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权威智库机构对新经济的统计数据差别之大，源于其对新经济的内涵界定及其统计口径不同。因此，全面探讨新经济的体系构建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要议题。本文认为，新经济的“新”主要体现在七方面：新的基础设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不仅是生活方式变革的基础设施，也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设施；新的增长动能，包括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低位资源转向高位资源、从实体资源转向虚拟资源、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新的经济形态，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新的运行方式，包括速度经济、网络经济、精准经济、长尾经济、协同经济；新的分配制度，包括时间分配革命、收益分配革命、财富分配革命；新的发展阶段，从注重生产、生态发展转向注重生活、生命发展，全面实现“以人为本”；新的统计体系，基于新经济的内涵界定，亟待建立一套全新的统计体系。同时提出，新经济具有包容性，应把新经济和旧经济统一起来，促使旧经济全面转向新经济；新经济具有时代性，今天的新经济可能成为明天的旧经济，必须与时俱进，打造时代经济；新经济具有相对性，发展新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旧经济，当前正确的思路是“新要成旧也就”。
关键词：新经济；创新驱动；以人为本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应急项目“雄安新区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研究”（项目编号：2018Y0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新经济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gjs0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标志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里，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目前，全国上下正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但是，什么是转型、转型什么、怎么转型、向哪里转型，在认识上尚不清晰。本文认为，向新经济转型，向新经济看齐。
一、引言：从新经济的数据说起
201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进入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期的中国经济》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取得一定成效，其集中表现在中国的新经济规模，以“三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正处在一个稳定增长通道中。据统计，2015年8月-2017年8月，中国新经济占总体经济规模约为1/3。
201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报告认为，2007-2016年，中国新经济年均增长16.1%；2016年，中国新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14.6%。
2017年12月，财富智库和BBD联合发布数据显示，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为31.4%，即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31.4%。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由财新智库等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研发，旨在度量中国经济转型中新经济相当于旧经济的活跃程度。新经济指数覆盖了节能与环保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与研发业、金融服务与法律服务、体育文化和娱乐等10个类别，超过140个行业。
2017年12月，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高达22.6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占GDP的30.3%，同比增长18.9%。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竞争力的共同选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在转型发展中形成强劲势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中国新经济的规模、比重到底有多大，而是研究这些统计差异背后对新经济内涵的基本认识，即新经济到底是什么、新经济新在何处。尽管2018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但是，仍然不能停止对新经济全新的定性研究。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新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创新。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虚拟经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经济就是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大数据经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经济就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等等。关于新经济内涵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
