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在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重构的同时，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等新趋势新动向。面对复杂多变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我国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产业体系完整、产业链韧性强劲的优势，创新驱动强链延链，加紧补短锻长，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预警机制，推动建立协同高效的区域价值链，打造现代化产业链，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链；韧性偏好；新科技革命；大国竞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加快重构，全球产业链①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趋势。受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范式和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受阻中断，短链化和区域化的特征显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产业链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放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也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提升产业体系优势、增强产业链韧性、主导塑造“安全开放、协同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
①关于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近期的研究认为这三个概念都是对生产组织方式及其流程的刻画，但各有侧重点，分别表现为价值（增值）维度、流程维度和空间（时空）维度，且三者之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宋华、杨雨东，2022）。本文中全球产业链的概念借鉴了相关研究，强调基于价值创造的产业上下游关系及其空间布局。
国际生产体系调整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提速，世界范围内相对宽松的贸易政策环境为国际分工深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和成本级差的离岸外包成为国际生产活动的主流范式，带动了国际贸易向远程化发展，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外延式扩张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反思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危害，相继制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但世界经济因新发展动能缺位而复苏乏力，迟迟走不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这加剧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导致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为逆全球化潮流推波助澜，致使全球价值链收缩，国际生产布局由分散转向相对集中。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下制造范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共识增强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传统多边体制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新兴经济体崛起引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性风险事件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诸多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叠加，不断强化政府和企业对产业链韧性的偏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意义凸显。
全球产业链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即便遭遇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势恶化，世界经济终究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再平衡。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在历经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加快迈向数字化和绿色化，以化石燃料耗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向绿色生态文明跨越发展，这必将影响生产组织方式和企业价值创造的发展方向。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催生未来产业群，以数字技术为引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共同赋能全球产业链重构，将生产端和消费端集成的海量数据要素投入到新农业、新矿业、新制造、新金融、新商业的发展之中，通过自组织、网络化、分布式、平台型再造，全球产业链将被赋予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上下游边界趋于模糊、批量化与定制化共存的新特征。当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来，当德国工业4.0的热度渐退、以通用电气（GE）为代表的行业巨头推动工业互联网遇挫，学术界、企业界和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在实体部门应用及其价值创造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与标准化并不一定兼容，差别化的数字技术和智能解决方案却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利润来源。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行业技术特征和要素结构不同，产业链不同环节上数字资源的积累进度、开发利用路径及其可交易性存在明显差异，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转型很难做到齐头并进，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产业链的结构性失衡。
绿色化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另一条清晰的主线。实际上，全球绿色发展同样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迎来了一轮资金、技术和政策投入的高潮。各国积极寻求更加清洁的能源，抓住机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创造绿色就业岗位，确保绿色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随着主要工业国相继发布碳中和时间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共识增强，相关领域大国竞合的格局开始显现。产业链绿色化要以能源转型为前提和基础，以全链条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再造为目标，在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制度减排三个层面上共同发力。全球碳中和要求采取多样化的减排路径，运用数字技术对产业链实施绿色化升级有助于精准识别排放责任，促进产业间融合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带动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已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与地区之间整合低碳发展资源，进而形成统一的碳市场，会强化产业链的区域化倾向。不断细化的减排目标将拉大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产业链的“绿色级差”。为此，作为全球碳中和的先行者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导者的欧盟率先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意在倒逼中国等出口大国的电力、水泥、化肥、钢铁和铝等高碳行业加快脱碳技术改造和产能退出，实行碳关税给本已壁垒林立的全球贸易环境增加了新的机制性障碍。
