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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2021年10月26日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10期    作者:史丹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保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时期,二是主要矛盾判断反复时期,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矛盾时期,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时期。基于对这四个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路线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1978年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中间出现误判和曲折,但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梦想没有变,集中力量建设国家重大工业项目;1978年以后,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规模跃升全球第二,贸易规模全球第一,实现了建党百年之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党的十九大以后,党领导中国人民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更加全面更可持续的发展,以新发展格局开创新时代的发展空间,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工业化的更高形态。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关键词] 建党百年;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建设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研究”(批准号21ZDA021)。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富有成效的经济工作,用70年的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消除了绝对贫困,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正以昂然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奇迹”进行讨论(王娜和何自力,2019):一是用新自由主义解释中国的奇迹,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主要由于1978年以来实行了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二是用比较优势或者说用新结构主义解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三是用新制度主义理论解释,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即改革开放创立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四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主要用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分权激励地方发展经济,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开展GDP竞赛解释经济增长。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但仅仅从表象上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曾是极其落后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抓住主要矛盾就是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是长远的、全局性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准确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不同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本文试图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入手,分析理解各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并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这一价值取向,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团结中国人民一起取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1949—1956年:解决阶级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土地与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仍处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恢复经济运行,同时开展土地改革,改造资本主义手工业,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

1.大力构建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初,中国的土地和资产掌握在少数地主和资本家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突出,曾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国家财政等一系列工作。到1956年,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从业人员的90%以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时3年也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改革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完成。原定10—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8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铲除了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全国99%的私营工业企业、85%的私营商业从业人员都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当代中国研究所,2019)。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705页.

2.恢复经济,开启工业化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年,着力开展了以恢复经济为指向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东北地区为主,增加了重工业的投资,抢修和新建铁路、公路,发展邮电通讯和水利事业。由于发展建设思路符合实际,政策措施有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年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9.8%,1952年工业总产值为342亿元,超过抗战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农业总产值3年间增长了48.5%,粮食和棉花大幅度增产。到1952年,国营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上升到67.3%,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比达到60.5%。1952年底,原定用3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的设想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积累,增强了党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开展工业化建设的信心,决定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可以同时进行并一起完成,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起,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启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指标绝大部分大幅度超额完成,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3.6%,平均每3至4天就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建成投产(当代中国研究所,2019)。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763页.

3.大力发展国营企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市场秩序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国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当时国营企业规模的壮大,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放区创建的各类公营企业;二是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三是征收、接收的外国企业;四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五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国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营企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一是得益于确立了国营企业主导经济的法律地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这是国营企业设立与发展的法律基础。二是国营企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营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工人当家作主,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工人劳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极大地改善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快提高。当时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不仅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优于私营企业,而且在资金供给、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优于私营企业。国营企业的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技术装备,为后来大规模推动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中国推动工业化的主力军。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22页.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投资建设国营企业,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57年,国营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由1952年的19.1%上升到33.3%,合作社经济(后来叫做集体经济)占比从1.5%跃升至56.4%。同一时期,个体经济从71.8%下降到2.8%,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下降到几乎为零,建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党的八大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了判断并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二、1956—1978年:着力解决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矛盾,曲折中坚持工业化建设

“一五”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使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248页.

1.以重化工业为主,高起点开启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大约有200万人从事工业生产,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人均GDP在全球排倒数第7位,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从工业部门结构看,一般性日常消费产品生产占70%左右,手工业作坊占多数;现代化工厂数量很少,集中在以上海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绝大多数内陆地区基本上处于落后的农业经济阶段。鉴于当时中国工业状况,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如何发展工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五”计划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一五”计划中,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等得到重点发展。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7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7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41页.

有许多研究认为,中国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开启工业化进程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是学习了苏联经验,但是,中国工业化并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综合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体制优势在工业化道路上自我探索和创新。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可见,当时对苏联经验的借鉴也是一分为二的。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苏联的模式。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彰显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的特色与创新。重工业优先发展也不是苏联所独有的经验,发达国家中,英美的工业化走的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漫长工业化道路,而日德的工业化道路也属于重工业先行发展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工业化进入高潮,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推进工业化以寻求经济发展。中国选择重工业先行发展的战略固然受苏联模式影响,但更多是党对加快发展工业的战略选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1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947页.

高度重视工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等领导人就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工业是决定社会变化的重要部门。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可见,党对发展工业的重要性早已深入到政权稳定的高度。1952年12月,党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为农业、轻工业提供必要的设备、燃料、原料和材料,在工业发达国家实施封锁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会受到制约。发展工业,建设强大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使然,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仍然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说明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建设强大工业体系做出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决策,尽管在短期内压减了消费,但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缩短了追赶工业发达国家的时间。事实也证明,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当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需要有强大的制造业支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8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449页.