本文认为，以上关于新经济的认识，都是“盲人摸象”的碎片化描述，并不能构成对新经济的整体性、系统性观点。这里，基于新经济“创新”的本质特征，可将以上关于新经济的认识用“硬”和“软”两种视角加以整合，形成一个开放性、动态性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从“硬”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金融、新制造、新零售、新服务所驱动；从“软”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思维、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新业态、新组织、新机制所驱动。从而，新经济可被定义为基于“硬”驱动和“软”驱动交互驱动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
二、核心：新经济与旧经济的比较
新经济之所以“新”，主要源于七个方面。以下通过对新经济、旧经济的鲜明比较，来精准反映新经济的全貌，整体构筑新经济的体系。
（一）新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功能就是发挥连接作用。人类社会发展，一是节点本身的突破，包括家庭、社区、企业、产业、国家等；二是连接技术的突破，使得节点之间连通起来。历史地看，先是节点自身的发展，再是连接技术的更新，二者相互促进、轮番上升。
概括而言，旧经济的基础设施，重在有形连接，即“桥连接”，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桥梁等，俗称“铁公基”，存在物理空间约束。新经济的基础设施，重在无形连接，即“云连接”，狭义上指的是“互联网”，广义上指的是一个新技术群，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终端；ICT（信息通讯技术）、DT（数字技术）、CPS（信息物理融合系统）、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区块链；识别技术（指纹、语音、人脸）、无人技术（无人驾驶、无人工厂、无人商场、无人银行、无人停车）、3D技术，等等，亦称“云设施”，即每一个个体都有一朵“云”，它突破了物理空间约束。
1. 互联网成为引领生活方式变革的基础设施。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2016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达7.31亿，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网民的总和。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达6.95亿，超过了欧盟（3.43亿）和美国（2.62亿）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总和。在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中，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中国为68%，美国仅为15%。移动支付的普及宣告中国率先掀起一场支付革命：支付1.0，现金支付；支付2.0，刷卡支付；支付3.0，移动支付；支付4.0，刷脸支付。不仅如此，基于互联网，还可以刷脸购物、刷脸吃饭、刷脸开门、刷脸入住、刷脸进站、刷脸乘车、刷脸登机、刷脸取款。这样一来，“脸”是身份证、通行证、公交卡、火车票、登机牌、付款码。另据考证，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每天差不多4个小时。生活在互联网上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像当年美国人生活在4个轮子上。
2. 互联网成为引领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设施。（1）新零售。就国内而言，在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2亿人，每天的交易笔数高达2000万元，商品规模超过10亿件。这里，淘宝模式彻底颠覆了沃尔玛模式。就全球看，2016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比重，中国为70%，美国为3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1]。这一基础设施革命，意在表明：过去，购物是在实体空间，即线下经济活动，它是基于分割的局部市场，基于信息不对称、封闭的、有限分工与协作的市场经济；现在，购物是在虚拟空间，即线上经济活动，它是基于统一的全球市场，基于信息对称、开放的、无限分工与协作的市场经济。这样一来，互联网改变了交易场所、拓展了交易时间、丰富了交易品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李海舰等，2014）[2]。（2）新金融。2017年10月，随着证券经纪业务的数字化升级，曾经热闹一时的港交所交易大厅关闭。此前，亚洲地区东京和新加坡的类似场所已经关闭，一个时代随之落幕。2018年4月，中国建设银行宣布，国内第一家“无人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这里没有一个柜员，没有一个保安，没有一个大堂经理，只需带上耳机和眼镜，90%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业务都能办理，能办的机器人办，不能办的远程办。不仅如此，这个“无人银行”还是一个“图书馆”“游戏厅”和“小超市”。（3）新服务。根据阿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17年9月13日报道，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通过线上挂号、候诊、检查收费、取报告单、药品缴费、医患互动，加之线下问诊、检查、治疗、取药，平均缩短就医时间60%。详见表1。
表1 传统就诊与支付宝就诊的比较 单位：分钟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17-09-13。
（二）新的增长动能
比较而言，旧经济主要依赖要素驱动，诸如劳动、资金、土地等，这些资源多为低位资源、实体资源，经济活动仅局限在实体空间进行；新经济主要依赖创新驱动，诸如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这些资源多为高位资源、虚拟资源，经济活动既在实体空间进行，也在虚拟空间进行。
