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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面向制造强国的产业政策调整

2023年05月11日来源:长江产经智库    作者:贺俊

一、何为制造强国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间竞争或产业间竞争,主要是讲国家间竞争,不能讲企业间竞争。相当于“竞争力”概念,经济学中关于“效率”的概念更为清晰。国家间竞争的整个理论图谱,大家在各自的赛道上竞争,看谁的效率更高,这可能是我们主流经济学描述的国家间产业竞争的场景。但是在中美大国博弈的情景下,有直接对抗的,并不是在各自的赛道上进行效率的竞争。

当我们整个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问题场景发生了变化以后,对于一些问题的一系列的理解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的强,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认为,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传统的行业包括高技术的行业,如果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并不是美国核心的国家能力的载体的产业,不管是全球生产网络还是全球创新网络,断链的可能性小。未来的断链发生主要可能在战略必争领域:一个是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经济增长领域的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现在美国打我们的移动通讯,还有一个是未来产业。

这样的产业,确实存在着跟美国的脱钩和断链的风险,怎么实现强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呢?现在在政策和学术界,基本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的是补短板的问题,如果是补短板,就是国产替代,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可能会走入一个矛盾或者冲突,如何兼顾自立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有这样的判断,如果完全脱离了全球生产网络,我们的技术进步的能力路径可能会被破坏。关于强的另一种思路是筑长板,中国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要替代,而是要构建起来我们自己的优势,这样能跟美国有相对平衡的谈判地位或者是博弈地位,目前为止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我觉得还要增加一点:非对称竞争优势,加上以我为主的市场和产业生态。

一方面构建起来自己的竞争优势,开辟新的技术路线;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内市场一定要像中间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国家要开放,我们的市场一定要开放,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我们既主动,同时又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的格局。比如移动通讯的5.5G和6G,美国一定会跟中国脱钩形成去中国化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的标准和中国本土的国内市场,一定要向中间性的国家开放,牵引欧洲来嵌入在我们的体系当中,一个比较理想的格局是,美国为主的创新链和以中国为主的创新链,以欧洲为主的中间性国家同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取得战略平衡,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不管是移动通讯还是集成电路,利用中国自己的车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国内大市场的需求,拉动FDSOI、三维晶体管及芯片架构等新市场的,在新市场形成中国和欧洲市场的格局,这是理想的状态。

传统的替代战略是不一样的。从竞争位势来说,短期不那么被动,长期并没有解决主动的问题。后一种战略根本上赢得主动,与全球创新体系可以兼容。以中国的市场赢得中间性国家的战略平衡,产业政策的组织和思路也不一样,第一个战略各个部门都要负责赶超,我们中国所有的政策部门,发改、科技、工信都是负责赶超的,但是所有的部门负责赶超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没有朋友。非对称战略跟传统的替代战略不一样的地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最重要的竞争战略会变的重要起来,当有权衡的时候,战略的核心是选择,只有构建非对称优势而不是全部替代的时候,战略才变的重要,在产业政策研究里,产业竞争战略是没有位置的,但是我觉得在竞争情景下,产业竞争战略主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研究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

二、中国式的创新体系

如果中国有一天成为强国的话,一定是创造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可以看一下,几乎任何国家在历史上,在工业史上都是这样的,德国工业化贡献了企业研发中心组织模式,美国贡献了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现代公司制的出现不是出现在美国,但是成熟是在美国。我们假想2050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强国,回头看,中国一定是贡献新的技术,也贡献了新的产业组织的模式,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产业组织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虽然我们强调核心的能力,一定是组织的独特性,但是有一些一般性的东西是无法跨越的。Block和keller的研究,一直在引用美国的突破性创新的主要的来源是国家实验室、国家的公共研发机构,而不是企业。但是我觉得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个研究的解读是存在偏颇的,我们反而要思考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出现在公共研发机构,但是最后能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结合最近的研究,对美国的创新跟中国的创新,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美国的创新更像接力赛,而中国人的创新更像是一个创新者要从头跑到尾,美国为什么创新的种子能够从国家的公共研发机构转化到企业,最主要的创新机制是学术创业。在中国最主要的是公司的创业,包括从公司分裂出来的创业。

美国通过学术创业和公司创业,把技术基础研究的种子不断的转化,最后变成他的产业竞争力,技术创新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中国技术市场和背后还有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所以最后变成一个创新者要从头跑到尾,这样很难做出来像ChatGPT、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长期的去转移转化的技术。如果要成为创新强国的话,不可能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实现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知识产权保护以后,我们的技术市场才可以形成,这里不是现在讲的市场技术交易所,我说的不是狭义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知识产权的转让许可收购,之前做过软件的调研,最后调研的一些软件公司,他们反映最大的问题,当做出来好的软件之后,就会被中国的大公司以流氓的手段复制同样的东西,把这个公司挤死,如果是这样的竞争生态,那些小的公司就不愿意去创新。

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强国,我们的创新体系的载体首先要具有一些一般性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的国家实验室等等。现在我们国家的实验室依托地方政府,很难想象这样的机构会完全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共性技术研发机构,是以公司制的方式组织的,我是完全反对这种模式的,因为公司制的模式,确实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注定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共性技术。