在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过程中,“一五”计划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比例、积累与消费、内资与外援、新建与挖潜等关系,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绝大部分都大幅度超额完成。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大大超过同一时期世界发展中国家4.8%的年均增长速度,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83.6%,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远高于同期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相当于把中国从19世纪末到1949年的总和翻了一番。1953—1957年的5年中,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人均国民收入增长36.5%。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增长34.2%;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5年中,城镇安置了1300多万名失业者,新建职工住宅9454万平方米,国家还拿出103亿元资金,用于职工劳动保险、医药费、福利费等(当代中国研究所,2019)。

2.强化国防工业建设,带动内陆地区工业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大工程项目,以东北地区为重点兼顾在其他内地省份工业布局,基本建设投资和投资金额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一半左右安排在内地(当代中国研究所,2019)。通过“一五”计划,建成了旧中国所没有的装备制造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装备、精密仪器等,1957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7%,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状况,工业布局严重偏于沿海地区的状况得到改善。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中印关系恶化,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紧张,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党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工业布局重点转向中西部地区。与当时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推动大量国防科技工业在中西部地区落地,人才、技术、资金等工业化的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汇聚,西安、成都、重庆等地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飞机制造、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等现代工业逐步成为中西部地区主导产业。“三线”建设持续十几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投资2052亿元,在中西部地区建成了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基础设施和科研院所,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三线”建设中,中国采取举国体制,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大中专院校,培养一大批国家急需工程技术人才。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倾全国之力、汇全国之智,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工业。“两弹一星”项目顺利实施并获得成功,1964年、1966年、1970年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分别发射成功,打破了某些核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和国际地位,为中国后来赢得和平自主发展的国际环境提供了坚强的国防保障。

新中国在经济基础极度薄弱条件下,用较短时间恢复经济、稳定市场,完成计划建设项目,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与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全国统一财政,对国有企业实施人财物、供产销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具有一定关系,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使得政府能调配有限的人财物用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即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扼杀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与效益不高。

3.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坚持,经济发展出现曲折

党的八大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在后来这个矛盾判断没有得到坚持。1956年之后,苏联撤走专家、取消技术援助,此外,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路线上也出现盲目冒进,经济建设上搞“大跃进”,政治上再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的科学性和经济运行的有序性受到较大影响。1966年开始并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直接冲击和破坏了生产建设,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均低于20世纪50年代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提高,商品供应短缺问题十分突出,经济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同期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革命作用下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产业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亚洲“四小龙”先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出口总值十年扩张10倍以上,人均GDP快速提升。从总体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由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工业和国防建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较快的,1953—197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6.2%。错误判断和错误路线干扰经济建设的后果主要体现在效益与效率上,导致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动,但在某些发展指标上,如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等,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王娜和何自力,2019)。这说明,尽管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误判,但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的初心没有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同时,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第18页.

三、1978—2017年:恢复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6年,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十年动乱”,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经济秩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恢复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不仅是为了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而且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对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和改革开放,推动党在经济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线,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日趋全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放了思想,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三大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进一步明确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党的十四大明确了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改革财税体制,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之一,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〇二〇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22页.

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党作出重要论断,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任务,“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要思想,把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139页.

国务院研究室.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17页.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2页.

2.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渐进式地推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大幕徐徐拉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伟大创举。改革首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灶吃饭”“包干制”开始,然后深入到以城市为重点、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并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

事实证明,中国渐进式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渐进式改革使得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形成了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针对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的地方,提出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放松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等重大政策措施。2010年,为更好地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明确要求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2012年以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经济体制与文化社会体制的密切关系,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3.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1978年以来,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吸收各种形式的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项目,开展补偿贸易,合作开发资源,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等一系列开放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增长,中国对外贸易额排名逐步跃升到全球第一。通过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口,较快地提升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轻工产品与食品的供应,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带动了中国轻工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贸易结构逐步由出口原材料为主转向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工业逐步成为出口创汇和增加就业的主要部门。由于沿海地区拥有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中国的产业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集中,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先富起来的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增长极。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发挥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卫兴华,2012)。

扩大开放,一方面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解决了当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与技术短板,生产函数得到极大优化,由此开始中国经济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1986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2000年跨越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2009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身,也造福了世界。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逐步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走向全球市场的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产品贸易逐步转向国内投资与市场更深层次的开放,中国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投资结构和要素结构都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是出口商品由初级产品转为工业制成品;二是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转为服务业为主;三是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向资本与技术转变;四是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由原来的单一的国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这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有经济仍发挥着主导作用,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微观存在形式,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民营企业在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企业带动了中国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为国内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起了一定示范作用。

四、2017年以来: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判断,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

随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国情和经济实力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1997年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2万元,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二是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0年居世界第一位,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由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大国;三是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成为历史。因此,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高度评价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说明中国当前不再是生产力整体落后,而是更应注重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贾后明,2018);另一方则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反映了人民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全新的视角和思路,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深刻回答了中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抓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出新的要求,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主攻方向。针对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怎么看和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问题,是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和科学的实践指南。

