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新质特征和理论要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任何国家或政党而言，生产力理论提供了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框架，研究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时代特征和核心要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将其用以指导生产实践工作。对于当前及未来的中国生产力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习近平，2024c）。”因此，科学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对于应用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新质”特征和理论要素。

一、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与实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习近平，2023）。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理论，除了鲜明的“新质”特征外，新质生产力也具备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分析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特征内涵。

（一）解放生产力

1.通过三大改造完成生产力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土地资源和工业资本主要掌握在少数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买办阶级手中，生产过程中农民无土地、工人无资本问题突出。一穷二白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以及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首要问题。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例如，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并阻碍着中国生产力发展；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断，并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同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放在了社会内部矛盾的首位（毛泽东，1991年版）。因此，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了落后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因素，生产力的发展首先需要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实践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制定了大力构建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的过渡时期政策方针，旨在破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史丹，2021）。

2.以工业化建设奠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在党的八大中提出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参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从两个方面开始了新中国生产力建设与发展的探索。在战略层面，着力解决生产力发展不足的问题，将发展生产力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于是，党中央提出了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先进工业国的战略要求。在任务层面，工业化被确立为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并进一步明确了生产力建设的任务目标（胡海波等，2023）。基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条件，党中央提出“尽可能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备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任务目标。可以说，这一阶段对生产力发展主要矛盾的研判以及以工业化为主的“四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和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生产力

1.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明确生产力发展的目标

20世纪60年代前后，对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环境、要素构成以及生产关系判断的不准确，导致了诸如“大跃进”等在当时条件下脱离生产力发展现实的实践。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纠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生产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发展模式开始由侧重解放生产力向发展生产力转变，表现为更加关注生产力效率的提升。然而，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新的生产力发展环境和生产关系，特别是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什么、如何改、多大程度改，以及生产资料姓“资”还是姓“社”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关问题，理论方面仍存在一定争议，也给实践工作带来了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不仅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生产关系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田改伟，2014）。

2.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同时期，国际上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应用，特别是微型计算机、便携式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加速全球信息流动和知识共享的同时，也改变了劳动者间、劳动资料间，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交互方式和作用模式，变革了生产方式并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适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调了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引领作用。理论上，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杨春学，2021）。在此基础上，我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将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并制定了诸如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等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来提高生产力的战略规划，为我国的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先进生产力的初步探索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讨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和目标性问题

20世纪末，面对苏联解体、经济全球化等国际新形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少部分人出现如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权力滥用等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新世纪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在此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生产力发展必须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一致，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胡锦涛，2004）。我党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明确提出生产力不仅包括传统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还包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信息等新要素。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受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界侧重分析资本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认为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贡献在逐渐下降，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不仅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和主力军。理论上，“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在检验社会生产力发展根本标准问题上的更深入探讨，也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拓展。

2.科学发展观回答了生产力发展方式是否科学以及路径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劳动力的数量投入，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随着环境恶化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如何保持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优势，成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探索更加科学的发展方式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关切点。在此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以往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和路径进行了优化和调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生产力的发展方式需要具有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俞可平，2005；李慎明，2007）。科学发展观是对之前生产力发展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将生产力发展的侧重点从经济增长拓展到了经济结构、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等方面。

二、新的发展格局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指导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力发展实践看，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核心任务和发展路径，受对应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在既定环境与条件限制下寻求最优解的过程。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较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生产力发展实践亟需新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指导。新质生产力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力发展实践经验，根据当前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条件，提出的能够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

（一）新发展格局下生产力发展面临新形势

1.生产力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加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生产力发展环境。在劳动者方面，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人口红利加速消退，劳动力成本攀升，加之新生人口持续性下降带来的未来劳动力供应缩减问题，导致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难以维系。在劳动资料方面，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变革了劳动资料的使用方式，劳动资料的技术先进性成为影响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本身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加之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封锁和打压，使得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劳动资料升级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增大。在劳动对象方面，首先，过往依赖资源大量投入的生产方式已经造成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通过粗放方式获得廉价劳动对象的途径不可持续。其次，劳动对象不断扩展，劳动对象不仅仅是传统的物质产品，诸如知识、技能、医疗保健、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此外，数智化技术发展使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和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数据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技术变革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导致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大。例如，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组织变革造成的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之间以及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与分配矛盾问题，数据要素的采集、加工和流通过程中数据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属问题，对新发展格局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严重制约。

