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发展阶段与中国对非投资策略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尤其21世纪的前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速稳定保持在5%以上，年均增速达5.43%[1]。非洲发展银行发布2020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9年非洲经济增长3.4%，预计2020和2021年非洲经济将分别增长3.9%和4.1%，成为继亚洲之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2]。稳定的经济增长，丰富的资源、充足的人口所带来的可观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外商在非投资快速增加（如图1a），西方世界称其为“充满希望的大陆”[3]。而谋求发展方式转变使得非洲开始“向东看”，在保持与西方合作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地关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合作可能。虽然发达经济体对非投资存量仍然占有绝对优势，但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已不容小觑（如图1b）。

图1 外商对非直接投资趋势变动

数据来源：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历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整理而得。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与非洲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经贸往来。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非洲对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诉求与自主探索，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对非投资持续增长，截止2018年，已连续十年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对非绿地投资额超越美国，已成为第一大投资国，对非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位居世界第五位[4]。

然而，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政治、宗教、文化、经济、法律、环境、安全等多方挑战。一是非洲政局的不稳定性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企业带来安全挑战，新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给投资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二是非洲地区疾病、动乱、恐怖活动等安全问题仍然需要投资企业高度关注，其直接影响在非投资企业的海外利益和人身安全。三是高失业率使得非洲难以兑现“全球最年轻大陆”的人口红利，反而成为宗教、民族冲突和恐怖活动的重要诱因，投资企业用工也面临劳动力素质低、企业组织纪律差等问题。四是非洲虽然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但其依然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和国家治理能力均阻碍了非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债务危机与违约风险是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必须面对的挑战。五是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世界各国在此角力，中国对非投资不仅将面对持续性的国际竞争压力，也将面临西方经济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渲染与诋毁，而因殖民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非洲地区对中国投资的看法与接纳程度也成为中国在非投资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由此，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区位、产业选择都关乎投资成败及后期收益。现有研究从经济表现[5]、安全形势[6]、金融债务违约、国际竞争风险[7]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在非洲投资面临的挑战及前景，同时分析中国在非投资在双方产能合作[8]、基础设施建设[9]、中国经验的非洲借鉴与融合[10]以及反贫困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困境，进而分析中国对非投资如何在带动非洲实现自主工业化、改善经济结构[11]、提升东道国国家自生能力的同时，维护好中国在非投资利益、保护中国在非投资安全，推动中国在非项目稳步推进和效益提升，促进双方建立合作互信的投资机制[12]。然而，非洲大陆各国发展并不均衡，中国在非主要投资国既包括南非这样的金砖国家，也包括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国等撒哈拉以南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各国间发展差距明显、发展条件迥异，东道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度、资源禀赋等条件对于投资国投资选择与投资规模都有影响[13]。面对各国投资环境的差异，中国对非投资的项目区位布局、项目产业类型和项目合作方式也应有所不同，特别是针对非洲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所存在的投资环境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投资风险和投资区位选择差异的研究仍然相对有限。

基于此，本文以南非和埃塞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在面对不同发展阶段东道国所可能面临的不同投资风险，进而如何选择投资区域及投资产业，为中国对非投资区位及项目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一、东道国发展阶段与中国对非投资环境差异

南非与埃塞两国均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重要市场国家，且两国具备典型的发展差异：一是两国发展阶段差异显著，而由此带来的市场空间、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制度体系、社会组织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二是两国政治体制及所有制不同，南非具备典型的西方经济、政治体系及意识形态，维护产权的私有化，而埃塞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现阶段国家仍然以公有制为基础。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政治稳定与安全、制度因素和社会环境五个维度，具体探讨在不同发展阶段下，中国对两类国家投资所可能面临的环境差异，以及不同投资环境下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一）资源禀赋决定两国产业类型

