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消费结构实现了从温饱型到小康型，再向富裕型、享受型转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增强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与活力，需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牵引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取得突破，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同时，应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优化投资结构、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市场主体活力与发展能力等方面出发，不断将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超大规模市场；消费牵引；工业转型升级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阶段性成果。
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国社会实现了从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人民生活也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新形势下，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挖掘基于超大规模市场之上的消费增长潜力，大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①《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战略布局》,2020年9月23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0-09/23/c-1126531690.htm,2021年12月30日。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消费发展的进程回顾与思想变迁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消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的重要论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消费思想，对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强调改善群众生活。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改良工人待遇”（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提出通过土地革命和发展生产使群众生活有所改善，并将此作为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指出，要巩固政权，必须“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3），这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重大意义。
面对艰苦的革命环境和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党非常重视消费中的节约问题，多次强调“厉行节约”的方针。1934年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的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4）1942年，党中央接受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等人的建议，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消费开支和人民负担，对于缓解根据地经济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全党积极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原则，为改善群众生活不懈奋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为最终赢得革命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厉行节约作为党的一种优良传统，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全党得到发扬，并且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弥足珍贵的理论财富。党在这一时期对于消费思想的探索，指导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消费实践，对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认识消费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高积累，节约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经济凋敝、百废待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党将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工作的重心，鼓励各类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充分发展，重视消费品的增长。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文中提出，中央政府将“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5）。周恩来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否则，“我们作了那么大的牺牲，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就没有意义了”。（6）
当国民经济得到一定恢复之后，党强调着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要求适当提高积累，节约消费。统计资料显示，1952-1978年平均积累率达29.5%，其中1959年高达43.8%。（7）高积累弥补了对外贸易和外援的不足，有力支撑了一个人口大国在较长时期内的工业化进程。（8）仅在“一五”期间，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1950-197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2%，仅次于日本的12.4%，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世界强国。短短30年，我国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已建立起种类齐全、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成功地发射了“两弹一星”，工业发展格局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
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之后，全国形成了一种对经济建设的盲目乐观认识，无视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认为只要加快积累、大干快干，就能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因而过于注重积累而忽视消费。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现象的危险性，明确指出增加积累、节约消费必须维持合理的比例，过分强调积累，只发展重工业，会造成经济发展失衡，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也会阻碍生产率提高，势必影响经济长期发展。（9）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重积累、轻消费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占了上风，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结构的偏倚，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而产业结构过于向投资品生产倾斜，使得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10）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新正确认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断进行探索和再认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1）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他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而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13）邓小平同志设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更是体现了生产和消费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思想。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消费思想的精髓。他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等论断，要求把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统一起来。他既反对消费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公正的现象，也反对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多劳多得，先富起来，差别消费，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光芒的思想时至今日仍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时期，我国消费领域开始呈现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性变化：一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生产要素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所有制结构变动有力带动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劳动者可以在多种所有制企业就业，极大拓宽了谋生的渠道；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企业自主发展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和服务。二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基础配置消费资源。随着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格局逐步形成，消费品价格放开且主要由市场决定，居民消费也随之从改革开放前主要由国家、集体计划安排转为主要由居民个人自主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消费方式已由自我积累型转向消费信贷型，消费模式由趋同化转向多样化，消费结构也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然而，由于消费体制改革滞后，消费结构转变迟滞，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与供给能力之间的联系也被割裂。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明显不足，消费规模增长缓慢，整体消费率长期偏低，导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波动性特征都比较明显。
