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与任务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4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持续推进，且取得历史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特区建设则是展现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杰作。经济特区虽不是首先诞生在我国，但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走过了从建立起来、成长起来、壮大起来到富裕起来的不平凡之路。可以说，经济特区的重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缩影。深圳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佼佼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型，其发展成就堪称经济奇迹（张军，2019；陶一桃，2020）。学界对深圳的成功模式进行不同的解读，从不同视角揭示其成功之道。如有学者认为深圳经验具有特殊性和普适性的相统一（曹远征，2020）；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先行和创新发展促进深圳实现快速崛起（乐正，2020）。通过比较分析，深圳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突出，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也取得许多可圈可点的成就（陈斯琴和王林，2023）。为何深圳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优等生？有学者基于创新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指出，深圳恰当统筹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致力于创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让有效市场激发创新且形成蜂聚效应，进而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唐杰，2020）。可见，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向前迈进，深圳不仅抓住中央赋予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机会，积极营造创新创业的优质环境，还紧紧抓住每个关键的窗口期促进产业升级，从而爬上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发展台阶。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期。各地因地制宜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合肥等城市深入探索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出现了一些引领性、现象级的创新亮点，展现了新时代新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尽管现阶段发展环境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对优势，且肩负重要的时代使命，关键在于继续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更好发挥创新驱动作用。

一、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对优势与短板弱项

我国经济特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脱离本地区的客观情况，既要分析自身的相对优势，找到实践可行的切入点，又要正视发展的短板弱项，积极寻找破题之道。

（一）相对优势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特殊载体，我国经济特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既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又有自身的强项。

1.中央赋予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机会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深圳等经济特区而言是新鲜的事物，迫切需要深化涉及产业、创新、就业、教育、人才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理论上，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但这三个形成路径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程度体制机制障碍。如技术革命性突破不仅要有创新机构长期的技术积累，更要围绕新技术研发的制度激励、新技术验证与转化实施相应的制度创新，否则新技术会在创新链中淤积、闲置。又如，劳动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但劳动者的规模结构、素质技能都与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而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走在全国的前列。再如，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点就是创新，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就致力于推动自主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涌现出了华为、比亚迪、腾讯、大疆等一大批在不同行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利用新体制新机制引进或培育了多家高水平新型大学和研发机构。不可否认，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企业家创新、制度创新，都诠释了经济特区具有的创新优势。

2.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产业基础

产业是厚植新质生产力的土壤，也是新质生产力壮大发展的结果。深圳等经济特区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各自特色的产业体系，也形成了一些具有竞争力的立市产业。如深圳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等产业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而厦门则擅长海洋生物医药、光电半导体等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是经济特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新兴技术广泛渗透和创新性应用的场景。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行培育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对既有产业进行大范围改造升级，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势头，必将促进传统生产力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经济特区是此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理应在新技术重塑产业体系中发挥示范作用。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必将成为我国经济特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也将是这些经济特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此外，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又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产业多元化和多功能化的优势，也有相互耦合、易于形成新质生产力厚实土壤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

3.创新创业文化的历史积淀

城市是国家财富集聚地，能够表现出更强劲的创新创业内生性（雅各布斯，2008）。事实表明，我国经济特区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显示出较强的经济成长性，这种高城市成长性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特区具有的城市创新精神特质，又具体表现为微观个体的“爱拼敢赢”的创业精神。另外，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都是著名的侨乡，有深厚的侨乡文化，侨民远赴海外投资兴业就显现出敢于闯荡世界、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不仅如此，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就业创业，进而逐渐形成了城市文化多元性，不仅增强了城市文化互补性、融合性和创新性，还有利于促进不同人群思想交流碰撞，营造更浓厚的城市创新氛围。据统计，2024年深圳民营企业数量已突破260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1.4万家，7家民企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这表明了民营经济是深圳创新创业活力之所在。此外，中央赋予经济特区改革先行先试的机会有利于这些城市向社会释放更大的创新创业空间，也带动更多敢于“吃螃蟹”的创业者双向奔赴办企业、闯市场，从而折射出改革无止境、创新创业如泉水喷涌的现象。