2.技术变革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通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前沿技术深度交叉融合成为推动前沿科技发展的动力，技术聚合效应与颠覆性技术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3》显示，通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科技发展的进程，有望产生颠覆性技术。相较于以往科学技术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本轮科技革命的创新范式呈现发散式，科技领域出现多技术交叉融合、齐头并进的链式变革，前沿技术迭代周期明显缩短，因此对生产力的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进步，智能主体理解现实并从中学习，利用知识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的能力增强，“奇点临近”的进程加快。未来的智能主体及人机交互将使人类将经历深刻甚至颠覆性的能力变革，并彻底改变生产活动的过程和方式，使生产力出现跨越层级式发展的可能（库兹韦尔，2011）。整体而言，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而对于这一历史交汇期机遇的把握，既可能产生同频共振，也可能擦肩而过（习近平，2021）。在新发展格局下，为应对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生产力变革带来的机遇，亟须新的理论指导生产力的发展。

（二）新发展格局下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理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回应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并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技术变革前沿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理论支撑和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随后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从概念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它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着力点。

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对生产力理论的完善与创新，也是在全球科技创新加速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当前及未来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要求的客观判断，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继承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质生产力强调工业化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主要是传统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强调的工业化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产业和产业链上，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次，新质生产力继承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根据当前的科技发展趋势丰富了这一理念，明确提出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以科学技术作为首要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潜能，要求全社会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使之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唐国军，2017）。此外，新质生产力将创新，特别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的认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后，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目标性和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新质生产力蕴含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习近平，2024b），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升华。同时，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还特别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要求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经济结构以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此外，新质生产力对发展成果的追求，从之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并重，要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实现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特征

理论上，新质生产力是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实践中，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表现出鲜明的“新质”特征。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为进一步探索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科技创新及应用是核心要素和主要路径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影响日益增大，生产方式逐渐从手工劳作步入了大规模机械化和自动化时代，无论理论研究还是生产实践均将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创新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相较于以往对于创新和生产力关系的理解，新质生产力对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内容的特征指向和要求更加明确，特别强调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的科技创新，表现为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因此，现阶段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科技创新及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诸如数字化、人工智能等能够对全产业链产生广泛影响的科技创新，或能够对传统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带来巨大变革的技术革命性突破。

进一步看，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及应用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科技创新及应用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并提升效率。例如，传统产业通过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升级实现全自动化生产；通过数字化和先进数据分析技术优化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和库存控制，降低人力成本并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等新材料技术应用生产性能更优、成本更低的产品。其次，科技创新及应用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光伏技术进步降低了清洁能源成本，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电池和储能技术进步使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充电速度大幅提升，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5G通信的高速度和低延迟特性为物联网、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最后，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性突破助力未来产业布局建设。例如，更高级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使全自动驾驶、类人机器人、脑机交互产业规模化发展成为可能；6G、智能物联网、边缘计算等通信技术，以及虚拟现实（VR）和和增强现实（AR）技术突破，使元宇宙空间内的社交、游戏、娱乐和教育成为可能；可控核聚变、多领域材料与太阳能集成、远距离和大功率无线充电等技术通过重构能源生产方式颠覆能源产业；生物技术和基因编辑对农业生产、饮食产业、医疗服务的内容和模式带来重大变革。

（二）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核心标志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除了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外，还涉及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如要素配置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机制创新等，促使各类先进优质的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顺畅流动。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赋能，叠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两者的相互适应通过螺旋式上升的方式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结果上必然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