1.提出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的特征、要求与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成熟和认识上的自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夙愿,迈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从大幅度落后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新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现实中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产生的矛盾,带来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新的根本动力。新时代的改革不再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改革模式,而是应坚持顶层设计、全面推进的新模式,强化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自觉意识和主导作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党和政府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美好生活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①《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第12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性明显增加。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及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新发展格局将更加注重加强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规划、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思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等区域新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决胜小康社会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是适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的环境变化,战胜我国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带来的各种困难、矛盾和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2.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大历史任务,坚定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意味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之后,增长速度已经不是首要追求目标,需要重点攻克的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两个一百年”目标,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现代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既考虑到全球产业链区域化的趋势,又考虑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①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的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25页.

新中国成立后,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形成“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工业化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工业化路线政策开启工业化进程,奠定了改革开放后加速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前30年工业化成就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调整工业结构,运用产业政策重点发展主导产业,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选择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信息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探索了一条以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现代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四化同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新方案。“四化同步”仍强调要以创新为驱动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

新时代正值产业和技术快速变革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要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加快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战略必争的领域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对接。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统筹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城乡统筹发展。

3.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生态环境恶化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一块突出“短板”。党的十二大虽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没有从文明建设的高度认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山论”,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也是为了民生。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以往相比,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开创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新境界,也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人类必须团结起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寻找一条合作共赢的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将“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努力方向之一。为了全人类更好的生存发展,人们必须摈弃为了自己花园而去污染别人厨房的霸权主义式的“野蛮发展”,必须摒除将污染转移到穷国弱国的殖民主义式的“邻避发展”,必须转变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明哲保身式的“狭隘发展”。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既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外交的指南,也代表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时间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警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推动传统产业清洁化改造,促进生态环保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法律和政策保障,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中间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各种曲折和考验,每一个阶段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总结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主要经验,以及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曲折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

1.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

回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建党之初的宗旨,为全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改其初心使命,领导中国人民,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逻辑,需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艰难复杂的发展过程和环境中最终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定盘星”,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差别。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理论原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远大目标,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国家历史使命与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远大使命有机统一起来,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刘冠君,2018)。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28年浴血奋战,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根本动力,保持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坚定走工业化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保持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奔向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动力。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为初心和使命的不懈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全部理论创新的根本主旨。70年前,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预见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告诫全党越在胜利关头,越要时刻保持警醒,“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不做“李自成”的实践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法宝。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3页.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4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明显区别,也是百年来永葆青春、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坚守初心使命才使得中国社会与经济保持几十年的稳定和高速增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时提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与现实反映。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顺应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理解党的初心使命就会理解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发展目标并且奋力完成的动力来源,理解党的初心使命就会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百年仍永葆青春活力并得到广大群众热爱和支持。

2.运用马克思主义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发展阶段这一国情,正确分析判断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我党作为百年大党活力常在、永葆青春的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推翻这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三次重大调整,每次调整都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更高更好的发展阶段。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更改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对保证中国经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是理解阐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的立场观点及其战略措施的根本和逻辑起点。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党制定不同时期总路线和总方针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鲜明价值立场。党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并能够以初心使命这一标准衡量评估某一时期的总路线与措施,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修正错误的判断、路线与措施,守正创新,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出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重大举措、重大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经过7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蓝图正在付诸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分两个阶段推进,“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已经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相比,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征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从“跟跑”到“并跑”,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践行初心使命的崭新篇章。在新的征程上,用历史映照现实,更加自觉地站稳人民立场,牢记初心使命,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选择。

3.适时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能在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开启工业化的进程,为经济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物质技术基础。但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愈加明显。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吸取和借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发展变化,继续不断探索改革经济体制,从企业的放权让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再到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步改革都力求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既突破了苏联模式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模式,又完全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7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向民主富裕繁荣的光明大道。

4.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共产党人精神是中国成功开启工业化道路且走向成功的独特优势

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由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业项目对中国能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更多是依靠自身力量,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在领导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借鉴可能和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又结合中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例如,中国没有依据西方教科书总结的工业化一般规律按照轻重工业的顺序推进工业化,而是推进工业化之初就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起步,这是人类工业化过程中一个伟大的实践创新。新中国在经济基础极度薄弱的条件下,能用较短时间恢复经济、稳定市场,完成规划建设项目,初步建成工业生产体系,与当时采取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具有一定关系。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使得政府能集中调配有限的人财物用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即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所独有的精神也是推动中国工业化的独特力量,其中包括“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等一系列精神。这是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守信念、敢于牺牲、勇往直前”斗争精神的红色基因在建设年代的体现。面对贫穷和落后,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革命传统,形成了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重点的创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把真理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转化为人格的力量,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精神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使他们“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

以史为鉴、开启未来。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回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及不同时期党的经济工作重点和指导思想,能够更加充分理解党的路线方针的逻辑起点和依据,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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