4.相对优越的区位条件

深圳等城市之所以被中央确定为经济特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区位优势。这种区位优势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具有港口优势、毗邻更大的中心市场、拥有海外的社会网络资源等。此外，我国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发生了动态变化和持续增强，深圳就是鲜明的例子，其现在的区位优势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和物流网络的枢纽。理论上，区位优势具有持久性、路径依赖的内在特性，兼具自然属性与经济地理属性，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当中央率先在经济特区试点对外开放时，要素和产业必然向这些先行的开放地区集聚，并快速形成循环累积效应的规模经济优势。实践表明，我国经济特区成立早期就是利用对外开放的先行先试机会迅速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即使到了今天，经济特区虽然不具有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特殊体制优势，但区位优势仍然还在持续发挥作用。深圳之所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标杆城市，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拥有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腹地，可以为其制造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及相关服务。

5.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我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得以接触和学习了国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先进经验，更有强烈的意愿和主动性改善城市的软硬环境，以提高对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不可否认，深圳、厦门、珠海等经济特区都是广受社会各界认可的宜居城市，城市居住环境舒适度高，对外来人口接纳程度也高。深圳近年来持续大力推进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吸引企业扎根、安心发展，深圳大力实施“三个工作方案”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秒报秒批一体化”事项和“免申即享”事项大幅增加，“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达98.6%，可通过电子证照办理事项90%以上，最大程度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据一项研究报告，深圳、厦门、珠海等城市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排名中比较靠前，也产生了一些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李志军，2023）。

（二）短板弱项

客观事实表明，我国经济特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已取得了令人期待的成就，但也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与中央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还有一些差距。

一方面，我国经济特区基础研究的状况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示范引领的需求。尽管厦门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在一些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圳、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基础研究就具有相当的实力。恰恰相反，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基础学科发展不平衡、世界一流领军人才短缺等问题，仍是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绕不开的一块短板。即使在一些有优势的学科领域，高校的很多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也未能顺利向应用研究转化、形成社会生产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与科技企业交流互动不够、合作障碍较多。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特区不同程度面临发展空间、高端人才等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强度开发建设，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可供开发的产业用地空间非常有限，且通过城市更新、村庄拆迁整治等途径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如此，在高端人才方面，我国经济特区不仅面临引进高端人才激烈竞争的不利局面，还存在本地高端人才流失的压力；此外，高端人才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优质创新生态进行承接，而有些经济特区城市创新生态还不够完善，无法起到“筑巢引凤”的作用，也难以取得人尽其才的效果。

二、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的新变局相互交织，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很大的冲击，将加快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的重塑。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处于这样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环境，新技术引发的产业机会正在对冲各种风险累积形成的挑战。

（一）主要机遇

从国内外形势看，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群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已经能够发挥重要的战略节点作用，即使在逆全球化不断抬头的趋势下，也面临着一些十分难得的有利机遇，主要包括：

1.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处于大规模应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通用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正在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生态更加方便嵌入更多行业应用领域，特别是垂直领域的应用进入从设想到实践转化的突破阶段。以DeepSeek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已经快速、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的行动浪潮，成本大幅下降使得这种技术更具广阔的市场前景。而深圳作为先进信息技术厚积薄发的城市，容易在新兴技术产业化中率先脱颖而出，场景创新推动了越来越多的智能应用终端诞生并走向市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将利用发达供应链网络和快速、庞大的市场需求助力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培育出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品。

2.中央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战略和政策部署

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供给升级，又要扩大需求。中央为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正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这些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涉及领域更具有系统性、战略性和持续性。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文章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深入交流讨论。2025年3月，李强总理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到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高度。为加强战略部署，中央有关部门将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出台相关的规划和配套政策，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从中受益。此外，深圳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工作部署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且长期以来就是我国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特区，未来有望被中央列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城市。

3.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要在更高的起点上继续深入实施，不仅要求本区域内的经济特区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引领作用，还要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依赖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也离不开区域深化产业协作与协同创新。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央也将为这些区域重大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度的政策支持，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重大改革举措实施等。可见，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将从这些重大项目或改革举措中获益。

（二）主要挑战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我国经济特区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且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当前如此严峻复杂、不确定性风险急速上升的国际环境下仍面临不少的挑战，同时随着中央赋予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机会减少，也面临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压力，主要包括：

1.中美全面脱钩断链的威胁增大

深圳、厦门、珠海等经济特区都是较深程度地融入全球化的城市，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都置身于全球网络体系之中，比较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极限打压必然造成深圳等地的企业被迫放弃美国的市场、技术和人才，从而导致供应链创新链中断，大型科技企业首当其冲，华为、中兴、大疆等深圳企业遭受美国打压就是典型的例子。特朗普2.0时期，再次推行高强度的“美国优先”战略，采取对中国产品加征更高关税、限制中美科技交流等举措，必然加剧中美全面脱钩的风险。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给我国经济特区发展带来很大的威胁。

