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融合：逻辑机理与融合模式

 

引言

自从管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以来，立足实践创造出一系列的新理论，例如高层梯队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等。[1]然而完全依靠单一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现象背后的逻辑，[2]为此理论创新开始强调多元理论（Theoretical Pluralism），即利用多个理论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但是，不同理论都专注于各自的视角，导致理论之间关联微弱，致使理论碎片化（Theory Fragmentation）开始出现。[3]如何有效化解多元理论中“深度与宽度”的矛盾，即在集中性和全面性，[4]精确性和广泛性之间取得平衡，[5]搭建系统的理论框架来产生新的视角认知管理活动，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此存在模糊认识，未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当前日益复杂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已经对组织与管理变革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在管理学领域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融合体系，[6]即需要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框架来深化和拓展管理学的理论研究，[7]提升人们对管理活动的认知程度和幅度，从而为实践探索提供充分、新颖和翔实的解释。

理论融合是依据特定的逻辑规则，在不同理论间建立恰当的结构关系以产生新的研究视角来对管理活动进行系统分析的一种理论建构。它是以管理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利用对研究方法的系统研究和评价为管理学提供一般原理和概念构架，最终形成包含经验事实的实质理论。虽然早期研究已提出理论融合的“雏形”，试图通过强化理论间的连贯性来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8，9]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是强调融合不同理论后可能产生的价值，并没有考虑理论间的结构关系，未能深入揭示理论融合的内涵、机理及路径。自2011年以来，一些学者先后指出需要直面管理研究中理论创新的不足及与实践的脱节，并认为理论融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3，10，11，12，13]既可以将不同领域的思想加以借鉴引入管理领域，[5]也可以实现不同学科的理论在管理领域交汇整合。[14]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针对理论本身进行分析，重点放在中层理论的构建上，没有为管理学提供理解实践的概念、工具与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繁杂的理论碎片化问题，更不能将理论融合的创新观点运用在具体研究中形成新的思想来解释管理活动。

虽然理论融合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3，11，12]但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些缺口。一是，理论融合并不是一项僵化的理论建构，而是需要明晰内在原则、逻辑基础、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否则会陷入“空中楼阁”，难以清晰的描述、洞察和解释管理活动。二是，理论融合并不是随意的理论建构，而是需要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理论都能融合，为什么选择这两种理论，而不是选择另外两种？是否参与融合的理论越多越好？如果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导致内在逻辑混乱，进而加大理论创新的难度。三是，理论融合不是虚化的理论建构，需要充分考虑理论的严谨性和普适性，需要结合具体情形来精准辨析理论间的结构关系，否则将无法有效衔接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因此，只有对理论融合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才能产生新的研究视角，从而解释复杂的管理实践。

一、理论融合的基本特性

虽然以往研究强调不同理论间的融合，[3，10，11，12，13]但并没有精准且翔实地回答理论融合“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

1.什么是理论融合

理论融合“是什么”主要强调探讨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即通过明晰本质来阐述理论融合的属性、现象和形式等。以往研究采用多元理论解释管理活动时，提出了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Tsang等基于对比（Contrastive）思想提出，[7]“为什么是P，而不是Q”（其中，P、Q均为单一理论）；Schultz等基于张力（Tension）思想提出，[15]“要么P，要么Q”。理论融合则强调“既P，且Q”，即同时采用P和Q，且二者融为一体。理论融合的前提是不同理论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能够通过促进理论之间的“对话”来产生创造性的观点，[16]且在保持单一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同时发挥不同理论的融合效用。理论融合的重点是依据对单一理论的透彻理解，清楚地说明不同理论间的潜在联系，[16]使得看似存在分歧或差异的理论之间能够建立恰当的关联，[11]从而系统地解释和阐述管理活动背后的机制。但是，如Mayer等提出的，[12]“在一篇文章中可能会存在两个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假设推演，另两个使用知识理论的假设推演”的情形，由于此种情形并没有在理论间建立起恰当的关联，因此该情形不属于本文理论融合的范畴。综合来看，理论融合既可以是融合不同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在新的研究领域，也可以是对一个或两个领域中已经存在的理论进行更为丰富的理解，或充分利用不同理论的优劣势形成互补以增强理论解释，或将一种理论融入另一种理论来深化对管理活动的解释，以及针对多个研究领域间重合的复杂情境进行细致分析等多种情形。

2.为什么进行理论融合

“为什么”进行理论融合主要强调融合的存在缘由。当前理论研究的现实情况是，不同的理论仅仅关注管理活动的不同方面。然而，管理活动并不是离散的孤立事件，而是存在阶段性特征，不同的活动会在不同阶段占据主导地位。这就要求理论研究不能仅对孤立事件进行分析，而是要涉及一系列的过程。在此情境下，多元理论内在的不匹配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良机。理论融合能够根据具体的运用场景，挖掘新的见解来解释管理活动，从而更有效地揭示管理活动的不同方面，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结合。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采取理论融合，在某些研究中使用单一理论进行探讨也是合适的，因此理论融合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清楚地阐明为什么解决某个问题时需要融合不同的理论。[17]例如，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时，资源基础理论可以与交易成本理论融合，[18]但是是否也能与高层梯队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进行融合？有没有可能因为引入过多的理论，使得原本简单的机理呈现得更为复杂，从而导致解释效果更坏？为此，理论融合需要明晰充分性与必要性。从充分性看，理论融合源于不同理论视角对管理活动的解释，[19]通过在理论间建立自洽的匹配可以提供一种观察管理活动的新方法，从而形成新的逻辑思路；[13]从必要性看，之所以进行理论融合，主要是需要将不同或本质上不可调和的理论观点融合起来，建立一致性的理论体系从而丰富管理理论。[15]这样不仅会比运用单一理论更具有解释性，[20]而且能有效防止理论的碎片化。

