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逻辑与战略重点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就当前形势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加速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交汇融合，正在系统性重构全球产业体系。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约束和供应链冲击等多重力量相互交织，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现有文献通常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主要内容、建设路径、政策供给、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等宏观层面（黄汉权和盛朝迅，2023；刘志彪，2024；芮明杰，2018；林木西和王聪，2024）。但如何把握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对产业发展范式、规律的影响，现有文献较少论述。21世纪以来，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范式的深刻转换、全球治理体系的剧烈动荡以及文明交流的深度碰撞，更孕育了深刻影响产业发展的两个关键变量：新科技革命与新地缘政治格局。这两个变量已成为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物质技术基础的决定性力量：一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产业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二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实施的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以及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产业安全重要性凸显，以安全为导向的全球产业布局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

二、理论分析框架：“效率—安全”双重约束及产业体系演化机理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范式转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文明交流碰撞的多维系统。然而，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语境下，新科技革命与新地缘政治格局深度交织，构成了一对最根本的“内生动力—外生约束”组合，直接决定了产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与空间布局逻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化逻辑正在从单一的效率驱动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双重约束。本文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这两大变量如何共同塑造当代产业体系的微观组织与宏观结构。

1.新科技革命驱动下的效率逻辑与组织形态网络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核心，展现出典型的一般目的技术特征，其现实必要性在于技术范式迭代对全球生产力前沿的强制性重塑。这类技术对效率的提升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改变要素配置结构；二是降低交易成本（Acemoglu等，2022)。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劳动力、资本与数据要素的深度融合，数据作为一种非竞争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产生了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此类技术进步不仅优化了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通过算法驱动的精准匹配与实时响应，实现了动态的生产协同。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工业时代规模经济与灵活性之间的对立关系，使企业能够在柔性制造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产出效率，从而推动产业体系向先进性演进。

从组织演化的视角看，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市场搜寻、契约谈判与监督执行等环节的交易成本，进而重塑了企业边界与产业组织形态。在信息对称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传统的线性、层级化产业链结构逐渐向平台化、网络化的生态组织转变。这一转变促使产业组织呈现出核心平台聚合与边缘生态扩散的双重演化特征：头部企业通过掌控核心算法与数据枢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调度；中小企业则通过标准化的模块接口嵌入创新网络，实现敏捷生产。这种由技术驱动的组织网络化，本质上是效率逻辑在空间与组织维度上的深度延伸，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组织基础。

2.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安全约束与分工格局二元化

新地缘政治格局不仅是宏观背景，更是产业运行的内生制度约束，它推动全球分工原则从效率优先向效率与安全平衡的战略转型（Gereffi,2020)。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强化，推高了全球产业体系的运行成本和产业链合作的不确定性。当关键核心技术与矿产资源被赋予战略属性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原则便从成本最优导向转向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导向。在此背景下，国家倾向于通过政策干预来修正市场自发的效率逻辑，使得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安全性被置于比边际效率更高的优先级。

安全逻辑的介入，迫使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呈现出显著的二元化特征，即战略性环节本土化与非竞争环节全球化之间的竞合关系。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性领域，主权国家通过再工业化策略与有限开放策略，试图将研发与关键制造等环节回流本土，建立闭环的供应体系，以规避外部冲击带来的供应链断裂风险。这种安全溢价的支付，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导致资源配置偏离效率最优点，但从长远来看，是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产业体系稳定运行的必要成本。因此，新地缘政治格局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外部硬约束，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底线。

3.效率与安全的互动效应：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化均衡

新科技革命与新地缘政治格局并非彼此独立的两个变量，而是通过复杂的反馈机制产生深层次的互动效应。一方面，技术进步为对冲地缘风险、提升安全水平提供了新型工具。例如，通过构建产业链数字孪生系统和数智化风险预警平台，国家能够实时监控全球供应网络的运行状态，借助数智化备份与快速响应机制，在不完全牺牲全球效率的前提下增强产业韧性。这表明，新科技革命正在赋能安全，使安全维护从被动的防御转向基于数据的精准治理。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约束也在反向塑造技术演进的路径与速率。外部的技术出口管制与脱钩压力，往往成为受影响国家推动自主创新、攻克关键薄弱环节的催化剂。这种由安全驱动的定向技术突破，会引发产业体系内部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促使资本与人才向基础软件、核心材料等战略薄弱点集中，从而在特定领域加速实现先进性与安全性的统一。