进一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过程中各类生产要素综合利用效率的标志，反映了除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管理、组织、市场等非物质要素对生产效率的贡献（易纲等，2003；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理论上，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产出增长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科技创新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改进、优化和新型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增量，另一部分则是在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流通、组织管理和分配等方面通过创新和优化生产关系带来的产出增量。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和生产关系的优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并非固定不变或线性叠加，科技创新可能变革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优化可能促进更深层次的科技创新，并最终呈现两者相互促进的动态螺旋式上升模式。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和新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叠加二者相互适应带来的进一步促进作用，在结果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三）生产力的质优是关键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面临的新挑战表明，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与产出数量提升的生产力发展路径难以全面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需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产力（金碚，2018）。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关注生产力的有没有和有多少问题，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关注生产力的“好不好”问题。理论上，按照量变引起质变的唯物辩证主义基本原理，无论是生产投入还是产出，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引发投入、产出及其关系的质的变化。投入数量累积引发的质的变化要求创新和优化投入要素的内容与要素配置方式，而产出数量累积而引发的质的变化则要求提高产出质量水平。因此，新质生产力在追求生产力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生产力的投入和产出质量，要求生产力发展实现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

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对质优的追求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之一，表现为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两个方面。首先，质优要求生产力本身的质量水平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质量的提升，一方面来源于科技创新对传统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性影响，使生产力的增长摆脱单纯依靠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投入积累的传统模式；另一方面来源于生产关系的持续性优化，如资源配置创新、组织管理优化以及其他制度性变革，不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更少的资源投入生产更多产品并获得更大效益。其次，质优要求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生产力质量的提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生产力质量提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充要条件。进一步看，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赵剑波等，2019；张军扩等，2019）。首先，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生产力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其成果要能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其次，生产力发展要满足生态环境友好，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后，生产力发展要平衡普惠，其成果要有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和社会和谐。

（四）绿色发展是内在属性

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然而，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利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恩格斯所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2018年版）实践证明，忽视生态文明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而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又将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力的高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发展侧重产出增长而忽视了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新质生产力在追求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属性是生产力追求质优并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对过去工业化进程中环境破坏及其代价的反思和修正，还是在全球极端气候风险和自然资源承载压力增大背景下，对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战略调整。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其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创新。理论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的绿色发展思想扩展了生产关系的范畴，不仅关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关注各个生产力发展要素之间的生态环境关系（段蕾和康沛竹，2016）。实践中，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特征将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友好、可持续性和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双碳”目标纳入生产力发展的总体布局。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低碳化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在促使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2024a）。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基础保障

科技创新及应用在赋能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人工智能伦理与控制等技术安全性问题，以及因技术快速迭代导致的就业结构变化、经济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等社会稳定性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加剧，科技创新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成为生产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传统生产力理论和实践注重产出增加和生产效率等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内容，新质生产力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生产力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特别是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提升以及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

统筹生产力的发展和安全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之一。理论上，新质生产力将生产力研究范畴从追求发展扩展到发展和安全并重，并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阐述了生产力实践中发展和安全问题的对立统一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对生产力发展和安全关系的辨析，从理论层面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学技术赋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并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布局提供了理论指导。实践中，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以安全保护为由的国家干预主义日益盛行，导致技术制裁、产业链本土化和供应链中断等事件频发（郝身永，2023）。同时，过分依赖进口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外部供给，增加了生产力发展的外部依赖性。在关键时刻，这种依赖可能使企业和产业面临核心技术控制方的威胁和制裁，增加了遭受供应链中断或被迫接受不公正条件的风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建设具备高度韧性且自主可靠的产业链体系，使我国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在面对外部断供、人为限制和极端风险时，具备保障技术可用和生产可持续的能力。

四、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及内涵

新质生产力展现出“新质”特征，作为构成要素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同样具有丰富的“新质”内涵。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旨在达到某一个固定的水平，而是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持续优化和提升的动态过程。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由某个单一的要素或层次主导，而是多个不同层次的不同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解析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演化及其作用和特征，对于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至关重要。