党中央果断决定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推动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同时应对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扩大内需成为科学发展的方略之一，党的消费思想更加全面和完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党中央着重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起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使公共消费惠及全体国民。通过这些政策，促进消费与实现共同富裕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牢牢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从形态描述、总结规律、判定方向三个方面准确把握，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于2015年提出新发展理念，并在该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些判断和表述标明了党的全新历史方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社会发展需要，顺应人民广泛和多彩的社会需要，提供了制定新时代方针政策的依据，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大循环增长动力明显减弱，而国内需求释放的增长潜力不断显著，依托内需牵引和驱动的国内大循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2007-2019年期间，有7年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0%，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不足1%。随着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将进一步得到激活和释放，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国内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在这种发展态势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仅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到“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14）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确立了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布局与方向，对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战略部署，在应对严峻复杂挑战中增强我国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变与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征程，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历史性、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其他领域一样，我国消费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实现了从温饱型、小康型向富裕型、享受型转变，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供给市场和消费环境不断完善，超大规模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正在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保障。
（一）消费规模强劲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反动统治的腐朽、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度困苦。（16）随着土地改革、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化发展等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78-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 559亿元增加到391 981亿元，年均增长14.1%。其中，2014-2019年，消费连续5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2008-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17）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消费增长保持了快于GDP增长的势头。从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78-1992年为0.982，1992-2012年降至0.943，2012-2019年提高到1.139。除个别年份外，2011-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于我国GDP的贡献率保持在55%～69%，且贡献率都大于资本形成。这表明中国正在向消费社会转型，经济增长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要动力。
从国际来看，近年来我国消费占世界消费的比重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按照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最终消费总额为62.6万亿美元，中国最终消费总额为7.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由1980年的2%升至11.6%，以购买力计价则达到14%；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在中等偏上收入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相当于欧元区国家总水平的71.8%。2010-2017年，我国贡献了全球31%的家庭消费增长额，消费了世界40%的纺织和服装、28%的汽车、38%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45%的鱼类和海鲜。（18）2011-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53.3%，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80%以及发展中国家占70%以上的数据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说明未来我国消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二）新兴消费快速增长，消费升级趋势凸显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以及消费观念转变，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升级态势越发凸显。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其中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降至29.2%和32.7%。食品、服装等必需消费品占比持续下降，耐用品消费快速增长。（19）汽车消费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每百户家庭汽车拥有量由此前不足1辆提高至2019年的35.3辆。从车型结构看，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和新能源汽车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消费升级还表现在消费重点由实物型消费向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体验服务型消费延伸。1978-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8%，其中餐饮收入年均增速达到17.9%，占比由3.5%升至11.3%。2019年，国内旅游收入5.73万亿元，是1994年的56.4倍，年均增长17.5%。2012年以来，我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且与世界最大电影市场——北美市场的差距不断缩小；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642.66亿元，为北美市场的81.6%，比2012年提高56.6个百分点。手机、计算机等信息消费实现跨越式发展。2000-2019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拥有移动电话和计算机数量由19.6部和10.1台分别增至247.4部和72台，年均各自增长14.1%和10.9%。
此外，随着我国通信技术水平和城乡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网络消费体验明显改善，网上消费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20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络购物用户达7.82亿，占网民整体的79.1%。这两个比率比2012年分别提高28.3和36.2个百分点。自2013年起，我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占消费品市场的份额不断上升。2020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到11.76万亿元；其中，各类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达到9.76万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图2）。
（三）城乡消费规模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展成如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人口从1921年的大约3 600万，增长到2020年的9.02亿，城镇化率由8.3%上升到63.9%（图3）。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市容市貌焕然一新，更多人享受到城市美好幸福生活，有力地带动衣食住行等消费总量增长和结构升级。在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一直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受益于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的有力发展，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不断壮大。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及完善增收减负政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31元，增速连续11年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由2010年的2.99∶1缩至2.56∶1。
随着农村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快递下乡、邮政在乡等工程的推进，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很多农民选择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肉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除直播带货之外，制作和直播农村生产生活的短视频也成为新的创收途径。农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意愿获得有力的提升，农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2020年，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增至2.55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46.2%，农村网络零售额增至1.79万亿元。其中，淘宝村和淘宝镇网店年销售额合计超过1万亿元，活跃网店数达296万个，创造就业机会828万个，占农村网络零售额的比重达到55.9%。2013-2019年，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1.7%，高出城镇1.9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3.3%提升至1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城镇占比与城镇化率之比由1978年的2.68降至2020年的1.35（图4）。城乡消费规模的相对差距趋于减小，城乡消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和消除。
