新型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的空间巨大。一方面，基于完善的产业配套和海量的制造数据，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能够快速转化为产品并获得制造过程的反馈，形成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的良性互动，加快中国向研发设计环节延伸，形成低成本、快响应、高频次的中国式创新模式；另一方面，基于庞大的国内客户群体和海量的用户数据，中国制造业更容易实现向服务模式的延伸，能够及时追踪用户需求和开发定制化、精细化的产品服务，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品牌价值和服务能力。
第二，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制造业“换道超车”提供了机遇。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其成熟及商业化应用催生大量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最终形成一批新兴产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技术、人才、供应链及销售网络上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后发国家需要经过艰难的技术追赶才能缓慢缩小差距。而在新型制造技术催生的新兴产业领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遇。凭借良好的制造能力和信息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有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率先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并带动传统产业升级。
第三，全球价值链调整为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提供了机遇。全球价值链演进趋缓及本地化趋势的增强，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明显冲击，各国政府都把确保供应链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而实施相应的战略举措。在此背景下，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成为一大课题。对主要依赖进口的产业链薄弱环节用本地化供应补充和替代全球化供应，既能防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进一步累积和恶化，又能对冲外资增速放缓和跨国公司产业链外迁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依托进口替代强化国内供应链体系，将显著增强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三、中国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策略
在内部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减弱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中国制造业需要重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优势，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历史性机遇，顺应新型制造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中国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
（一）谨防过早“去工业化”
在全球价值链调整诱发的不利外部环境下，中国制造业需要顶住多重压力，坚定工业化道路，不能在“两端挤压”的国际竞争下过早“去工业化”。从发达国家的增长规律看，在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12000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在工业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中国近年来不仅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去工业化”还呈现全面、快速的特征。①“制造大国”“大而不强”仍然是对当前中国制造业的阶段性评价，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将制造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首要支柱，化解“虚实”经济结构失衡，避免因过早“去工业化”而使工业化进程出现曲折。
①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期。
（二）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面对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国内出现打着加强自主创新，实则采取封闭路线发展技术和产业的论调，对中国制造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造成一定的干扰。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有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才能形成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应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一方面，调整进口贸易政策，进一步削减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为中间产品进口提供更多便利，发挥中间产品进口改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市场准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投资。
（三）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
在各国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应引导和鼓励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全价值链积极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的跃升。支持制造业企业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系统，在虚拟仿真的信息化环境中并行、协同地实现产品的全数字化设计；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为核心的技术改造，推进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积极发展“多品种、中小批量、准时化”个性化定制生产方式，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定制和按需生产；支持制造业企业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服务型制造，实现在线实时监测、远程诊断与维护、全产业链追溯、客户满意度及产品改进方向大数据分析等增值服务，推动企业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升级。
（四）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以国内需求为战略支点，培育国产化供应链，增强中国制造业韧性，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充分挖掘本土的市场规模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引领作用，利用消费升级机遇诱导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一方面，通过以5G为代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以重大科技装备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建设，高质量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推进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改革，发展“互联网经济”“夜经济”等新业态模式，激活居民消费升级。同时，对不同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现状和重塑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关键行业在国内推进供应链“备胎”计划，核心材料、零部件和软件要做到国际有来源、国内有备份。
（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生产率提升、创新激励、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应通过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助推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增加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中国可发挥在互联网行业的突出优势，提高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以互联网与跨境电商平台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六）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在嵌入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同时，应积极打造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以应对全球价值链演进放缓的势头。“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有能力以“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即将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机结合。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赶超可以提高分工地位，但空间收窄和难度增大；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为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打开新空间。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各国利益，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新选择，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起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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