2.内卷式竞争带来的挑战增加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自2024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国家决定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的关键举措。当前，内卷式竞争具有广泛性、逐底性、低效性的倾向，且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都显现出这种趋势，已严重透支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经济特区难以从这轮的内卷式竞争中独善其身，可能还深受其害。内卷式竞争带来的挑战不仅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投入各类要素资源，还可能通过劣币驱逐良币的方式冲击本地优质企业，导致这些企业长期难以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此外，内卷式竞争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破除的顽瘴痼疾，是加剧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市场分割不仅增加了经济特区优势企业异地销售产品的成本，也迫使企业实施异地投资扩张，从而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益。就一个城市而言，这样的企业越多，城市发展受影响程度就越深，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大。

3.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升高

随着时代的变迁，深圳、厦门、珠海等城市都经历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不同程度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合乎经济规律的一面，又反映了来自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挑战。一方面，来自国内外的区域竞争和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不仅对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还对产业发展形成很大的挤压效应。另一方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人口增长格局转变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削弱了我国经济特区制造业竞争力。以上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了制造业发展动力弱化，也加剧制造业外流，并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空心化的布局形态形成。而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能脱离制造业基础，更不能摆脱以制造业为主体形成的生态体系。可见，制造业空心化将对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三、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肩负的时代使命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建设已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在世界经济特区群体中也当属出类拔萃。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经济特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肩负着的重要时代使命，理应有历史担当。

（一）加快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增长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号角，也指明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奋斗方向。我国经济特区既有中央赋予的先行先试机会，又有在历经四十多年艰苦创业的积累，在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比国内诸多城市更有基础和条件，也能尽快进入到产生极化效应的角色，进而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新动能。例如，深圳可以发挥产业创新生态优势培育发展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智能驾驶汽车等新业态；又如，厦门可以发挥区位优势，借助两岸科技资源发展生物医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产业；再如，海南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机遇吸引外包型的研发服务、高端游艇制造与设计等产业。可见，每个经济特区都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关键要扬长避短、扬长补短，便能找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也能由小及大、由点及面，形成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我国各地区发展情况差异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求各地区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和侧重点（叶振宇和郑韬，2024）。深圳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领头羊”之一，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已积累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如营造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催生新业态新赛道，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新产业新模式发展等。这些实践经验能够为当前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的启示，也能够为经济特区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走在前、作示范提供借鉴。不可否认，深圳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综合优势和强劲的产业竞争力，可谓是新质生产力全能型的“优等生”，而其他经济特区其实也有自身的竞争优势和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专精特新，力争成为新质生产力单项型的“优等生”。如在新质生产力的场景应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领域中有侧重地进行大胆探索，在某些领域形成全国领先优势。

（三）带头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实到位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关键要看有关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成效。有关区域重大战略在顶层设计中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功能分别有明确的定位，对其在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改革开放等重点领域中的作用也有具体要求。如果从新质生产力看，这些经济特区在贯彻落实区域重大战略中有很大的作为，特别是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区域未来新优势、提升创新能级优化区域创新体系、集聚优质要素促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当然，深圳等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所处的区域，需要区域内有关城市提供产业配套、人才供给等方面支持，同时也需要区域内有关城市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以促进新技术迭代成型进而顺利进入产业化环节。

（四）在国际竞争中积极为国家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深圳是美国对华制裁的重灾区，多家深圳企业被美国列入各种黑名单，厦门、珠海等地也有科技企业被列入这些黑名单。这种现象凸显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在争取国际竞争主动权中具有突出的作用。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新时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对于民族复兴、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还能够为我国走到世界历史舞台中央且站稳住脚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国家竞争背后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深圳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又是高科技企业分布高度密集的城市，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6.46%，企业研发投入占比93.3%，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47万家、专精特新企业1.08万家，有华为、比亚迪、腾讯、大疆等一批在业内具有高知名度、领先优势的科技企业，在移动通信技术、智能驾驶技术、新型储能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可见，深圳的崛起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技实力在某些领域具有全球领先或先进水平。

（五）早日为国家攻克关键行业“卡脖子”技术立新功

从美国连续多年实施极限式打压的情况看，我国现阶段还面临着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医疗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问题，而攻克这些领域“卡脖子”技术问题则是我国产学研各界的广泛共识。部分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突破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工程，既要国家层面集中大量的资金、人才、政策等要素持续性投入和协调组织有关各方进行集中攻坚，又要科研机构、企业等其它创新主体之间创新性协作、协同性攻坚。在攻克关键行业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方面，深圳等经济特区不仅要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还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全链条的创新体系建设，推进长期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行业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助力我国在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极限打压中赢得更多主动。