生产本地化与集中度提高。生产本地化是跨国公司基于投资动机，对要素成本、行业技术特征和分工方式、东道国政策等技术因素和区位条件进行综合考量的策略安排，其中市场寻求型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往往会产生较强的本地化效应。考察近十年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变动可以看出，生产本地化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决策，而是具有了多样化的趋势和内涵，进而改变了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结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制造业回流直接推高了本地生产占比。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动力，对生产本地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类技术的高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强化了再工业化对本地生产和采购的倚重。以美国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技术进步与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工业增加值率较长时期内下滑的状态得以反转，至2015年已超过危机前的阶段性高点。再从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加工贸易方式扩大制成品出口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开放的起点，也是后发国家接入国际生产体系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国内配套能力增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日趋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加快进口替代，这些国家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设在当地的生产企业）对中间品进口的依赖度逐步下降。
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的生产本地化促使全球价值链演进的动力机制由成本驱动转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在一定程度改变了要素成本在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中的角色，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生产外向化、发散式的变动方向，致使全球生产和贸易趋向集中，表现为中间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集中度（HHI）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分别由1993年的8.13%和9.12%升至2018年的9.64%和11.06%，这意味着国际生产体系中有可能出现更多较短的价值链和更为集中的地域分布，导致主要贸易大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发生较为明显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测算，2020年，美国和德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分别由2010年的62.0和108.8降至2020年的52.3和94.0，中国GVC参与度也由2013年高点的38.9回落到2019年的34.1。总体来看，生产本地化是技术和政策环境变化的结果，但由此引致的中间品投入结构变化和零部件跨境贸易减少或使部分行业的产业链面临解构和空心化的风险。
产业链韧性偏好凸显。面对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升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扩散，企业的风险偏好明显弱化，生产布局从“效率优先”转为“战略优先”，寻求建立兼具韧性与稳健性产业链的意愿更加迫切。政府应对国际贸易政策收紧和重大风险事件的举措则强化了产业链的韧性偏好。为了对冲全球供应链中断对本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鼓励企业降低对生产环节中间品和最终产品进口的过度依赖，政府扶持和财政补贴减轻了企业调整产业链布局的成本压力。现阶段以及疫情后的一段时间内，产业链布局的成本与效率导向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安全原则和韧性偏好。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美国和欧盟的供应链韧性战略因面临两个“悖论”而难以持续：一是紧急状况下的快速恢复与无效率的剩余能力之间的悖论；二是稳定可靠的供应关系与灵活可变的渠道之间的悖论（王中美，2022）。理论上讲，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集中的产业链布局并不利于分散风险，而且即使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使用完全本地化的产品来增强韧性仍然是不可取的（米鲁多，2020）。产业链韧性能够使企业在遭遇重大风险冲击时具备快速响应和恢复的能力，但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持续时间较长且已形成“疤痕”效应的外部风险而言，拥有多个可替代的生产区位才能在危机中确保生产经营的稳健性。因此，政府和企业不应因追求产业链韧性而过分强调本地化，否定全球分工协作的意义，而是需要通过提升产业链的多样化和冗余度，最大程度地兼顾安全与效率的目标要求。
区域化趋势增强。除了本地化生产之外，产业链韧性偏好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区域化安排。区域一体化生产组织并不是新鲜事物，但进入数字时代，企业具备更强的将产业链布局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相近的区域内部的动机和意愿，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尤为明显，致使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创造的区域集聚效应凸显。受益于区域内部便利化、机制化的贸易条件，区域化不仅有利于巩固产业链韧性，还会因产业内分工深化而扩大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产业链区域化对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制度需求，顺应这一趋势，近年来全球治理的区域性机制不断增强，其中不乏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盟与日本签订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PA）等一批新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覆盖面广、成员多样化程度高的区域自贸协定。从图1可以看出，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区域一体化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2000年全球累计仅通告了97项区域贸易协定（RTA），2021年全球通告的RTA累计数量达到了577项，比2020年大幅高出67项（见图1）。随着全球价值链裂解为多条区域价值链，产业链出现了区域化与短链化同步的趋势，进一步拉大了国家之间的分化。这种趋势持续作用的结果会使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获得全球化红利的机遇减少，传统的后发赶超道路受阻，特别是深陷数字鸿沟的欠发达国家有可能被排斥在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之外，加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现行多边体制被碎片化和边缘化。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深层动因与关键影响因素
全球产业链重构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格局嬗变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结果。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因素”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
科技革命的“双刃剑”作用。技术进步及技术的跨境扩散被视为全球化最强劲的动力，尽管全球化遭遇逆流，但这种动力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因此，相关研究和社会舆论大都将逆全球化归因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以及由此带来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政治矛盾，忽视了深层次的科技因素及其对要素全球化配置的“双向”影响。近期的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并不是在产业成长的任何阶段都具有推动分工深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的正向作用，恰恰相反，在新工业革命初期，由于颠覆性创新活动一向由少数先行国家掌握，为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无论从企业策略的微观层面还是国家战略的宏观层面，新兴领域都蕴含着抑制技术扩散的“反全球化”力量，有较强的内向化倾向，成为引发制造业回流和生产本地化的重要因素，进而在特定时期发生所谓的“技术反噬”现象（杨丹辉、渠慎宁，2020）。
