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扩大内需战略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组长：史丹

课题组成员：张其仔（通讯作者）、周维富、李先军、吴海军

 

 

一、引言

“高增长、低消费”是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投资拉动和出口促进是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增长的重要“秘诀”。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202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¹仅为40.20%，而同期的美国和英国分别为69.08%和62.77%，巴西和印度也分别达到63.52%和59.77%，均远高于我国。更为严峻的是，2019—202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仅为5.76%，2020年间甚至下降了2.50%，需求收缩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新发展格局不断形成。然而，受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冲击，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究了扩大内需的有效策略。现有研究主要从收入差距（韩立岩、杜春越，2012）、财政支持（程瑜、张琦，2022）、消费习惯（唐琦等，2018；方福前，2021）等需求端讨论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可行路径。部分研究则从住房结构调整（何兴强、杨锐锋，2019）、教育水平提升（闵维方等，2021）、资本结构优化（林晨等，2020）等供给端讨论如何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然而，现有研究却很少从供给出发，讨论如何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于2022年12月发布《“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提高供给质量，带动需求更好实现”，不仅仅要从需求端发力扩大内需，更要从供给端特别是通过高质量供给来扩大内需，从而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目标和扩大内需战略目标的双重实现。

自让·萨伊提出产品“出卖或需求”的过程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³这一被后世称之为“萨伊定律”的论断之后，在古典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里，其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基本依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更是基于此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马克思则在对萨伊定律等古典经济学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了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这一基本论断。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经典假设遭遇现实挑战，约翰·凯恩斯提出的“三大心理规律”有效地解释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并依此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判断，这也成为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直接理论来源。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滞胀阶段，凯恩斯提出的以财政政策为核心的政府干预经济工具遭受质疑，米尔顿·弗里德曼重提市场机制的完美性并主张政府重视货币政策。阿瑟·拉弗更是重拾萨伊定律，提出了以减少政府干预和全面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对供给和需求关系的阐释是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而对这一基础命题的研究则成为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经济学基础理论，重新定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尤其是立足于高质量发展的新特征探究高质量供给在需求引领和创造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基于此，本文从“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角度对扩大内需的理论框架、路径与机制、实现方略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包括：第一，本文将高质量供给界定为创新型供给和升级型供给，阐释其通过激发潜在需求、形成替代性需求、引领改善性需求和扩大外向型需求来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机制，构建了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基本理论框架；第二，本文不仅从动态的视角看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且更加强调高质量供给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进一步明晰了高质量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的具体过程；第三，本文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出发，讨论了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具体方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政策建议，这为创新驱动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1 居民消费率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2015年不变价美元）与GDP（2015年不变价美元）的比值。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3 参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42-145页。

二、现实背景

（一）供需错配和高质量供给不足的现实困境

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消费降速成为各国需要重点关注的重要话题，我国居民消费增速也呈现放缓态势。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错配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居民消费进一步增长、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和促进消费升级战略的稳步推进。

1.中间投入高、最终消费低，消费潜力尚待挖掘。

从最终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2020年投入产出数据，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表现出“中间投入高、最终消费低”的典型特征。一是社会总产出快速增长，但最终使用比重并未随着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而增长。社会总产出从2002年的313431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2699028亿元，增加了近7.61倍，但最终使用比重反而从47.28%下降至43.69%，总产出的中间使用比重接近60%，并且在近20年的时间里并未有太大改观，我国的中间产出和投入比重仍然偏高。二是最终消费支出偏低。我国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消费支出占最终使用的比重分别为48.37%、38.95%、41.37%、45.67%和47.29%，相比美国、英国和德国80%以上的最终消费支出比重仍然偏低。

2.产品质量难以满足潜在需求。

较高的产品⁴质量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度进而扩大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还可以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培育新的产业。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驱动下和不断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压力下，我国的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相比，我国在产品质量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2020年，我国出口产品中资本品和零部件的占比虽然上升，但其质量处于较低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8%～52%（张豪等，2022）。在国内市场中，一方面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严重依赖进口，高端装备、基础软件、核心产品依然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问题。同时，国内生产产品的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率由2017年的8.5%上升至2021年的12.2%，不合格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21年抽查的部分产品不合格率高达30%，比如按摩器具（37.6%）、防爆电机（39.1%）和木制家具（40%）等，抽查中不合格率最高的5种产品不合格率更是超过40%，分别是空气净化器（44.3%）、滴灌带（48.6%）、电磁灶（54.1%）、车用汽油清净剂（56.4%）和电热暖手器（65.1%）。

3.高附加值产品难以满足潜在需求。

在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的背景下，我国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难以满足潜在需求，大量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口。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了2021年具有代表性的贸易子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系数⁵，结果显示，我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如帽类及其零件、家具、灯具、寝具、玩具、游戏品、陶瓷产品等均具有较高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其值甚至接近于1。高附加值产品则出口不足，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如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照相及电影用品、药品以及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等具有较低的贸易专业化系数，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等的贸易专业化系数甚至接近于-1。

4 本文所指的产品包括附加在有形产品之上的相关服务。后文除特殊说明之外同此定义。

5 贸易专业化系数也被称为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用于反映具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比较优势，计算公式为（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其值介于-1到1之间，如果进出口平衡，则其值为0；如果其值大于0，则表明该类产品以专业出口为主，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强；如果其值小于0，则表明该类产品以专业进口为主，不具有国际竞争力，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弱。