（四）市场体系不断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显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动实施减税降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市场主体经营活力不断提升。截至2020年底，全国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4亿户，比“十三五”末增加6 253.9万户，增幅80.7%；全国日均新登记注册企业2.2万户，是2015年的1.83倍。在2020年的《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大陆（含香港）企业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其中，前50名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就有12家，有41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之列。
目前，竞争性产品和服务已无价格管制措施，价格完全放开，市场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以及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基本确立；在所有产品和服务中，政府管理价格所占比重已不到3%，价格调控也已转为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全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量由2000年的3 087个增至2019年的4 037个，摊位数由212万个增长至305万个，营业面积由8 262万平方米增至28 447万平方米。全国已经构建起现货、中远期和期货市场，场内与场外市场等多类别、多层次的商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市场组织体系，采用了竞价、挂牌、中远期、现货递延等各种交易模式，市场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商品流通实现了就近配送以及商流和物流信息的有效对接。
（五）交通和通信事业跨越式发展，区域间市场联系更加紧密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薄弱、整体落后的面貌，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奇迹。截至2020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3.8万公里，高速铁路对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19.8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6.10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8万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2 142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 592个；建成颁证民用运输机场241个，航空服务覆盖92%的地级行政区、88%的人口和93%的经济总量，航线达到5 581条；拥有各类邮政营业网点34.9万个，实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目前，铁路客运周转量、货运发送量、货运周转量等铁路运输经济主要指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分别占8席和7席。长江干线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
我国信息通信事业同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目前，我国已拥有网络覆盖范围和网络用户规模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信息通信网络。到2020年底，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分别达到106%和98%。所有地级市都已建成光网城市，固定宽带用户中光纤用户占比超过94%，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接近90%。我国4G基站数量占到全球总量的50%以上，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了99%，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我国建成5G基站84.7万个，占全球70%以上，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5G独立组网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迅猛发展。2020年，我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432.2万亿元，居全球首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信息通信网络经受住了网络流量洪峰的考验，保障了人民群众居家生活、购物消费、在线办公、“停课不停学”等正常生活需求。
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影响
近年来，中国工业以往依靠要素驱动和依赖低成本竞争融入全球垂直分工体系，实现大规模快速扩张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20）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经成为新时代复杂环境下中国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的新的比较优势和重大战略资源。（21）新形势下，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需求侧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的牵引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一）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效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超大规模市场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内循环市场，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市场，而是紧密联通国际市场的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世界经济衰退不确定性加大，全球产业格局和供应链配置面临深刻调整，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属性和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近年来，巨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优势叠加“世界工厂”级产业体量，使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其中既包括汽车、日用消费品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子产品、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我国已在家电、个人电脑、手机等产业链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新发展格局下，要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要素，强化要素整合与利用能力，不断补链、固链、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在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优化全球布局，努力培育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对接内需市场的增长和升级潜力，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内需的崛起和高级化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受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消费升级、人口结构变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国内需求呈现持续快速发展态势。这为那些以往被局限在垂直分工体系低端的外向型企业提供了转型升级的契机——从市场衰退、需求下降的产品和技术转向需求增长较快、发展潜力较大的产品和领域。抓住内需快速增长和强势升级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必须大力推进针对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的优化升级与协同创新，加大研发和设计投入，培育建设自主品牌和营销体系，推动制造业价值链从低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向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再制造等环节延伸和拓展，甚至进行全产业链扩展。只有真正掌握了技术和品牌并能有效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价值链升级和摆脱对成本优势的依赖。
（三）发挥规模经济、供需协同等优势，牵引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取得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不仅取决于市场体制和营商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规模有关。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既有赖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取得突破，也需要大规模市场需求的牵引和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为“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的攻关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大规模量产和技术迭代升级创造了有利环境，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品质量性能持续改进，促使一批国产品牌强势崛起，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中，可以容纳更多的大企业相互竞争，难以形成垄断，有利于在研发创新领域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条件形成和维持基于关键核心技术的产业配套，这为保持产业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四）挖掘超大规模市场的长尾效应，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动力
长尾市场不是新经济的独家特权，而是在各个传统行业无所不在的客观现实。在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企业更多注重需求曲线的头部，却忽视尾部。在超大规模经济体中，交通通信条件急速改善使区域间市场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广泛渗透和大规模应用，使高度个性化的、零散的小量需求能被有效整合并与供给精准匹配，形成无数规模极其可观的长尾市场。在长尾市场中，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能够快速连接和捕捉到新兴、个性和零散的需求，这意味着更好的竞争生态和创新创业创造生态。这种长尾效应使中小企业获得宝贵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机会，避免了企业格局、产业生态和经济结构的固化，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更高，企业的纵向流动性更强。新形势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需要深入挖掘长尾市场中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的增长潜力与牵引力量，引导和激发中小企业进行更多创新创业创造，突破、颠覆已有产业边界及运行机理，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以优化供给质量、提升供需匹配效率。