图1 1990～2021年区域贸易协定（RTA）的通告和实施情况
资料来源：http://rtais.wto.org/UI/charts.aspx
通过比较不同类型行业产业链的变化同样可以发现，相比中低技术强度产业，高技术强度产业的产业链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回流发达国家和持续增强的区域化趋势（UNCTAD，2020）。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先进专用设备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助推主要工业国形成强有力的国内循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高达50%的工作是可以被机器人替代的，到2030年将有4亿～8亿人的工作岗位会因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产生变动，其中，工资水平越高的国家受自动化的影响越大，技术因素在产业链重构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总体上看，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ICT）、芯片、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竞争激烈，产业链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风险事件频发，且因产业链复杂程度高，一旦出现断点堵点，会在上下游环节之间产生显著的波及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工业革命在少数甚至是单个国家和地区率先爆发，其影响在国与国之间的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在工业化先行国建立起现代化产业体系之后的数百年中，仍有很多国家未能开启工业化历程。然而，随着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演进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多源迸发，从而为后发大国崛起并主导产业链重构提供战略机遇。
大国竞争与国际格局变化。中美之间持续升级的大国博弈和不断深化的利益脱钩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美国和欧盟相继发布的供应链安全评估报告及其主要结论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偏好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意图。美欧不仅对关键供应链的定义和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重叠性，而且将应对供应链安全风险、提升韧性的着力点不约而同地落在“对抗或遏制已经形成的供应链节点国家的控制力”，其依据是在半导体、关键矿产、锂电池、医疗物资等关键供应链上，中国已具备广泛的影响力，在全球三大区域生产体系中，中国对于增速更快、潜力更大的亚洲区域供应体系的领导力还在逐步提高。
大国竞争的实质在于此消彼长的国际格局变动。历史地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长期存在，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总体上表现出“东升西降”的演进方向，2001～2019年，亚洲GDP增长了2.7倍，同期欧洲和美洲GDP增长仅为1.2倍和1.1倍。这种变化趋势反映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深层结构上，呈现结构性权力分散、产业链多极化增强的趋势。为维护在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采取更加机制化、多样化的手段，从引导制造业回流、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限制投资活动和人员交流到利用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再到联手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新型半导体联盟，强推印太战略，针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掌控能力，实施全方位的打压和密集封堵。中美大国竞争引发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将会进一步强化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本土化、短链化、区域化趋势，增加了外部不确定性，为我国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带来了现实挑战。
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重大灾害和风险事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脆弱性和韧性本来就是全球化“硬币”的两面，面对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形势恶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系统性金融危机，通过分工深化和中间品贸易而实现紧密关联的复杂产品产业链显得尤为脆弱，同时也更容易凸显韧性的重要性（WTO，2021）。尽管迄今为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未彻底走出因新冠肺炎疫情受阻的困局，但总体来看，相较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表现出了较为充分的韧性和弹性。这无疑得益于各国政府及时出台应对措施，而且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相比，主要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多了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这一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也正因如此，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和产业链重构的走势在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展现出典型特征的K形分化。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步恢复，但供给偏紧推动大宗商品、工业原材料和国际物流价格上涨，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通胀压力加速向下游环节传导，拉大了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生产经营绩效的差距，俄乌冲突爆发致使已出现缓和迹象的通胀形势更加复杂难料，大大增加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变数，严重挫伤了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重大风险事件频发凸显出对产业链重要环节进行备份的战略意义，势必进一步强化产业链的本土化、短链化趋势和安全导向。
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贸易政策环境与国际分工方式保持着近乎同向同步的演进趋势。以WTO为标志性成果，国际经济协调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相继取得了一批重大的体制机制性成果，为全球化进程加快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然而，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各国对贸易规则的需求，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中美之间大国竞争进一步暴露出现行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以框架性的组织架构协调大量复杂多变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导致多边谈判和决策效率低下、议题倡导不力、对成员权益与义务的约束效力不对等、差别化待遇不够细化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面对WTO改革进展迟缓、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的困境，为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要求，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试图撇开现行多边体制，以新型高层级FTA挑战WTO的主体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深陷“数字鸿沟”和新一轮开放困境，捍卫全球化理念、维护全球化治理缺少合力，这种渐行渐远的利益分歧增加了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了多边体制碎片化的风险，固化了产业链区域化布局的现实选择。