1.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属于创新驱动，从客观上看，具有如下判断标准：一是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二是技术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三是对外技术依存度通常在30%以下；四是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定比重。从微观上看，则意味着人的发展从1.0、2.0演进到3.0、4.0。其中，1.0，人口——纯消费者，处于非生产者阶段；2.0，人力——以体力劳动为主，重复性工作，处于人力资源阶段；3.0，人才——以脑力劳动为主，创造性工作，处于人力资本阶段；4.0，人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处于人格资本阶段。综上所述，所谓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本转向主要依赖智力资本。
2. 从低位资源转向高位资源。按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将广义资源划分为三类，详见表2。一般而言，低位资源起到一个点的作用，亦称点资源；中位资源起到一条线的作用，亦称线资源；高位资源起到一整面的作用，亦称面资源。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就是从低位资源向中位资源、高位资源的演进过程。
表2 高位、中位、低位三类资源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 从实体资源转向虚拟资源。虚拟资源含义很广，诸如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体系、软件、网络、技术、商誉、文化、理念、数据等，它们都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结晶或智力性劳动结果，可以无限次地重复使用。一般而言，作为虚拟资源，初次生产成本很高，边际生产成本为零。
在新时代，数据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更是一种新的虚拟资源。微观层面，以阿里为例，从淘宝（销售公司）到支付宝（支付公司）再到余额宝（金融公司），个体或组织的海量业务活动都在这里留下了“数字痕迹”，据此开拓出了蚂蚁金服、芝麻信用（数据公司）；而通过对大数据这个“金矿”的深度挖掘，可进一步发展阿里健康、阿里娱乐、阿里休闲、阿里教育等，由此形成一个阿里事业群、阿里生态圈，各事业群、各生态圈之间互动、互补、互助，整个阿里帝国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态势。从宏观层面上，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统计，2005-2014年，全球商品流从10.6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9.0万亿美元，2014年全球商品流是2005年的1.8倍；全球资本流从1.4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6万亿美元，2014年全球资本流是2005年的1.1倍；全球数据流则从4.8Tbps增加到了211Tbps，2014年全球数据流是2005年的44倍，远远高于旧的生产要素增长。不仅如此，2014年,国际商品、资本、人员和数据的跨境流动对全球GDP的贡献为7.8万亿美元。其中，数据跨境流动创造的价值为2.8万亿美元，占对全球GDP贡献的36%。
关于虚拟资源和实体资源的比较，详见表3。
表3 虚拟资源与实体资源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4. 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空间是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场所。随着时代变化，对空间的认识也在不断升级。陆域，空间1.0；+海域，空间2.0；+空域（低空、高空、太空），空间3.0；+虚拟空间，空间4.0。也就是说，继陆域、海域、空域之后，人类社会又产生了一个与实体空间平衡的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里，由于随时在线、即时连接，具有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的特征。不仅如此，虚拟空间是无边界的，亦称“三零一无”。这样一来，新经济活动不仅基于实体空间，更要基于虚拟空间，即体现为“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融为一体”（李海舰等，2018）[3]。据此，企业边界理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即从企业是有边界的、企业边界是变动的，到企业是无边界的，导致了“无边界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李海舰和原磊，2005）[4]。
综上所述，比较而言，低位资源、实体资源的价格不断上涨；实体空间的成本不断上升。反之，高位资源、虚拟资源边际成本为零；虚拟空间则是“三零一无”。
（三）新的经济形态
1. 数字经济。它是指把物质化形态的产品完全转变成非物质化形态的产品，产品经历了一个由硬件到软件的过程，即完全“去物质化”。一般而言，产品存在形态可有三种：一是单独产品形态；二是叠加产品形态；三是去物质化形态。广义上讲，去物质化形态，既指产品形态去物质化，也指生产过程去物质化（李海舰和周霄雪，2017）[5]。以产品形态去物质化为例，纸质版大英百科全书共32卷8万词条，重约60公斤，3年左右更新一次，售价高达数千美元；网络版维基百科全书共有2000万个词条，没有重量，即时更新，而且免费使用。这样一来，纸质版大英百科全书1768年创刊，2012年停刊，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数字形态的“谷歌地图”“百度地图”取代了实物形态的“导航仪”，而且即时更新、免费使用。还有电报、电话、传真、照相机、摄像机等，都非物质化了，被“智能手机APPStore”所替代。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数字经济，免费成为常态，其在宏观上则标志着“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到来。
2. 智能经济。不能完全去物质化（减物质化）的产品，就要全面改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一切产品都要改智能化，即“产品+互联网”、“产品+物联网”、“产品+人工智能”，由此形成“人脑智慧+电脑网络+物理”设备“三位一体”的总体结构。