1.劳动力资源

埃塞是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年轻人口比重大，劳动人口逾4000万人，失业率近50%。劳动力丰富、失业率高使得中国企业在埃塞用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人力成本低。服饰、皮鞋等轻纺类企业生产线立工工资在1500—2500比尔/月，医药生产类等技术附加值较高企业生产线立工工资为4500—5000比尔/月，轻轨运维人员工资为2000比尔/月[14]。其次，人力资本低。人力资本低是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问题，较低的人力资本影响到外资企业技术转移和生产成本。2018年埃塞预期受教育年限为8.7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7年）和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9.8年）[15]。过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中资企业投资成本。一是劳动力素质无法满足生产需要，高等教育及技能培训无法提供中资企业生产、建设要求的合格人才，企业要负担沉重培训费用。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单位生产成本高。安泰时装集团（以下简称“安泰”）生产线新招立工生产效率仅为国内工人30%，熟练工效率也仅可达60%。三是设备故障率高，维修成本高。生产过程中高精密度仪器生产企业设备故障率远高于国内，而当地并无维修技术，设备维修与零配件供给成本较高。四是难以实现技术转让，缺乏当地供应商。埃塞过低的人力资本无法独立承接中国企业对其技术转让，而长期游离于工业社会组织体系之外的民众观念使其缺乏独立创业精神与动力，中国基建、机械制造、医药类企业既要组织自身产品生产，又需要进口或自产上游原材料，生产成本更高。再次，工人离职率高。埃塞是典型的农业型国家，85%的人口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正处于农业向工业转型时期的埃塞，进入中资企业的当地工人尚未完全适应工业体系下的生产纪律与社会组织，加之部分工人自身定位高于其实际所得，以及社会动荡影响，高离职率成为中资企业面临的挑战，熟练工的流失提升了培训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但是良好的企业管理以及工作激励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与埃塞不同，南非劳动力资源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其劳动力整体技术水平有限，且用人成本相对较高。首先，南非劳动力工资较高，且需求持续上涨。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为20兰特/小时[16]，海信工业园当地工人平均工资可达7400兰特/月，而基建类企业普通工人工资达15000兰特/月，显著高于埃塞用工成本。此外，无论企业当年绩效，法律保护和工会干预共同保证员工工资每年均需上涨。其次，工人技术水平有限，生产效率低。最后，罢工及各类离岗问题严重。南非每年都会有两次长“假期”，一次为每年11月至次年1月，另一次为每年3月至5月，并常伴随暴力罢工。在此期间，外资企业难以获得全负荷生产的劳动力保证，同时也会面临社会治安与暴力罢工带来的财务、人员安全隐患。

2.自然资源

埃塞自然资源相对贫瘠，该国并不具备丰富的能源与矿产储量，这也使埃塞的发展与能源大国存在显著的差异，能源矿产产业对经济增长和出口创汇的贡献均十分有限。与中国矿业公司保利协鑫合作开发的40亿m3 Calub天然气田是近年来少有的能源类大型项目。但埃塞水电资源丰富，工业用电约合2美分/度，在保证电力供应能力的前提下，电力资源将是埃塞重要的战略资源。南非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五大矿产资源国之一。现已探明储量并开采的矿产有70余种。铂族金属、氟石、铬的储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矿产是南非经济重要来源。矿产产业也是中资企业投资南非的重要领域，但随着南非社会治安恶化及矿产政策的变动，矿产开采成本逐年提升，2019年黄金开采成本较2011年已上涨1倍。

（二）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前景迥异

1.经济增长

埃塞与南非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差距显著。埃塞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仅为772.31美元，产业形态以农牧业为主，工业生产能力弱，基础设施落后。南非为非洲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人均GDP达6339.57美元，是非洲经济最发达国家之一，金融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基础设施良好，矿业、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均处于非洲领先地位。但近年来埃塞的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南非。南非由于黑、白二元经济利益博弈以及区域间发展失衡导致的国内政治、安全局势下滑，严重影响经济，近五年经济平均增速仅为1.13%。相反埃塞近年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自2005年埃塞政府实施“以农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来，经济增速保持8%以上，近五年经济平均增速达9.28%。联合国视埃塞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典范。