3.如何实现理论融合

“如何”理论融合主要强调不同理论在什么情形下是相关或不相关的，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来建立结构关系，进而产生独特的理论贡献。[17]不同理论之间的融合不是随意的，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以便使其内在的本质得以系统展现。在理论融合的运用中不仅需要关注彼此间的关联，而且要寻求共同的基础，如此才能开展“对话”将不同理论融合起来。虽然理论融合的创新潜力较大，但这项工作需要谨慎进行，不能一概而论，特别要避免随意或刻意的情形。针对差异化的领域，理论间的结构关系会有所不同，可能在研究某一问题时，两种理论能够实现融合，但是在研究另一问题时，同样的两种理论却难以融合。例如，当研究战略联盟时，可以融合交易成本理论和理性边界理论，但是研究领导决策时，很难融合上述两种理论。因此，在运用理论融合时，首先要尊重每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明确单一理论的内涵、观点和关键构念，确定不同理论在解释现象时的差异，弄清单一理论在解决问题时可能存在的不足。继而，明确为什么在特定情形下解释特定现象时，不同的理论可以实现融合，并对其充分必要性进行阐述，从而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分析理论间交互的可能性，进而在理论间建立关联。最后，基于实践构建符合理论推演的理论框架以引导理论检验，才能对管理活动进行更为详细且精准的解释，从而将理论建构与实践运用进行有效衔接。

二、理论融合的逻辑机理

1.理论融合的表层逻辑与底层逻辑

理论融合的逻辑架构可以分为表层逻辑和底层逻辑。其中，表层逻辑是指采用不同的理论描述现象时，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是能够直接被观察的，决定管理活动的解释力度；底层逻辑是指不同的理论在理论边界形成结构关系的内在特质，是需要深入剖析才能认知的，决定新理论知识的产生。

（1）表层逻辑：基于异质同构强化现象解释

在理论融合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单一理论对管理活动解释的独立贡献，也要展现出理论间的差异性，还要基于共同的认知基础来促进不同的理论形成关联。当不同的理论通过关联组成新的更有价值和意义的结构时，就会产生“异质同构”现象。其中，“异质”指具有不同内涵特质的单一理论，“同构”是将不同理论结合起来的方法，即通过有机结合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新结构体系，并以共同体的形式来认知和解释管理活动。例如，在研究战略联盟构建时，社会网络理论与制度理论作为异质性理论，彼此间的融合会以“结网+建制”的动态活动表现出来，即基于共同规则建立契约关系，同时通过组织间交互活动形成彼此关联。[21]虽然参与融合的单一理论并不需要在所适用的领域完全重叠，但是一定能在特定的情境下融合成为新的结构体系来完成理论建构，并对管理活动进行更为清晰且有效的解释。为此，需要重点关注不同理论对现象解释的异同性，是独立解释，还是共同解释，这不仅影响到“异质”理论对“同构”方式的选择，还决定着理论融合的表征形式及实现路径。

当单一理论能够独立解释现象，理论融合的重点任务是探索理论间的潜在联系来拓展对管理活动中特定现象的解释。例如，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可以各自独立解释竞争优势。其中制度理论认为，当企业行为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能实现趋同性，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完成社会交换以获得竞争优势；[22]资源基础理论则认为，企业只有获得高价值的战略资源才能形成差异化战略，这将有助于获得竞争优势。[23]组织变革作为制度塑形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可以在两种理论间建立有效关联，为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提供更为系统且翔实的解释。当单一理论需要通过共同作用来解释现象，理论融合的重点任务是挖掘出理论间关联中存在的彼此叠加来加深对管理活动的解释。例如，社会网络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可以通过彼此交互来共同解释新创企业成长，其中源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关系与治理与源于合法性理论的企业家合法性、创业团队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存在相互作用，使得新创企业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创业网络的同时，也跨越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合法性门槛，从而实现持续成长。[24]

（2）底层逻辑：突破理论边界形成关联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单一理论仅能在理论边界（Theoretical Boundary）内产生解释力度，[25]即具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和运用情境，[11]能够突显出不同理论的区别，包括在什么条件下有效或在什么条件下失效。[26]当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越大，理论创新的挑战更大，但是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新的视角。为此，需要精准地识别单一理论的边界条件，明确阐述理论间的差异，继而从“点、线、面”寻求突破，如在理论边界交叉点向前延伸并充当新理论的边界条件。[13]这样就能使传统的边界条件趋于模糊，构建出新的结构体系来形成研究假设，继而拓展和加深对管理活动的理论解释。

当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较近时，彼此更容易形成关联，融合的重点任务是立足理论边界的衔接或叠加区域（面）确定可能的结构关系，进而产生新的观点来增强管理活动的解释力。例如，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都可以解释企业社会化活动。其中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开展交互关联来获得外部认可，从而促进社会化活动；制度理论提出，当企业拥有稳定的社会层级结构能形成规范性操作，有助于开展社会化活动。从中可以看到，在特定的情形下两者存在重合，即社会网络需要在制度环境下运行，制度环境又嵌入社会网络中，能共同解释企业社会化活动，因而两种理论具备融合的充分必要性。[27]当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较远，则彼此难以形成关联，融合的重点任务是拓展理论边界（点或线）来建立可能的结构关系，进而产生新的观点扩大管理活动的解释力。例如，交易成本理论和能力理论均能解释竞争优势，前者对企业如何依靠自身获得竞争优势的认识存在不足，后者则对组织间合作关注不够。通过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深入探索，基于组织间合作可以提炼出专用性资产等细分领域；[28]通过对能力理论的持续挖掘，基于组织内部活动可以提炼出创新能力等细分领域。[29]在特定情形下，两种理论可以建立起合适关联，例如当企业为组织间合作投入专用性资产，则更容易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因而具备融合的充分必要性。