将新科技革命与新地缘政治格局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是因为两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产业体系演化的动力源与约束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目标，是在技术革命所拓展的效率边界内，寻求一个能够抵御地缘冲击的安全均衡点。通过内生动力提升效率，通过外生博弈保障安全，两者相互交织、动态平衡，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向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并重的高质量阶段演进。在新科技革命和新地缘政治格局下，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更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如前文所述，战略性环节本土化和非竞争环节全球化的新二元特征，以及“竞合悖论”格局的形成，决定了我国产业体系建设不能单纯追求效率最大化，必须将安全韧性作为与发展效率同等重要的约束条件。

当前，“脱钩断链”风险有所增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部分西方国家产业链本土化趋势强化。其不断推出实体清单并与出口管制政策相互叠加，阻断了全球产业的跨国融通。二是以关税战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持续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国产业体系比较优势的发挥，技术、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难以展现，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需求牵引和供给推动的良性循环。三是在自主创新存在时滞的情形下，来自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渠道形成的技术供应面临中断危机，波及相应关联产业的技术升级。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双重分化格局，对产业安全韧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头部平台需承担技术突围与供应链稳定的核心责任，中小微企业则需通过模块化嵌入以增强系统的灵活性与抗冲击能力。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在产业体系建设全过程中始终保持底线思维和安全思维。一方面，要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置于重要位置，坚持自主可控导向，在战略性关键环节建立自主闭环能力，避免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受制于人；另一方面，要防止将安全诉求绝对化，对于非竞争性环节，仍应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风险可控下维护开放合作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本质上是在技术革命所拓展的效率边界内，寻求能够抵御地缘冲击的安全均衡点。这既是理论分析框架的结论，也是指导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的基本原则。

三、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产业组织形态和结构演变的新特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组织形态正经历从传统线性连接向高度复杂的网络化与平台化生态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过程在宏观上表现为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双重分化特征，在微观上则体现为生产范式、竞争逻辑与升级路径的深度重构。

1.产业组织形态的双重分化：头部平台聚合与边缘生态扩散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迭代，不仅打破了以往受时空限制的产业体系组织形态，也促使产业链与供应链之间的链接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特征。这一演化的本质在于，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深度嵌入生产函数，推动价值创造逻辑从环节间的单向增值转向生态系统内的多向协同（Jones和Tonetti,2020)。从新技术扩散的规律来看，这种转变通常优先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显现，在越过技术临界点后，将引发产业体系结构的非均衡裂变，进而重塑商业模式，加速旧有技术范式的淘汰。

在此过程中，产业组织呈现出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双重分化格局。一方面，核心企业逐步演化为具备资源调度能力的平台型组织，成为网络化体系中的关键节点（Jacobides等，2018)。平台化对传统产业体系的颠覆，核心在于其通过构建多边市场打破了科层制的行政边界，使竞争单元从单一企业或单一链条提升至整个生态系统在数据集成与资源编排上的效率博弈，从而实现对传统线性组织形态的根本性替代。头部平台聚合使得平台型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化组织的核心节点，形成“核心平台企业+生态伙伴”的平台化组织，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线性形式。以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该平台通过构建多边市场，整合了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形成“平台+生态”的组织架构，吸引了数万家中小企业接入其生态网络。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通过模块化途径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以较低成本接入产业链关键节点，有效打破了传统大型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的行政性或规模性垄断。这种边缘生态扩散使得产业组织从层级垄断转向多元竞争，中小微企业借助数智化技术快速接入产业链，显著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以阿里巴巴“犀牛智造”为例，该平台通过数据驱动打通消费端与生产端，使中小服装企业能够以极低成本接入数智化生产网络，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双重分化格局并非由技术单一变量驱动，而是技术供给、需求演变与分工深化在特定历史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人工智能等通用目的技术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大幅降低搜寻与交易成本，为大规模、高频次的跨界协作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底座。其次，消费市场从标准化向碎片化、个性化的演进，形成了关键的需求侧拉力，倒逼生产端通过网络化组织实现对市场信号的敏锐捕捉与柔性响应（Agrawal等，2019；Brynjolfsson等，2021）。最后，生产环节的深度模块化为平台化转型提供了结构前提。当研发、设计与制造等环节实现标准化解耦后，平台方能发挥集成器作用，将分散的中小微企业以模块化方式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关于企业边界与市场结构的线性假设。