2.市场规模

经济发展速度决定市场规模变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埃塞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埃塞工业化因自身工业体系的缺失而需要外商投资与带动，巨大的市场需求为中国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机遇。通过自建、工程承包、工业引进等形式，中国帮助埃塞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而伴随工业化的深入，埃塞对于工业企业及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其次，工业体系和制造工艺的缺失导致现阶段埃塞人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众对于食品、医药、生活用品的迫切需求是埃塞有待开发的市场。市场带动需求，大量中国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契机进入埃塞市场，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要面临市场秩序混乱的挑战。首先，中资企业大量涌入，在埃塞市场已经进入央企达70余家，注册中资企业达1300余家，激烈的市场竞争已影响利润率的提升，甚至出现中资企业相互杀价、恶性竞争的情况。其次，现有制度无法满足市场发展需要。一是新行业缺乏相应保护政策，市场破坏行为无法可依。二是混乱的税收政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指数中，埃塞排名第159位，税收制度的混乱与随意是造成埃塞排名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南非是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重要市场，2018年依然保有中国在非最大投资存量。然而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均面临市场增长过慢的挑战，业务开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市场衰退，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引资措施，包括派遣4位总统特使、积极参与多边国际会议等，但始终未能提出完整、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向不明确，经济提振和市场恢复趋势不明朗。对中国而言，南非经济、市场的衰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欧美等西方国家避之若浼，从而为中国企业打开南非市场提供了契机；尤其在金融方面，中国企业能够提供有效的融资方案对于缓解南非资金短缺困境将有巨大帮助，也有利于中国金融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市场开拓。

3.失业问题

埃塞与南非两国均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尤其年轻人失业率均接近50%[17]，已成为影响两国稳定的重要因素，但造成两国高失业率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埃塞的高失业率在于其薄弱的工业体系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劳动人口对于工作岗位的需求不成比例。随着劳动人口更迭及高校毕业生的增加，大量年轻人从附加值极低的传统农业劳动转向城市与工业文明，而埃塞企业所能提供的有限就业岗位已无法满足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转型。南非的高失业率在于政府政策扭曲了企业行为与投资收益所导致的产业撤离。与埃塞相比，南非具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人口基数与增速压力均远低于埃塞，但基于“黑人优先”理念的政府政策既给外商投资带来影响，也严重排斥本国既有白人企业的发展。尤以黑人经济振兴（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BEE）政策为甚，该政策对投资企业的当地采购比例以及董事会、管理层、员工层黑人占比都有明确规定，并依此考核外资企业，决定其是否可以继续投资，对外资企业正常投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同时，针对当地白人的政策助长了黑人对白人土地、财产、企业的掠夺，大量白人逃离，相应产业也随之撤离南非，而黑人有限的生产水平与管理技能未能有效兑现被掠夺资源的价值，难以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

4.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导致了南非、埃塞两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长期的经济积累和西方建设遗产使得南非成为非洲基础设施最为完善的国家，道路、港口、邮电通讯、公共交通体系领先于非洲各国。然而，近年来的经济下滑与局势动荡使得南非基础设施维护资金短缺、维护工作缺位，基础设施破损率显著提升。南非需要优质的基础设施，破损的基础设施已阻碍了南非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垄断导致南非供电供水不足，限电限水时有发生，已经严重影响企业生产活动。埃塞基础设施落后，除首都及少数大城市外，道路通达率极低、道路质量差，严重影响货物运输时效性。配变电能力差，丰富的水电资源难以有效利用，停电及分时段供电成为常态，企业无法满负荷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差，市场需求巨大，中资企业成为其现阶段及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力量。

5.外债及外汇

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建设发展的迫切需求与政府资金短缺的矛盾，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及偿债能力已构成外商对非投资的隐患，2018年，南非与埃塞外债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8.69%和33.22%[18]。持续上涨的外债总额和疲软的经济增长加重了南非政府的负担，而高赤字率又导致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缺乏资金，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埃塞虽然经历了一轮快速经济增长周期，但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举债建设，无力按时还款已导致债务累积，疲弱的出口表现和私营业务管理延缓了埃塞政府还债能力，债务违约是未来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隐患。