2.理论融合的研究框架

在利用理论融合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时，既要论证围绕边界的理论间关联机制，[11]也要强调不同的理论如何解释现象，[3]如此才能深入且系统地描述不同理论及其关联在解释管理活动时的内在逻辑。本文选择以现象解释和理论边界作为分析维度构建研究框架，分析不同情形下理论融合的内在逻辑。与以往的二维研究框架不同的是，此研究框架中存在一种特殊形态——悖论（Paradox）解释，即两种理论属于“一体两面”，在解释同一现象时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既可以单独解释，也可以共同解释（如图1）。

图1 理论融合研究框架

 

（1）连贯型理论融合：理论边界距离较近且需要共同解释现象

连贯型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具有承接性，可以实现对管理活动发生的不同阶段进行认知。在此情形下，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较近，对特定现象解释的理论逻辑并不存在较大差异，且能够通过共同作用产生新的视角来阐述管理活动。虽然不同的理论在最初是以各自独立的逻辑对特定现象进行解释，但受理论边界的限制，彼此依然处于分离状态，并没有建立关联。在理论融合的过程中，重点是强调不同的理论如何以一种强有力且连贯的理论贡献组合在一起，[17]主要是通过在理论边界间建立“点对点”的关联衔接来形成结构关系，发挥共同的作用来增强对管理活动的解释力度。其中，既可以立足于单一理论的边界对内挖掘或对外拓展，也可以是多个理论同时进行，最终形成一条新的逻辑主线对管理活动发生的前因、后果等进行清晰且全面的解释。

（2）桥接型理论融合：理论边界距离较近且能够独立解释现象

桥接型是不同的理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能够扩大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幅面。在此情形下，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较近，且是以各自独立的理论逻辑对管理活动进行解析。Tsang等提出，[7]当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某种现象，而另外一种理论也可以解释这种现象，那么可以将两种理论进行融合，挖掘出可能存在的理论空白点来推动理论创新。理论融合的重点是立足现有的理论边界，对单一理论的逻辑基础进行对比来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确定不同理论的解释属于并行不悖且能取长补短，进而寻求现象解释时存在的差异性，并建立一个“线性重合”的理论结构体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主线来汇聚不同的观点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

（3）交互型理论融合：理论边界距离较远且需要共同解释现象

交互型是基于不同理论间的叠加性，通过发掘出其中的关联来完成对管理活动的深度认知。在此情形下，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较远，对特定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逻辑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通过共同作用可以产生新的视角来阐述管理活动。参与融合的理论一般是以一种理论为逻辑主线，将其他的理论融入其中以强化（或调整）对管理实践的解释力度。[11]在理论融合的过程中，重点是打开处于逻辑主线的单一理论边界，通过嵌入新理论并在主逻辑理论边界的部分领域形成“复合叠加”的结构关系，使充当逻辑主线的单一理论的解释效果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和突显。为此，需要对充当逻辑主线的单一理论边界条件加以确认，辨析其在解释现象时的具体特征，进而将其他理论嵌入其中并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理论逻辑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提炼出更为精准的假设推演，或确定其适用的具体情境等。

（4）并列型的理论融合：理论边界距离较远且能够独立解释现象并列型强调的是不同理论的独立性，但是通过“求同存异”来建立彼此间的关联，从而丰富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解释。在此情形下，理论间的边界距离较远，完全是按照各自独立的理论逻辑对管理活动进行差异化解释，且不同的理论在其边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交叉重叠。在理论融合的过程中，重点是通过对单一理论进行仔细梳理和甄别，力图在一些细分领域寻求突破，例如，从中间过程和重要环节发掘出能够为不同理论所共享的变量，为建立理论间关联奠定基础，进而构建一个更体系化的理论结构，在更大范围上拓展对管理活动解释的覆盖面。通过对现有的研究领域深度探索和挖掘，在各自的理论边界内寻找到共同的因素或要素，确定不同理论之间的有效关联，进而融合形成新的理论逻辑来完成对管理活动的系统化认知。

（5）对立型理论融合：悖论中的矛盾状态

对立型强调基于不同的理论在解释同一现象时存在悖论关系，容易导致“非此即彼”或“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局面。在此情形下，理论间的联系是自然存在的，既能单独，也能通过共同作用对现象进行解释，但是彼此的观点是对立的。关于悖论的解决一直被看作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解决不同理论观点为管理现象提供相互矛盾解释的过程中，可以得出新的见解或解决方案。[13]在理论融合的过程中，重点是寻找到能为不同理论所接受和开展对话的基础，明晰产生对立观点的根源所在，随后通过重塑理论间的边界关系，将其纳入一个新的体系中来化解彼此的冲突，从而更为清晰地阐明该管理活动。其中，既可以利用双元特性通过构建动态平衡，也可以是使其分别处于动态过程中持续关联的不同情境来调和理论间的矛盾。[30]

