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上看到周叔莲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在周先生领导、教诲下的往事涌上心头，作此小文，表达追念、哀悼之情。
我1991年初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周先生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当时正在掀起“下海”大潮，研究工作逐渐受冷落。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产业部门招收了一些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人，也有一些刚毕业的博士。他对我们这些调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新手”非常关心。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并悉心指导我们写作论文。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有两次冒昧地麻烦周老师，请他审读我的论文。周老师评论起来直截了当。对其中一篇他认为：“口语化语言太多，不像论文”。我是学新闻出身，这个评论对我写论文帮助很大。对于另一篇，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回答：“有些平淡。自己不满意。”周老师说：“对嘛。自己都不满意，回去重写。”（大意）。对周老师这些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帮助，我至今受益，并且敬仰他的人格。周老师还帮助推荐中青年学者的论文，到杂志发表。
周老师作为学问大家，不仅关心中青年的学术发展，还对具体问题给予关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评职称名额甚紧。我在评研究员时也颇费时日。没有想到的是，周老师还专门找我聊了两句，给予鼓励。
据我所见，周老师是以读书为终生爱好，以做学问为终生使命的学者。前年到周老师寓所探望，看到周老师客厅、书房到处是书报、杂志。没有说上几句，他就聊到了当前的学术思潮上。周老师退休后发表了大量文章，真是比我们这些正当年的人写的还多。如今，我也进入退休队伍，应当以周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
周老师他们那一代老学者，非常纯粹，品格高尚，令人高山仰止。周老师对人对事，不存个人恩怨，实事求是。周老师爱才，记得有一次说到某出现点事情的中青年学者，周老师仍坚持予以较高评价：“他的学问是做得不错的。”（大意）我当科研处长时，一次组织职称评定，周老师特意夸奖了一位平时写论文较少，并且研究范围超出工业经济之外的学者所写专著，认为应当给予积极评价。反映了他们那一代老学者的宽阔胸怀。
周老师退休前后，发表了“所有制工具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反响。我认为，这是周老师巨大的理论贡献。但是，当时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某些领导也有看法。但在一次闲谈中，周老师对我说：“有人说我有所改变，那是不对的。我坚持我的看法。”
周老师虽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但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延续了马洪、蒋一苇所长领导下形成的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自己就是在不断参与实际部门实践，参与调查研究中做学问的。他参加工业经济研究所学术会议，总不忘提醒大家，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对于中青年研究工作者，他更是耳提面命，强调要到实践中去。
对于西方经济学，他是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记得他有一次在小范围讨论时说：“现在过于强调数学公式的作用是不对的，有些学者在用最复杂的语言，说最简单的问题。研究经济学，可以用数学，但用历史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在一次会议上，他针对某些不认真研究党的代表大会文献和政府文件的现象提出意见：“不要认为那是文件，就不是学问。那也是政府组织了多少人，进行了调查研究，花了很多时间得出的成果。对我们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周老师言传身教，令我敬仰。谨以此文，纪念周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