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动作频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协定》，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每一次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这些行为的背后，是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促使制造业回归、增加美国就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为追求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特朗普政府正在摒弃一切“不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多边国际合作。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走向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其预期的效果？我们不妨进行逐一解读。
鼓励制造业回流政策对失业率影响不大
特朗普在施政目标中将增加就业放在显著的位置，而大众容易忽略追求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在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把高薪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的想法，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随着科技创新和全球经济融合的推进，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作岗位都在减少，特朗普不可能把很多高薪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
美国失业率近年来确实在下降，而且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但我们需要明确，美国就业岗位的增加哪些可以归功于特朗普政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历了10%失业率的低谷，2012年之后失业率不断下降，到2016年底特朗普上任之前，失业率已经控制在5%以下。可以看到，2017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世界经济复苏和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惯性作用，以及美国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吸引了外围国家资金和人口的涌入，支撑了服务业持续增长。不可否认，特朗普政府的“胡萝卜+大棒”策略的确留住了少数制造业企业投资，短期来看，留在美国的投资创造了少量的新增就业岗位。然而在产业技术工人短缺的情况下，美国低端制造回归毫无优势。未来，美国真正的优势在于高度自动化和高度智能化的高端制造业，而这样的行业回归显然对于增加就业岗位作用不大。
减税方案的实际效果低于预期
特朗普政府已经公布的税改方案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降低公司税税率，暂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起征点，以及降低跨国公司海外汇回利润的纳税税率。税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降低公司税，美国公司税税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高居第一。此次公布的税改方案，统一将美国公司名义税率由35%降低到20%。在众议院提案中，由合伙人转缴企业税的过渡法人税率从39.6%下调至25%。而美国当前有超过50%的企业属于过渡法人，其合伙人是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群体。企业减税是一把双刃剑，实际的效果取决于纳税基数增大与国内存量企业征税额度减少之间的平衡。短期来看，税率降低直接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政府赤字急剧增加。长期来看，减税对于美国缴税主体是一种“放水养鱼”的有力举措，有利于企业创新、创业，同时促使一些非公司形态存在的经营主体转为公司实体，从而扩大征税基数。美国个人所得税体系一直被诟病结构不合理，最新公布的众议院税改方案将累进税率由原来的七档简化为四档，同时纳税抵免额基准翻倍。目前，有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打着为中产阶级减税的幌子，调整个税税率和抵扣额度，实际上中产阶级获益不明显，但10%的富人阶层则可以通过成立独资或合伙企业的方式，将个人收入转化为企业收益，享受最高25%的过渡法人税率。对于降低海外汇回利润的纳税税率至7%—14.5%的税率区间，表面来看会增强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的意愿，事实上，如果缺乏投资机会，即使按7%的税率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征税，这些海外公司也不具备将利润汇回美国的强烈动机。
贸易保护政策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特朗普执政以来，接连退出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其中，退出TPP和《巴黎协定》都涉及美国经济政策。特朗普对多边自由贸易的反感，源于其认为自由贸易使美国产业工人丢失了饭碗，造成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近来，特朗普政府致力于退出NAFTA，初衷是其认为美国没有在其中占到便宜，还导致墨西哥抢走了美国“铁锈地带”产业工人的饭碗。事实上，如果没有墨西哥的产业配套，美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将大大降低。在NAFTA生效的最初20年里，“成本洼地效应”会导致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到墨西哥，但在智能制造日益普及的今天，自动化已经代替产业转移成为导致工作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即使重新树立关税壁垒，促使生产回流，美国的工作岗位也不可能因此明显增加。退一步讲，即使跨国公司将生产车间搬回美国，也必须要面对产业技术工人断档和生产成本增加的问题。另外，反自由贸易政策将使贸易相关就业萎缩，其冲击将是明显的，其效应也会即时显现。目前，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一系列双边谈判，逐个击破，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美国制造业再腾飞创造条件。且不论重振美国制造业面临多重困难，这种单边思维只会损害美国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互利互惠永远是有效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因此，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效果很可能与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难以缓解贫富差距
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特朗普能够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朗普在一些经济低迷州的投票中胜出，反映了这些州选民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期待。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成为特朗普重要的执政目标之一。首先，特朗普将重振制造业作为缩减不同阶层人群收入差距的主要方式，可谓“缘木求鱼”。从美国产业结构来看，即便美国制造业回归，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目前，美国整体经济发展稳定，服务业的绝对主导地位很难动摇。美国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实际GDP保持了增长势头，尽管基数较大，但多数季度能够保持1%以上的环比增长。当前美国贫富差距主要是由服务业内部分配差距和金融资产增值的马太效应造成的，相比于欧洲，美国服务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巨大，一个保险申报处理员和一个流水线员工的工资差距不大，但一名执业医生和一名小学老师的收入差距却是巨大的。对于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美国居民而言，完全可以以逸待劳，享受资产在市场上增值的收益，而多数上班族则几乎没有储蓄。其次，减税方案对低收入群体影响不明显，同时却为富人阶层留下避税漏洞。最后，贸易保护政策将一些价格低廉的产品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致使美国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提高，受到冲击最大的无疑是支付能力不高的低收入群体，这也会拉大贫富差距。
综合来看，特朗普所有经济政策都围绕重振美国制造业这一核心。他力图通过吸引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美国再建设、再工业化和再就业。但强势逆转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使减税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最终损伤就业，损害普通民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