由于矿产业出口的带动，南非外汇储备显著优于埃塞。2018年末，南非与埃塞外汇储备（包括黄金）分别为516.42亿美元和39.87亿美元[19]，外汇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埃塞经济增长和吸引外商投资的瓶颈。以开拓埃塞市场为主的中国投资企业均不同程度地面临限汇带来的生产困难，该类企业生产原材料、机器设备维修零部件均需从中国进口，而限汇政策导致其原材料供应不足、机械设备维修不及时，企业难以满负荷工作。随着埃塞工业化的进程和出口能力的提升，外汇问题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巨大的外汇缺口使得这一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有效解决。

（三）两国政治稳定均存隐患，安全问题面临挑战

1.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影响外商投资选择的重要因素，目前，南非和埃塞两国政治相对稳定，但稳定的背后却存在各自的隐患。首先，南非政治稳定的隐患源于经济提升压力和党内派系斗争，而埃塞政治稳定的隐患源于民族矛盾与党外利益诉求。南非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Matamela Cyril Ramaphosa，以下简称“拉马福萨”）政府对雅各布·盖德莱伊莱基萨·祖马（Jacob Zuma，以下简称“祖玛”）政府的突然取代反映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党内派系存在分歧，现政府若无力改善南非经济状况，也存在被突然取代的可能。埃塞政府领导人由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所组成的政党联盟选举产生，权力过渡相对平稳，但民族划分基础之上的政党体制使得任何一任总统的执政都会被烙上民族代言人的印记而遭到其余民族的针对，中央政府为平衡国内民族矛盾而采取的妥协措施使得其对于地方政府的约束力不足，而基于民族矛盾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利益诉求为埃塞政治稳定性蒙上阴影。其次，南非政治稳定隐患具有持续性，而埃塞政治稳定隐患显现缓和迹象。南非拉马福萨政府对于祖玛政府人员的党内斗争、非国大总书记马哈舒勒（Ace Magashule）的冒险尝试[20]以及南非经济自由斗士（EFF）领导人朱利叶斯·马勒马（Julius Malema）爆料非国大内部针对拉马福萨的叛乱[21]均显示出南非政治稳定始终受到挑战。而埃塞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以下简称“阿比”）上台后积极缓和各方矛盾，相继与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取得和解，政治稳定局势向好。

就与中国政府关系而言，南非与埃塞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华态度普遍友好。中埃两国素有友好合作的传统，埃塞也积极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阿比已先后两次到访北京并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深化发展。但受西方教育影响，阿比积极在国内推动“民主”改革，希望平衡东西方在埃塞的影响，西方在埃塞话语权不断强化，政府对部分中国投资项目态度出现转变，这都为中国对埃塞投资埋下隐患。南非是西方国家在非的重要阵地，西方在南非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拉马福萨因其长期的对华贸易经历而对中国抱有好感，上台后积极“向东看、向中国靠”，继承祖玛政府对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成为拉马福萨兑现其引资计划的重要力量，两国领导人已多次会晤、互访，中南签约项目已近200亿美元，中南两国关系自2010年起始终处于持续升温态势。

2.安全隐患

安全问题源于当地的经济状况、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根源以及政府执政能力。南非与埃塞两国均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和不同阶层利益冲突的矛盾，给两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总体而言，两国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投资者必须面对的风险，但是总体可控。首先，中资企业对两国投资均面临资产与人身安全风险。一是源于两国的高失业率导致的失业人群对于生存的需求和对于现状不满的宣泄。二是源于贫穷所导致的对于财富的渴望与自身缺乏谋生技能与机会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暴力行为。以上两类原因相对可控。三是源于民族、种族间的矛盾导致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以及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该类安全问题往往容易产生较大规模的冲突与人员伤亡，对中资企业人身安全造成隐患。其次，两国政府对于安全问题应对能力有限。一是缺乏相应的安保能力，二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惩戒体系，三是不具备改善这一现状的社会基础。最后，两国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于内部矛盾，暂不受外界干预和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相对可控。埃塞政府应对民族、地区矛盾冲突的能力较差，但已具备应对小规模冲突及个人犯罪的能力。南非针对犯罪行为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低下的政府效率与人满为患的监狱状况使得法律惩戒能力十分有限。

