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把握战略机遇
与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历程与基本经验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需要抓住的战略机遇更具动态性、可塑性和内生性，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面对这种新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新特点、新趋势，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加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养分。

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我国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王保安（2012）分析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成效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地把握战略机遇促进发展的问题。门洪华（2020）和刘伟（2022）分别研究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塑造与演变问题。方长平（2020）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战略机遇期的特点及如何延续战略机遇期的问题。钟开斌（2021）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历程的分析，认为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管控得力和善于总结学习是我们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三条重要经验。唐皇凤和黄小珊（2021）分析了我们党化解社会风险的基本历程，总结出了“党的全面领导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坚强政治保障”等四条主要经验。李慎明（2020）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提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关键的是，做好国内改革、稳定与发展工作，不断巩固、完善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正礼（2021）探讨了我们党“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启示。上述研究，对认识我国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演变历程，准确理解我们党把握战略机遇、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经验大有裨益。但是，上述研究没有把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特别是没有深入探讨我们党在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过程中危中见机、化危为机的重要经验做法。本文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认识和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历程出发，总结我们党科学把握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基本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下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尽绵薄之力。

一、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窘迫，立志于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精准地把握住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战略机遇，巧妙地化解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风险挑战，乘势而上，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与工业文明建设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从国内看，刚刚走出战争阴霾的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脆弱，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失业率极高，经济凋敝，市场混乱；加上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武装还在内地不断进行着骚扰和破坏，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安全环境相当恶劣。从国际上看，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的大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上述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内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迅速恢复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迎来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对外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前期抓住中苏友好合作的重大战略机遇，发展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化解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扼杀等重要风险挑战，初步建成了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后期抓住中美两国关系解冻的重大战略机遇，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技术装备，在部分工业领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战后的世界处于美苏主导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状态，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成立的人民政权采取敌视与封锁政策，中国政府决定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利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合作关系处于黄金时期的战略机遇，在独立自主前提下采取“一边倒”的策略，加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积极引进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项目，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动条约》，并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援助购买工业和铁路的机器设备的规定》等有关协定，由苏联帮助新中国建设50个建设改造项目。随着中苏友好的持续推进，1955年10月，中苏两国又签订《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由苏联政府援助新中国建设和改建91项工程。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把援建项目增加至涵盖石油化工、汽车制造、航空、电子、现代军工等多个新式工业部门在内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同时，中国还积极争取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技术经济援助和经贸合作。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上述援助和支持，不仅提升了中国既有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更为重要是使中国许多工业部门实现了从无到有零的突破，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工业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为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停止所有援助项目，并撤走全部专家，中国由此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和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阶段，并在备战和改善地区经济布局的双重考虑下从1964年开始进行了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促成了中美建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抓住这个重要机遇，提出“四三方案”，大规模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根据这一方案，在1972年顺利引进一系列项目的基础上，我国今后三五年内拟再从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我国又陆续追加了引进美国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项目等，使整个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通过这次设备引进和国内消化吸收后的设备更新，中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建成了武钢1700毫米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等多个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一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既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解决民众“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工业现代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打下了重要基础，还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我们秉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战略机遇”的历史主动精神，抓住了对苏联友好和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的重大战略机遇，同时比较妥善地应对了来自国内外各种短期和长期的风险挑战，前期通过“一边倒”策略引进苏联技术构建工业骨架，中期通过“三线建设”调整生产力空间布局，改善了国家经济的总体布局，后期通过实施“四三方案”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短短的28年间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电子、航空等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带动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见表1）。

 

表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无到有新成立的部分重要工业部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看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有拉大的风险；国际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经过二战后黄金20年的发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生产设备和资金大量闲置，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意愿强烈。彼时，刚刚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政治动荡的中国人民普遍渴望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普遍渴望加快经济发展，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摒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和“政治挂帅”的错误做法，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推进改革，加快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

为抓住发展机遇，我们党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一方面，开始改革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方式，逐步赋予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自主权和“自主钱”，减少国家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价格体系改革，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的“搞好经济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的指示，我们党抓住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加速推进的机遇，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和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和省会开放城市，以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加速国内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我国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经济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对外更加扩大，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不仅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规模，引进越来越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更深地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之中。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我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旗帜，抓住全球格局变革与国内发展诉求共振的历史性窗口，把握住了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经受住了“改革闯关、开放破冰、稳定承压”三重风险的叠加挑战，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开创市场化转轨新局，实现了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与全球化红利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到党的十四大召开的1992年，中国GDP和人均GDP分别达到26638.1亿元和228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2.51倍和1.88倍；对外贸易额达到1665.3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7.0倍，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接近1000亿美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时期（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八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向前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历史契机。与此同时，西方“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加剧，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风险传导压力增大。国内，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短暂波动后，开始逐渐走向稳定，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同时面临经济体制转轨阵痛、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社会矛盾显性化等严峻挑战。对此，邓小平教导全党同志“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为此，党中央确立“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以制度型开放把握全球化红利，用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