（二）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现实需要

1.消费水平的提升对供给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我国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关口，在庞大人口基数的驱动下，我国国内消费规模迅速增长，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消费总额从2000年的3712元增加至2022年的31718元，增长了7.54倍，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高达10.72%，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2022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总额为38289元，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额仅为195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总额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额的1.96倍。虽然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差距呈现收敛态势，城乡消费比从2000年的3.64下降至2022年的1.96，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在波动中收敛。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城乡协调发展进程的加速，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城乡消费差距逐渐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居民将对消费的产品及其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2.新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引致新需求。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交叠的浪潮中，从新能源到绿色经济，从大数据到“互联网+”，从人工智能到智能制造，大量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新供给创造了大量的新需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14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销量从2014年的7.5万辆增至2022年的688.7万辆，增长了90.83倍，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⁶在网络购物、在线外卖、直播带货、网络健康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带动下，我国的网络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的网上零售额从2017年的7.18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13.79万亿元，增长了92.06%。虽然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增速有所放缓，但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依旧实现了4.0%的增长。其中，2022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11.96万亿元，同比增长6.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7.2%。根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2022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3.83万亿元，同比增长3.5%；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2.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快递业务的发展，2022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到1105.8亿件，同比增长2.1%；快递业务收入完成996.9亿元，同比增长8.6%。

6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3.消费者质量认可度偏低，亟须提升产品品质。

在收入不断增长进而放松支出预算的前提下，消费者对具有更多附加功能、更高品质的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但是，国内产品的质量与消费者尤其是价格敏感度不高的消费者的预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2021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投诉911万件，其中质量问题213.9万件，食品安全问题69.2万件，分别占比23.5%和7.6%。而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相对2020年同比增长最快，分别为93.8%和53.6%，表现远高于售后服务（30.6%）、广告问题（29.2%）、合同问题（15.7%）和价格问题（7.2%）。在2021年全国12315平台受理的286.6万件网购投诉中，质量问题高达117.5万件，占比为41%，远高于售后服务（33.4%）和合同问题（13.2%）。由于我国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质量缺乏信心和认同，纷纷转向海外代购。根据中研普华研究院整理的数据，2012年以来，我国海外代购市场迅速发展，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由2012年的483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2175亿元，10年间增长了3.5倍。

三、供给影响需求：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供需关系的经典理论与分野

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是经济学中旷日持久的争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需求自行创造自己的供给”的凯恩斯定律构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定律”之争。

1.西方经济学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讨论。

萨伊定律的最初表述来自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其明确指出，产品“出卖或需求”的过程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⁷萨伊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即使有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会被相对力量所吸引，最终市场会形成均衡，此时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是相等的。鉴于对市场完美运行机制的信念，以萨伊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一百多年里，萨伊定律备受推崇。马歇尔（1890）进一步以萨伊定律为基础，认为市场出清会使需求和供给趋于均衡，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社会不会出现长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然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这一论断遭到质疑。

7 参见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42-145页。

凯恩斯（1936）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发生，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提高社会的有效总需求，并将供求相等的均衡国民产出提高至潜在的就业水平。凯恩斯认为，需求可以自行创造供给，并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总需求来稳定经济。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帮助欧美国家摆脱了大萧条并实现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但是，持续不断的财政政策导致各国赤字率居高不下，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滞胀”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此时，以“货币理论”闻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重提古典经济学，主张市场机制是最完美的机制，无需政府干预，市场会自动熨平经济波动，货币政策的地位开始提高。以阿瑟·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则重拾萨伊定律，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以减少政府干预和全面减税的核心经济政策。

2.马克思关于供给和需求关系的讨论。

马克思的供给需求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价值决定供给和需求，并最终影响价格，而价格则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供给和需求关系对价格具有调节作用。在对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生产决定供给，消费决定着需求量，消费与需求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即供给决定需求。因为生产不仅决定消费的对象和方式，而且还会为商品消费创造动力。当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时，人们才会进行消费，如果这种商品没有被生产，人们是不可能进行消费的。此外，马克思认为消费也会反作用于生产。一方面，没有消费，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不断更新会对生产形成指引。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资本将会聚集到少数资本家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需求减少，从而形成相对过剩人口，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严重不足。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达到生产和消费的短暂平衡。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关于供需关系的讨论存在争议，而马克思则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了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主要强调供给的决定性作用，为现实经济中关注价值创造、关注生产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高质量供给的角度讨论如何创造新需求。

（二）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理论框架

延续马克思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逻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供给在新需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多重功能，形成了高质量供给和新需求创造的理论逻辑。