通用目的技术作为本轮产业革命的标志性载体，在改善企业生产范式、运营架构与优化生产流程方面发挥着底层重构作用。在企业的组织架构方面，数智化转型推动原有的分散式管理向集中化技术中枢转化，将原本各部门独立的职能整合为统一技术中心。具体而言，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协同管理全产业链数据，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与协作隔阂（Czeczot等，2023)。在生产流程层面，先进技术的应用重塑了现场作业组织，通过提升工作效率并减少生产成本，将人力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岗位结构向人机协同方向转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其在生产环节的深度嵌入有效降低了库存水平，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全局智能优化。在产业生态方面，数智化转型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快速接入产业链，打破传统大型企业的垄断格局，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使产业组织从层级垄断转向多元竞争。需指出的是，此类技术的应用并非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通过重塑组织内外部的协作机制，引导产业组织从单一企业主导转向多主体协同（Mann等，2022)；同时，数据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推动产业组织从垂直整合走向水平协同（Jacobides等，2021)。前沿技术对产业的影响，从早期的营销优化开始，逐渐深入生产过程、决策流程与管理体系，其对产业组织的运行逻辑进行着持续性的底层构建（Kraus等，2022)。

数智化赋能下的网络化组织显著改善了市场竞争格局，推动产业生态从层级垄断向多元共生转型。借助数字技术，中小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快速接入产业链关键节点，有效打破了传统大型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的行政性或规模性垄断，显著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核心平台企业依托其技术前瞻性与资源配置能力，吸引并引领中坚企业与小微主体共同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生态体系（Gawer和Cusumano,2014)。这种网络化组织不仅通过打破传统中介依赖实现了产业链重构，还通过对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高效整合，为生态内成员提供了明确的创新指引，在提升个体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了系统演化韧性。

2.双重分化格局下的市场竞争格局演变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的分析框架，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绩效。该理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水平及产业体系发展状况相匹配，亦即市场结构明晰、产业关联度相对单一、企业边界相对固定的情形。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作用下，产业组织形式更加复杂，传统SCP分析框架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市场竞争环境的动态演变及其对产业组织形态的持续性影响（Evans和Schmalensee,2016)。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组织演变突破了传统SCP框架的线性静态逻辑，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动态化、生态化与垄断竞争并存的新特征。其显著区别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数据与网络效应重塑市场边界，平台企业的核心资产是数据与用户规模，强网络效应易形成“赢者通吃”，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却仍可伴随激烈竞争（如跨界颠覆），市场界定趋于模糊。二是动态竞争取代静态结构分析，创新周期缩短，企业行为（如算法定价、生态扩张）能主动塑造市场结构，行为与结构双向互动，绩效更依赖动态创新效率而非静态配置效率。三是平台生态化改变竞争逻辑，多边市场与生态系统竞争成为核心，企业通过互补服务捆绑锁定用户，竞争焦点从价格转向生态协同与用户体验，垄断地位可能因技术迭代快速更替。以腾讯微信为例，其通过小程序、支付、视频号等互补服务的深度整合，构建起强大的生态系统，使用户黏性显著增强；而钉钉、飞书等新兴平台则通过差异化的办公协同体验，对微信的企业服务领域形成竞争压力。四是竞争与垄断二元融合，数字巨头在细分市场具有垄断性，但跨领域竞争与潜在进入威胁持续存在，形成竞争性垄断新形态。以阿里巴巴为例，其在电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支付领域面临微信支付的激烈竞争，在云计算领域面临腾讯云、华为云的追赶，在本地生活领域面临美团的挑战，呈现出细分市场垄断和跨领域竞争并存的格局。这一竞争格局的演变，本质上正是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双重分化格局在市场竞争层面的直接映射——平台巨头的聚合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基础，而中小微企业的扩散则维持了市场的动态活力与竞争压力。

3.双重分化格局下的多元共生产业生态

在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组织架构下，产业生态呈现出多元共生、更具活力的特征。从产业生态模式来看，头部企业凭借其在产业链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引领中坚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发展方向，共同组成生态丛林。头部企业依托其先进的技术与较强的优质资源配置能力，在生产关键核心领域和科技基础领域加大高研发投入，把握产业发展前沿，并进行专利和资产布局；中坚企业如新型数字技术驱动型企业、高端材料制造业等高附加值行业的企业实施技术研发与攻关，以精细化的专业分工不断克服核心技术难题；中小微企业以较低成本加入生产网络，提高了供给的灵活性和市场的适配性。多元共生的企业生态网络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优化企业间的协同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企业通过构建网络化核心，打破传统中介依赖，对传统产业链进行重构，逐步实现以关键节点为支撑的生态网络（Stonig等，2022)生态网维在整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串联起上下游企业的同时，也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了创新方向（Zhang等，2023)；网络内企业可根据需求与生态内其他合作伙伴产品的灵活联动，从分散孤立、封闭运营走向生态共生（Herrmann和Pfeiffer,2023)，从独立产品供应商转向生态协调者、联动者，打破企业之间的协作壁垒，催生显著的网络效应，使生态内各主体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共生关系（Mann等，2022)。这种网络化组织有利于优化企业产品库与产品组合，激发生态内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还可以提升整个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Schneider等，2024)。