（1）智能汽车。不管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作为智能汽车，车与人、车与车、车与周边环境都形成一种“动态场景”，每辆汽车都可即时采集周边数据，以此决定最优时段、最优线路、最优车道，从而最大限度节约出行时间。
（2）智能手表。把手表作为一个数据采集端，不间歇地采集用户数据并上传到云端，云端即时给出用户的身体监测数据（血压、脉搏、心率、心电图、脑电图的变化），加之健康指导建议。这样一来，手表成为用户的健康管理平台。以后，手表厂商通过为用户提供“健康数据”获取利润，而手表本身则可以免费使用。不仅如此，借助于大数据，手表厂商摇身一变，还可能成为一个最好的人寿保险公司，此即“跨界融合”。
（3）智能电机。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不断地把数据传送给生产商，生产商则随时掌握该电机的运行状况，根据大数据及时给出电机养护建议和维修时间。这样一来，电机维修从过去的定期性、强制性“一刀切”的预防性维修转变为“预测性维修”，即精准维修。
（4）智能帽子。煤矿工人下井戴的安全帽，过去只是一个物理件，现在则扩展成为一个信息件、连接件，具有“智能终端”和“管理平台”的作用，亦称“在线设施和故障诊断系统”。这里，作为信息件、连接件的安全帽，任何时间、任何场面，不仅可以监测瓦斯、渗水，而且可以监测温度、湿度、通风量、一氧化碳含量、下井人数等，实际上成为了涵盖矿山生产、矿山安全全过程的管理平台。通过“云网端”基础设施，安全帽最终实现了人人互联、物物互联、人物互联。
（5）智能袜子。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收购了英国芯片架构厂商，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了人工智能。他说，未来几年，一双装了芯片的袜子可能比人脑还聪明；或者说，穿上安装芯片的袜子，脚可以比脑更聪明。
（6）智能冰箱。通过内置摄像头，对冰箱内的储物进行采集，然后传输到云端。①食材管理功能。用户可在APP智能终端查看自家冰箱内的食材数量变化，然后在冰箱上连接家庭食品供应链即第三方生鲜电商，及时进行针对性的物流配送。②食品检测功能。利用智能冰箱获取的大数据，进行新鲜度提醒、营养成分监控、消费习惯分析、菜谱推荐，等等。这里，家用电器不仅成为网器，而且成为网络枢纽。这样一来，所有产品，最终要从传统独立产品转型为智能网联产品。
3. 共享经济。旧经济、传统经济，是一种基于所有权规则的经济模式；新经济、共享经济，则是一种基于使用权规则的经济模式。杰里米·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提出，在新经济中，使用权胜过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合作压倒竞争，“共享价值”取代“交易价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超脱于市场经济的全新经济领域——共享经济，即从迷恋所有权转向追求使用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而且随时随地使用（杰里米·里夫金，2014）[6]。概括而言，共享经济，其前提是资源闲置，其基础是互联互通，其保障是契约精神，其目的是协同共赢。以汽车为例，如果基于追求汽车的所有权，购置成本很高、使用成本很高、闲置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很高，可谓“四高”；如果基于追求汽车的使用权，购置成本为零、使用成本很低、闲置成本为零、机会成本为零，可谓“三零一低”。总之，共享经济，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开放、协同、共享，旨在最大限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从国外看，2010年前后，Uber、Airbnb等一系列共享平台出现；从国内看，近几年来，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后，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享雨伞等新形态不断涌现。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以下新概括：用别人的车子赚钱，滴滴做到了；用别人的飞机赚钱，携程做到了；用别人的厨房赚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产品赚钱，淘宝做到了。共享经济，从共享生产到共享消费，从共享有形产品到共享无形产品，包括共享物品、共享美食、共享出行、共享服务、共享金融、共享空间、共享医疗①、共享教育、共享时间、共享组织②，可谓共享一切。
①共享医疗。例如医疗商场，即由多家医疗机构“拼”起来的医院，Medical Mall。检验、病理、超声、医学影像等医技科室及药房、手术室等采取共享模式，诊所可以“拎包入住”，医生则是全员流动。医疗商场建在大商场里，消费者可以先逛购物商场，再去医疗商场。这里，医生也由唯一执业发展到多点执业，最终自由执业，实行医生共享。
②共享组织。例如企业，将来不再以占地多大、厂房多大、员工多少来表达自己的实力，而是把企业运行嵌入全社会之中，通过互联互通，实现社会化研发、社会化生产、社会化营销、社会化营运，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旨在实现又省、又好、又快、又多发展。
4. 体验经济。旧经济、传统经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分离的，生产就是生产，消费就是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新经济、体验经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合一的，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即形成了产消者。也就是说，体验经济，更加强调用户参与及亲身体验，通过亲身体验，用户获得一种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难以忘怀的心理、精神感受。如果说产品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满足的是人的客观需求、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是有限的话，那么，体验经济满足的是人的主观感受、精神需求，其最高境界是酷毙了、帅呆了，这种需求是无限的，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2002）[7]。