三、理论融合的实现路径

理论建构不仅要整合既有的不同理论观点，也要观察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动态性。[31]为了更为清晰、明确且简洁地对融合模式进行阐述，本文采纳Whetten以及Bet t is等的建议，[32，33]使用实证模型来帮助表达，其中利用方框和箭头来描绘融合过程中理论间的结构关系，重点探讨这些关系何时、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变化。[16]根据Ok huysen等提出的“理论融合最简单的范例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来进行理论建构”的建议，[11]结合前述研究框架中的五种差异化情形，本文将理论融合分为五种基本模式（如表1所示）。

1.基于因果关系的理论融合

基于因果关系的融合模式可以从时间脉络上，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解析管理活动，包括现象或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关联，为什么行为、事件、结构和思想会发生，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等。[34]此种融合模式的创新点在于通过梳理管理活动的动态过程，识别中间环节是如何衔接不同的阶段或服务场景转换，使得前后因果关系得以展现出来，同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以保证理论逻辑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实证研究中，主要是以中介变量的形式出现，得出相应的假设或结论，并采取合适的实证方法加以验证。罗胜强等也指出，[35]“通过利用中介变量可以帮助把解释相似现象的理论整合起来”。当采用此种理论融合模式时，首先需要确认两种理论均可以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即理论1和理论2均能解释同一管理活动，具备关联的共同基础。例如，资源基础观理论和能力理论可以从不同视角解释企业持续成长。随后，根据具体研究对象来明确理论边界条件，包括在什么范围和活动过程阶段可以依据何种理论进行解释，即理论1可以解释A-B的作用机制，理论2可以解释B-C的作用机制。例如，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解释获取人力资本促进组织知识创造的活动过程；依据能力理论解释组织知识创造提升创新能力的活动过程。再则，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挖掘，在两种理论的边界之处寻找某一构念或过程环节同时为两种理论所涉及并以此作为彼此关联的节点，进而构建新的逻辑主线来对此项活动的内在过程或作用机制进行解释，即B位于中间过程环节，可以有效衔接A-C之间的关系，形成A-B-C的新逻辑主线来解释管理活动。结合前述，组织知识创造作为中介环节，可以重构从人力资本到创新能力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新的视角来解释企业持续成长。基于因果关系的融合模式在Gong等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体现，[36]该研究围绕如何提升团队创造力的核心问题，通过融合目标导向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形成了从目标导向到信息处理，再到团队创造力的新逻辑主线来对该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

2.基于互补关系的理论融合

基于互补关系的融合模式不仅可以使单一理论的效用得到体现，而且还能产生整体效用，克服当前解释的片面性，阐述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现象，从而获得对管理活动更为深入且全面的认识。此种融合模式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对比不同理论对管理活动的解释，识别出两种理论在边界之处可能存在的“线性重合”，使得理论的内在要素能够互补并产生综合解释效用的新逻辑主线。在实证研究中，主要是以两个自变量指向同一因变量的形式出现，得出相应的假设或结论，并采取合适的实证方法加以验证。Spar rowe等指出，[17]将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联系起来的理论假设是理论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当采用此种理论融合模式时，首先需要确认单一理论均能为管理活动提供合理有效的解释，且彼此间并不存在交叉重叠，即理论1和理论2对管理活动的部分内容进行解释，且不存在冲突的观点。例如，在研究高管团队管理决策时，可以基于高阶理论，[37]也可以基于社会网络理论，[38]两种理论的立意点完全不同。随后，明确单一理论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时的边界条件，即理论1可以解释A-C的作用机制；理论2可以解释B-C的作用机制。例如，依据高阶理论可以解释CEO以往工作经验能够显著提升决策效果，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可以解释CEO采取合适的治理方式能够显著提升决策效果。再则，对两种理论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识别各自在解释中的优势和不足，进而判断是否具有可加性来形成互补，即判断A和B可以融合到一个体系中来对C进行解释。结合前述，如果CEO能够借助以往的工作经验并采取合适的治理方式，就能在管理问题处理上做到游刃有余，从而提高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效益。基于互补关系的融合模式在Kog ut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体现，[39]其中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降低在生产、交易等活动成本可以提升运营收益；战略行为理论认为提高市场竞争地位可以提升运营收益，文中提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市场竞争地位，可以更好地保障企业运营且获得更大的收益。

表1 理论融合的基本模式

 

3.基于嵌入关系的理论融合

基于嵌入关系的融合模式通过嵌入其他的理论来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原有理论边界范围内对特定现象的解释，使得理论的整体解释效用得到“质的提高”。此种融合模式的创新点在于辨析当原有理论的范围内嵌入新的理论后，所形成的理论边界叠加领域的解释力度或作用机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即主逻辑理论在不同条件下的解释力度存在何种显著差异，进而解释其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是在整体作用强度上得到增强，还是发生了作用方向的变化等。在实证研究中，主要是以调节变量的形式出现，进而得出相应的假设或结论，并采取合适的实证方法加以验证。当采用此种理论融合模式时，首先是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来确定处于主逻辑的单一理论，并明确其边界条件，即理论1可以作为主逻辑关系来解释管理活动A-C的作用机制。例如，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作为主逻辑，解释专用性资产对提升组织间合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再则，辨识主逻辑理论在其边界范围内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基本特质和典型特征。例如，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解释专用性资产对组织间合作绩效的作用机制时，可以看到专用性资产的获得和形成既可以是源于企业内部创造，也可以是从外部交换所得，两种方式都会增强竞争优势，但是会造成差异化影响。继而，探讨是否能够将其他的理论嵌入主逻辑的理论边界内部，并在特定区域形成叠加效应，进而分析与原有的解释相比是得以强化，还是削弱了相关因素的作用效果，即将理论2中的核心要素B作为情境条件因素，嵌入理论1的边界范围内来建立关联并形成新的理论逻辑，进而分析在理论嵌入叠加部分对A-C的作用机制会产生何种影响。结合前述，选择交易成本理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作为情境条件来探讨专用性资产对组织间合作的作用机制。基于嵌入关系的融合模式在Oliver等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体现，[40]该研究将动态能力理论嵌入政治管理理论来解释政治环境如何形成有效的战略管理，提出政治策略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动态的政治管理能力，可以采取不同的企业战略来有效管理政治环境。