（一）新质劳动者的内涵解析：从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到创新创造者

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的最基本要素，也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活跃要素。相较于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者具有意识、主观能动性和选择能力，能够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配置资源、组织和进行生产活动，并利用自身智慧和劳动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驱动下，劳动的内容与性质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这一过程将催生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型劳动主体。具体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显著提高了社会生产活动中对设计、研究、管理和教育等知识密集型劳动的需求。同时，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减少了劳动过程中的重复性和机械性工作，劳动的重心由体力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转移，驱使体力劳动者通过技能提升逐渐向脑力劳动者转变。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等科技革命前沿的显著进展，从根本上重塑了思考模式与知识生产过程。尽管脑力劳动仍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部分领域中的思考和决策任务正逐渐被算法模型和智能决策系统所替代（贾根良，2016）。例如，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决策系统能够模拟人类的逻辑推理过程，自主分析问题并生成新的内容、策略和解决方案，甚至部分复杂问题的处理达到或超越了人类专家的思考和决策能力，而这又倒逼传统的脑力劳动向更高维度的创新创造劳动转变。可以说，新质劳动主体的形成和壮大是人工智能技术等科技革命影响下劳动内容和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技能从传统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向更加复杂的知识创新和智能创造劳动转变，以创新创造者占劳动者比重的大幅提升为标志。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动力来源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核心要素和主导路径是科技创新，而创新创造者的创新能力是实现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以及生产资源创新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支撑，因此以创新创造者为代表的新质劳动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创新创造者具备深厚专业知识或跨学科知识与整合能力，运用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解决学科和行业发展的前沿问题和难点问题，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部分创新创造者具备深厚的学科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和难点，明晰行业技术变革和应用的难点与堵点。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动并非以应用专业知识解决常规性问题为重点，而是致力于通过对新科技的探索、新理论的研究以及新方法的应用，不断推进和扩大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的前沿面，进而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创造者可以致力于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攻克癌症等重大疾病；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造者可以致力于研发新的算法和模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部分创新创造者具备跨学科知识、整合创新思维以及资源创新配置的灵活性能力。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动并非以单一领域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开发为重点，而是致力于搭建跨领域沟通与融合的桥梁，通过知识与资源的创新性重组，加速信息流通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催化出全新的生产模式与业态。例如，区块链技术不仅能够重塑金融业的交易体系，还能应用于供应链管理、智慧城市构建、物联网技术及文化产业保护等领域。这些创新创造者凭借其跨领域知识和技术整合的视野、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能力以及将创新理念转化为现实应用的实践能力，推动颠覆性技术与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和市场化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创造者的核心素质表现为更高水平和更加复杂的创新创造能力，其知识、思考和创造能力无法被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产品全面替代。换言之，创新创造者的劳动内容是创新创造技术和知识本身，而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和知识应用。

（二）新质劳动资料的内涵解析：从手工工具、能量转换工具到智能工具

劳动资料兼具生产过程中的客观条件和人类智慧的双重特征，为劳动者提供加工劳动对象所需的物质工具，构成连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桥梁。劳动资料辅助劳动者更高效地加工和转化劳动对象，同时劳动者在使用劳动资料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创新劳动资料，增强其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劳动资料的创新和升级是人类智慧结晶和技术进步的直接体现，新质劳动资料则是基于尖端科技创新并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先进生产工具。具体而言，早期社会生产依靠自然素材及手工加工的简单工具，功能单一且效率低下，生产工具的作用发挥高度依赖于个人的体能与技能水平。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蒸汽机、内燃机和发电机等能量转换工具，使劳动资料的多样性和复杂度大幅提高，并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较以往实现了飞跃。随后，计算机与信息化技术加速了信息处理与传输的效率，劳动资料的迭代速度与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然后，人工智能和算力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再一次从根本上重塑了劳动资料作用于生产过程的逻辑和模式。相较于手工和能量转换工具，以智能工具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资料不再仅仅是生产工具，也是具备一定自主决策和学习能力的智能体。智能工具改变了劳动资料的形态和功能并重构了劳动的过程，将劳动者从重复性和常规劳动中解放出来（史丹和叶云岭，2023），使其更加专注于创意和决策相关工作，进而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提高。

智能工具不仅具备高精度、高效率的特点，还能通过自主学习和智能优化参与更为复杂的生产工作，大幅提高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智能工具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生产模式从人为主导转变为人机协同。在传统生产模式中，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直接操作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智能工具使生产过程逐渐转变为人机协同的模式，其承担部分甚至全部的生产任务，劳动者主要负责策略规划、过程监管及异常管理。这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并降低了人的劳动强度。其次，生产决策从局部优化转变为全局智能。传统生产模式往往将生产活动分割成多个孤立环节，以局部优化为目标。智能工具的互联互通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并根据全局最优目标进行协同工作，优化了生产流程，提升了整体效率。再其次，生产决策从经验决策转变为数据驱动。在传统生产模式中，生产决策往往依赖工人的经验和直觉，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智能工具的强大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使生产决策逐渐转变为数据驱动，通过数据分析优化生产参数，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降低了生产风险。最后，生产方式从刚性生产转变为柔性制造。传统生产模式以刚性生产为主，生产流程固定。智能工具的柔性化特点使生产系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链供应链变化，自动、快速调整生产策略和计划，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