从客观上看，体验经济可以分为体验农业、体验工业、体验服务业等。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同一产品和服务，人的心理认知、主观感受是不同的，即体验价值具有主观性。只要用户认为物有所值，其就愿意支付费用，这就使得体验经济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大大增加。这样，体验经济使得体验可单独作为一种经济价值进行市场交换，用户愿意付费享受个性化体验，以充分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由此所创造的收入增加值远高于企业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体验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值（汪秀英，2003）[8]。从微观上看，用户不仅购买产品，而且参与前端创意设计、中端试制制造、后端营销推广，全流程式交互，创造最佳体验。目前，海尔推出COSMOPlat全流程参与的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实时获取用户抱怨，即所谓的“槽点”“痛点”，经大数据分析后，直接转化成2000条设计创意，形成200个新产品投放市场。例如，海尔的笔记本雷神就是根据网络游戏玩家的30000条抱怨研发而成的。还有，用户在海尔官微上的热情交互，直接导致了家用洗鞋机的问世。因此，用户和企业零距离交互，不仅可以满足用户需求，而且可以创造用户需求（李海舰等，2018）[3]。
（四）新的运行方式
1. 速度经济。当今世界，一切都快了起来，其典型表现是“四个周期变短”：产业生命周期变短、产品生命周期变短、技术生命周期变短、知识生命周期变短。这样一来，企业之间竞争，除打成本战、质量战外，还要打速度战（李海舰等，2016）[9]。借助新技术群，一方面可以实现快速研发，即将研发活动推进到全时间和多空间，实现线上线下交叉同步；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快速制造，即将制造活动由公司化推进到社会化，并且叠加智能制造、3D打印。借助新技术群，还能加速资源集聚。根据2017年底的数据，过去，整个邮政系统驱动的包裹每年10亿件次已是空前规模；现在，整个电商平台驱动的包裹每年可达300亿件次。过去，中国出租行业约有200万名的出租汽车司机；现在，从滴滴平台披露的数据看，注册司机已经超过1500万名。
2. 网络经济。过去，生产者数量少，他们之间容易“团结”起来，形成对市场的控制力，即“生产者优势”；现在，基于虚拟空间“三零一无”的特点，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与生产者形成势均力敌状态，即“消费者优势”。在“消费者优势”和“生产者优势”均衡的状态下，两者关系由过去的“零和博弈”转变成现在的“共赢生态”。一是生产者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单位产品价格下降，进一步吸引消费者集聚；消费者规模经济效应，又进一步引致生产者成本降低，由此形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产生规模经济正反馈效应。二是生产者范围经济效应，同样导致单位产品价格下降，进一步吸引消费者集聚；消费者范围经济效应，又进一步引致生产者成本降低，再次形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产生范围经济正反馈效应。总之，新经济不仅发挥供给方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发挥需求方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并将两者打通、融为一体，由此实现互动、互补、互助，即为“交叉网络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经济下，一是用户与企业之间交互，即用户与企业之间的关联性打通，形成价值共创；二是用户与用户之间交互，即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性打通，形成社群经济。不仅如此，借助新技术群，非用户也参与到企业中来，即社会创客成为企业在线员工。这样一来，企业用户价值共创则进一步提升为“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即价值共创完全社会化。
3. 精准经济。以微观企业为例，包括：（1）精准研发。借助数据平台，随时搜寻和存储用户姓名、喜好、收入等数据，并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语义分析，明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以此作为研发的出发点。（2）精准制造。借助前期划分的精准用户群，企业作出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生产决策。例如，针对孕妇群体坐着看电视存在不便的需求，海尔为其定制了小帅影院。（3）精准营销。根据用户留下的“数字痕迹”，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出用户的消费偏好和生活需求，然后有针对性地向其推广产品和服务，即将产品和用户实现精准对接，提高营销效率。（4）精准服务。用户随时在线反馈关于产品的痛点，企业就此采用“无缝化、可视化、透明化”平台，配合线下人员精准解决用户抱怨。总之，借助新技术群，可将供给方和需求方实现精准链接、精准匹配。
4. 长尾经济。过去，受实体空间和规定时间约束，市场覆盖范围和营业时间有限。一般而言，在实体空间市场上，20%的产品是畅销产品（热门产品、大众产品），80%的产品是非畅销产品（冷门产品、小众产品）；或者20%的前端产品创造了80%的利润，80%的后端产品创造了20%的利润，此即典型的“二八定律”。现在，虚拟空间市场，无论多少数量多大规模，产品仓储成本变化都不大，用户购买半径是无限的，而且可以在任意时间下单购买。这样一来，不仅前端产品因为购买成本和购买价格更低而更加畅销，而且后端产品也成为了畅销产品，即海量的消费者形成了对所谓的“冷门产品、小众产品”的巨大需求，因为需求数量无限扩大而具备了规模经济效应，由此导致长尾经济（长尾用户、长尾产品、长尾市场）产生（克里斯·安德森，2006）[10]。不仅如此，长尾经济形成以后，解决了制造领域从标准化到定制化转型中“低成本供给和异质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5. 