4.基于整合关系的理论融合

基于整合关系的融合模式可以将原本分属于不同理论的内在要素以某种机制聚集起来，相互渗透，协调一致，进而构成一个新的结构体系，[41]使其在对管理活动的解释中发挥出更大效用。此种融合模式的创新点是通过对两种理论的边界内部进行挖掘，确定彼此间的重合部分并结合成为新的结构体系，提升和增强对管理活动的解释力度。在实证研究中，是从两条独立并行的逻辑主线中挖掘出共同的中介变量，得出相应的假设或结论，并采取合适的实证方法加以验证。当采用此种理论融合模式时，首先需要确定两种理论是以各自独立的逻辑关系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并明晰两种理论的边界条件，即理论1可以解释管理活动A-C的作用机制，理论2可以解释管理活动D-E的作用机制，且不存在彼此关联。例如，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解释企业加强对外关联容易提升社会绩效；依据组织创新理论解释创新能力越强则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后，通过对管理活动的深度挖掘，以及两种理论的内部探索，识别两种理论存在的共同之处并以此来建立理论间联结，即识别出因素B能够作为中间环节有效衔接A-C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D-E之间的作用机制。结合前述，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和组织创新理论进行挖掘和梳理后，发现组织结构变革可以作为一个共同的中间过程环节将两种理论关联起来，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来对企业绩效（包括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进行解释。其中，对外关联和创新能力属于前因，组织结构变革属于中间环节，而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则属于差异化结果。基于整合关系的融合模式在Oliver的研究中可以体现，[42]其中资源基础观理论与制度理论均能独立解释持续竞争优势，在个体、企业和组织间三个层面的决策过程中，两种理论能够产生关联，分别发生在个体层面的经济理论与规范理性、企业层面的战略因素制度因素与和组织间层面的市场缺陷与同构压力的交互作用中，从而共同解释从个体层面的管理选择到企业层面的资源配置，再到组织间层面的企业异质性竞争优势创造过程。

5.基于悖论关系的理论融合

基于悖论关系的融合模式是两种理论在同一领域的管理活动进行解释时，其中一种理论提出存在正向作用，另外一种理论则提出存在负向作用，[43]通过有效的融合来化解其中的悖论，并以新的视角解释管理活动。此种融合模式的创新点在于识别两种理论如何从彼此对立到“一体两面”的共存，形成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扩大对管理活动的解释。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以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U型或倒U型关系的形式出现，可以简化为：A（正向效应）&B（负向效应）=Y（U型效应），[44]得出相应的假设或结论，并采取合适的实证方法加以验证。当采用此种理论融合模式时，首先需要确定两种理论均能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但是表现为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即理论1和理论2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全一致，但是观点存在冲突。例如，在解释高管团队内部关系对管理决策的影响时，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当彼此关系保持弹性，可以更好地汇集创新观点，有利于形成决策；依据制度理论，当彼此关系保持弹性，则难以建立规则来汇集创新观点，不利于形成决策。再则，结合具体的研究现象分析存在冲突的本源所在，即导致理论1与理论2之间存在冲突的关键因素。例如，社会网络理论与制度理论两种观点之所以冲突是由于对组织弹性作用机制存在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关系弹性能增强高管团队成员间互动，后者认为关系弹性会影响组织内部规范机制运作。继而，选择调和彼此冲突的恰当方式，或是从时间维度维持两者间动态平衡，或是选择最优特性（Optimal Distinctiveness）进行相互关联，即寻求理论1与理论2的平衡与协调。例如，融合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来看，高层管理团队既要具有弹性结构，又要依据刚性规则运行，这样可以将组织弹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能推动团队内部分享创新，而且能降低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有利于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基于悖论关系的融合模式在Albert等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体现，[45]其中惯性理论认为，组织活动中相互依存的普遍性增加了惯性，容易抑制战略更新；适应性理论认为，组织活动中的相互依存的普遍性存在丰富的资源和信息流，能够推进战略更新。通过区分活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模式和规则，能够融合两种理论来实现模式和规则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产生“双重理解”，从而化解了矛盾观点。

四、理论融合的拓展组合

现实中经常出现一些复杂的管理活动，涉及更多的过程变量，需要利用三种或更多的理论来加以阐述才能获得体系化认知。[11]例如研究新创企业成长可以融合组织身份理论、合法性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46]基于此，本研究对理论融合基本模式进一步延伸，重点分析如何融合更多的单一理论或利用多个基本模式的组合来形成新的结构关系。其中，将单一理论与基本模式的融合界定为浅层融合，多个基本模式之间的融合界定为深层融合。

1.浅层融合

浅层融合是以理论融合基本模式为基础，通过融入单一理论形成新的结构关系来对管理活动进行体系化解释的一种理论建构。在浅层融合的理论间关联结构中，如果将基本模式作为独立构件，单一理论可以分别作为前因、后果和情境因素与之进行融合，进而形成差异化的理论体系并产生不同的作用机理。