1.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理论阐释。

高质量供给不仅包括创造新供给，还包括供给方式的创新。通过新供给和供给方式创新，能满足和激发新的和潜在的需求、改变消费模式、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提升产品品质，进而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1）新供给可以满足和激发新的和潜在的需求。供给的本义是财富的生产，在现实中表现为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而需求则是居民现实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虽然对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存在潜在的心理欲望，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技术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种需求也只能是“心理”上的和“潜在”的，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因此，只有当新供给出现时，新需求才会显现出来。新供给能够持续创造新需求，形成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或管理模式（滕泰、刘哲，2018），一些具有颠覆性创新的供给，能够激发人们的潜在需求，创造出大量新需求（孙杰、吕梦月，2017）。例如，在苹果手机出现之前，大众消费者没有明确的智能手机需求，而只有其被生产出来之后，对多媒体、通讯等智能手机的新需求才被激发和具象化。

（2）新供给可以改变消费模式从而引致新需求。技术是新供给的底层支撑，可以极大地改变市场结构和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其从供需两端对传统市场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挑战（孙天阳、杨丹辉，2022）。例如，在数字时代大数据被广泛应用的条件下，追踪消费者足迹的能力大大增强，营销科学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杨扬等，2020）。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能通过创造消费新场景、重塑消费新体验和激发消费新需求等途径提升消费水平（王永瑜、吴玉彬，2023），并可以通过产品、渠道和服务创新三个方面创造出高质量的需求（杜丹清，2017）。任保平和苗新宇（2021）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影响下，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新经济有助于塑造新型消费主体、新型消费客体和新型消费环境，引致绿色消费、信息消费、共享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推动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3）作为新供给的重要来源，新产业的发展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新产业的发展也往往蕴含着新技术的涌现和应用，其在改善产品功能、提供新产品供给的同时也推动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李姝和姜春海（2011）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肖兴志和姜莱（2014）的研究也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出在达到一定门槛值后，高耗能产业的减少有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改进。Mende et al（2019）基于七项实验研究发现，消费者与人形服务机器人互动会表现出补偿性反应，例如，他们喜欢购买能够彰显身份地位的商品或寻求社会归属感。林晨等（2020）构建了人工智能和异质性资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人工智能一方面有助于吸引资金从房地产流向实体经济，抑制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另一方面可以减弱地方政府依靠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动机，抑制基建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挤出。孙早和许薛璐（2018）则发现提升高端（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有利于消费结构改善。

（4）新供给中的品质提升可以有效创造新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顾客需求是从基本的产品需求向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满足的过程。因此，企业不仅要做产品，还需要提升产品质量，塑造良好的品牌声誉，这样才能够满足顾客的潜在需求，甚至创造新需求。辛伟和任保平（2021）指出，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水平提升为渠道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有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形成。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满足以个性化、多样化为典型特征的消费升级需求，有助于解决中低端产能过剩问题（赵剑波等，2019）。

虽然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高质量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的问题，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导致关于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第二，目前的研究关于高质量供给和新需求的概念内涵并无明确和一致的定义，对于高质量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更是缺乏路径和机制分析，导致高质量供给如何促进新需求的具体过程不够明晰；第三，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供给和需求表现出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应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研究高质量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研究，也能够为政府在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精准施策提供理论依据。

2.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理论分析框架。

供给的对象不仅包括消费品，还包括中间品，不仅包括有形产品，还包括无形服务以及复合型的服务产品。高质量供给的核心内涵在于打破传统低质量供给的路径依赖，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本文将高质量供给划分为创新型供给和升级型供给两类：创新型供给是从0到1的供给，是一种引领型的供给，其主要取决于新技术的创造和转化，对应着的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诞生；升级型供给则是从1到100的供给，是一种竞争型的供给，其主要取决于边际上的改进，对应着产品和服务的改进、产业的升级、商业模式和商业业态的效率提升。

从需求来看，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但高质量的供给对需求的满足是一种增量的、改善的和创新的需求，包括潜在需求、替代性需求、改善性需求和外向型需求。潜在需求是指市场上消费者对某种产品或服务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但是由于市场上没有现实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只能待机购买；⁸替代性需求是指消费者在实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某项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发生变动时，消费者会选择互补性产品或服务进行消费，从而导致原有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受到扰动；改善性需求是指人民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下，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层次和质量水平有了更高的需求，对应着的是消费升级；外向型需求是相对国内需求来讲的，特指外部需求，对应着出口。

8 此外，潜在需求还可指虽然市场上有特定的产品和服务，但是由于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只能待时购买。本文定义的潜在需求特指待机购买的潜在需求。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既存在着生产为起点、消费为终点的正向循环，也存在着消费为起点、生产为终点的反向循环。一方面，高质量供给通过创新型供给和升级型供给两条路径，激发潜在需求、形成替代性需求、引领改善性需求和扩大外向型需求，从而实现新需求的扩张；另一方面，新需求的扩张也会反作用于供给，实现供给在数量、质量、结构和模式上的全面优化和创新。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高质量供给和新需求的动态关系

 

四、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内在机制和路径

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是创新驱动下的创新型供给和竞争驱动下的升级型供给共同作用于现实需求的过程，分别表现出对潜在需求的激发和改善性需求的满足，最终引致包括外向型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为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目标，通过提供新的、多样化的供给内容，以及技术供给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形成创新型供给创造新需求和升级型供给引领新需求的两条路径。

