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源与环境约束导致发展空间不足是影响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发展的大政方针已取得了成效，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能源转型与低碳工业化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两大核心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新动力。十九大之后，改革方向和措施包括：（1）创造工业绿色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2）加大对新兴绿色产业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3）优化工业布局，在生态脆弱区和水资源短缺的地区要严禁上马大型工业项目；（4）重点解决好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5）在工业“走出去”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积极树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形象；（6）工业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再立新功。
关键词：工业；绿色发展；能源转型；低碳工业化；供给侧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中国能源监管体系与监管政策研究”(7174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关系到人民福祉、关系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问题。习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清晰地说明了他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只有理论上的正确才能有正确的发展路线和方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明显遏制。2015年，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出发，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方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习近平，2017）。[1]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质量改善、结构优化、环境友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为了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针对绿色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低碳工业化方面为中国实现低碳工业化、赶超工业发达国家探索一条新路。
一、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着环境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以其强劲的价格竞争优势进入世界市场，只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生产规模就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创造了众多世界第一，带动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力和民族自信。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工业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要素供给的比较优势下降，主要表现为人口红利减少，资源消耗因环境与安全方面的需求受到抑制；二是产业质量提升较慢，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中竞争优势不足。具体表现为一般性工业产品生产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由原来的领跑行业变为落后于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也逐渐下降。那么，是任其滑落下去，还是转型继续加快工业发展？这是一个重大决策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重要原因是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缺乏后劲，逐渐丧失竞争能力。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上升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去工业化。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并不表明工业不重要了，而是显示工业进入了转型升级、优势再造的发展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在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再次认识到工业在防止经济空心化、泡沫化中的作用，开始“再工业化”。如果我国在国内产业进入结构调整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再工业化的国际环境下，不加快工业转型发展，就有可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国工业如何转型、实现稳速发展，学术界有相当多的讨论。有相当多的一些专家认为工业发展减缓是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减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借鉴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过程的经验数据，以人均GDP、产业结构等指标判断工业化水平，认为中国工业减速具有必然性。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可能有助于分析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但却忽视了追赶型工业化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条件的区别。这种理论观点不能支持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本质上就是快速推进工业化（韩民青，2016），[2] 因为制造业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制造业是可贸易的，且劳动生产率无条件收敛。这些主要特征使得制造业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完美扶梯，过早地去工业化就相当于移走这个扶梯（王文和孙早，2017）。[3] 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就出现了工业化速度减缓现象，这就不能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来解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支撑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产业结构及其演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生态缺陷性（鲁雁，2011）。[4] 这种生态缺陷性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基于西方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系统及运行机制认识的基本原理和假设，始终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排除在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之外，理论的先天不足导致实际问题的产生。
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西方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欧美发达国家民众自发地兴起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要求政府严惩造污者，关闭污染企业。后来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其中绿色环保组织甚至提出了“环保至上”的口号。西方发达国家在治理本国环境的同时，把一些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较早地就会出现资源与环境问题，尤其是接受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国家。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有所加快，但其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能力没有同步增长，在工业化中后期就会出现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并且成为其推进工业化、追赶工业发达国家的重大障碍。
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源头上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以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为主，二是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三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落后或者缺乏。而这三个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又密切相关，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果没有政策强力引导就走绿色发展之路，经济发展就会落入生态环境陷阱。
二、绿色发展理论指导下的政策体系
（一）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我党在新时代要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党在新时代抓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和主要矛盾、领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引工业经济发展的方向标。
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顺应发展大势、顺应人民意愿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既传承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又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是从源头上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提高发展质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绿色发展的思想在“十五”计划纲要中就开始体现，最初集中在绿色食品生产、绿色消费方式建立等。在后来的三个五年规划中，绿色发展涉及的领域与范围越来越广，地位越来越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逐步完善，基本上形成了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是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0个方面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位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各种关系的总和，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生态文明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二是法律与制度保障逐步完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国逐步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要求，颁布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除了着力于理念建设，也着力于基础性法律框架建设。在已有法律基础上，又明确提出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8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有了制度保障。