在双重分化格局下，头部平台企业作为生态核心，负责技术引领与资源整合；中坚企业作为创新骨干，承担核心技术攻关与专业化分工；中小微企业作为生态末梢，以灵活性和适应性实现市场精准对接。三者之间形成“核心—骨干—边缘”的层级嵌套结构，既保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又维持了创新活力的持续性。这种多元共生的生态模式，正是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双重分化格局在产业生态层面的具体体现。

4.双重分化格局下的产业升级新特征

在头部平台聚合和边缘生态扩散的组织形态演进过程中，产业升级呈现出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在工业经济初期阶段，产业升级通常体现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规模逐步超越生产率较低的产业，即第二产业的规模超过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作用下，除了生产要素构成（数字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外，产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发展模式以及产出的质量都会发生改变。产业升级不再只是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演变，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即智能化促进了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融合化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发展模式，绿色化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体验和清洁生产。

数据要素是具有高精确性、非损耗性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深度嵌入各个生产供给环节，一方面可替代其他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优化资源要素的匹配，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产出质量与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例如，嘉兴某化纤企业数智化转型后，工厂自动化率超95%，人均年产值提升28%，年节约人工成本约1000万元；产品研制周期缩短53%，不良品率下降47%。数据要素的使用倒逼劳动力不断提升自身技能与素质，提高了人机协同的质量水平，并扩展劳动对象的空间和范围，提高生产过程中副产品的回收利用率。例如，我国攻克世界级难题，建成全球首台商用超碳发电机组，实现了以二氧化碳发电的技术创新。数据要素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带动劳动、资本、技术要素同步调整演进。

数据要素在各业的渗透，突破了产业间边界，融合发展成为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式发展促进先进技术高效传导，带动智能制造业、智慧农业、智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正逐渐打破边界，形成“三业融合”的协同发展新局面，改变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技术基础。农业、工业、服务业通过数字赋能实现了各自属性的互相渗透与传导。近些年，农业正逐渐向生态文化、旅游方向拓展，具备了服务业属性，为传统农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工业也逐渐打破了自身边界，通过大数据平台驱动要素跨产业流通，向服务端延伸转型。数字技术催生出“三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如休闲智慧农场、工业旅游等新模式，拓展了传统产业链条，实现了跨领域增值和交叉互动发展。

智能化和融合化的发展，使得全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绿色化发展成为可能，有力带动服务业、制造业及种植与畜牧业等传统领域向绿色低碳方向跃迁，并推动绿色产业链与绿色价值链的纵深延伸，以及重大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从而在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中深植绿色发展理念，奠定可持续演进的生态根基。在双重分化格局下，头部平台企业凭借其数据整合能力，推动全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中小微企业则通过模块化嵌入，实现绿色技术的快速应用与推广，形成平台引领、生态协同的绿色升级路径。

四、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全球产业分工演化

21世纪以来，新地缘政治格局加速形成。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产业战略，争夺未来产业制高点：美国以“再工业化”和“小院高墙”强化技术壁垒，欧盟推进“绿色新政”与数字主权建设，中国则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速了全球产业分工与布局的重塑。

1.技术主权博弈与保护主义强化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各国纷纷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将技术主权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关键之举。技术主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具有强烈的利己性和排他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技术主权的理解不尽相同。对凭借巨大的科研投入而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发达国家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令它们感受到威胁。为维持其技术霸权，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其技术主权。2020年美国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首次列出关键与新兴技术（CET）清单，并在2022年、2024年对清单进行细化和补充。在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1月发布的《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创建了ECCN4E091，用于控制此前未受管制的人工智能模型权重；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针对用于生产先进节点半导体的物项设置许可证限制；在量子计算领域，美国财政部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在中国投资开发一系列包括量子技术在内的先进技术。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技术主权的维护更像是在外部压制下对技术自主的追求。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所有现代化产业都与数字技术息息相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发展（史丹，2022)，同时，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安全事件频发，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均受到威胁，使得各国正加速构建数字主权。数字主权表现为确立国家在数字治理中的权威性、自主性和有效性，以保障数据安全和自主控制数字技术（廖凡，2024)。构建数字主权的典型案例当属欧盟自2020年起对数字安全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构建和维护数字主权的相关举措，在数字技术、数据安全保护和数字空间治理秩序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博弈，以维护自身在数字领域的国家主权（孙通和舒伟超，2025)。