（一）供给驱动需求扩张和升级的内在机制

经典的供给和需求是抽象化了的价格和数量的函数，在独立的无差异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下，供给和需求形成均衡价格和产量。与抽象的、理论上的供需概念不同，现实的供给和需求不仅是变化的和多元的，且二者还会交互影响。首先，供给不是抽象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而是具象化为数量、质量和种类的三个方面，形成丰富化、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供给。数量、质量和种类在现实中不可分离，它们构成了供给的“三位一体”结构。其次，需求也不是单一的、平面的，表现出层次性、多样性的特征，同时具有潜在（隐形）需求和现实（显性）需求的差异。对于具有不同预算约束和需求函数的消费群体来看，不同种类和质量上的供给除了可满足其基本需求外，还可满足更为复杂的改善性需求以及尚未被发现的潜在需求。再次，供给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在满足现实需求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大规模的供给可用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基本需求，高质量的供给可用以满足用户对更多功能、更高效用的改善性需求，更多种类的供给可用以满足潜在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一基本逻辑勾勒出了现实中供给和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尤其体现了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的功能。具体来看，大规模的供给主要通过成本节约和效率改善满足基本需求，更加丰富的品类供给主要通过创新来满足市场的潜在需求，而竞争则成为供给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因继而满足市场的改善性需求，供给的“三个方面”通过“三种机制”满足现实中的“三类需求”（如图2所示）。

 

图2 现实中的供给和需求关系

 

1.效率驱动下的大规模供给通过节约成本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基本需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发明和应用生产工具、创新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能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社会效率提升和发展的动力来源。作为人类社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⁹。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取代人力、以大工厂生产取代个体工场和手工生产，技术革命和生产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例如，最初的珍妮机只能同时纺8根纱线，而在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可同时纺80根纱线的多轴纺纱机，而从多轴纺纱机使用水力到装上蒸汽机只用了20年（芒图，1906）。与此同时，随着机器大生产对手工生产的取代，规模经济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下降，更低价格的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大众的需求，更通过输出到全球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比较优势。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廉价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造成巨大冲击，从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戴鞍钢，2001），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供给效率延伸到全球，实现了其市场的全球扩张，也进一步夯实了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此后的每一次技术和工业革命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升了供给效率并降低了供给成本，大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扩张了产品供给，成为满足民众基本需求、实现社会富足的根本驱动力量。效率驱动下的大规模供给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供给过剩，这被马克思称之为“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诱因。然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高效供给第一次实现了对人类基本需求的极大满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效率进步，促使大量新的、价格低廉的工业品进入经济系统中，满足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原材料、工具、消费品等各种需要，高效的供给带动了社会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并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麦迪森（1998）将1820年后的世界分为A组和B组，其中，A组是西欧、西方衍生地区和日本，其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了19倍；作为B组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提高了5.4倍，A组的增速几乎是B组的4倍，国民收入的增长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效率的优势。从代表性经济体自18世纪至今的经济增速来看，欧洲、美国和日本都有效地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保持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增长态势，西方世界迅速兴起，而同期的亚洲国家则陷入了衰落的境地。

2.创新驱动下的多样性供给通过激发潜在需求进一步扩张了社会需求。

工业革命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使得大规模供给成为可能，而孕育其中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则催生了大量新产品、新产业的涌现和发展，它们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供给的种类，成为多样性、新的供给的重要来源。这些多样的、新的供给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引领着需求的进一步扩张。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不仅满足了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对稳定、高效率动能的需求，也进一步带动了作为中间品的煤炭、钢铁冶炼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汽车、电视、收音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话等各类家庭消费品的快速涌现，不仅使得人类的消费需求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和满足，更是带动了钢铁、石油、橡胶、精密仪表、电力、电器、冶金、汽车、飞机、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等中间品需求的扩张（徐玮，1989），大量新的产业门类得以建立，也形成了当今产业体系的主体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变革是计算机的发明、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大规模应用，人类的能源、技术和交通通讯实现了绿色化、数字化、高速化发展，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

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从农业时代带到工业时代和数字时代，技术和产品创新丰富了工业化、信息化的产品供给，激发了民众的潜在需求，带动了中间品需求的扩张，促进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形成了“创新供给——满足潜在需求——刺激中间品需求扩张——促进社会总需求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创新供给”的供需循环螺旋式上升。1940年，美国已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79%的美国家庭已开始使用电力；汽车数量增长到3250万辆，有22家航空公司，航线9.4万英里，载客量318.5万人；电话、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化工用品，例如肥皂、合成纤维、合成药物等已成为日常消费品；城市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达到56.5%，大城市达到140个，居住了全美48%的人口（林克、卡顿，1980）。

3.竞争驱动下的高质量供给通过改善体验进一步创造新需求。

与效率改进和创新驱动激发需求的机制不同，高质量的供给创造新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竞争对手和用户的压力。在用户边际效用递减的基本规律下，要持续满足用户的效用目标，则需要提供额外的功能或者更高的性价比，即提升供给质量以满足用户需求。更高质量的供给是获得比较优势、构筑市场地位的必然选择，甚至是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Porter，1990）。从内在机制来看，高质量供给一方面能够提供超越用户预期的使用体验，满足用户对更多功能、更易使用、更低使用成本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高质量供给可通过对较低质量的国内外产品的替代，满足国产替代的结构需求和升级替代的增量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当前解决现实需求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现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结构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已成为供给侧的瓶颈和难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抓手。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是顺应消费升级、解决中低端产能过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人民过上更高质量、更美好生活的基础保障（赵剑波等，2019）。此外，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以及当前国际竞争形势的变化，高质量的供给已成为我国保持比较优势、获取领先优势、维系全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二）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路径