但是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些独特的东西,比如说专精特新,现在一讲到好像就是德国和日本,但是还有一种模式是美国的模式,美国同样有大量的做底层技术的专精特新的企业,美国模式和德日模式非常不一样,德日模式是典型的家族企业,他们的核心能力是技术诀窍(knowhow),产业链是合作型的,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而美国的专精特新的企业,比如说集成电路,也是专精特新的企业,甚至某种意义上intel都是一个专精特新的企业,但是美国专精特新企业的模式不是这样的,它技术架构是高度模块化的,能力更多是knowwhy不是knowhow,中国的专精特新反而不是德日模式,中国的产业链更像美国,企业间关系更像美国高度竞争性的供应链。

中国又会跟美国非常不一样。我认为中国未来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不是美国独立的公司,而是一体化大企业下面的专业化的企业,其实我们整个亚洲国家,不光是中国,包括日本和韩国,我们的企业的特点都是高度多元化和一体化的,华为也是这样,仍然是一个要高度的利用内部市场的企业,这个也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外部市场相对低效一种战略反映,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化内生出现了组织形态,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将来的专精特新,并不是德国日本的模式,反而是美国加上一体化的大企业下面的专业化的企业,至少在我研究的高铁和移动通信中是成立的。

三、关于制造强国中的举国体制问题

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移动通信很多研究是对移动通信的赶超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赶超,但是显然中国赶超。美国从来不缺领先的公司,从AT&T,到后来的摩托罗拉,到高通,到intel,到今天的芯链,美国一直不缺,在移动通讯领域一直不缺技术领先的公司。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与中国的产业技术标准的统一组织体系的竞争面前,确实是失败了,或者更严格的说,是在产业层面失败了,更严格的说在产业层面暂时失败了,暂时落后的。应该说,高铁、移动通信是举国体制典型。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重大专项生物医药的项目,但是生物医药不是很成功,我引一个经济学家的数据,全球市值最高的20个科技公司里,中国有4家,但是在全球市值最高的生物医药公司,中国一家没有。这表明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我们是比较落后的,甚至是非常落后的。举国体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举国体制更适用于大量的创新主体需要进行一致行动的场景,而市场经济,技术市场的大规模试错的模式,更适用于需要市场快速的迭代,多技术路线的场景。

所以,如果接受这样的基本逻辑的话,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产业的技术范式构建不同的技术体制,虽然平时都统称数字经济,但是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或者是ChatGPT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工业互联网,包括车联网需要形成全行业标准的。这样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适用于举国体制。另外,像生物医药的公司、软件的产业,就会更适用于大规模试错,可能不适用于举国体制或者是产业总体来看不适用于举国体制,如果我们成为制造强国的,一定是找到各种体制的边界,能够包容各种产业的发展的模式或者是制度。

 

问答环节

陈柳:您讲的第一点,关于我们中国要更加注重于在非对称战略。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美国跟中国的科技竞争当中,找到了底层的逻辑:以芯片为代表的底层技术、底层产品来对你进行打压,这个时候我们发挥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长板优势的时候,就涉及到底层技术底层架构。现在中国做的比较好的长板的领域新能源、动力电池,涉及到的一些高精度的芯片或者是底层技术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一旦高要求的底层技术限制的话,我们是不是在非对称领域,5.5G、6G的通讯领域进行打压,我们的非对称战略是不是实施起来也非常困难?

贺俊:我补充一下我的观点,管理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说:组织追随战略,先有战略然后有组织,现在不光是战略的问题。我最近也在梳理一些国家的战略和规划,我觉得至少在国家的文件的表述中,我觉得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组织没有跟上战略,我们现在所有的部门都是负责赶超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负责赶超的,而且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我们还要哪个部门要赶超,不光是一个战略认识的问题,我觉得更大是组织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整个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组织体系要重构。

第二,我觉得您讲的两者之间不矛盾。比如说在芯片领域,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芯片领域,其实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中立的趋势是有加强的,跟2018年、2019年的移动通信,当时欧洲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信息安全的背景下,欧洲有点一边倒的趋势,后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以集成电路为例,现在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替代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替代的问题,甚至光刻机可以做出来以后,你的芯片不一定有竞争力的,最后是一个综合集成的问题,像华为的芯片一样,最后的核心能力是集成,是一个以我们本土的独特的需求和大规模市场需求,来牵引力的产业综合能力的优化,我们可能在每一个环节都不是领先的,但是最后集成起来以后是最优的。

第三,以我们中国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新的市场需求,包括无人驾驶汽车,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是一些新的市场需求,对于产业的综合的集成能力,新的技术路线的开辟创造了机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向欧洲的产业链开放,而不是替代别人,美国要跟中国脱钩战略为目标的,但是欧洲不是这样的,欧洲在政治和利益之间寻的一个平衡,我认为欧洲讲利益的,关键在我们自己利用本土的需求牵引起来新的技术路线,产业体系以后,我们的市场产业链要向别人开放,这是关键。

 

讲演和问答内容来自于长江产经智库2023年4月“双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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