与技术主权、数字主权博弈相伴而生的是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的强化。近年来，受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影响，保护主义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愈发抬头，对全球产业体系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推出诸如“对等关税”等一系列“关税战”措施，企图借助关税手段迫使相关国家对美让步，并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为保护本土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35.3%的反补贴税（赵明昊，2025；何梓建和裴潇，2025）。而在投资领域，美国与欧盟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寻求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围绕关键技术竞争对中国展开制度制衡（阮淑慧和漆彤，2025)。

技术主权博弈和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产业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加剧了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行为。为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增强自身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各国积极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这种技术创新的竞争行为虽然推动全球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但导致技术创新的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由于各国之间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从而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其二，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和分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技术主权、数字主权博弈的加剧，各国为追求自主可控，更倾向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这可能会打破全球原有的分工格局，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当前，这些挑战不仅重塑着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更对各国产业体系建设形成直接冲击。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2.安全与效率的平衡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面对技术主权博弈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态势，全球产业组织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为应对国际贸易中的产业政策冲突，各国试图通过产业政策来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但由于全球市场份额以及资源有限，一国产业的扩张往往是以另一国产业的收缩为代价，从而可能会陷入类似“零和博弈”的困境。随着全球产业体系复杂度不断提升，国家行为逐渐呈现出战略性环节本土化和非竞争环节全球化的新二元特征。战略性环节本土化与非竞争环节全球化并存，构成了全球产业政策的“竞合悖论”，其体现在：

一方面，全球产业政策呈现出对抗性特点。在战略性环节上，技术水平较高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相比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对技术竞争与技术超越带来的利益空间预期很大，易于陷入“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中，将与对手国的技术差异程度作为国家博弈的重要因素，愿意采取措施来始终保持自身技术领先优势，但由于知识具有外部性，对手国通过技术跟随来不断减少二者之间的技术差异，因此该国家很大可能会选择用规制技术外溢和阻止对手国技术进步的方式来保持领先优势，尽可能将技术溢出控制在该国家本土内（史丹等，2023)。例如，美国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吸引全球芯片企业到美国建厂，同时限制受补贴的企业在“不友好”国家的投资和技术合作，从而遏制其他国家的芯片产业发展，使美国在芯片制造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将导致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分裂与重组，增加全球芯片行业以及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风险，进而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政策也呈现合作性特点。非竞争环节不涉及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具有高标准化程度、高技术通用性以及对本地特殊资源的低依赖性等特点，能够在各经济体之间灵活布局，实现全球化生产和运营。根据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由设计、生产、营销和配送等多个环节构成，不同环节所创造的价值不同。尽管非竞争环节通常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具有较低的附加值属性，但技术落后的经济体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凭借要素优势参与到这些环节中，在技术先进的经济体进行核心技术溢出规制的情形下尽可能使得收益最大化，从而形成非竞争环节的全球化格局。同样以美国的芯片领域为例，如基础材料供应等不涉及核心技术壁垒的领域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性特点：硅片是芯片制造所需的基础材料，然而美国本土硅片生产企业规模相对较少，主要依靠与日本信越化学、SUMCO等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来确保高质量硅片的供应，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供应风险。在废弃物处理方面，美国企业为推动芯片制造产业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与Veolia等跨国环保企业开展合作，对半导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化学废液等废弃物进行处理以响应全球环保议题。

技术脱钩、贸易壁垒等外部风险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产业链布局，试图将科技、制造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本土化，建立多源供应体系来增强产业链韧性。为保障经济主体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及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维护产业链稳定和强化产业链韧性十分重要。然而，全球产业链的运转需要多个国家共同维持，一个国家难以运转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产业链潜在的风险无法完全避免，因此如何强化产业链韧性来抵御该潜在风险是各国制定方针战略时所需注意的问题（肖兴志和李少林，2022)。以欧盟为例，欧盟对强化产业链韧性的举措主要围绕战略资源、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撑三个方面来形成“硬件基础-软件支撑-动能永续”的闭环：在战略资源方面，欧盟通过《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关键材料清单，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从而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在制度保障方面，欧盟设立“欧洲主权基金”等公共资金来定向支持如氢能、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研发，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解决“稳不稳”的问题；在人才支撑方面，欧盟为非欧盟科研人员提供工作与生活便利推出“欧盟人才护照”，并为确保技术落地联合企业建立“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从而为产业链提供长期动能，解决“久不久”的问题。

战略性环节本土化和非竞争环节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各国基于自身产业优势与安全需求的理性决策，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性构建。“竞合悖论”为理解当前复杂的国际格局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在坚守战略安全的底线上进行全球合作，才能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与原则