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是在效率驱动需求扩张的基础上实现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供给，表现为创新型供给创造新需求和升级型供给引领新需求两条路径。前者是通过发展新兴产业、提供新产品驱动潜在需求转化为真实需求，并满足用户对更多新产品、更多功能、更高效率的需求；后者是通过传统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以提供更高质量产品，从而形成改善性需求，既能满足国内升级的需求形成国产替代，又能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拓展国外市场需求。图3是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路径示意图，AB是供给质量和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数量型供给，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同质化产品供给以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此时社会总需求的扩张主要来源于供给数量的增加；BCD是质量改善和跃迁时的升级型供给，能够带来需求的改善，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升级型供给所创造的改善性需求曲线是“凸”的；CE则是在升级型供给的过程中发生技术或市场跃迁形成创新型供给，以边际效用递增的速度创造和激发潜在的需求。由供给曲线从AB段到BC段再到CE段的变化情况来看，升级型供给创造了改善性需求（即引领了新需求），创新型供给则激发了潜在需求（即创造了新需求）。

 

图3 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实现路径

 

1.创新型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容创新和方式创新。

创新型供给创造新需求，是创新驱动下通过多样性供给激发潜在需求的过程，其对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应。其中，供给内容和方式的创新是具体的实现形式，前者是提供新的、多样化的供给内容，后者是通过新的供给方式实现对原有需求的替代。

供给内容创新是指从无到有地为用户创造新的效用，其通过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和替代原有需求进而扩张社会总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供给创造需求”的基础是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具有显著的信息和能力优势，能够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开发新的产品为用户创造新的效用，帮助用户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要、以新的供给替代原有供给以满足现实需求，并在此过程中推动新产业的涌现和发展，这一过程往往是创新企业崛起和新产业发展并逐步向主导产业演化的过程。以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典型事件为例，发电机、电灯等电力设备和产品的发明和应用，将电力能源和应用场景带入千家万户，人类对光明、便捷、清洁、高效等方面的需求被大大激发，社会总需求也得以扩张，推动了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向电气时代的变迁。在工业革命史每一次“物种大爆发”中，新的产品被创造和生产出来，新的企业不断涌现和崛起，新的行业从萌芽到成熟，形成新的供给并创造了新的需求。

供给方式创新则是供给内容创新的实现方式，其根本目标是为新产品供给和新产业涌现提供基础和资源支撑。从表现形式来看，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出现和应用，实验室技术向工厂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创新成果的产品化产业化转化等，都是驱动供给内容创新的实现方式。在知识创造、扩散和应用这一供给方式创新过程中，需要政府扮演创新的规划者、投资者和组织者角色，企业发挥其产业化的优势牵引创新资源的投入和配置，同时吸引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到创新过程中，形成创新生态网络以支撑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产业的发展。从工业革命技术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各类政府研发基金、实验室、研发中心等，都在创新型供给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总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量。

2.升级型供给引领新需求的实现内容和实现方式。

升级型供给引领新需求，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通过高质量的供给形成对低质量供给的替代以改善用户需求进而形成竞争优势，通过国产替代提升国内需求份额并通过出口向外输出，最终形成总需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升级型供给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产品和产业的升级，其实现方式则主要表现为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的融合发展。

升级型供给的内容是用“质量提升”来增加用户效用并获取竞争优势，其通过满足用户高质量需求来扩张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形成总需求的扩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产品从发明到成熟的过程是产品功能和质量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也是企业竞争和产业发展的过程。通过“微创新”的升级型供给，例如将新技术应用在传统产业和产品改造中，将不同技术和产业予以融合，可以有效改善用户需求，帮助企业获取差异化优势，进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从其经济后果来看，质量改善后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用户的改善性需求，有利于后发国家（地区）实施国产替代并积累知识、技术和资本，进而通过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形成供给输出，促进总需求的进一步扩张。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数字化就是升级型供给的典型事实，通过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在扩大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率和竞争力，通过赋予传统产品数字化、智能化功能以进一步吸引新的购买者和刺激已有用户升级，数字经济实现了产业中间品需求和最终消费需求的共同扩张和互相强化。

升级型供给的方式表现为不同产业属性和技术属性的产业和技术融合，包括多产业融合和新技术扩散两个方面。多产业融合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其根本来源于产业技术范式的变革。例如，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推进了信息技术融入传统产业中，进而驱动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将绿色低碳技术和数字技术共同作用于传统产业，以数字技术实现了绿色低碳和产业转型升级目标；制造业服务化将服务业的发展理念用于制造业，通过一体化服务方案设计和供给满足了用户的整体性需求。新技术扩散和应用到现有产品中，形成“微创新”模式来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例如，信息技术、电池技术融入汽车中，促进了汽车的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不仅改善了用户使用体验，更是成了后发者“变轨”赶超的重要技术和市场窗口。