协同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具体而言，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协同发展，包括制造业与农业的协同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制造业内部的协同发展；二是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包括实体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协同发展、实体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协同发展；三是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协同发展，包括企业微观层面的产融协同、区域中观层面的产融协同、国家宏观层面的产融协同；四是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包括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数量协同、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质量协同、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结构协同。协同，具有融合、协调、匹配、均衡、一体的意思。尽管上述各个要素可以自成一体、独立发展，但是它们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质量关系、结构关系、差序关系彼此协同起来，可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有专家曾指出，相比速度经济效应、网络经济效应、精准经济效应、长尾经济效应，协同经济效应价值更大，其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更高。
（五）新的分配方式
1. 时间分配革命。目前，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引致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构全新的生产方式，即“机器换人”。随着智能制造、3D打印的兴起，黑灯工厂、无人工厂成为现实，这样一来，生产人员比例剧减。服务业，如零售业大量转移到网络空间，实体商店面临倒闭。总之，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无人商场、无人银行、无人驾驶、无人收费场景越来越多，大量员工面临转岗乃至失业问题。2017年底，据英国工会联盟报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能让1/3的人员失业。尽管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但是“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其最终结果是：工作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也就是说，生产方式革命导致生活方式革命。
不可否认，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导致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边界模糊，人们既可以在工作场景中处理家庭生活，也可以在休闲场景中处理工作事务，可使工作家庭关系由对立走向统一。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利用移动办公、在家办公等在线办公形式，自由配置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提升时间利用效率。但是，总体上看，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休闲娱乐、旅游养生，培养生活情趣，以此补偿“身体资本”透支、赤字，恢复工作体力，并减少员工由身体疾病而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不仅如此，闲暇时间增多，还可激活“智力资本”。哲学、科学领域，人们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学习、研发活动，可充分培养创新能力。这里，通过创新，把思想物化成体系，让体系去干活，把人置换出来，以此良性循环下去，最终实现解放人和发展人的目的。
2. 收益分配革命。与工作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相配套，整个社会收入分配规则需要重新设计。不仅如此，随着部分员工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即由“在职员工”转向“在线员工”，其与组织机构建立的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失去了享有原“单位人”员工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资格（李海舰和朱芳芳，2017）[11]。鉴于此，社会政策需要作出根本性的转型。具体而言，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待遇由“公民身份”决定，而非由雇佣与否决定，即以社会权利的名义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而且，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大大提升，全民共享“时代红利”，践行“普惠经济”。
3. 财富分配革命。一般而言，财富可以分为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三类。劳动财富是“老百姓”劳动创造的，自然财富是“老天爷”（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人文财富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单纯关注劳动财富的一维求解，增加劳动财富（指传统意义的GDP）成为第一要务，甚至以不惜牺牲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为代价来换取劳动财富。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财富的边际效用在递减，以牺牲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为代价来换取劳动财富的发展模式，其遗留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心灵空虚问题等。作为新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向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三维求解、综合求解，不能顾此失彼（李海舰和原磊，2008）[12]。不仅如此，经济分为物质经济和精神经济，其中，物质经济主要体现了与劳动财富和自然财富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以物为本”的经济；精神经济主要体现了与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