（四）两国硬制度发展阶段不同，软制度风险各异

1.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的完善是东道国保证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的重要前提，但过分严格以及带有偏向性的不公平法律法规也会造成外资企业权益受损。因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在南非和埃塞投资面临的法律法规风险也不同。埃塞的风险在于法律法规的缺位。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阶段的埃塞对于工业化生产体系下的诸多产业还未能配套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难以保障该领域投资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比如铁路立法的缺失导致亚吉铁路面对当地民众严重的破坏、拦停，中资企业没有法律可以申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破坏者也不必面临法律的惩戒，铁路运行受到严重影响。作为西方殖民地，南非继承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因为“黑人优先”运动等黑人权益维护制度的推行，法律给予当地黑人过度的保护与权益，损害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而实际受益的却仅是少数精英阶层黑人，当地年青人50%的失业率就是最好的说明。如前文所述，所有中国企业均面临BEE法案对于企业投资、招投标及企业运营的限制。

2.政策

南非和埃塞两国均存在政策设计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如埃塞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滥征税、随意征税以及税收政策的随意变动，不仅提升了企业投资成本，也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提出南非引资目标，但是南非始终没有正式的外资优惠政策，相关优惠仅在历年商务部长工作报告中有所涉及，且会根据个人喜好而随意改动。此外，受益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南非与埃塞对欧美绝大多数商品出口均享有免关税免配额待遇，出口商不用担心关税配额或贸易救济措施，这也是诸多劳动力密集型中资企业选择投资非洲的重要原因之一。

3.政府能力及腐败问题

就政府执政能力而言，南非政府的不作为已经影响到中资企业在南非投资活动的正常开展。一是企业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高发的安全问题给中资企业资产及人员都带来了损失，而政府既无力抓捕罪犯，也无法预防事件的再次发生。二是签证环节限制。中资企业员工首期签证到期很难续签，虽然有新移民法的缘故，但更多的是政府人员的懒政。部分中国私营企业雇佣南非周边国家无签证黑人以应对签证问题，增添了企业经营的风险。三是中南双方经贸合作及援助工作无法落实。尽管南非高层对于中国的援助与合作持欢迎态度，但缺乏具体落实人员及方案的现实不利于两国关系深化。

埃塞在软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腐败方面，腐败已经成为该国的文化而公开化，中资企业也均已默认寻租成本的支出。埃塞的政府腐败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公开化。政府工作人员默认“拿钱”才能“办事”的工作方式，公开报价。二是普遍化。腐败行为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政府层面的普遍现象。三是制度化。腐败已经为埃塞社会文化所默认。

（五）中埃间社会距离要小于中南间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影响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与互利互信，而这一社会环境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发展历史的积累和制度约束的传承。埃塞与南非因其迥异的发展历程和经济、社会制度，形成了各异的社会环境。首先，南非继承了西方社会环境，而埃塞与中国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长时期的被殖民历史使得南非社会继承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法律体系以及文化观念，直至今日，南非主要财团及法律均由欧美人所控制，这一特性使得南非对于西方投资者有着天然的认同。而中国企业对南非投资，不仅要面对南非本地人的文化接纳，也要面对西方主要势力对中国的排挤。埃塞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中埃两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埃塞全国有80多个民族；二是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埃塞文明史达3000多年；三是两国人口众多；四是两国均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均未成为完全殖民地。诸多相似之处推动转型时期的埃塞愿意向中国学习，这也构成了两国合作的基础。但同时需要看到，埃塞长期的基督教历史与文明使其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思维和文化，社会环境与中国差异很大，这也是中国企业投资需要面对的困难。