四、新时期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任务

历史经验表明，城市有发展周期，每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被视为城市保持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力量。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速应用与大规模产业化的活跃期，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也处于城市转型突破攻坚期，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抢抓机遇，应对困难挑战，聚焦重点任务持续、精准发力。

（一）全方位推进新技术应用

深圳、厦门、珠海等城市高技术产业基础相对较好，要抓住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进入应用的重大机遇，实施场景创新驱动行动，积极征集和发布关键技术应用场景方案，成立场景服务科技中介，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应用场景开发，搭建适合不同业态需求或不同群体消费需求的应用场景，通过场景创新引致的需求反馈促进新兴技术加速迭代且更好满足客户需求。同时，诸多实践表明，培育科技服务中介是促进新技术应用与产业化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特区在扶持科技中介发展也有一定的基础，未来可以着力培养专业化、国际化科技职业经理人才，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设立科技服务中介职位，支持本地机构在北京、上海以及美国硅谷、芬兰、以色列等境外科技活力地区设立技术转移驿站，加大对国内外科技成果承接和转化力度。此外，加大政策供给和改善营商环境也是政府促进新技术应用力所能及的职责。一方面，针对新技术应用的接受度通常较低、风险高等特点，政府要出台新技术（含新工艺、新产品、新设计）推广的支持政策清单，对企业采用新技术予以融资贴息、技术改造等政策支持，同时也要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建立新技术应用的风险补偿机制，最大限度降低新技术应用的风险。

（二）深入推进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是经济特区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也是经济特区营造新体制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首先，我国经济特区要积极探索试点，破除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填平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技术成果向市场化主体转移转化的体制鸿沟，允许教学科研人员通过市场化途径转让技术并从中获得合理合法报偿；规范科技企业的竞业限制，依法依规查处企业涉嫌不正当竞争的竞业限制，强化执法保护各类创新主体的合法知识产权，促进人才、专利等先进要素更加有序流动。其次，有条件的经济特区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体制创新。政府科技财政资金投入要优先向基础研究倾斜，基础研究项目资助经费占比原则上要高于应用研究项目；探索公平竞争的项目资助机制，通过公开招标、揭榜挂帅等竞争方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参加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项目；鼓励大型企业或超级富豪捐资设立基础研究基金会，资助更多的教学科研机构或顶尖科学家投入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领域研究；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进展，结合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方向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战略科技力量。再次，经济特区要构建有利于集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体制。经济特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要积极探索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人才的新体制，逐步改变编制引人、岗位选人的传统体制，大力培养交叉学科、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

（三）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深度融合

一方面，我国有些经济特区创新生态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完善创新生态。针对科教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要规划建设新型科教融合的理工科大学，培养高层次理工科专业人才，逐渐补齐专业技术人才短板。针对产学研用衔接不紧密的问题，要通过项目引导、平台共建、成果共享等途径促进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创新共同体迸发涌现。针对创业环境不优的问题，要针对初创企业成长的特点完善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发挥政府出资的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牵引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推出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的创新金融工具。针对人才净流出增大的问题，要大力提高创业就业活跃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解决人才安居、子女入学等跟人才切实利益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特区都已经建立了不同层次、不同能级的产业生态，但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今后要把促进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融合发展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当地的大学、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主体要积极服务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培养人才、开展创新，深化与当地企业设备升级、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等领域深度合作，宜先从企业创新需求起步，然后过渡到引领企业创新需求。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设城市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有机融合的海绵体，例如，城市创新生态在产业处于下行周期时能够吸纳从企业跳槽出来的科技人才到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中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待他们的科研成果孕育出来之后再次引导这些人才携带成果进入产业生态中创业。

（四）优化软硬环境培育壮大优质企业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更是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深圳之所以能够被外界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主要是它拥有一批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但对于其他经济特区而言，这样的科技企业仍然偏少，这是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块明显的短板。为此，我国经济特区都应该把培育壮大优质企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具体而言，一方面，改善环境帮助科技初创企业健康成长。杭州“六小龙”脱颖而出的现象表明，初创企业更依赖地方政府长期始终如一的支持企业创业政策导向、树立企业至上的服务理念以及为年轻人发展提供优质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积极完善创新创业服务环境，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吸引青年群体创业，促进青年人才与产业需求高效匹配、良性互动，建立多元主体、功能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搭建实验室、孵化器、工程验证中心、科技园区等多层次、广覆盖、链条长的产业化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多措并举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优质企业发展。经济特区各级地方政府要建立企业有求必应的服务机制，营造适应优质企业发展的宽松融资环境，积极为企业搭建成长平台，协助企业对接必要的政策资源，引导企业规范有序发展。