三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部门性政策措施逐步出台并相互补充。部门性相关政策措施归纳起来可分为五个方面：（1）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例如，水资源使用红线规定、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资源节约利用目标管制。（2）国土开发利用方面，如陆地和海洋主体功能区的划分、矿产资源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等。（3）改善环境质量与节能减排方面，如“十二五”“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等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总量控制，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气化工程等。（4）加快发展节能减排产业的政策措施，如出台了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文件、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节能标准化工作指导文件等。（5）实行最严格的问责和考核措施，例如，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除自然灾害，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基础上，颁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为了推进工业绿色发展，该规划计划实施五大绿色工程，即能效提升工程、绿色清洁生产推进工程、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工程、工业低碳发展工程和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工程。
（二）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工业既是能源资源消耗部门、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条件下解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技术提供部门和实践部门。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我国出台了史上最严格的一系列环保政策与措施，生态环境也因此明显改善。一方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全党全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驱动工业增长的主要行业力量发生积极变化。2016年，装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比2012年提高22.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率达到21.6%，提高10.5个百分点。电子和汽车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2016年两个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9%，比2012年提高16.6个百分点。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深入，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减量调整不断推进，市场供需关系得到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改观，盈利能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带来明显的节能成效，对整个社会节能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12年累计降低24%，高于单位GDP能耗的降低幅度6.1个百分点。按照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计算，规模以上工业累计节能约7.9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节能量的90%以上。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节能降耗投入，推广使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加强重点行业能效管理，推动重点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2016年，单位GDP能耗和用水量分别比2012年下降17.9%和25.4%。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12年下降8.3%，氨氮排放量下降9.3%，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12.2%，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20.8%，超额完成目标。根据《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6年，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4.9%，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城市年平均浓度52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8.8%。
三、绿色发展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一）绿色发展理论起源
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一样，绿色发展理论也有其渊源。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但是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较早关注工业化的环境问题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1962年美国人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著作，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Carson，1962；Meadows等，1972）。[5-6] 随着西方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产与生活，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民众自发地掀起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抗议某些工业企业只顾赚钱不顾社会公众利益，造成空气、水体、食物污染和危害公众健康，并要求政府严惩造污者，关闭污染企业。后来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其中包括著名的绿色和平组织。之后，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绿色环保与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皮尔斯1989年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中首先提出“绿色经济”一词。[7]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Brundt-land，1987）。[8]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绿色经济的倡导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首次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全球环境部长会议，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6届理事长暨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发布了《绿色经济报告》，阐明绿色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与上述理论和观点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同之处则体现在出发点、目的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绿色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以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实质上是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向后工业社会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敬畏自然、依附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阶段。治理工业社会以来的环境问题，不能使人类社会倒退到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而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中国绿色发展是以实现“中国梦”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根本目标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绿色发展也是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二）国内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随着绿色发展的实践与需求，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热点问题，但与其他问题相比，我国绿色发展的研究刚刚起步。据笔者对中国知网数据的检索统计，直到1994年才开始有学术论文以“绿色发展”为篇名，而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研究生论文直到2003年才出现。如图1所示。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之后，相关学术论文开始快速增长。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大政方针对我国学界研究方向的重要影响。从学科分布来看，绿色发展涉及领域广泛，表明各行各业和各个层次都对绿色发展有所认识。如图2所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科上，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开展的研究生论文较多。如图3所示。
图1 “绿色发展”相关论文数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2017年数据截至2017年11月27日。
图2 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论文学科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
图3 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研究生论文学科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
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探讨绿色发展的内涵及相关领域的绿色发展路径。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9] 刘恩云和常明明2016）认为，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迅速兴起，有着深刻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历史背景。[10] 方世南（2016）指出，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发展，也不仅仅只是涉及节能减排的环境保护。[11] 从根本上讲，绿色发展问题既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指向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又是政治领域的问题。绿色发展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绿色执政理念，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绿色发展体现执政党的政治自觉、政治责任、政治使命和政治担当。张治忠（2015）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绿色发展就是共生式发展。[12] 绿色发展强调作为主体的人、作为载体的社会和作为生态环境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和持续发展。
国外的理论研究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国外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环境的制度选择。国内关于绿色发展问题的研究多着眼于其理论意义、现实作用与实现的具体措施，但文献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上，从工业化的根本方式探索绿色发展道路的文献并不多。
四、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能源转型与低碳工业化