在战略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空前绝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未来之路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汉、深圳和上海等地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判断改革开放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根据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发展和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格局”，引导外商多兴办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项目、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项目，以便“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资金、资源”，用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新举措来抢抓发展中的战略机遇，化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风险挑战。为此，从1993年开始，我国在价格管理体制、国家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和外贸体制等方面实施了力度空前的改革开放新举措，缓解了交通运输和原材料供给紧张，国家财力吃紧，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物价上涨过快，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过热，金融秩序混乱，外贸增长乏力等种种不利局面，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发展过快过热向“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的重大转变。1996年，中国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

1997年下半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并很快波及全球，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应对不利冲击，1998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了扩大内需、扩大投资、促进出口、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对策措施。不仅保住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面分析国内外环境后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必须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我们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五大之后，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调整、法治建设、农村发展及对外开放等领域，我国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以应对经济转型中的矛盾，化解经济转型中的重大风险。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必须深化改革，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2001年12月，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后，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贸易，“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和国际化产业布局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加速形成。到2001年底，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项目193个，投资额达84亿美元；当年对外贸易额突破5千亿美元，达到5098亿美元。

经过实践探索，党对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科学论断，明确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003年我国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这在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处理突发事件巨大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经济和工业化建设高速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治理落后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问题，树立协调、全面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历史性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统筹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发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了新的变化。对此，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当前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求真务实，锐意进取，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市场公平准入，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08年，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外贸进出口额由危机前的20%以上的增速下降至危机后的负增长，我国政府很快认识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冲击的严重性，做出了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应对战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推出举世瞩目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上述应对举措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显著效果。从2009年第2季度起，中国经济止跌回升，当年实现了9.2%的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我国内外需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深层问题。为此，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强调将扩大内需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区域发展失衡向城乡、区域协调并进深化，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我们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战略支点，抓住冷战后全球化深化与信息技术革命加速的历史性窗口，有效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显性化、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传导、内部转型阵痛、治理能力重构”的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经济总量从全球第10到全球第2的跃升、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供应链枢纽”。到2012年，中国的GDP突破50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220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外贸总额增至3.8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增至3.31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第三产业占比升至44.6%。这一系列亮眼的数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既抓住了全球化红利，又通过制度创新与风险管控化解了内外挑战，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稳定机制基本经受住了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考验。

（四）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来看，全球经济格局与政治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遭遇信任危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技术封锁、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博弈对中国形成多重压力。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产业变革，数字经济、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竞争新赛道，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多极化趋势深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面临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围堵，也迎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战略机遇。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显更增加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频发、网络安全威胁加剧、跨国疫情蔓延等问题。从国内来看，我国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互交织。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面临资源环境约束收紧、人口红利减弱、创新能力不足等瓶颈，部分领域金融风险积聚，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等问题成为潜在隐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公众对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诉求日益多元化。党内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削弱治理效能。

在这种背景下，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直面传统增长模式边际效益递减、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等挑战，确立336项改革任务，重点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越位”“缺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要素流动壁垒等深层次矛盾。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推动权力清单和政务公开，通过简政放权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依托自贸试验区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路径，借助“互联网+”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在化解传统增长模式积弊的同时，培育出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动能，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奉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对我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和总体战，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对此，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我们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在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的指引下，中国在应对国际变局中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面对美国持续升级的遏制打压和世界百年未有之新变局，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有效化解外部压力，又为全球治理注入新动能。

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对此，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抓住战略机遇，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顺利推进。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环境下，面对全球秩序重构、技术革命迭代、治理范式转型三大历史性机遇，以及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等重大风险挑战。我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跃上新台阶。从2012年至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1.4%提高到17.2%；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2.5%提高到26.2%；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从第34位上升至第12位。

二、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主要经验

纵观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世界格局演变中把握战略主动，在危机叠加中实现发展跃升，其所实现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构成了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奇迹。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抓住重大发展机遇，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重要的前提就是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根本保障和定海神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每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和紧要时刻，中国共产党总是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高屋建瓴，科学认识、分析和判断形势，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战略决策，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巧妙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台阶（见表2）。

 