中国因素的影响。尽管中国工业需要长期面对大而不强的现实，产业链上核心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卡脖子”问题突出，但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国内市场和制造业产能的双重规模优势、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中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深植于产业生态的体系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能力，彰显出强劲的韧性，这种优势和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提升。在向全球价值链（GVC）高附加值环节持续攀升的同时，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了与主要出口大国相似的变动态势。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生产》的测算，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快速扩张转向收缩放缓的阶段性变化清晰可辨，直接表现为全球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间接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从表1可以看出，全球出口大国中，除了美国有小幅上升之外，中国、德国、荷兰和法国的间接出口增速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中尤以中国的变化最为显著，中国间接出口增速由2000～2010年的20.0%大幅回落至在2010～2019年4.6%，这不仅反映出国内配套改善带动本地化程度提高，更是中国经济内循环增强的集中表现。
表1 全球价值链主要参与国间接出口的变化情况
注：表中百分比为当年增速资料来源：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Beyond Production，p.6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和最强引擎，中国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相关的增量贡献不仅提升了自身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而且直接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数据显示，1983年，中国货物出口仅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2%，2020年这一比值升至14.7%，同期美国和日本货物出口占比分别由11.2%、8.0%下降到8.1%、3.6%。发达国家市场份额的流失引发了其供应链安全焦虑，为其推行供应链“去中国化”提供了口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对发达国家同样作出了产出贡献，发达国家因中国制造获得的增量产出甚至高过新兴经济体（张同斌等，2017）。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拓展、深化国内分工，促使中国国内价值链及其最终需求成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健的重要因素，日益完善的国内价值链带动了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反观发达国家与中国脱钩的行为，并没有改善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加值贸易的竞争优势（余丽丽、潘安，2021）。从亚太地区看，目前，美国在亚太区域价值链上仍占据主导地位，在亚太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在需求和生产两端均得以显著上升（周彦霞等，2021）。但随着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亚洲供应链体系有可能出现多极演进、激烈竞争的新局面。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链的思路及建议
从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背后的深层动因来看，影响重构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尽相同，既有长期性、内生性、难以逆转的方向，也有阶段性、外生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世界经济“去全球化”、全球供应体系“去中国化”的风险，放大了产业链上“卡脖子”的短板；也为发挥产业体系优势，整合区域价值链、打造现代化产业链、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深度调整和全球产业链加快重塑的大趋势下，中国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短链化的趋势，但不能因此否定全球化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性演进规律，更不能因外部不确定性增加而将国内产业链与全球供应链、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割裂开来。进入新发展阶段，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强链延链，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此，一要科学评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和保障能力，精准识别断点堵点，坚持创新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加紧补短锻长，不断突破产业链关键环节上“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互促融合。二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充分调动生产端消费端积累的海量数据优势，加快构建可延展、可共享、能兼容、开放式的数据要素交易机制和数字资产体系，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据化齐头并进，面向不同行业和产业链不同环节开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全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三要大力培育拥有国际化的前瞻视野、领航行业发展关键力量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壮大凭借高溢价专用资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深植于高技术领域产业生态体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以多层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四要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制度减排多措并举，差别化分解双控任务，强化“自上而上”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减排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倒逼作用，鼓励高载能行业攻坚克难，数字化绿色化同频共振，探索全产业链低碳转型的新路径。进一步凝聚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共识，积极开展能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完善环境规制和绿色标准体系，确立面向碳中和的全球生产贸易新秩序和绿色合作机制。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契机，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成果和经验的全球共享。五要以RECP落地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申请加入DEPA（数字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契机，夯实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制度基础，打造协同高效的“亚洲制造”新体系。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由商品和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由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转向制度设计者和边际贡献者，创造性、高质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和规则体系。六要建立完善产业链风险评估和安全保障体系，切实维护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稀有稀缺金属、人工智能、5G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利益共享机制，加强因外交事件、技术封锁、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供应链风险预警，促使产业链韧性和稳健性双保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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