五、高质量供给的实现方略

没有高质量的供给，没有高质量、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就不能很好地引领和创造国内外市场需求，就不能实现高质量的供需匹配和良性的供需循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当下，打造高水平的供给体系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瞄准制约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短板和瓶颈；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需要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升级；需要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通过加快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创新型供给，积极扩大改善性供给，破解供给结构错配困境，消除供给质量瓶颈和数量缺口，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完美匹配和良性循环。

（一）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扩大创新型供给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一再向人们展示了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如何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汽车工业的出现和汽车产品的供给不仅造就和引领了汽车消费的热潮，并且派生出了对钢铁、机械、橡胶、石化、电子、纺织等中间产品和研发设计、交通物流、维修服务等生产生活服务业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市场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创新型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规模更大。例如，新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推出仅短短两个多月就创造出用户突破1亿人次的消费奇迹。当前，新供给引领新需求在我国取得了较大进展，5G、新能源汽车、高速铁路、大飞机、移动支付、网络购物、互联网医疗等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创造和引领了一大批新需求。但是，我国在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等新型供给创造和引领新需求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数量和质量缺口，弥补创新型供给缺口，提高我国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等创新型供给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需要多向发力。

1.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发展基础好、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要瞄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绿色环保、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与服务，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抓手，集中优势资源，建立健全产学研用联合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打造高质量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创新联盟与技术推广转化平台，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高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的自主开发能力和产业化、工程化能力，提升创新链对新的产业链和新的产品供应链的科技支撑能力。实施一批重大专项工程，如集成电路发展工程、应急疫苗创新重大工程、智能制造装备研制专项工程、高性能稀土材料研制创新重大工程、新能源汽车质量提升工程等，加快培育发展一批标志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提高新产品、新服务的供给能力，引领新产品、新服务成为投资与消费的新宠甚至“爆款”。

2.前瞻性地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顺应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新趋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瞄准量子信息、未来网络、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等未来前沿科技，高端膜材料、非硅基芯材料、超导材料、智能仿生、增材制造材料等未来新材料，合成生物、细胞生产、细胞治疗、基因药品等未来健康产品，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链主型企业，借力风投资本，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求、多线路研发以及多途径、多渠道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和产业化、工程化能力。在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等地区率先孵化培育发展一批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集群，引领和主导世界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创造和引领未来创新型需求。

3.培育有利于新产业发展和新型供给形成的应用场景和创新试点基地。

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和产业体系完备齐全的优势，围绕智能机器人、超高清视频、5G、人工智能、智能汽车、大数据、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重点领域，率先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城市和产业园区试点建设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示范应用场景和创新试点基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与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领域实现全环节、多维度、可持续的场景示范，以场景示范和创新试点基地推动技术成果“1～100”的加速孵化和“100～100万”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形成并不断扩大新产品、新服务的有效供给，带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扩大升级型供给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出现“双升级”的变化趋势，消费需求趋向绿色化、智能化、健康化、便利化，投资需求趋向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在供给侧，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低端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供过于求，同质化恶性竞争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绿色低碳化产品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与供给不足，不能适应消费和投资需求升级的需要。适应消费和投资需求水平提高和结构升级的发展要求，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的适配性，需要加快传统产业的高端化、绿色低碳化、数字智能化升级改造，提高优质产品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改善性需求和输出性需求。

1.加快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升级改造，减少低端无效供给，扩大高端有效供给。一方面，要加快淘汰粗钢、煤炭、煤电等领域的过剩产能，加速相关领域的僵尸企业清理，推动产业升级并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结构升级进展，提高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要瞄准我国在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技术等领域的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实施一批技术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与提升工程，打造形成包括产品设计、材料研发、工艺开发、产品制造、市场推广应用等在内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的科技攻关机制、技术与产品突破机制，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基础产品、技术和工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补足高端产品和工艺领域短板和差距，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加快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领航企业、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扩大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健全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示范应用的保障机制，解决好有材（产品）不愿用、有材（产品）不敢用的问题。

2.加快传统产业的数智化转型，扩大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把握数字经济的时代机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先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改造，提高满足需求升级对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推广应用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产品数字化辅助设计软件、智能设计与仿真验证等数字化技术工具和软件，提升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自主设计能力；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推动企业开展产品换代（用智能化的产品替代传统产品）、机器换人和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建设，加快实施传统产业全产业链工业互联网改造；支持和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云，打造一批产业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利用互联网、数据挖掘和分析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新兴技术，着力推进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深度融合，支持企业积极布局发展用户直连制造模式，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推动企业由单纯制造向品牌建设业务延伸。

3.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化升级改造，提升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物总量减排、环境影响最低、绿色低碳环保”为目标，实施一批节能减排降碳技术开发行动计划和绿色低碳制造工程，推动节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共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相关设施装备攻关，开发并推广应用新型节能工艺技术、过程能量系统优化技术、低温余热回收利用技术以及“三废”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技术和装备等先进适用低碳技术，并用其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领域、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化升级改造，显著提升传统产业节能环保低碳化发展水平，扩大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满足绿色低碳投资建设与消费需求。加快发展再制造产业，以循环发展理念为指引，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再制造产品与旧件检测认证平台、技术研发中心、推广应用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围绕船舶及海工装备、工程机械、高端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冶金设备、精密切削工具等重点领域发展包括维修、改装、技术升级、系统集成、再制造产品研发生产、再制造产品服役寿命评估等再制造业态，加强再制造技术研发与推广，扩大绿色低碳再制造生产能力，以满足绿色低碳再制造方面的投资与消费需求。