其次，受西方影响程度的不同，中国对埃塞、南非两国文化宣传以及软实力的输出遇到的阻力不同，进而，企业形象推广和被接纳的难易程度不同。第一，中国在非投资始终面临社会融入问题和西方舆论的妖魔化。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制度、文化渗透使得西方国家在非洲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为其实施舆论战提供了优势。通过要求举证及反面引导，中国企业的任何宣传和行为都容易被西方利用，使得中国企业往往选择慎重发声，而这又加剧了企业形象建立的难度。第二，在同样面对西方舆论引导压力下，埃塞的舆论环境要显著优于南非，一是因为中国是埃塞工业化建设主要的投资者和承建者，长期的互动与贸易往来使得当地人对中国形成了一定的认同感；二是因为南非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西方化控制为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会设置了诸多壁垒；三是南非曾经远高于中国的经济水平使其形成盲目的自我优越感，对于中资企业的进入存在偏见和轻视。两国环境差异如图2所示。

图2 埃塞及南非两国投资环境对比

 

二、基于东道国发展阶段的中国对非投资选择

南非和埃塞两国分别代表了非洲两类典型国家——以南非为代表的传统非洲经济强国和以埃塞为代表的非洲新兴经济国家。中资企业投资进程中，应对东道国发展阶段及其投资环境有清晰的认知与区分，针对东道国发展阶段而进行国家间、国家内各区域间以及产业间的投资选择，提升投资区位选择的合理性。

（一）中国对非投资的国家间布局

伴随国家发展阶段而形成的资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均对投资国投资布局、项目开展以及后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第二节的对比分析可知，目前阶段，非洲新兴国家较非洲经济强国而言是中国更优的投资目的地。

首先，非洲新兴国家接纳中国投资的意愿更为强烈。一是因为非洲新兴国家利用外商投资带来的溢出效益实现了近年来的快速增长，而其有限的初始资本积累为其实现后发赶超提供了发展空间，中国投资是其经济收敛的重要支撑，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使得这类国家更加欢迎和依赖中国投资。二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新兴国家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投资者，而这类重大项目因前期投资成本高、施工难度大、后期收益风险大而鲜有欧美国家投资，非洲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转型和基础设施完善更加依赖于中国的建设。

其次，中国对非投资产业与非洲新兴国家产业需求更加契合。如表1所示，建筑业占据中国对非投资的重要地位，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基建能力与非洲新兴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和工厂建设的迫切需求相吻合。同时，工业化转型的需要推动非洲新兴国家加大对中国制造业——尤其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吸纳。而非洲经济强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自身建设能力都远高于新兴国家，同时，特殊的发展阶段对中国投资的产业和领域限制较强。一是高昂的人力成本不适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布局，二是人力资本的有限也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需求不符。

表1 2018年末中国对非洲FDI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资料来源：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再次，中国在非洲新兴国家投资的盈利空间可能更大。一是生产成本较低，包括劳动力成本、用电成本、社区服务成本、政府沟通成本、管理成本以及适应法律法规而付出的额外支出等。二是基于两类经济体发展现状考虑，非洲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中国的持续投资和后期收益提供了保障，而非洲经济强国所面临的经济下滑对中国企业当地投资与经营都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三是非洲经济强国的政策不合理性对中国投资的影响更大。虽然非洲新兴国家法律缺失和政策体系建设不完善，但是非洲经济强国建立在不公平制度上的严格法律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投资的难度和成本。四是非洲新兴国家薄弱的基础设施与工业体系为外商投资，尤其中资企业的投资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最后，中国在非洲新兴国家投资受到的西方压力更小。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与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建立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从早期的坦赞铁路，到现在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以及诸多工业园、港口、公路、桥梁的建设，中国对非洲新兴国家的建设切实帮助了当地发展。虽然西方舆论压力不断，但中国建设能力与帮扶力度让非洲新兴国家认可中国投资。而中国对非洲经济强国的投资领域多集中于矿产业和金融业，这是西方国家重点把控的领域，加之该类国家承袭了西方体系的法律、文化和制度，西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中国进入当地市场的重要挑战。