就人文财富而言，它主要是指：（1）情感，包括有利于增加人们幸福感的亲情、爱情、友情等。（2）安全，包括工作安全、生活安全、环境安全。（3）健康快乐，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灵魂健康。（4）风俗文化，包括能够提高民族文化底蕴的乡俗、传统等。（5）文化历史，包括各种文物古迹、历史故事等。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幸福指数或快乐指数的衡量，大多都是用于对人文财富的衡量。因此，必须把人文财富发展（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大财富综合求解，其思想是：财富=劳动财富+自然财富+人文财富；经济=物质经济+精神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生命+高质量生活+高质量生态+高质量生产。
（六）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工作重心不同，中国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 注重生产发展阶段，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期阶段。这一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在生产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消费。政府经济工作重心，则是大量开办工业企业、商业企业，生产发展成为第一要务。
2. 注重生态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开始关注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再进一步提升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府经济工作中心，一方面是大量修路修桥、种草种树；另一方面是节能减排、绿色发展。
3. 注重生活发展阶段。在解决生产、环境问题的同时，政府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大力发展教育产业、金融产业。一方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级需求，另一方面培植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力后劲。这一阶段，其典型特征是，高等院校扩大招生、大学校区不断扩建；证券公司纷纷涌现、商业银行遍地开花。教育是经济的明天，教育是创新的源泉。经济发展中的教育需求得以释放，教育成为一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金融方面，不仅家庭金融活动日益扩大，整个国民经济即“一切都金融化了”。
4. 注重生命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衣食住行用。在新经济时代，这个层面问题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来提质增效。第二层面，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娱乐、休闲养生。在新经济时代，这个层面问题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大医疗、养老产业发展步伐，这既是国家短板，更是民生短板，应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把注重后端治疗转向更加注重前端预防，即把医养重心由“医院内”转向“医院外”。第三层面，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一层面问题，不仅涉及生命数量问题（人均预期寿命），而且涉及生命质量问题，即人的尊严问题。如何实现这一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全新思维、全新思想、全新思路（李海舰和李凌霄，2018）[13]。这里，新经济的发展将给解决这一问题带来全新思考。总之，新经济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可运用新经济思维把生产、生态、生活、生命重做一遍。
（七）新的统计体系
发展什么就要考核什么，考核什么就要统计什么。新的统计体系，急需反映新经济的要求，并将新旧经济二者统一起来。
1. 新的统计基准。一是三次产业融合对现有统计基准的挑战。过去，一、二、三次产业边界清晰，例如：种麦子是第一产业，磨面粉是第二产业，把面粉做成包子卖是第三产业；现在，一、二、三次产业融为一体，上游中游下游融为一体，即出现了“全产业链”“全生态圈”，产业发生了破界、跨界、无界的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次产业划分不再适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特别是新经济的发展。二是新的产业划分对现有统计基准的挑战。新的产业划分标准，可谓众说纷纭。例如，有人提出可将现行产业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分为三类：设施产业，由专门负责提供各个领域基础设施的企业组成，如中国移动是通讯领域的基础设施供应商、中国铁建是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供应商；节点产业，由各个领域的高、精、特等专业化企业组成，它们专注于某一产品、某一服务，专门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服务，亦称产品服务供应商；平台产业，即平台供应商，专门负责将需求者和供给者撮合起来的各个商品交易、要素交易场所，如阿里、腾讯、百度、海尔、滴滴等，通过链接、集成、整合、配置，旨在资源共享、价值共创。三是从生产、生态端转向生活、生命端，即为对现有统计基准的挑战。例如：汽车公司，如果基于生产端的基准，统计的是汽车的产销量，衡量的是汽车的生产率；如果基于生活端的基准，一则统计的是汽车的公里数，衡量的是汽车的使用率；二则统计的是汽车的数据量，衡量的是用户的便利性。这里，关于生活、生命端的统计，目前没有一个科学认识和相对基准，包括统计类别、统计主体、统计指标、统计口径、统计单位等。