理论上，以智能工具为代表的新质劳动资料变革了传统生产范式。无论是手工工具还是能量转化工具，对生产力提高的作用在于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作用劳动对象的过程中，劳动资料使生产方式、范围和效率发生变化，其改变的程度决定了生产力变化的水平。虽然手工工具和能量转化工具也提高了生产力，但诸多生产环节（如机器设备的操作和维护）仍需大量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仍遵循“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传统范式。然而，智能工具的应用变革了劳动资料作用于生产的过程，形成了“劳动者→劳动资料（智能工具）→劳动资料（其他工具）→劳动对象”的新生产范式。在新的生产范式下，虽然劳动者仍然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进行生产，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劳动者主要使用智能工具从事更高级别、非重复性和非常态化的工作，而流程化、常态化的任务则由智能工具操作和控制其他工具进行，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被大大地解放，单个劳动者可以利用更多的劳动资料作用于更多的劳动对象，从而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

（三）新质劳动对象的内涵解析：从传统自然资源向更高级的资源形态转变

劳动对象作为劳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互动的媒介，也是价值创造的核心载体。传统劳动对象主要依附于自然界直接提供的基础资源和材料，如原始的土地、矿产和水资源等，体现了人与自然最直接的劳动关系。然而，随着劳动者的创新创造能力增强，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水平提高，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范围大幅度扩大，表现为从传统的自然资源向更高级的资源形态转变。

劳动对象由自然资源向更高级资源形态的转变，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所驱动的传统自然资源深层次开发和高效利用的结果。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更加高效地开采和利用传统自然资源，也能通过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等前沿科技转化传统资源，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结构和形态。例如，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劳动对象，对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利用不仅优化了能源的采集和转换过程，也符合新质生产力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友好的要求。生物和化学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对象的范围拓展到基因和神经元层面，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设计出具有抗旱、抗病等特定优质特性的农作物种苗，不仅可以提高食品的产量和质量，还能使农作物适应更广泛的生长环境。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传统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发生了改变，数据资源、算法模型、数字平台等非物质形态的新资源逐渐成为当前及未来的重要劳动对象。数据蕴含着关于市场趋势、消费者偏好、生产效率提升等多方面信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企业能够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优化运营流程，提高产品与服务的个性化水平，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史丹等，2024）。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产生了全新的劳动内容和生产模式，并且数据的特性使其与传统劳动对象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首先，不同于传统劳动对象，数据本身不具有实体形态，其存在形式为数字信息，通过电子设备存储、处理和传输，几乎不受物理空间限制。其次，尽管数据没有实体物质形态，但通过智能算法和硬件产品，数据可以附着于其他劳动对象，转化为有形产品或服务。此外，传统自然资源通常有限且不可再生，而数据具有非竞争性，能够无限复制和再利用，甚至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数据，形成数据的自我增值循环。最后，传统劳动对象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物质形态和直接使用价值方面，如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矿产的工业原料功能等，而数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潜在的信息和决策价值方面，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可以揭示隐藏的规律和趋势，为决策提供依据。

五、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及构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涉及科技创新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影响，也涉及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培养和分配机制等生产关系的优化或变革。理论上，当生产关系未能及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将出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例如，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将限制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缺乏有效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将阻碍数据要素的开发和利用，不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将削弱企业的研发动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支撑。但现实是，作为一种以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的发展速度可能领先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步伐，两者之间的不同步性可能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需要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深化法律、科技、经济、人才培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与制度性瓶颈，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法律法规层面：营造更加公平、开放和竞争性的生产力发展环境