（二）中国对非投资的国家内布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遵循了符合当时国情的“先富后富”思路。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及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但所谓“民主”的发展理念以及各地区、民族间的矛盾与利益诉求要求国家施行平衡发展策略。如由于各地区对当地利益过度关注，埃塞中央政府出于政府平衡，不得不在全国各州建设工业园；但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条件使得偏远地区既不具备工业园建设的基建基础、资源供应，也不具备发展工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对非洲新兴国家投资，应慎重对投资基础较差地区的布局，这样的投资既难以将工程建设转化为经济、社会带动能力，也极大地提升了后期招商引资及运维成本。

非洲新兴国家市场空间巨大，是中国投资的重要目标国，但是投资布局应该根据该国发展阶段和各地区发展情况而合理选择。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平衡各企业间的利益，合理指导各企业的投资布局选择。随着在非投资金额和数量的不断提升，中资企业在非竞争日益激烈，这也是造成部分承建和投资项目不合理布局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加强协调力度，减小企业为争夺市场而采取的不合理投资。二是推广中国“先富后富”的发展理念，宣传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让非洲国家合理选择发展道路，这既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对外软实力输出的重要体现。按照这一发展理念，中国对非洲新兴国家的投资应该重点布局优势地区和具备发展潜力及投资潜力的地区，首先帮助东道国建立起具有自生能力的工业体系以及维持、提升该能力的基础设施体系，实现项目建设—全产业链输出—带动当地经济—改善当地民生—实现技能转移的全流程项目合作模式。三是应集中资源，对中国在非洲新兴国家投资项目进行深化和完善，避免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项目质量的提升。现阶段“广撒网”式的投资往往不容易给企业带来稳定收益回报，也不利于企业对外宣传和形象建立。应集中有限资金，对重点项目进行完善，实现即有项目的预设目标。

（三）中国对非投资的产业区位布局

东道国发展阶段不同，其资源禀赋、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产业布局应根据东道国投资环境而有所侧重。中国对非洲新兴国家投资，应重点考虑以下产业。一是针对其基础设施落后和工业化发展对于基础设施紧迫需求间的矛盾重点布局基建产业。如港口、铁路、公路、供电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工业园区及工业厂房的承建。二是针对其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劳动力素质偏低的矛盾，重点布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轻纺产业。三是针对其自主创汇能力有限及外汇管制情况，重点布局原料本地化的出口型企业。四是针对中国优势产业“走出去”及拉动中国相关产业的目标，重点布局中国具有优势且上下游关联较广的产业。

非洲经济强国因其相对成熟的市场和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西方经济体的投资，加之殖民时期长期的文化、制度渗透，西方经济体的影响力普遍较强，中国对其投资不仅需要面临东道国的内部投资风险，也需要面对来自西方的第三国风险，投资产业需要慎重选择。一是注重布局受政策扭曲相对较小的产业。如南非BEE法案针对建筑、采矿、设备制造业最为严格，而对贸易与金融行业没有限制。针对这一制度安排，中国应结合非洲经济强国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具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市场，重点布局金融业与贸易服务业，目前，中国各大银行的非洲总部一般均设在南非。二是注重结合东道国市场发展提供适应性产品。非洲经济强国的市场发育比较完善，自给能力也显著优于非洲新兴国家，居民生活一般商品的供应相对充足，但对于具备一定技术壁垒的产品供给能力仍然十分有限。三是结合非洲经济强国人力成本较高而人力资本优于非洲新兴国家的特征，布局具备一定技术含量，且劳动力密集程度有限的产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合理项目布局。

政府应从宏观层面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进行指导，合理布局。这包括两个层面的设计，一是全球（国别）间的选择，二是一国内不同区域间的选择。前者应注意以下三点：首先，考察该国是否具备投资的基本环境，包括安全、市场、生产成本、执政能力等。其次，考察该国是否有投资的需求，既包括市场的需求，也包括政府意愿的需求。最后，考察该国是否具备未来发展潜力与投资潜力。后者应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考察该布局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其次，做充分的前期考察，了解当地是否具有产业布局所需水、电、交通、劳动力等必要条件。