4.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夯实现代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且供给质量不能满足消费者收入提高后对安全、健康、营养、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保障农产品供应安全、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一是要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与应用，加快农业的机械化、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建立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夯实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二是优化农业空间布局。统筹考虑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发展基础等因素，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科学合理布局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创新农业与未来农业发展试验区，形成既能发挥比较优势又具备长期可持续性的农业发展布局。三是调优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农产品供给品质。在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对农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提高紧缺农产品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品质，扩大优质粮、加工粮、专用粮的比重，提升健康、营养、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品质的双重要求。

（三）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高质量服务供给

当前，我国服务业供给上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升级的发展要求。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升服务业供给体系对服务业需求体系的匹配性，需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的发展需要和方向，聚焦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提升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和水平。

1.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顺应新科技革命下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促进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不同领域间的融合发展，提升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鼓励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延链拓链，积极拓展研发设计、供应链协同、系统解决方案、柔性化定制、网络精准营销等生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企业由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和“产品+技术+服务”转变，推动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为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商和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提高服务型制造发展水平，扩大服务型制造的供给能力。要鼓励科技服务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等具有技术、信息、资金和资源整合能力优势的服务企业，向生产制造端延伸，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服务、创新设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网络化协同制造、服务外包、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满足先进制造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新需求。

2.加快发展高质量现代生活服务业，提高现代生活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顺应城乡居民生活方式转变和消费升级趋势，聚焦生活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上水平，丰富与扩大生活性服务供给，改善服务体验，加快推进生活服务业向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升级，打造数字化、标准化、集约化、绿色化的城乡居民生活服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充足、优质、公平、可及、智慧、共享的品质化生活服务。一方面，要适应需求升级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全力推动生活服务业提档升级。聚焦文旅、健康、养老、商贸、教育等领域，促进线上线下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发展体验式消费、个性需求定制服务等新业态；大力发展数字生活、数字娱乐、数字体育、数字教育、数字文博、数字创意等新兴业态，丰富移动支付、无人零售、共享经济、场地短租等新模式，积极发展远程医疗、线上旅游、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直播带货等在线经济。另一方面，要加快生活性服务基础设施数字化、智慧化、现代化改造进程，提升基础设施对现代生活服务业的支撑承载能力。鼓励大型百货购物中心、连锁超市等场所“云化”改造，对传统商店、街区、景区、商圈等进行数智化改造升级，建设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慧景区、智慧商圈，加快推进移动智能终端、智能家居、医疗电子、陪护机器人等在现代生活服务业领域的普及应用等。

六、政策建议

立足于高质量供给视角下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需要切实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深化供给侧改革以释放高质量供给潜力，提升市场主体信心以激发高质量供给活力，加大高质量的创新供给，进一步创新分配制度和预期管理以刺激新需求的实现。

（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释放高质量供给潜力

高质量供给不足、低端供给对高质量供给的挤出是阻碍需求进一步扩大和提升的重要因素。要从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破除抑制创新型供给的相关限制性政策，加快化解落后过剩产能，加大标准和品牌等高质量要素供给，释放高质量供给的潜力。一是要破解供给侧的相关限制性政策，激发市场活力。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安排，有计划、分阶段、按部就班地改革完善相关的经济体制、管理管制体制，加快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政府管制适度的体制机制，破除对文化创意产业、通用行业产业等可能存在的过度管制问题，破除民营经济准入障碍和经营过程中的“玻璃门”“旋转门”等，为新型供给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二是要着力治理产能过剩问题，防范其对高质量供给的“挤出效应”。短期内，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不断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优化能效、环保、安全等约束性指标体系，强化差别化定价、信贷、财税等政策措施，引导相关企业关停并转和改组改造，加速推动低端过剩产能的淘汰，化解过剩产能，消除低端产品的供给过剩。长期内，治本之策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低端过剩产能退出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出现产能过剩。三是要强化标准体系供给，提升标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国家标准化机构等专业组织以及各类主体加入国际标准组织以及行业协会、标准联盟等，推动中国提出的技术标准和规则进入国际议程。强化国内标准的国内市场培育，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贸区内的标准共建和推广，提升参与国际技术规则的话语权。重视国际通行规则和话语体系标准的推广，以国际通用的话语观念推动中国技术规则的国际化拓展，利用第三方中立组织来传播、推广中国标准。提升国内的标准管理和实施能力，要立足于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由国家统筹，推动多部门、多领域、多主体参与到基础标准、方法标准、产品标准的建设过程中，形成从顶层标准规范到技术标准和操作标准的系统化设计。四是要加快品牌建设，提升高质量供给的市场价值。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品牌建设支持，进一步推动数字平台建设，提升数字平台监管水平，打造数字向善的可信赖品牌；鼓励企业基于数字平台打造和提升品牌，引导品牌社群积极沟通，通过口碑、数字反馈等多种方式宣传品牌，加速中国品牌的培育和成长。强化传统文化与品牌建设的有效融合，挖掘传统文化与个性化需求相匹配打造特色品牌，形成一批满足小众需求的高价值品牌，强化产品和品牌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王海忠、王子，2012），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发掘地方特色、强化区域品牌建设，围绕各地特产、特色产品等，强化原产地品牌、地域品牌建设和保护力度，提高品牌溢价，真正将品牌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有效协同起来。