挖掘前因是对基本模式的前导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后果则是对后续效果展开探讨，即分析单一理论与基本模式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延伸并形成新的逻辑主线来对管理活动进行分析以提高解释力度。以常见的单一理论与嵌入关系基本模式之间的融合为例（如图2所示）。首先，阐述嵌入关系基本模式内部两种理论间融合的充分必要性，即利用理论3来解释某种活动中B-D之间的作用机制，同时嵌入理论2的关键因素C来形成包含B、C、D的嵌入关系基本模式。再则，明确单一理论和嵌入关系基本模式的边界条件，以及是否能够共同解释现象，进而确定彼此间的逻辑关系，单一理论是作为前因，还是作为后果，即通过理论分析来确定理论1与理论2和理论3所形成的嵌入关系基本模式之间的关系，两者是独立解释现象，还是共同解释现象，以及在解释现象中的限制条件或情境因素等，并明确理论1与包含理论2和理论3的嵌入关系基本模块之间属于因果关系。继而，明晰在此整体性关联结构中三种理论单独对现象解释时的属性和作用及其边界条件，并建立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即基于理论3可以解释B-D之间的作用机制，引入理论2的C则更好地弥补理论3解释中的不足或可以强化解释力度，但是理论1可以解释A-B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挖掘出嵌入关系基本模式在解释现象的前导因素，并形成新的理论架构。最后，提出相应的推理和假设等，指明其相对将单一理论作前因（或后果）引入之前的差异，以及对增强当前现象的认识和提升解释力度的贡献等。

图2 针对复杂现象解释的浅层融合

 

情境可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影响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解释。然而在很多时候关于情境的研究往往是零散的，彼此间缺乏关联性，尤其是一些管理活动可能受到多种情境因素的复合影响，为此需要对不同情境因素的影响加以区分。区分情境是强调基本模式在更多情境或复合情境下对某种现象的差异性解释。同样，以常见的单一理论与嵌入关系基本模式之间的融合为例（如图2所示）。首先，需要阐述基本模式内部两种理论融合的充分必要性。随后，明确单一理论的边界条件，明晰其是否能够独立解释管理活动，以确定其与基本模式之间的关联关系。例如，融合理论2和理论3后的嵌入关系基本模式可以作为主逻辑单独解释现象，但是理论1并不能对此进行解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可以确定理论1可以融入包含理论2和理论3的嵌入关系基本模块中，进而确定彼此间的潜在关联。继而，明晰不同理论的边界条件，基于理论建构和实践认知形成新的理论结构体系。例如，将嵌入关系基本模式内部的理论与单一理论进行关联分析，重点解析复合情境下的解释力度和内容的变化，即构建出理论1与理论2交互的复合情境来提升理论3对管理活动的解释力度。最后，提出相应的推理和假设等，比较其相对于单一理论和基本模式对管理活动解释的差异，以及对增强当前现象的认识和提升解释力度的贡献等。

2.深层融合

深层融合是通过多个基本模式的组合形成新的理论间结构关系，进而对管理活动进行体系化解释的一种理论建构。在深层融合的理论建构中，不仅基本模式之间需要遵循理论融合的内在逻辑，而且每个基本模式内部同样也要遵循。以常见的互补关系、嵌入关系和因果关系三种基本模式之间的融合为例（如图3所示）。首先，需要以基本模式为独立构件，明晰每种基本模式是如何解释现象及其边界条件，进而讨论其中存在的理论间关联关系。例如，基于理论1来解释某种活动中A-C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理论2来解释某种活动中B-C之间的作用机制，形成包含A、B、C的互补关系基本模式；基于理论3解释某种活动中C-E之间的作用机制，同时融入理论4中的D，形成包含C、D、E的嵌入关系基本模式；基于理论2解释某种活动中B-C之间作用机制，基于理论3解释某种活动中C-E之间的作用机制，形成的包含B、C、E的因果关系基本模式。再则，探讨由多个基本模式建构的理论融合是如何解释现象，例如，互补关系、嵌入关系与因果关系基本模式在针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时，各自的解释观点以及基于何种共同基础来实现彼此关联。继而，明确该研究框架中单一理论的边界条件，及其在解释现象中的角色和任务等，并基于理论融合的内在逻辑和融合模式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最后，阐述A、B、C、D、E依据不同理论形成的逻辑关系，完成对管理活动内在作用机制的重新梳理，提出相应的推理和假设等，指明其与以往单一理论、基本模式对现象进行解释时的差异性等，以及对增强当前现象的认识和提升解释力度的贡献等。

图3 针对复杂现象解释的深层融合

 

