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推进工业化时，进入21世纪后，发达国家也重新认识工业化的好处，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政策方向——“再工业化”。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必须更好地推进工业化来参与全球竞争，提高本国在全球的竞争地位。攻占全球“制造业高地”，成为国际竞争的普遍趋势。
（一）欧美的再工业化
工业化是由欧美国家发起和率先实现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欧美国家走在全球工业化的前沿，引领了各自城市化、现代化，随着工业化带来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制造业生产的规模化与集中化，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产出与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下降，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产出与就业比重上升。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曾经出现了这样的认识：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外，一般工业尤其是传统工业已成为夕阳产业，西方的工业化已经结束，社会进入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时期。与此对照的现实背景是，由于城市各类成本上升，金融业、商业等服务业出现繁荣，技术相对成熟的制造业企业从城市中心地带迁移到边缘地带，甚至转移出国，出现了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趋势。
在成本差异较大的压力下，制造业跨国公司基于追逐利润扩大的动因，出现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的趋势。一方面，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竞争加剧，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增长收入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上升，开拓新市场可获得更大利润；另一方面，把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可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减少生产成本与运输成本。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这一趋势，被欧美国家视为工业的离岸（Offshore）发展过程。
但是，这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少国家因为贸易逆差扩大、失业率上升等方面的原因，希望本国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生产线能够从发展中国家抽回，重建回岸（On-shore）趋势。陶氏化学公司的利伟诚（Lieveris）甚至提出，要“与离岸作斗争”。欧美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reindustralization）政策，就是要动员政府、市场各类资源，使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资本回流本土。各国都出台了配套政策支持制造业回归本土，或者限制本国工业资本流向境外。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出现有利于再工业化苗头。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电力、劳动力、住房等成本上升，使得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利润率收窄。部分跨国公司的决策者甚至发现，由于把投资迁移回发达国家可减少管理成本和节约运输成本，方便创新型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综合考虑成本收益要素，在发达国家投资甚至比在发展中国家收益率更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发表文章，提出要借鉴美国人提出的概念，推进中国的再工业化。但笔者所言的“再工业化”，与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概念大为不同，是建议不要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改弦更张，继续推动中国工业化。
（二）制造业“三个带动”的实证支撑
如果说早期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关于工业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描述，而近些年的投入产出分析更是揭示了制造业的深层次带动规律和引领作用。新近诸多研究表明，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产业带动、就业带动与创新带动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制造业可带来强大的产业关联与产业扩散效应。据利伟诚《美国制造》一书提供的资料，根据美国经济制造局对2007年美国投入产出表的分析结果，每1美元最终制成品可以带动1.4美元其他产业的产出，而每1美元服务业却只能带动0.71美元其他部门的产出。也就是说，制造业对其他产业增长的带动作用约为服务业的1倍。美国经济制造局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产业带动效果有如下规律：制造业>信息业>农林业>渔牧业>建筑业>多个服务业。这显示，制造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发展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增进最为显著。
第二，发展制造业可带来强大的就业关联与就业带动作用。制造业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能够有效带动其他产业就业上。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比重已经下降到20%以下，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只有13%左右。由于制造业自身就业比重较小，也曾一度成为西方学界轻视制造业的依据。但是，引用利夫西（Livesey）在《后全球化时代》一书的数据，英国人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在就业创造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也远远大于服务业。根据对2010年英国投入产出数据的研究，制造业就业乘数从1.5到5.5不等。但从整体判断，制造业各行业的平均就业乘数为2.5。换句话说，制造业平均每增加1个工作岗位，其他产业部门可增加2.5个工作岗位。与此比照的是，除去农业和矿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就业乘数只有1.7。也就是说，以服务业为主的其他行业每增加1个工作岗位，带动其他产业的工作岗位只有1.7个。可见，发展制造业可以更有效地创造就业机会。
第三，发展制造业可有效带动技术创新。制造过程是采用技术手段、技术诀窍把原料转变为产品的过程，制造业的发展从来都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工业化的驱动力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的源头是技术革命。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研发投入的60%-70%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创新成果也应用于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制造业的不断扩张，会对技术创新提出更多的需求，促进技术创新。没有足够强大的制造业做支撑，技术创新动力就可能弱化。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制造业发展更多地源于技术创新带动劳动生产率上升，而服务业发展一定程度因价格上涨所致。
（三）“产业公地论”应运而生
1968年，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草地的公共属性和放牧者的私利性质，在缺乏约束条件下，会导致放牧的羊只不断增多，而草地质量不断下降，“公地悲剧”因而发生。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是，更好地界定产权。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中，“公地悲剧”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基础理论。孰料，到2009年，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威利·史提出了“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的概念，后来又出版《制造繁荣》一书，进一步强化了对“产业公地论”的阐述。
在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看来，制造业就属于典型的产业公地，制造业由专有技术、产业运作能力和专业化网络交织构成，这些要素与能力嵌入研发项目与科研机构中，通过网络联系向制造业部门提供支持。按照两位教授的认识，制造业“产业公地”的兴衰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也会失去创新能力；第二，制造业产业公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第三，制造业产业公地的侵蚀并非自然而然的结果，与管理与政策不到位有关。在两位教授看来，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产业公地空心化”势头，美国一些制造能力消失和被其他国家的替代，这是美国制造的“公地悲剧”。他们的建议是，通过一系列管理与政策的调整，来振兴美国的“产业公地”。为重建产业公地，按照两位作者的建议，需要用好包括“教育、税收、研发支持、培训、反垄断、补贴、知识产权、贸易、政府采购以及各类法规”等政策工具。
当然，笔者认为，美国学者有保护制造业基础的主观动机，把制造业类同“公地”比喻，担心制造业进一步流失的主观意愿可以理解。但是，把制造业作为公地比较还是有一定牵强之处。比如，首先，如果制造业带有“公地”性质，农业、服务业有无公地性质就需要相应讨论或者界定，好像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论断并不多见，难道只是具有产业流失性的制造业作为公地性质？
“产业公地论”仅仅为制造业量身打造。其次，保护公地的最好办法是界定产权。就两位学者论述的公地关系看，无论是涉及美国的制造业企业还是研发项目、研发机构，产权都是清晰的。第三，从两位学者呼吁的建议来看，更多地是依赖于政府进行相机抉择，把政府政策与市场力量结合在一起，更好地保护制造业。但以往的政府干预不到位，更应该用市场失灵加以解释，而不是用“公地理论”解释。
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加里·皮萨诺、威利·史的“产业公地论”一经发表，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并被美国政府采用。在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中，“产业公地论”被作为政策规划的重要支撑。英国学者利夫西在论述发展发达国家工业时，也采用了“提升产业公地”的说法。这说明，在没有更好的理论解释之前，产业公地理论的实用意义与价值毋庸置疑。
当然，有无“产业公地理论”并不要紧，只要美欧各国政府意识到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都会用心地保护发展制造业和不遗余力地推动再工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