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城市群是世界城市空间组织演变的一种典型形态，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群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经历了从雏形到逐渐成熟的快速发展过程。城市群崛起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中国城市群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理论探索和实践需要互促互进的新时代。未来，需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落实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要求，坚持有序推进、梯度发展、因城施策的原则，加快推进政策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中国城市群迈向绿色化、智慧化、国际化和高质量一体化。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载体，每一次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都将促进新兴国家掀起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而催生出一些具有战略支撑意义的城市群。中国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利用四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从概念的引入到结合中国实际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与政策探索层面还是实际培育和发展层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就，战略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可以说，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区和增长极。因此，很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情况和理论成就进行梳理总结，明晰其发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找准方向，推动其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历程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阶段，城乡分割体制配合这个战略的顺利实施，但也影响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发育。同时，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割裂了城市之间天然的经济联系，阻碍了城市间“群体效应”发挥。我国学术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只是做了一些零零星星的学术性探索，并没有提出比较鲜明的理论观点。为此，在回顾我国城市群发展时，通常选择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起始点，但并不忽视此前的既有工作所奠定的基础和贡献。
（一）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连绵带的设想
早在1980年，中国地理学家宋家泰在其《城市—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调查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这一术语，其对城市群的界定是“多经济中心的城市区域”[1]。1983年，于洪俊、宁敏越在《城市地理概论》一书中首次用“巨大都市带”的译名将西方学者戈特曼的有关思想引入中国，具体解释为“至少有着2500万城市人口，城市用地比例越来越高，城市与城市间的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相互蔓延，甚至连成一片”[2]。1988年，周一星在都市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大都市带接轨且符合中国特点的“都市连绵区”的概念，同时指出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两个都市连绵区，即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含港澳）地区，并分析了这些地区所共有的社会经济特征[3]。
（二）20世纪90年代城市群的出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受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共同影响，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且与周边区县存在紧密交互作用的都市区成为我国城市化的新形式，并开始出现由若干个都市区组成的城市密集区。姚士谋等（1992）在《中国的城市群》一书中将其称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并概括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4]。该阶段，除了长三角地区沪宁杭、京津冀、珠江三角洲、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较快且比较完善之外，还有成渝、中原、关中、长江中游地区、哈大齐、长吉和厦漳泉地区等城市群也在逐步完善和集中化，群体组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些城市群正在成长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主要力量。
（三）城市群的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学术界和政府层面对于城市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入，围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长株潭等几大城市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政策层面，自2006年起我国就开始将城市群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2010年12月印发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城市群作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2013年12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4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提出以城市群为主导，构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201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2018年11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中提出要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区域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除此之外，国家层面相继也出台了一系列精细化的发展规划，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等。官方公认的城市群数量也由1个增加到10个，再到目前的19个[5]。截至2019年9月，国家发改委共印发了11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纲要，这些城市群分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表1 国家正式发布发展规划的城市群及其概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城市群发展规划纲要内容收集整理所得
（四）城市群与都市圈齐头并进的阶段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核心，也是推进城市群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国家对都市圈的建设十分重视，早在2014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就提出要“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但是没有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推进方案。直到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才首次对都市圈的概念和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就如何培育现代化都市圈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要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加快建设统一开放市场、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强化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构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制等措施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2019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健康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此外，2019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也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至此，我国已进入城市群和都市圈齐头并进、互促互进的发展阶段。
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城市群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群不断成长为我国人口和财富的集聚区，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地位不断提升，集聚效应不断增强。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土地面积占比由1987年的2.7%增加到2017年的5.0%，GDP占比由12.7%增加到38.86%，总人口占全国比重由13.61%增加到23.50%，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比重由23.91%上升到47.88%，等等。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其是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第三产业占比最高、最具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之一。数据显示，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突破5万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万亿，分别占全国的9.74%、8.28%、9.07%。
表2 新中国70年三大城市群主要经济指标及其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直辖市）统计年鉴，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包括26个城市，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不包含香港和澳门
同时，我国城市群在选择、培育和发展中也面临诸多的矛盾与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群的发育程度较低且参差不齐、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不合理、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和发展定位不明确、城市间空间联系和一体化水平不高、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城市群的环境资源承载压力较大。除此之外，我国尚缺少世界级城市群和全球中心城市，且在空间上，良好的协同分工体系在东部城市群尚未形成，而中部的城市群则发展不够快，西部的城市群受自身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良好的发展。如何实现有序推进，形成有梯度多格局的良性城市群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而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中国城市群研究的理论成就
中国对于城市群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但是发展非常迅速。自城市群的相关概念被引入中国后，国内一大批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群及其相关的城镇集群、集合城市、都市连绵区、大都市区、巨型城市等概念，并对中国城市群的范围界定、动力机制、发展质量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丰富。