五、新时期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当前正处于大变革时代，我国经济特区要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建成以人为本的人民城市、场景驱动新科技新业态蓬勃发展的创新城市、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的创业城市，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正视短板弱项，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着力点，攻坚突破。

（一）实施强基工程，针对“数理化生”四大学科细分领域基础研究进行战略布局

我国经济特区要发挥自身优势，整合重点高校、驻地中央企业、知名跨国公司等主体的创新资源，推进专业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开放共享，开展高校、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专家“双聘双薪制”试点，建设类海外科研环境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按照国家战略部署，深圳、厦门等科教资源相对较多的城市要主动向国家争取大科学设施或全国重点实验室落户，开展前瞻性研究部署、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吸引世界级战略科学家牵头组建前沿科学研究机构和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设立基础研究大科学基金，构建有利于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创新生态。

（二）强化国资平台实施战略投资功能，大力开展新兴产业重大项目招引工作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城市要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战略投资功能，整合全市政府性基金资源，探索建立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治理的基金丛林，发挥风险投资对产业的识别筛选功能，强化耐心资本对新兴产业的导引、培育作用。精准定位能够形成新增长点的未来主导产业，建立“一个产业、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专业园区、一个产业联盟”协同推进机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成立一支专业投资管理团队、培育一个有竞争力龙头企业、打造一个高品质专业园区和建立一个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联盟。针对鼓励类产业项目原则上制定定制化的投资方案，建立“重大产业项目落户一件事”全方位服务保障机制，开辟绿色通道助力重大产业项目快速投产。

（三）完善产业链生态，深入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我国经济特区要围绕本地区重点产业链部署，编制全景式的产业链图谱，对产业链“链情”进行全面解析和体检；针对产业链堵链断链短链问题，编制强链补链延链作战地图，全方位实施“链招商”。以打造健康的产业生态为目标，建立有关部门协同推进产业链清堵治卡攻坚机制。针对“链主”企业根植性弱、产业链创新链短等问题，成立工作专班负责引进和支持“链主”企业“沿途下蛋”，建立应用研发、先进制造与快速市场响应相结合的示范性基地，布局先进的生产线和设立全球性研发中心，集聚高端要素。针对产业链缺失、成果转化困难等问题，精准引进相关企业补链强链，建立小试、中试或熟化平台，打通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堵点。

（四）成立场景创新促进机构，完善场景创新生态

我国经济特区要因地制宜组建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深入推进场景创新城市建设，探索场景招商培育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在城市治理、交通出行、生态保护、教育医疗、数据开发、新药研创等领域吸引企业或科研机构开发应用场景，在研发投入、场地租赁、项目融资等方面予以适当财政补助，发布应用场景年度榜单。鼓励社会力量设立以场景开发为主题的科技孵化器，培育一批场景开发设计企业。加强地方立法探索，针对新技术应用场景需求推动地方立法，建立新技术应用的容错机制。

（五）建设人才友好型城市，大力培养满足新质生产力需求的新兴人才

我国经济特区要大力引进和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造就智能劳动者、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支持高校根据本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方向优化设置专业，适当扩大相关专业博士生培养规模。对于留在本地发展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予以培养经费资助且提供人才安居房、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等“一篮子”服务。瞄准全球性头部科技人才，设立人才直通车，发放外籍高层次人才“绿卡”，大力引进优秀头部科技人才及其科研团队。

（六）提升产业布局效率，着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留有余地

深圳、厦门等地要充分利用闲置的楼宇、工业园区等空间发展专精特新优的楼宇经济或建设专业科技园，探索“一站式服务、场景化招商、多元化投资、开放式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园区运营管理水平。综合利用行政、法律、市场等手段推进低效闲置的产业用地和外迁企业厂地的回购或回租，探索工业用地保护制度，建立工业用地弹性供应机制，支持老旧工业园区、村镇工业园区和部分城中村改造成为创客小镇或科技小镇，着力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留足适当规模的工业用地空间。鼓励本地的“链主”企业设立“母工厂”，将样品试制、示范性生产线、智能工厂等制造环节留在本地，建成应用研发、先进制造与快速市场响应相结合的示范性基地。

 

叶振宇.经济特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与任务举措[J].开放导报,2025,(03):7-15.DOI:10.19625/j.cnki.cn44-1338/f.202505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