表2.中国共产党在重要关头作出的重大重要决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国家一穷二白、技术基础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住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华友好的历史机遇，积极争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技术、经济援助，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工业化发展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又利用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的历史机遇，筹划了“四三方案”，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装备，有力地促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国际产业加速转移的新机遇和国家对企业与市场统得过多过死、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等严峻挑战，我们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一方面积极改革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管理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经济主体转型，积极稳妥地扩大市场和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占比；另一方面，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先导，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积极拓展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借助国外资源、市场和资金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党创造性地进行改革开放的“二次革命”，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新的飞跃性发展，社会财富不断丰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能力不断提高。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抓住战略机遇期，同时经受住包括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建立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加快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继续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并以成功加入WTO为契机，抓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转型发展实现新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新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的新情况、新特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并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成功应对了世纪大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大国地位大幅跃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时代新征程，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世界治理体系话语权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等战略机遇，化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一以贯之、一如既往地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方位落实落细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正确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确保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下好先手棋，确保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阔步前进，行稳致远，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早日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科学把握发展的战略机遇、正确处置重大风险挑战的一条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能科学把握战略机遇、正确处置各种风险与挑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就会进展顺利；反之，什么时候背离这一道路，我们就丧失发展战略机遇和战略主动，陷入被动应对困局，动摇发展根基、迟滞民族复兴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通过“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战胜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抓住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友好的历史性机遇，推进了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培育壮大市场和市场主体，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又妥善处置和化解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与时俱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如既往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握住了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数字革命加速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和绿色转型的弯道超车等系列重大机遇，同时妥善处置了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蔓延、俄乌冲突持续、贸易保护与逆全球化抬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局部领域脱实向虚隐患放大等重大风险挑战，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时代新征程，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仍一如既往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统筹处理好“战略机遇期”与“风险高发期”的辩证关系，坚决打好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攻坚战，高质量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不断调整优化改革开放的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优化改革开放的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是中国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和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在技术水平落后、资金匮乏的背景下，牢牢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化解国家经济秩序混乱等风险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党抓住了中苏友好的战略机遇，适时推进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的项目建设，并为之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优先投资发展能源、钢铁、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建设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大连机床厂、大庆油田、辽河油田等一大批汽车、有色金属、机床、石油等重化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农业发展滞后、消费品和农产品短缺、工业基础不稳、结构严重失调，生产秩序和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严峻挑战，我国及时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针对生产秩序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状况，党中央和国务院组织召开农业、计划、铁路、基建、工业、财贸、煤炭、电力、运输、粮食等重要部门会议，颁布“工业三十条”，明确规定了企业的管理制度、生产责任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各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得以恢复，生产秩序和经济秩序逐步回归正常。针对当时农业发展滞后、2.5亿人吃不饱肚子的严峻挑战，我国一方面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种粮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针对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我国一方面有计划地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有计划地放缓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对轻工业和民生服务业实行“六个优先”政策，以加快发展轻工业和民生服务业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应运而生。从机遇看，国际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改善，我国引进西方资金、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已深入人心、深得民心，国内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热情高涨。从风险挑战看，国际上苏东剧变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利冲击加大，国内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阻碍作用日益显性化。面对上述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上做出了相应调整。

为了抓住世界产业转移加速的机遇，我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政策举措，实行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包括：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增开经济开放区，增设海南经济特区并对其实行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设立副省级的上海浦东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些开放新举措，使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吸引了外商投资，学到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并由此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赶超跨越式发展。

为了化解僵化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我国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对资源要素配置方式、企业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财税制度、金融体制、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到20世纪末，除了利率、电价、油价、水价等金融、能源和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的价格仍由国家计划控制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均已由市场竞争决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初步形成。

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冲击，我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推出了一系列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改革举措，包括：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深入开展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行为，防止国际游资对国内汇率的冲击，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数量，保持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的稳定，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消耗强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的机遇，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脱钩断链的重大风险挑战，我国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战略优化策略。

为了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为经济发展培育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如：2010年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2年和2016年分别印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前不久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

为了解决自主创新能力弱的突出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驱动摆在引领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的高度，颁布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同时，为了优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我国还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新方案，新组建了中央科技委员会，重组了科学技术部。这些改革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使中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创新主体活力和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当即做出了迅速反应，推出4万亿扩大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的投资计划，出台钢铁、纺织、机械等10个重点产业的振兴调整规划，推出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政策和以旧换新政策。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的这一系列调整措施，使中国经济很快就从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中走了出来，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得以持续。