（二）进一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以激发高质量供给活力

总需求的扩张不仅需要最终需求的扩张，还需要扩大中间需求，引导市场主体加大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循环。一是要在短期内破解市场主体生存困境，稳固供给侧的市场主体基本盘。推动疫情防控期间减税降费、稳岗返还政策的有序退出，防范社保费用缓缴、税收缓交、银行贷款缓期等在疫情后对市场主体的短期“压力叠加”，中央财政可考虑加大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增加对地方财政返还比例。鼓励各地对受灾等客观原因影响的市场主体加大信用修复力度，为企业正常经营下的融资、市场监管等创造条件。强化产业链对接、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国内外市场对接，着力为中小企业提供订单保证。严格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形成保障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长效机制，鼓励大型民营企业缩短账款支付周期。二是要强化长期增长预期，刺激长期的总供给扩张。保持适度超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投资结构，深挖现有房地产业的增量投资，进一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工业园区、重点产业集聚地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产业基础投资的新增长极。强化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点支持，给予创新投入的专项财政支持，按照产业属性给予税收优惠，支持其优先上市等，加速国产替代和保障产业安全。除了进一步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外，重点关注对就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将解决就业和促进产业升级作为强化市场主体预期的重要抓手。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普惠性支持，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的税费水平，探索推动流转税向消费税转变的试点改革，减轻流转税带给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现金压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坚持扩大外需，尤其是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既要通过技术升级、品牌升级推动价值链升级，更要强化外部直接投资，稳固我国在传统制造业、工程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国际大市场加速经济大循环。三是要强化法制建设，从根本上保障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权利。强化干部思想教育和廉政教育，加大对官员和办事人员的信用评价并将其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中，对因其个人不诚信导致政府信用受损的追究相关责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督查和各地自查，坚决打击各类违法侵害企业家和企业的行为并强化宣传，以提振企业家信心。立法明确企业家轻微违法的“补偿机制”，激发民营企业家放手创业、大胆投资。

（三）进一步加大和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高质量供给

无论是创新型供给还是改善性供给，其根本来源于创新能力。国家要发挥创新能力的规划者、建设者和协调者角色，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创新公共品扩散，为高质量供给夯实创新基础。一是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效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贯通发展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突破农业、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工业基础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突出短板制约，增强产品、服务和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能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开放、协同、高效的产学研技术合作开发平台，健全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制度构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健全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制度。二是要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人才、科技产业人才、技能型人才的阶梯式培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高质量供给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创新人才使用方式，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鼓励科教融合、科创融合、产教融合等，形成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有效融合。创新人才使用获取方式，逐步扩大对全球留学生的招生比例，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人才与境外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的交流和合作研究。三是要强化创新领域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激发全球生态活力。进一步创新开放思路，强化与全球其他国家在标准、技术、知识和市场方面的合作。主动推动我国企业的相关技术标准向国际标准化组织和欧美企业的开放与共享，形成有序合作和竞争的基本态势，推动国际标准的全球应用。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横向与纵向合作，鼓励企业以专利相互许可等方式强化与国际产业网络的相互嵌入，通过打造国际化产业论坛等平台，增加中国企业、科研人员与国外合作的机会。加大与国外学术机构、标准化组织、全球顶级研发机构、国际论坛的合作交流，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全球知识网络，通过机构和人员互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创新合作生态。坚持开放市场、寻求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通过让渡部分市场换取国际标准接口，避免技术路线和前沿技术“脱钩”，防范产业过度保护所带来的“加拉帕戈斯化”，并通过产能绑定强化我国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

（四）进一步创新分配制度和预期管理以刺激新需求的实现

新需求的最终实现需要落实到现实需求，但其受到收入、预期和社会财富分配状态等因素的影响。一是要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社会总体消费倾向。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废除阻碍地摊经营、流动经营等相关影响就业的地方政策，切实保障底层民众、困难群体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实施普遍的减税政策，提高再分配制度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改善作用。进一步降低农产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税率，间接增加民众收入。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的征缴方式创新，探索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夫妻双方乃至直系家庭合并申报，提高家庭之间的税负纵向公平。二是要强化预期管理，提高民众消费欲望。要进一步落实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城镇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创新低收入者三次分配基金设立和运营方式，提升对低收入者的社会性补偿力度。三是要创新消费刺激政策，进一步提升社会总需求。加快房地产业的结构性政策创新，加快推动养老地产发展，进一步降低刚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的进入门槛，激活房地产消费。创新汽车消费支持政策，清理不利于汽车消费的“摇号”政策，加大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激发潜在购车人群的现实购买行为；创新汽车下乡方式，可考虑开发更适合乡村近距离、窄路面、中老年使用者居多的低速、可载货小型汽车；关注新能源汽车乡村市场的开发，探索充电便利化、乡村电网建设等的协同发展。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网红经济、节日经济等，创新新型消费的包容性监管，刺激消费场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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