2. 新的统计指标。2017年，美国3位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十分有趣的方法来研究经济活跃程度，他们依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全新的夜间灯光地图，即依靠卫星记录下的中国“夜间灯光亮度”，与铁路货运量、耗电量等指标一起建立模型，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比常规官方统计更高且稳定”的结论，即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比官方给出的GDP数字还要好。他们认为，这可能与官方统计低估服务业尤其是各类新业态的增速有关。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特别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迅速，加速推动了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一般而言，夜间灯光亮度越密集，意味着经济活动就越活跃，可用来纠正第三产业特别是新经济低估情形，这也得到了实证支持（Clark et al., 2017）[14]。此举说明，新经济亟待开发新的统计指标。
这里，初步提出以下建议：（1）GNP（国民生产总值）。过去，通常采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状况，该指标包含外资企业的经济产出。现在，经济步入转型时期，需要寻找成本低廉的国家，加快对外投资，升级产业结构。相比于GDP，此阶段采用GNP更能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效果。以日本为例，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向外转移经济重心。截至2015年，日本海外资源面积已达本土资源面积的10倍，海外资产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是本土GDP的2倍，即日本在海外还存在一个超级日本。与中国相比较，日本GDP低的原因在于资本、技术、工厂不断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而美国、中国等国GDP均包括了一些向外转移的日本公司创造的GDP，但这些未计入日本的GDP统计之中。在新经济时代，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扩大产能出口，增加海外收益，从而GNP应成为重点统计指标。需要指出的是，GDP体现的是属地主义原则，而GNP体现的则是属人主义原则。（2）用云量、数据量和人均预期寿命。一是从用电量拓展到用云量。过去，采用耗电量衡量企业生产活跃度、开工率；现在，采用用云量加以衡量，用云量越多，意味着企业数字化升级能力就越强。二是从货运量拓展到数据量。过去，采用铁路货运量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现在，采用数据量测量经济活动实时流动信息，数据量上升，意味着市场扩张，反之意味着市场萎靡。三是从银行贷款余额拓展到人均预期寿命。过去，银行贷款余额用来反映人们对当前经济的信心；现在，人均预期寿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态、福利、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映射。人均预期寿命越长，一个国家社会和环境整体水平就越高。（3）GNH（国民幸福指数）。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升国民幸福感，将GNH纳入新的统计指标之中，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态、生活、生命等的综合表现。
三、结论：正确认识新经济和旧经济的关系
新经济的包容性。新经济，一方面是从无到有，即由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而形成的，其逻辑路线是，由“科”到“技”，由“技”到“产”；另一方面是从旧到新，即将新知识、新技术作用于旧经济，以此改造、提升旧经济。对于后者而言，新经济脱胎于旧经济、依赖于旧经济，更超越于旧经济。因此，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直至旧经济全面转向新经济。
新经济的时代性。今天的新经济可能成为明天的旧经济，必须与时俱进，打造时代经济。因此，为了保持新经济的先进性，新经济要“代表前沿、代表方向、代表趋势、代表未来”。
新经济的相对性。如果说旧经济更多基于手工技术、机械技术的话，那么，新经济则是更多基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如果说旧经济更加依赖物质资本、重复劳动的话，那么，新经济则是更加依赖智力资本、创新劳动（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高新科技投入）；如果说旧经济是以生产制造活动为中心的话，那么，新经济则是以研发创新活动为中心；如果说旧经济更大偏向有形资本、硬资源的话，那么，新经济则是更大偏向无形资本、软资源。这样一来，旧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新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旧经济，当前正确的思路是“新要成旧也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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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lark H., Pinkovskiy M., Salaimartin X.. China's GDP Growth May be Understated[R].US：NBER Working Papers，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