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的挑战，我国及时推出了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着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制约，使许多产业基础产品和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赶超跨越，重点产业的“卡脖子”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自主可控程度明显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时代新征程，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仍然需要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优化改革开放的策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面、准确认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并根据内外环境和机遇与挑战的具体情况，科学选择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发展策略，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和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正确处理三者的辩证关系，是关系到我们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稳定压倒一切”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根据不同时期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审慎而灵活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边抓改革开放，一边抓经济发展，一边抓社会稳定，成功地把全面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三者动态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改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快的有利机遇，以及传统经济体制不能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严峻挑战，我国根据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适时地把政府的工作重点和社会主要资源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与领域、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多方面改变与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通过改革促发展、保稳定。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苏联模式衰落、西方国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活动加剧，国内物价上涨压力大，政治稳定受到威胁，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挑战。对此，我们党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应对策略，积极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制裁”，在国内政治上积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上积极进行治理整顿，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控制物价上涨幅度，抑制通货膨胀，稳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面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加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贫困人口数量庞大，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突出等重大风险挑战。对此，我国一方面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包括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监管等的改革步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理念，推出扶贫攻坚计划，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减少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数量，推动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逐渐削弱，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明显，我国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资源环境压力大。面对新发展环境带来的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我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在改革方面，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推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文化体制改革，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新举措，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在发展方面，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推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在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方面，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国家安全事务，完善产业和经济安全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健全保障体制机制，加强组织协调和应急管理，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工作机制，坚定维护重点领域产业和经济安全，确保粮食安全、重要能源资源安全，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高度关注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等风险点，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为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创造了安全稳定的客观环境。

由于在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仍然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加速推动新领域新实践的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完善体制机制，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通过加快发展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人民福祉；通过稳定来织密织牢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安全之网，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统筹改革、发展与稳定，积极解决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各种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注重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和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推动实现全面系统改革、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稳定的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

（五）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机遇与挑战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转危为机和创造机遇的强大本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科学把握战略机遇、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趋利避害，塑造有利战略态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石油供应紧张的严峻挑战，我国主动作为，加大了对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力度，并在1959年发现和开发出大庆油田，不但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的石油短缺问题，而且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石油的出口创汇，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外汇来源。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改变“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局面，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我们主动对国民经济进行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重大方针，关停了一大批经济效益差、投资回收周期长的基本建设项目，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工业七十条”），不仅恢复了被“大跃进”运动否定和打乱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而且建立了一些“大跃进”以前未曾建立的制度，使中国工业部门和整个经济不仅重趋正常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社会面貌和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不仅顺利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而且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大为改善，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化“危”为“机”的伟大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预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新特点、新趋势，准确判断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转换，科学判断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塑造出对我有利的发展态势和发展局面，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例如，面对机遇与挑战兼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扭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动摇，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低碳化改造升级，推动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使我国在某些重要产业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和后来居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被锁定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跟跑状态的不利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周边环境和艰苦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我国已在从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战略机遇的被动利用者转向战略机遇的主要创造者，我们要适应这一新的角色的变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主动运筹，利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世界影响力、感召力不断扩大，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手段不断丰富、能力不断提升的有利条件，主动塑造对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和战略格局，不断提高转危为机、把握先机、抢夺战机的本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风险挑战的终极目标，是我们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调整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从人民立场出发，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跻身工业化起飞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在面对国内外重大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时，我们以坚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新发展理念来加快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我们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利益始终被放在首位，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始终都服务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个最终目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党正是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才战胜种种困难，创造出种种奇迹”。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明确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才领导亿万群众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抓住了机遇，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抓住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化解经济转型阵痛、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大国竞争加剧、逆全球化抬头等诸多风险和挑战，特别是科学有效抗击了范围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新冠肺炎疫情，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波动中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全球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中保持了政治的高度稳定、社会的安宁和人们的安居乐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时代新征程，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仍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激发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自豪感，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过程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高举独立、自主、和平、合作的旗帜，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科学把握了战略机遇、有效化解了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加快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发展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外交关系，不仅为我国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风险挑战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我国积极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同时，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准确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同世界上超过3/4的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主导创设全球和区域治理新机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扩大我国的“朋友圈”，化解了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不利冲击，推动形成更为全面、更为坚实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新征程上，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仍然要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的逆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稳定推动“三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扭转国际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的不利局面，积极推动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繁荣发展创造条件。

结 语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百炼成钢的淬炼，我们党在把握战略机遇、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方面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势利导、借势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在新时代新征程，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挑战将更加复杂多变、更加难以捉摸。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等，都将对我国的战略决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难度明显加大。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继续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一如既往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改革、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协同执行机制、评估反馈机制与纠偏调整机制，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经过7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我国已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完整齐全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科技实力，以及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这是我国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国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和重要制度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未来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和风险挑战，我们都能从容应对，都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和民族复兴历史伟业推上新的高度与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周维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把握战略机遇与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历程与基本经验[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4,17(06):34-52.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4.0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