首先，对于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几个充要条件基本达成一致，即至少有3个以上的大中城市，必须至少有1个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或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作为核心城市带动，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等网络非常发达和快捷，经济社会交往联系密切。此外，对于城市群的定义，目前比较公认的是由姚士谋和方创琳两位学者提出的，归结起来就是“城市群被认为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6]。
其次，对于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界定标准更加合理和完善。周一星（1995）在对都市区空间范围和都市连绵区形成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都市连绵区空间范围识别的5大指标[7]；姚士谋等（2001）在《中国城市群》一书中提出了城市群空间范围的10大标准[8]；方创琳（2009）也提出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的10大基本判断标准[9]；宁越敏（2014）提出了城市群界定的6项标准[10]；琚立宁等（2018）从概念内涵、政策意义、测度标准等方面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制度构想[11]；张学良等（2018）提出都市圈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要素流动、明确区域分工、加强城市治理和协调机制建设，形成都市圈“功能-产业-人口-空间-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2019）提出应以人口规模和国家战略需求来选取中心城市，以与中心城市联系度为标准确定都市圈范围[12]。
第三，对于中国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叶裕民等（2008）认为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运行机理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13]；方创琳等（2011）认为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交通快速化、新政策是推动我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五个新型驱动力[9]；姚士谋等（2016）认为城市—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联系是城市群的发育基础，FDI等资本流动与人口集聚是城市群发育的重要动力，现代交通与信息化技术是城市群发育的重要推动因素，国家（区域）政策对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4]；张学良（2017）认为都市圈本质是区域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功能区域，其核心驱动力来源于资源在超越单一城市的城市体系内的集聚与优化配置[8]。
第四，对于中国城市群的实证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视角更加多元，也更加综合全面，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例如，很多学者关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联系和网络结构：朱英明等（2002）借助城市流强度模型研究了沪宁杭城市密集区的空间联系[15]；宋吉涛（2009）通过构建城市产业联系强度指数，刻画了城市群内部产业联系的空间结构特征[16]；孙东琪等（2013）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展开了实证研究[17]；王圣云等（2016）应用社会网络方法对1990、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18]；孙久文等（2016）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借助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定量分析[19]。也有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维度对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空间范围进行识别：潘竟虎等（2017）利用Huff模型，采用最短交通路网距离和城市综合规模值来综合测算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势能，并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进行了识别[20]；琚立宁等（2018）基于经济、社会、文化和交通联系紧密度这四个维度对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范围进行了测度[11]；张学良等（2018）选取30千米作为通勤可达率的计算指标，并结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经济普查的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和遥感数据以及一些OD数据从三个层面对都市圈空间范围进行了初识别[12]；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2019）通过构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出了各都市圈发展质量的综合得分并按发展水平分为了三个层级，其中成熟型都市圈2个，发展型都市圈16个，培育型都市圈11个[21]。
此外，众多学者也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城市群的专著，深入探讨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提升路径，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姚士谋的《中国的城市群》和《中国城市群新论》，张学良主编的《201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长江经济带与中国城市群发展》和《2017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方创琳和姚士谋等的《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方创琳等的《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新探索》和《2016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除此之外，由图1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也发表了众多有关城市群的文章和研究成果，且呈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群的界定与划分，竞争力评价与分析，评述、展望与回顾，承载力评价与分析，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联系与演变，发展模式与战略方向，系统整合与协调发展，形成机制与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与效益[22][23]。
图1 城市群研究发文量（单位：篇数）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条件为“篇名或关键词中含城市群”，时间截止到2019年10月20日，来源类别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期刊”，共检索到3645篇文章，最早的文章出现在1992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市群研究先后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本土化、快速发展、精细化和多元化等阶段，在注重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聚焦于中国问题。对于中国城市群的研究更具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既关注整体的协调发展，又聚焦特定城市群的具体问题，且涵盖城市群研究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国城市群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理论探索和实践需要互促互进的黄金期。
三、中国城市群研究的未来展望
第一，中国城市群的培育和发展已经迈向深度一体化时代，未来我国城市群的格局应该是形成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建设5到7个成熟型国家级城市群，培育10个左右发展型区域性城市群，形成25到30个不同层级、辐射带动作用强的现代化都市圈。其中国家级城市群主要分布在我国沿海、长江和黄河等重要流域沿线，区域性城市群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人口集中区和经济集聚区，现代化都市圈则主要是以省会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为依托逐渐形成。
第二，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目前中国发展最为成熟的三大城市群，有望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但是与其它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还存在：经济体量不够大、投入产出效率比较低、区域一体化水平不够高、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缺少全球城市等问题，需要尽快明晰差距，找出不足，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第三，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在于一体化，主要包含政策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24]。中国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也需要打破“以邻为壑”的利益藩篱，树立一盘棋的思维，创新权责利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做好城市功能的“聚与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集群建设，强化产业链的协作与分工，打造高水平对接合作平台。要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要素自由流动、市场统一开放。
第四，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而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两者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因此，要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建设，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此外，现代化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科技创新有利于构建网络化的空间格局，推动地区间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缩小地区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进智慧型和绿色低碳型城市建设。要反对一刀切，精准聚焦各城市群的具体问题，精细化因城施策，同时也要做好城市群培育发展的中期评估监测以及后期总结反思工作。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城市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实际发展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学术界的研究和探索不断深入，理论将愈加成熟和完善，这为中国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越来越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更加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国家层面始终高度重视加快高质量城市群的建设以及现代化都市圈的培育，从政策规划层面对城市群的发展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统筹规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将实现人与城市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城市群的行政、经济、人文等边界将不断走向重合，发展空间将走向网络化和多元化，从而最终走向绿色化、智慧化、国际化和高质量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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