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制造业出海是稳固国内大循环实体经济根基的现实路径，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微观表现。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出海呈现三大新动态，面临三大新挑战，同时也逢迎三大新机遇。
把握新动态
当前，我国制造业出海呈现三大新动态。
一是制造业产品出海重心由产业链下游向上游偏移。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前期，我国主要通过承接全球产业链下游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国际分工网络，一个典型现象是落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外资企业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作为主营业务。随着开拓性科学发现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国内制造业企业逐步具备了对产业链上游复杂产品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受此影响，制造业产品出海重心由产业链下游向产业链上游偏移，突出表现为中间品出口占我国货物总出口比重明显上升，由2020年的43.6%提高至2023年的47.3%。山东作为挑起全国外贸大梁的重点省份，在我国制造业产品出海向产业链上游偏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23年中间品出口占全省货物总出口的比重接近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作为代表性中间品的汽车零配件出口接近1400亿元，占全省货物总出口约7%。
二是制造业产能出海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偏移。制造业产能出海基本遵循着“成熟一批、走出一批”的经济规律，具备生产率优势的制造业企业优先投资国际市场。加入WTO后，我国在传统产业领域逐步积累起健全高效的生产体系，企业产能出海步伐逐渐加快。早期出海的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为主，例如，2005年纺织服装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所有制造业细分行业中位居前五，2015年这一位次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居前十。然而随着国内外产业梯度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能出海接近尾声，突出表现为2023年纺织服装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跌出了制造业细分行业前十位。与此同时，产能出海重心开始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偏移。以新能源产业为例，2022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呈爆发式增长，大量产能出海到匈牙利、芬兰、瑞典、摩洛哥、泰国等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国家。
三是制造业品牌出海重心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自控”偏移。我国制造业企业在早期出海阶段大多不具备海外知名度，通过为其他国际品牌代工的方式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完成资本和技术积累后，近年来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逐步由“贴牌代工”转向“品牌自控”。具体而言，一是直接并购东道国或其他国际知名品牌，进而依托品牌效应缩短东道国消费者的接纳周期；二是在服务东道国市场过程中推动企业品牌本地化，逐步提升东道国市场对企业品牌的认可度。山东在制造业品牌出海方面推出了“好品山东”品牌国际化建设工程。截至2024年5月，已有超过3.2万个品牌纳入“好品山东”品牌培育库。从生产重型装备的中国重汽到生产高端零部件的豪迈集团，从生产家用电器的海尔海信到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济南二机床集团，山东制造业出海品牌在制造业全产业链上实现了广泛覆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出海品牌链”。
直面新挑战
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
内卷式竞争外溢的挑战。我国国内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问题，部分企业采取无底线压价行为抢占市场份额，迫使其他企业亏损经营直至退出市场。近期，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出现了外溢趋势，突出表现为钢材、光伏和药品药材的出口单价过快下跌。2024年1—8月，我国每吨钢材出口价格较2023年和2022年同期分别下降约21%和75%；每吨光伏出口价格较2023年和2022年同期分别下降约45%和86%；每吨药品药材出口价格较2023年和2022年分别下降约4%和14%。内卷式竞争外溢收窄了制造业企业出海的盈利空间，导致大量企业资源没有流向技术创新环节，而是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中损耗殆尽。不仅如此，“以价换量”的出海行为无形中增大了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品控和售后服务压力，长此以往会诱发产品质量危机，损害企业的品牌形象。
美西方对华竞争升级的挑战。美西方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我国制造业产品和产能出海的重要目的地。然而，近年来美西方采取多重举措加剧对华竞争，为我国制造业出海设置壁垒。一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贸易保护措施。美国在2022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我国列为美国在全球唯一有意图且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正利用原产地规则和关税壁垒加快打造“中国+1”的“美系”供应链网络，对华进口份额由2017年的21.6%下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13.3%。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二次上台，我国对美出口商品可能遭遇美国新一轮加征关税的冲击。二是以环境保护为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2023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开始试运行，计划于2026年正式起征碳边境调节税。这项以避免“碳泄露”为宣传标语的环境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盟外”国家进入欧盟市场设置绿色贸易壁垒，进而保护欧盟在钢铁、电力、水泥、化肥和铝等高碳行业的市场竞争地位。
新兴经济体紧迫追赶的挑战。我国制造业出海正面临来自新兴经济体日益紧迫追赶的挑战。一是制造业产品出海面临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替代性挑战。新兴经济体借助劳动成本、税负成本和“左右逢源”的经贸制度优势，正在加快完善本土制造体系、打造本土制造品牌。例如，越南通过大力培育本土新能源汽车品牌“维纳迅驰”（VINFAST），对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实施国产替代，挤占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在越市场份额。二是制造业产能出海面临新兴经济体的选择性引资挑战。出于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追求，新兴经济体对我国制造业的出海产能不再是无差别引进，而是侧重于引进高科技和高附加值制造业项目，甚至要求进入当地市场的华资企业附加技术转让或技工培训条件，增大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核心技术外泄和高端人才外流的风险。
抢抓新机遇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国制造业出海应抢抓新机遇，不断开拓发展空间。
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内核驱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制造业出海的决定性因素正由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转向以原始创新和颠覆式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科技竞争优势。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第二大研发投入国，拥有规模极大、素质较高的技能型人才队伍，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培育。目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机会窗口期和制造业出海决定性因素深度转变的时代机遇期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新质生产力提升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硬实力和品牌软实力，成为我国制造业出海的内核驱动力。
全球产业链重构创造了新的海外投资机会。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友岸化”“近岸化”趋势、绿色低碳背景下的“绿色化”趋势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化”趋势。一是大国博弈驱使国际分工趋于“友岸化”“近岸化”，友岸和近岸投资需求大幅提升。例如，在美国供应链安全战略冲击下，我国对其邻国墨西哥的投资快速增加，2023年我国对墨直接投资额同比上升了约120%，远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整体增速（8.7%）。二是绿色化消费需求推动产业链延展，衍生出新的出海机会。例如，在传统的燃油车赛道我国制造业企业不具备显著优势，但国际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扩张使得我国制造业企业拓展了汽车产业链，实现“换道超车”。三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赋能我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数字化”，借助数字技术削弱出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壁垒，提升出海产线效率、产品质量和品牌国际知名度。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拓宽了我国制造业出海空间。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领域的“共轭环流”理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环流中居于枢纽地位，参与并引领新兴经济体价值链环流可以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与日俱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202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份额接近59%，预计202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将达到3.9%，远高于发达经济体（1.8%）。其中，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将达到4.4%。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的大幅提升，将逐步扭转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分工体系的主导局面，为我国制造业出海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拓宽市场空间。
杨志浩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跨国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