深层融合推动下的理论创新需要结合具体研究问题和对管理活动的深化认知来展开，其中既可以是围绕多个基本模式叠加形成的新结构体系来进行分析，例如，基于前述4种理论融合的互补关系、嵌入关系和因果关系叠加所形成的整体性理论建构来探讨A、B、C、D、E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可以是针对多个基本模式叠加形成的共同交汇进行创新，例如，围绕共同的交汇点C是如何实现不同基本模式及其内在单一理论之间的关联来建立理论建构，进而分析A、B、C、D、E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上两种研究视角都是基于不同的理论间能够建立合适的关联来产生新的观点，实现对管理活动中的复杂现象进行更为深入和详细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研究中可能会涉及三种及以上的理论，但是并非是融合越多的理论越好，这是因为如果参与融合的理论越多，对于理论间关联关系的把握，以及对于创新点的挖掘都会造成较大的困难，难以化繁为简来实现理论创新的研究初衷。理论融合的关键任务还是在于准确识别不同理论的洞见，并将其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观点，以便更为精准和完整地描述组织现象和管理活动。[31]理论融合的另一个困惑是由于实践的复杂性，对管理活动的理解和分析会存在指向不同的研究意图和目标，却在理论建构中具有相似性，并形成相同的实证研究模型。但是，这并不妨碍理论融合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和效果，主要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不的，需要探索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也存在差异，使得针对同一现象会产生各异的新理论观点来形成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在运用理论融合分析管理活动中的复杂现象时，不能陷入思维定式，而是要结合具体问题来完成研究设计并确定合适的理论建构才能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虽然学者们已经开始尝试使用理论融合来开展研究，但是大都还是陷入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创新等内容，很少进行不同理论的比较和关联等活动，导致理论融合难以实现“落地”。本文主要围绕“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三个问题来展开，试图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同时对不同理论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化结构关系进行阐述以丰富现有的理论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往的研究关于理论融合更多是评论或对话（Editor's Comments，Editor's Dialogue），并没有对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和具体运用进行系统性分析，依然缺乏一个较为规范的研究体系来提供支撑。本文的研究为理论融合提供了一套一般化体系来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强调理论融合需要按照特定的逻辑规则进行并符合一般理论体系中对“过程、内容和情境”的要求。理论融合的出发点是针对管理活动中的特定问题展开，中间过程是识别单一理论的边界并在理论间建立结构关系来形成新的逻辑，最终结果是产生新的观点认知来解释管理活动发生和存在的意义价值，其场景既可以是从现有的理论解释中发现不足，也可以是从当前社会现象中挖掘出困惑并在随后寻找解决方案。[1]这样不仅明晰了理论融合的内在机理，而且也为后续如何运用提供了支持。

第二，在理论研究中，并非所有的理论都能进行融合，也不是融合的理论越多越好，而是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谨慎选择。以往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些潜在的融合形式，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清晰的研究框架，使得相关研究略显零碎，没有形成一个较为严谨的理论体系。本文针对理论融合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刻理解，包括表层逻辑和底层逻辑的架构，这是因为理论融合是基于不同理论间围绕现象解释时所形成的差异化关联关系推动下的理论建构，即通过围绕理论边界建立具有功能型的结构关系来实现解释现象时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具体而言，不仅需要识别单一理论的边界条件及其对管理活动的解释，而且还要打开和拓展理论间的边界，如此才能建立新的结构关系来达到提升和增强对管理活动解释力度的目的。随后，以理论边界和现象解释为分析维度来建立研究框架，系统分析了理论融合中存在不同的类型，包括连贯型、桥接型、交互型、并列型和对立型，并具体阐述了不同情形下理论融合的内在逻辑。

第三，以往的理论融合研究更多是强调整合既有的理论观点，在实证研究中只提供了有限的方法论细节，且在理论化描述中也很少说明具体使用，导致现有研究一直是模棱两可且支离破碎。本文的研究则加强了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之间的衔接性。首先，从理论分析入手，以两种理论间的融合为例，提出存在因果、互补、嵌入、整合和悖论五种基本模式，采取对整个方法论进行“分解”，并将相关的方法、模型和技术根据特定的要求以新的组合方式汇集在一起。[47]随后，基于实证研究范式对每种基本模式进行详细分析，包括作用机理、实施路径和典型案例等，力图使得理论融合能在研究中运用。为了加强对复杂现象的理解和认知，文中还提出可以通过利用浅层融合和深层融合两种形式，组合更多的单一理论或基本模式来得出系统且合理的解释。

虽然本研究针对理论融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但还是有不足之处，需要未来的研究继续深入。一是，学者们为了更好地识别管理活动发生的过程以及系统性原因，开始从管理学范式视角来探索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8，48，49]管理学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联系的一个独立学科。[6]未来的研究可以从管理学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探讨理论融合，对其内在属性进行深度挖掘，如此才能更全面地认识理论融合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解决“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等一类问题。二是，本文主要是针对组织层次的管理活动进行探讨，然而在现实研究中经常出现跨层次影响。[50]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如何利用理论融合分析跨层次管理活动，例如，在解释涉及环境、组织间、组织、团队以及个体等不同层次间交互的管理活动时，可以利用浅层融合与深层融合来完成对跨层次管理活动的深入剖析，使得理论融合的内容和实践运用更加丰富和详实，提供更多的新颖视角。[12]三是，现有关于理论融合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理论分析进行的，或是探讨理论融合的潜在可能性，或是分析理论融合面临的挑战等，或是指出特定领域中的创新突破点等，相应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使得后续研究一直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具体的实际问题和管理现象，利用实证研究来做进一步验证并持续完善，如此才能做到理论创新与实践运用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Oswick,C.,Fleming,P.,Hanlon,G..From Borrowing to Blending:Rethinking the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Build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318-337.

[2]Van De Ven,A.,Hudson,R.,Schroeder,D..Designing New Business Startups:Entrepreneurial,Organizational and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Management,1984,10(1):87-108.

[3]Durand,P.,Grant,R.M.,Madsen,T.L..The Expanding Domain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Integrat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7,38(1):4-16.

[4]DiMaggio,P.J..Comments on“What Theory Is Not”.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5,40(3):391-397.

[5]Osigweh,C.A.B..Concept Falli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579-594.

[6]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6):1-10.

[7]Tsang,E.W.K.,Ellsaesser,F..How Contrastive Explanation Facilitates Theory Build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404-419.

[8]Gioa,D.A.,Pitre,E..Multiparadigm Perspective on Theory Build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0,15(4):584-602.