“十五五”时期，我国所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力量格局加速重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突破既有边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进中，我国积累并保有多重战略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共同构成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依托。但也面临着多种变化叠加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风险。如前文所述，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影响会持续加深，新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带来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刻调整。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贯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逻辑：新科技革命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效率边界，新地缘政治格局则划定了产业安全的外部约束底线，二者共同构成产业体系演化的内生动力与外生约束组合。为此，必须在战略高度上厘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目标与基本原则，以此统领“十五五”时期的具体战略部署。

1.基本目标：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系统部署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与战略任务。三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内在贯通、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首先，完整性是安全性的重要前提。产业体系完整性能够增加经济韧性，减轻依赖进口的外部压力，实现自我循环，进而压缩意外冲击与突发事件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扰动空间。从更宏观的战略维度审视，产业体系的高度完整性，亦是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保持战略自主、避免陷入他国经济依附关系的核心物质基础。产业组织形态从线性结构向网络化、平台化的演进，要求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必须覆盖研发设计、检测检验、物流储备等网络化节点，而非仅仅停留于工业门类的齐全。

从全球来看，我国是世界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大国，但按高质量发展的标准来看，我国产业体系还不够完整，工业生产制造体系仅仅是门类上大而全，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还存在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我国产品附加值低，利润薄、大而不优等问题。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不仅体现于工业门类的齐全程度，更涵盖研发设计、产业链与供应链、检测检验、物流配送及战略储备等系统性支撑环节的整体完备。这些环节均属于服务业范畴，不仅是影响我国制造业的盈利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产业竞争力相对薄弱、对外依赖较强的环节。我国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巩固和拓展产业优势，破除关键技术的瓶颈制约，补强产业基础短板弱项。把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底线思维，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拉动产业发展。与此同时，要统筹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纵深发展并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跃升，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深度，积极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切实加强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及质量品牌培育。建设韧性强、附加值高、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其次，先进性定义完整性，没有先进性很难保持完整性。产业体系的边界随科技进步而持续扩展，新兴技术所催生的新兴业态层出不穷，移动通信、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领域，均发轫于前沿技术的突破与扩散。若产业发展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驱动，产业完整性便无从实现；若完整性并非奠基于先进技术之上，则产业体系将丧失竞争效能，进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面临边缘化风险。由此可见，维护产业体系先进性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承载产业体系先进性的核心载体。“十五五”时期，须统筹推进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产业化，壮大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并沿全链条系统攻克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与此同时，产业体系先进性亦体现于以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组织形态，以回应技术进步所引致的结构性演变，如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链的高端化和产业要素的高级化。当前的国际竞争本质是科技竞争，没有先进制造业作为载体，科技创新就无从落地，也无法转化为本国的竞争优势。

第三，安全性是完整性与先进性的根本保障。产业体系的安全性体现在确保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下，要能够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不受制于人。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主体性在产业领域中的体现。底线思维、安全思维是我国应对风险与挑战的必然选择。“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战略为先导、政策为抓手、法治为保障、风险防控为落脚点，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关键矿产和科技领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基本保障。我国要对关键产业链自主可控进行评估，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利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卡脖子”技术和关键设备的攻关力度，有序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关键产业备份体系的整体布局。尤须着力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战略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以系统性防御架构应对多维度、复合型安全风险挑战。

2.基本原则：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智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产业升级的核心方向，也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产业升级范式的变化，正是产业组织从线性结构向网络化、平台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数字要素的深度嵌入打破了产业边界，融合化成为常态；网络化组织使全产业链的绿色协同成为可能。

坚持智能化方向，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产业体系建设的直接要求。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直接成果。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生产技术范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企业层面来看，智能化会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资源效率、降低成本等。从产业层面上看，数智科技产业发展超过传统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极。其中，新型基础设施，例如，5G、移动互联网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其他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产业体系中具有独特作用。适度超前建设将有利于全社会的数智化转型。智能化为传统产业赋能，使传统产业发展焕发新的生机，形成第二增长曲线。这种产业升级范式的变化，正是产业组织从线性结构向网络化平台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数字要素的深度嵌入打破了产业边界，融合化成为常态；网络化组织使全产业链的绿色协同成为可能。推动产业的智能化发展，首先要培育适应新科技革命的人才队伍，其中包括拔尖创新人才、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其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举全国之力突破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加大科研力度。第三，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的结合，扩大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开放力度，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坚持绿色化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我国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比重大幅度提高，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居全球首位，促进了全球风电和光伏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绿色低碳发展需要把能源的绿色低碳发展放在首位。“十四五”时期，我国高耗能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由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为处于世界前列。“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打通“能源—产业—循环”全链条，争取建成更多的零碳园区。把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双控落到实处，实现煤电功能转换，加快完善碳核算体系，逐步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建立健全碳考核指标体系和制度。此外，要加快发展资源回收与再利用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越高，资源回收与再利用的产业越发达。资源回收与再利用产业的发展不仅会有效地减少污染和碳排放，而且会生产再生资源，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融合化方向，是在专业分工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率的新增长源泉。融合化是在数字要素的作用下，不同产业相互渗透、交叉重组与相互融合，以求得更高效率、更大市场潜力、更低成本的产业协同发展，是在专业分工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率的新的增长源泉。典型表现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通过融合实现了要素、市场、品牌的共用共享，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融合化发展，根本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市场分割壁垒，着力疏通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堵点与制度卡点，深入推进行业体制改革，系统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并就兼并重组、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及政府采购等核心环节的制度规范加以健全优化，以制度供给的系统性提升为产业融合发展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生态。完善宏观经济与行业治理体系，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以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从根本上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