工业化是人类发展的伟大里程，但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直接原因。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必须建立起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一切新事物都是由旧事物脱胎而出的。我们把1740年开始的工业化叫作传统工业化，而化解传统工业化问题的新型工业化称作低碳工业化。为什么叫作低碳工业化？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远远超过某条河流水污染和某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温室气体的影响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低碳发展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的消费使温室气体快速增长。温度上升导致了一系列气象变化，引发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危及人类生存环境，如果不加以扼制，人类将会受到致命的影响。近年来观测发现，气候变化这一慢变量正在加速。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之一，减缓气候变化刻不容缓。气候变化具有以下特性：时滞性与不可逆性。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影响在多年之后才能显现，而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就会持久；如果不采取措施，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将彻底改变。公害性与公益性。无论排放源在哪，都会对地球大气产生一样的影响而且长期存在。减排温室气体的收益由全人类共享，但收益未必能在当期获得，而且只有减排者承担减排成本。不确定性与帕累托改进推断。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是不确定的，但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与拖延行动不作为相比，前者的净成本远低于后者的净损失。收益来自于合作与共同减排。单边气候政策成本是非常高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至少需要贸易伙伴的共同行动才能使减排顺利进行。
工业化是通过产业革命实现的，能源开发利用是产业革命的基础。三次产业革命伴随着三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由木材转向煤炭，煤炭的开发利用为蒸汽机提供了高热值的燃料，从此拉开了产业革命的大幕。第二次能源转型是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加之电力的发明，使人类进入电气代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都被甩在门外，而且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也不同于工业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的工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但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目前世界正处第三次能源变革之中，即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一次能源变革的意义超过前两次，因为它将改变传统工业化的燃料基础，推动工业化模式的转变。这一次中国站在全球能源变革的前列，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处于世界第一位（贾根良，2013）。[13] 中国要追赶发达国家，一定要在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抓住机会。
习总书记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环境下，提出了中国要推进能源革命。目前全球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更早地受到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因而较早地开始推行清洁化生产，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笔者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推动的减排温室气体行动是全球低碳工业化的开端。低碳工业化是以清洁能源为基础，而传统工业化是建立在高碳高排放的能源基础之上。学界一般是以产业结构或者人均收入来衡量传统工业化水平，这种思维与方法的局限性是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现实往往是工业化程度越高，污染越严重。低碳工业化则是关注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以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来衡量低碳工业化水平，旨在生态环境友好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实现能源转型，以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据笔者测算，最先倡导低碳发展的欧盟国家，其清洁能源占比也只有13%左右，中国与它们十分接近。
按传统工业化水平指标测算，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或者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但按低碳工业化指标测算，全球低碳工业化刚刚开始。“补绿色短板”是世界各国工业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重塑竞争力的机遇。绿色发展与低碳工业化具有天然的联系，绿色发展是理念，低碳工业化是绿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对中国来说，加快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可有效地推进节能降耗、降本增效，化解过剩产能，实现由劳动成本优势转向科技优势和品牌优势转换。
以绿色发展为理念推行低碳工业化，契合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对生活环境品质的需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补齐绿色发展短板，有利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工业发展的新动能，树立中国工业产品高端环保的国际形象。
五、工业绿色发展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绿色发展是中国工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担当与使命。绿色是发展的要求，工业是发展的支撑。有人把工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工业化是破坏绿水青山的根源。从局部地区或者某个事项来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不是要不要发展工业的问题，而是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问题。解决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矛盾的出路是走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保护好绿水青山需要加快建立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工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基础和途径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以旅游业为例，如果没有大飞机，很难想象在几天假期内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区旅游。吃住娱乐行背后都是以工业发展为支撑，人口的增加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更是工业化的结果。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们要深入理解习总书记的“既要……也要……”的关系与内涵。我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工业的绿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史丹，2017）。[14]
中共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工业绿色发展取得初步成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以及单位GDP碳排放目标等都有可能提前完成，经济发展速度也企稳回升。不过，也应看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绿色低碳技术仍未充分发展和应用，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也不健全。因此，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新动能。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进工业绿色发展：
第一，创造工业绿色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应大力宣传绿色发展理论和观念，倡议绿色消费。积极推广绿色生产标识和绿色产品标识，扩大绿色产品市场供给和需求。
第二，加大对新兴绿色产业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绿色行业的研发与投资。对于应用先进绿色技术的传统企业，政府也可以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
第三，优化工业布局，在生态脆弱区和水资源短缺的地区要严禁上马大型工业项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群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长江经济带等，要更加严格地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坚决调整和关闭落后产能。
第四，重点解决好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进一步强化节能减排措施，加强静脉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与节能环保产业。
第五，在工业“走出去”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积极树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形象，建设绿色工程，建设绿色园区，输出绿色产品。
第六，工业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再立新功。习总书记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国家前列。从2035年到2050年，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生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去三十多年里，工业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及中高速度增长、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工业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观察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其制造业仍然保持一定的比例，工业创新仍是创新主战场。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目标与实际的差距就是发展空间，就是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产业支撑是难以实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拉美国家的经验说明，实体经济是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缺乏实体经济发展的国家，将难以抵消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更不会有强大的国防和经济自信。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强国建设，久久为功。要实现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把经济是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随着科技发展，工业生产方式与模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创新成为工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工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工业要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量、中国品牌、中国标准方向发展，强化工业质量发展，打造世界级工业品牌，引导工业技术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才能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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