四、政策取向与建议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形势下，充分挖掘和利用消费增长与结构变动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动力，必须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优化工业投资结构，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市场主体活力与发展能力，从供给侧强化市场有效供给，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适配，不断将工业高质量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
（一）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结构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健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加大对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疏通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使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获得要素，不断优化资源要素的市场配置效率。提高转移支付、税收和社保等收入再分配制度的调节力度与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市场主体和高收入人群更多回报社会。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不断完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
（二）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流通是实现供需对接的必经之路，是促进供需匹配的关键纽带。新形势下，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形成更高水平供需动态适配的必然要求。要强化竞争和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坚决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行政壁垒和隐性障碍，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着力优化提升流通网络布局，健全骨干流通网络，统筹规划商品集散中心、综合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等流通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改造县乡村三级商贸流通网点，完善物流配送网络，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毛细血管”。鼓励和引导流通企业积极应用5G、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流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面跨越式发展，提升流通主体竞争力。立足于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通过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流通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在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认证认可等方面着力促进内外贸衔接，不断提升内外贸一体化程度，构建国内国际市场的畅通道路。
（三）优化投资结构，不断改善和提高工业供给能力
优化投资结构，以优化增量带动存量调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路径。要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投资导向着重突出调结构、促转型，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依靠创新驱动来提升和优化供给质量，进而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其中，要注重扩大高技术或高端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加快发展新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高端装备等；通过推动先进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工程化转化与规模化生产，努力打造一批拳头产品。加大有效技改投入力度，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供应链管理为重点，依托多种形式的结构性调整与技术改造，尤其是设备更新改造，下大力气提升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导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网络技术，推动企业重构战略理念与战略路径，进而有效促进企业流程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转变，以更加符合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高附加值产品来替代相对落后的传统产品。
（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创新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要培育一批数字化服务企业和创新应用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鼓励各类平台、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一定的服务费用减免。引导数字化转型企业做好顶层设计，立足自身实际，综合确定数字化转型的规划目标、实现方法、资源保障。在对现有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管理架构、经营方式等进行深度重构的基础上，有序、按需深化信息技术的全流程应用，推动企业从传统管理方式向数字化管理方式转换，推进企业组织模式创新，使其核心功能从传统的管理升级为赋能与服务，建立“数据驱动”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树立数字化思维，加强“云、大、物、移、智”新技术的应用研究，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突破口，聚焦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全力提升企业服务能力。
（五）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市场主体活力与发展能力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战略远见和创新理念决定着企业创新发展的空间，弘扬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文化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不同形式的培训交流，聚焦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与使命，着力推动企业家提升爱国情怀、开阔全球视野、拓展战略思维、强化创新理念。以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抓手，充分保障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加大对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抑制局部领域的失序和不当竞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帮助市场主体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方面加强对初创企业政策扶持，优化完善创业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中小微企业转向专精特优发展。进一步落实企业研发投入抵扣政策，增强相关政策的可操作性与实施便利性，引导和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大对企业引进人才、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产学研结合等支持力度，推动和促进创新要素不断向优势企业集聚。
注释
(1)中共二大史料编撰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2)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页。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4)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5)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
(6)周恩来:《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页。
(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45-46页。
(8)1953-1978年,工业在我国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为54.8%,其中以能源、原材料、机械为代表的重工业占到全部工业投资的83.1%,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只有16.9%。
(9)这些均衡积累和消费以及平衡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思想,在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6-347页。
(10)例如,林毅夫等人认为,产业结构的这种扭曲至少造成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压抑了经济增长速度;二是降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低下;三是造成人民生活水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改善甚微;四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内向性进一步提高。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格致出版社,1999年。
(1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12)邓小平:《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0页。
(13)邓小平:《目前的形式与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258页。
(14)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15)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16)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17)蔡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经济日报》2020年3月12日,第11版。
(18)江金权:《把握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着力点》,《学习日报》2021年1月25日,第1版。
(19)1981年,即使是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拥有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数量分别只有0.6、6.3和0.2台。2019年,我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量分别达到120.6、96和100.9台。
(20)刘勇:《“十四五”时期工业投资的影响因素、重点任务与政策取向》,《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2期,第110-120、198页。
(21)刘志彪:《利用和培育国内市场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2019年第10期,第76-84页。
刘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及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6(02):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