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重点与保障措施

基于上述目标与原则，“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聚焦重点领域以“四链融合”夯实要素支撑，以双循环畅通经济循环，构建保障体系，形成重点突破、系统保障的建设格局。

1.战略重点

（1）强化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先进制造业是先进技术的载体，历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变革最终均体现在制造业生产技术及其产品形态的更迭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先进制造业是指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材料、现代制造工艺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制造业，其特征是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一方面，聚焦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抢占竞争制高点。积极布局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具有较快增长潜力的蓝海市场，重点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氢能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产业发展。通过全链条核心技术攻关，确保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及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依托新兴产业的价值放大与模式赋能效应，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另一方面，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明确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而是市场稳定且不可或缺的产业基础。通过引入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与新工艺，推进服装、食品等传统产业实现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转变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传统比较优势，构建以底层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竞争新优势，保障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不断更新的技术供给，从而保障了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为经济增长注入不竭动力。“十五五”时期，要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作为制造业做大做强的主要载体，充分发挥新兴产业的价值放大、模式赋能以及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力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推进产品迭代升级，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培育形成竞争新优势。

（2）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现代化服务业的支撑保障。随着数字经济深度嵌入实体经济，制造业服务化与两业融合已成为常态，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能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每一阶段都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与重点任务。虽然“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例如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充分、布局不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工业品的增加值率和利润率偏低等。补短板、强弱项，是“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出发点和原则。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基本要求。

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与智力密集型行业，具有附加值高、需求弹性大的特点。未来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常态，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更加深入。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先进制造业能够走多远。针对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需分领域推进研发设计、软件开发、产品检验检测、物流及供应链金融、市场营销与品牌管控、产业链绿色服务、服务贸易等直接影响制造业附加值及利润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拓展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此，应加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数智化和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建设，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力争到“十五五”末期，使我国跻身全球制造业第一方阵，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与发展质量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增长点。

（3）适度超前布局支撑产业变革的新型基础设施。一次产业变革对应一代基础设施，这是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内在关系。纵观工业革命历史，每一次产业变革都不是产业领域的独舞，而往往是基础设施更新先行，产业变革紧随其后。基础设施的更新往往具有先导性，是产业变革的重要保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同时，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体系涵盖四个层次：以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底座；以智慧交通、智慧能源为典型形态的融合基础设施；以绿色技术实验室、公共研发平台为核心载体的创新基础设施；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向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系统性转型升级。新型基础设施兼具准公共物品属性与强外部性，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技术驱动性强，以数智化为核心，推动全链条效率革命；二是跨界融合度高，打破行业边界，催生公用事业与新能源、公用事业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业态；三是公共属性与市场活力并存，既承担基本民生保障功能，又通过市场化运营激活创新动能。

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服务国家战略与安全，在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中抢占先机，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二是发挥扩内需、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基础设施投资在总需求中占比高、乘数效应强，短期内可托底经济、改善预期，长期则有利于把握技术革命窗口期，在可控风险下先行布局、以建促用，避免因过度观望错失产业与区域竞争先机。

适度超前的本质是构建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技术前瞻与网络效应为牵引提前布局，但始终以现实场景与支付能力为约束。超前不等于冒进，新型基础设施面临技术路线与商业模式两个层面的高度不确定性，若缺乏需求牵引与成本约束，易出现重复建设、标准不一、低效利用等问题，反而抬高社会成本、稀释投资效益。因此，需在把握技术革命窗口期的同时，严防缺乏需求牵引的盲目冒进，避免重复建设与低效利用带来的资源浪费，在可控风险下先行布局，切实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应对极端情况下的安全保障能力。

2.保障措施

（1）以“四链融合”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支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四链融合”），是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中要素配置扭曲与功能错配的关键抓手，为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共同的要素支撑。“四链融合”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路径重构，破除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在推动产业能级跃升的同时，构建起能够有效抵御地缘政治冲击的动态演化韧性。