第二，强化顶层沟通，提升企业软实力。

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东道国风险常是企业层面无法协调与解决的问题，如政治风险、安全隐患、政府效率、不公平竞争等。中国政府应积极与东道国政府沟通，为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为应对西方压力，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中国企业应在保证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强软实力输出。一是加强宣传能力，系统、长期地宣传，不能就事论事，掌握宣传策略。二是加强企业对社区的服务能力与联动能力，掌握与当地民众沟通的有效方式。三是逐步推动中国发展经验的对外宣传，将中国理念对外推广，让当地民众认可中国投资与发展模式。

第三，强化第三方机构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评估。

中国对非现有项目存在很多布局、设计、施工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在于项目从预可研到验收均为项目投资或承建公司内部各子公司承担，对于项目的问题难以或不必及时指正，从而影响项目质量和投资收益。下一阶段应该强化第三方机构——如科研院所、设计机构、政府机关、高校等——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战略意义等不同角度予以评估。一是前期评估，可以在项目执行前对存在问题和风险给予及时指出；二是后期评估，可以对项目执行和运行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定，给存在较大问题项目的执行企业提供宝贵意见，并形成奖惩机制，鼓励优质企业继续投资、约束问题企业及时整改。

第四，帮助东道国建立工业体系，兑现本地化生产能力。

中国企业应该从承建项目、投资项目逐步向提供技术、服务，帮助、带动东道国实现自主生产、建立自生性工业体系转变。一是要建立一支能够承接技术专业的劳动者队伍，既包括技术上的承接，也包括观念和思维上的承接；二是要集中力量强化当地工业生产基本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水、电、气、交通等；三是培育当地供应商和外包服务商，降低企业生产的各项开支，如基础原材料供应商、部分部件制造商、运输、废气废水处理、卫生与园林养护等。

 

注释

[1]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驻坦桑尼亚经商代表处：《非发行发布2020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2002/20200202935381.shtml。

[3]周瑾艳：《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文化纵横》2019年第1期，第74—81页。

[4]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9)》,ttps://unctad.org/pnblication/word-investment-report-2019。

[5]葛顺奇、刘晨:《非洲经济增长与中非经贸合作前景》,《国际贸易》2018年第8期,第9—16页。

[6]张振克、任航:《海外利益维护视角的非洲发展与安全动态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8期,第54—73页。

[7]姚桂梅:《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进展、风险与前景》,《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第9—13页。

[8]王志章、郑时彦:《中国与非洲产能合作反贫困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30—43页。

[9]孙海泳:《中国参与非洲港口发展:形势分析与风险管控》,《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67—78页。

[10]贺文萍:《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借鉴、融合与创新》,《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68—87页。

[11]刘晨、葛顺奇:《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第9—31页。

[12]Han Donglin and Huang Zhen’er,“How the African Public Views China’s Aid to Africa,”China Economist 12(2017:2):21—33.

[13]Dunning J H and Lundan S M,“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2008:4):573—593.

[14]比尔为埃塞当地货币,比尔兑换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目前1比尔约合0.2—0.25人民币,且呈上升趋势。

[15]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DI数据库。

[16]2018年2月,时任南非副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宣布从2018年5月起,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每小时20兰特(海外网: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2013/2017/0424/content_30878369_1.html)。人民币兑换兰特2019年11月平均汇率约为1人民币兑换2.06兰特。

[17]该数据为作者在两国调研所得,埃塞数据由中资企业提供,南非数据由使馆提供。

[18]数据来源:非洲开发银行The Africa Information Highway(AIH)数据库,https://www.afdb.org/en/knowledge/statistics/africa-information-highway-aih。

[19]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https://data.imf.org/?sk=388DFA60-1D26-4ADE-B505-A05A558D9A42&sId=1479329132316。

[20]王曦:《南非政坛“地震”执政党高官被停职》,中国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970225764508376&wfr=spider&for=pc。

[21]闫韫明:《南非议会否决总统弹劾调查案,外媒:拉马福萨仍有被解职可能》,环球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232300671153859&wfr=spider&for=pc。

 

秦宇，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经济学人》编辑部编辑。

 

秦宇,李钢.东道国发展阶段与中国对非投资策略[J].齐鲁学刊,2023,(04):12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