在法律法规层面，新型生产关系旨在营造更加公平、开放和竞争性的生产力发展环境。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加强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与反垄断法规以及推动国际知识产权与数字贸易标准建设。首先，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需要加强针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建设，扩大保护范围，涵盖从专利、商标及版权等传统领域到软件、算法及智能分析模型等新兴领域，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创新成果。同时，应建立快速反应的知识产权侵权处理机制，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保护效率，以激发企业及个人的创新动力和创业热情。其次，促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与产业化需要通过制定或优化政策，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过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健全税收减免政策和创新产品优先采购制度，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应用，形成研发、转化到产业的良性循环。再其次，加强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需要建立健全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及使用的规范，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同时推动数据资源的合理开放与共享。此外，需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通过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确权及价值评估体系促进数据资源的有序流通和高效利用。然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与反垄断法规需要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垄断，特别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应适时修订和完善反垄断法及相关细则，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而激发整个市场的创新活力。最后，推动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制定与协调，促进国际知识产权的互认与保护。应在数据流动和数字贸易等领域推动建立国际标准和秩序，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科技体制层面：构建更加开放、灵活和高效的创新体系

在科技体制层面，新型生产关系旨在构建更加开放、灵活和高效的创新体系。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科研管理机制、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以及强化科技伦理和社会责任，以建立一个开放且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首先，优化科研管理机制需要推行科研工作的扁平化管理，以项目为导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应更新科研项目管理手段，通过引入数字化工具和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科研项目从申请到结项的全链条透明化和便捷化。此外，应给予科研人员更加灵活的项目选择权和经费使用权，实施以绩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以鼓励原创性和颠覆性研究。同时，应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提供稳定的科研环境和职业发展路径，以培养未来的科研领军人才。其次，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需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鼓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稳定的战略联盟，共享资源和协同创新。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联合研发项目，确保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为学术研究提供实践的土壤。此外，激活社会资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也是关键。可通过税收优惠和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等政策措施，激励社会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的投资。同时，应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简化转化流程，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再其次，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有助于提高创新多样性，需要引进高端人才和技术，同时输出我国的科研成果进行合作交流，促进信息、资源和人才的跨境流动，尤其需要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加强合作布局。最后，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需要建立健全科研伦理审查机制，确保科技进步符合社会伦理标准，尊重人权和隐私，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增进人类福祉。

（三）经济体制层面：健全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的市场机制

在经济体制层面，新型生产关系旨在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顺畅流动。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点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高标准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与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以及强化国际合作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首先，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于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消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例如，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其次，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规则的标准化及法治化建设，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同时，应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再其次，政府职能转变与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进一步向服务型和监管型转变，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通过制定清晰的规则、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维护公平竞争以引导及支持经济发展。此外，应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轻企业负担，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和创业的良好环境。然后，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需要加大对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应用研究的支持，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重大基础性问题攻关资助等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后，强化国际合作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贸易体系和行业发展中的话语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吸引外资“引进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四）人才和社会保障层面：畅通教育、人才和社会保障的良性循环

在人才和社会保障层面，应畅通教育、人才和社会保障的良性循环，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点在于革新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以及强化风险应对能力。首先，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应基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不断迭代升级教育体系，推广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及数学（STEAM）于一体的跨学科教育以及涵盖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新兴领域的课程。同时，应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创新创业教育等多元化方式提升受教育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培养具备专业技能与广阔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其次，构建终身学习体系需要鼓励并支持终身学习，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学习资源和平台，帮助劳动者适应快速变化的职业需求和环境，提升职业技能及转岗能力，为劳动者在新兴技术和行业变革加速情况下保持并提升竞争力提供支持。再其次，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适应新就业形态。随着灵活就业和远程工作等非传统就业模式的兴起，需要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以确保该类劳动者的权益（如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应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数字化转型，简化参保、缴费、领取等流程，以提升服务效率和便捷性。然后，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在于建立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优化税收政策以调节过高收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对重大科技作出贡献的人才的收入。同时，应鼓励企业建立基于绩效与贡献的多元化薪酬体系，确保人才的创新创造贡献能够得到合理价值回报。最后，强化社会风险应对能力需要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韧性，特别是在面临经济波动、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时，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援助，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应建立失业保险与再就业培训联动机制，帮助失业人员能够快速回归就业状态。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薛钦源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史可寒 |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薛钦源,史丹,史可寒.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新质特征和理论要素[J].当代财经,2024,(07):3-16.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24061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