第一，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强化先进性对安全性的内生赋能。针对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必须改变过去孤立、分散的科研组织模式，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链关键节点为坐标的创新协同体系。这种对接的本质在于打破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技术创新链的超前预研与关键突破，为产业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底层技术支撑，从而在根本上缓解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进一步看，创新链向产业链的深度渗透，不仅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更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确保国内产业体系具备自主闭环能力，使产业的先进性真正转化为保障体系安全的战略基石。

第二，优化资金链对创新链的跨时空配置，破解高风险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高风险性以及投资收益的长周期性，传统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往往难以满足原始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早期融资需求。为此，需要构建覆盖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全生命周期的科创金融体系，通过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投放机制并广泛撬动耐心资本，将金融资源精准引导至基础软件、先进材料及高端装备等战略性薄弱环节。这种配置逻辑的核心在于利用金融手段平衡研发端的不确定性投入与市场侧的逐利属性，为颠覆性技术的试错提供必要的财务缓冲，从而在全球技术主权博弈中确保创新动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第三，夯实人才链作为体系运行的底层支撑，提升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的智力保障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度与广度，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质量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契合程度。在数智化转型与碳中和约束的双重压力下，产业体系对人才的需求已从单一技能型转向跨学科的复合创新型。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建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动态适配的人才引育机制，培育一支由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及大国工匠构成的多层次人才梯队，是保障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人才链的完善不仅体现为高端智力的集聚，更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优化人才在产业链各环节的流动效率，确保人的能动性能够转化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效能。

第四，发挥“四链协同”的互动效应，提升复杂地缘环境下的抗压能力与演化韧性。创新链提供原动力、产业链提供应用载体、资金链提供运行血液、人才链提供智慧支撑，四者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深度交织，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整体。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是创新的对象，更扮演着提升四链协同效率的“润滑剂”角色，通过数字平台加速知识、资金与人才在产业链各节点间的流动速度，显著降低要素配置的制度性摩擦成本。这种高度协同的内部格局，能够使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应对地缘政治等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时展现出更强的自我调整与自愈能力，通过内部要素的快速重组与备份机制，对冲外部链条断裂的风险，从而在国际分工与博弈中稳固战略主动权。

（2）以双循环畅通和数智化管控保障产业体系安全运行。“四链融合”解决的是要素配置层面的问题。保障产业体系安全运行，还需要在经济循环畅通和风险监控预警两个层面构建制度性保障。

一是建立产业链安全的数智化监控与预警体系。建立实时监控全球供应商网络的数智化平台，对关键节点储备多家在地理上分散的合格供应商，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在主要消费市场布局产能快速响应枢纽，缩短供应链半径，提升应急能力。建立产业链数字孪生系统，接入实时物流、地缘政治、气候数据，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风险自动分级预警，触发预设应对预案。推动数字基建互联互通，建立“一带一路”数字原产地规则，推行电子认证互认，搭建跨境产业云平台，基于“硬联通—软联通—智联通”三位一体打造包容性数字贸易生态，培育数字服务出口集群。

二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经济循环中保障产业体系效率与安全的统一。双循环市场结构以内为主、内外联动，通过保障国内大市场这一内循环核心的稳定，不断升级外循环，建立内外资源高效配置、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双循环结构，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循环畅通，从而在国际市场掌握发展主动权。从内循环角度看，中国内需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待释放。“双碳”目标倒逼绿色消费需求扩张，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精准匹配供需、创造新场景不断释放潜在需求；居民消费由基础的衣食住行转向健康医疗、智能家居等更具个性化、服务化的需求领域；企业更加聚焦数智化转型，对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需求激增。从投资需求看，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科技创新研发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已取代传统基建等重资产投资成为新引擎，有效扩大了内需规模，提升了内需质量。从外循环角度看，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正由全球产业链参与者向技术标准制定者、创新生态构建者的角色跃迁。通过技术标准互认、知识产权跨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等制度型开放举措，构建兼容国内规则与国际秩序的技术治理体系，减少外循环的制度性壁垒，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制度性权力。中国企业通过突破高精尖技术，逐步实现全球产业链深度参与，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资源向国内集聚，充分发挥外循环的经济赋能效应。从内外联动角度看，数字技术引领企业在供给端实现优质供给，在需求端刺激居民消费，消费升级不断牵引供给创新，通过有效投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内外循环联动提升全球竞争力，最终实现供需双侧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与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李少林 |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史丹,李少林.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逻辑与战略重点[J].经济管理,2026,48(5)5-24.DOI:10.19616/j.cnki.bmj.2026.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