[9]Mahoney,J.T.,McGahan,A.M..The Field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within the Evolving Science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Strategic Organization,2007,5(1):79-99.

[10]Suddaby,R.,Hardy.C.,Huy,Q.N..Where Are the New Theories Organiz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236-246.

[11]Okhuysen,G.,Bonardi,J.P..The Challenges of Theory Building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ens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1):6-12.

[12]Mayer,K.J.,Sparrowe,R.T..Integrating Theories in AMJ Articl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4):917-922.

[13]Shaw,J.D.,Tangirala,S..Vissa,B.,Rodell,J.B..New Ways of Seeing:Theory Integration Cross Disciplin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8,61(1):1-4.

[14]Casciaro,T.,Barsade,S.J.,Edmondson,A.C.,Gibson,C.B.,Krackhardt,D.,Labianca,G..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Network Perspectives in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Organization Science,2015,26(4):1162-1176.

[15]Schultzm,M.,Hatch,M.J..Living with Multiple Paradigms:The Case of Paradigm Interplay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tudi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2):529-557.

[16]Zahra,S.A..Contextualizing Theory Building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7,22(3):443-452.

[17]Sparrowe,R.T.,Mayer,K.J..From the Editors Publishing in AMJ-Part 4:Grounding Hypothes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098-1102.

[18]Silverman,B.S..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Direction of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Management Science,1999,45(8):1109-1124.

[19]Plowman,D.A.,Baker,L.T.,Beck,T.E.,Kulkarni,M.,Solansky,S.T.,Travis,D.V..Radical Change Accidentally:The Emergence and Amplification of Small Chang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3):515-543.

[20]Rousseau,D.M.,Fried,Y..Location,Location,Location:Contex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1,22(1):1-13.

[21]王涛,陈金亮,罗仲伟.二元情境下战略联盟形成的嵌入机制分析——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融合的视角.经济管理,2015,37(8):55-64.

[22]Tolbert,P.,Zucker,L..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Theory.Clegg,S.R.,Hardy,C..Studying Organization:Theory and Method.Sage,1999.

[23]Barney J..Firm Resources and 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7(1):99-120.

[24]王涛,陈金亮.新创企业持续成长:基于创业网络和合法性融合的视角.财经问题研究,2018,(8):89-97.

[25]Tsui,A..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6,2(1):1-13.

[26]Locke,E.A..Using Programmatic Research to Build a Grounded Theory.In Rhythms of Academic Life:Person Accounts of Careers in Academia.Edited by Peter,J.F.,Taylor,M.S..Sage,1996.

[27]王涛,黄苏萍,陈金亮.基于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理论融合的创业过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6(12):131-140.

[28]Heide,J.B.,Miner,A.S..The Shadow of the Future:Effects of Anticipated Interaction and Frequency of Contact on Buyer-seller Cooper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5(2):265-291.

[29]Hamel,G..Leading the Revolution:How to Thrive in Turbulent Times by Making Innovati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2.

[30]Smith,W.K.,Lewis,M.W..Toward a Theory of Paradox: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of Organiz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36(2):381-403.

[31]Zaheer,S.,Albert,S.,Zaheer,A..Time Scale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4):725-741.

[32]Whetten,D.A..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490-495.

[33]Bettis,R.,Gambardella,A.,Helfat,C.,Mitchell,W..Quantitative Empirical Analysi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7):949-953.

[34]Sutton R.I.,Staw,B.M..What Theory Is Not.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5,40(3):371-384.

[35]罗胜强,姜嬿.理论构念的测量.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6]Gong,Y.,Kim,T.Y.,Lee,D.R.,Zhu,J..A Multilevel Model of Team Goal Orientation,Information Exchange,and Creativ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3):827-851.

[37]Hambrick,D.C.,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f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38]陈建勋,王涛,翟春晓.TMT社会网络结构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兼论结构刚性的生成与化解.中国工业经济,2016,(12):140-156.

[39]Kogut,B..Joint Venture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1988,9(4):319-332.

[40]Oliver,C.,Holzinger,I..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c Political Management:A Dynamic Capabilities Framework.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8,33(2):496-520.

[41]Lawrence P.,Lorsch,J..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Complex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67,12(1):1-47.

[42]Oliver,C..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9):697-713.

[43]Carton,A.M.,Rosette,A.S..Explaining Bias Against Black Leaders:Integrating Theory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Goal-based Stereotyp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141-1158.

[44]Haans,R.F.J.,Pieters,C.,He,Z.L..Thinking about U:Theorizing and Testing U-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37(7):1177-1195.

[45]Albert,D.,Kreutzer,M.,Lechner,C..Resolving the Paradox of Interdependency and Strategic Renewal in Activity System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5,40(2):210-234.

[46]Fisher,G.,Kotha,S.,Lahiri,A..Changing with the Times:An Integrated View of Identity,Legitimacy,and New Venture Life Cycl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6,41(3):383-409.

[47]Mingers,J.,Brocklesby,J..Multimethodology: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ixing Methodologies.Omega,1997,25(5):489-509.

[48]Giddens,A..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Macmillan,1982.

[49]Morgan,G..Images of Organization.Sage,1986.

[50]Klein,K.J.,Dansereau,F.,Hall,R.J..Levels Issues in Theory Development,Data Collection,and Analysi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2):195-229.

 

王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组织创新；

陈金亮（通讯作者），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家与创新管理；

陈建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与组织理论。

 

王涛,陈金亮,陈建勋.理论融合：逻辑机理与融合模式[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05):246-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