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融”的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

1 研究背景

BARNEY等[1]指出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将西方情境产生的理论引入中国，进一步验证和完善这些理论；二是围绕中国本土情境挖掘出独特的因素，形成中国管理理论。虽然两种方式都能引导管理理论的发展，并不存在“厚此薄彼”，但是很难做到协调一致，使得本可兼容或互补的两种方式出现事实性的割裂，其结果是都不利于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当前管理理论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能否实现两种研究方式的有序承接、动态平衡或有效融合，其中又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以及如何发挥各自的功效来推动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不能完全盲从西方观点，中国土壤的特殊性以及本土情境所蕴藏的丰富内涵，独特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都会对理论发展产生深刻地影响，为此需要实事求是地开发中国管理理论，加快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

结合实践来看，以航天、高铁、深海探测等为代表中国企业实践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却很少看到与之匹配的中国特色本土管理理论。陆亚东[3]认为，“完全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并能对国际主流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理论尚未产生”。那么，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后，中国管理领域到底取得了怎样的发展？又形成了哪些能够反映中国情境下本土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管理实践前沿的新理论？以及是否能结合以往的研究梳理出中国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的路径？都是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清晰认识，则必然给中国管理理论发展造成阻碍，不仅会出现“似是而非”“水土不服”等情形，也很难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得到广泛认同的中国管理理论。面对建立管理理论“中国话语体系”这一重大命题的回答日益紧迫且更具战略意义的时刻，当前依然缺乏一个系统模型或分析框架来指导中国情境下的理论研究开展，以及如何产生有价值的管理理论贡献。综上而言，本研究通过建立理论与情境有效匹配的分析框架，试图寻求新的路径来实现两种研究方式的有序承接和有效融合，提出可以采取“中西交融”的模式来促进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和创新。

2 情境化主导下的管理理论发展

理论的建构和创新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得管理研究变得具有挑战性。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强调的是观察管理活动中的独特表层现象，探索其深层内在机理，通过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修正、调整或创造新的理论，从而更为清晰且精准地分析管理实践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获得相应的经验、知识和解决方案。诸多研究表明，研究议题与情境之间具有不可分离性[4]，不仅会在彼此交互的界面形成多种形式，而且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作用是为了明确管理活动发生的场景、范围等，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特定领域的特别问题。JOHNS[5]将情境定义为：“环境中影响组织行为的发生和意义，以及变量之间功能关系的促进和限制因素”，会作为一种元素与研究问题、研究对象之间产生深刻互动，并以此表达环境、组织与人的交互影响，以及该影响随时间变化的历史动态性[6]。然而，同一管理活动在不同情境下的程度、意义等既可能存在相同的表现，也会存在不同的表现，这就使得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假设等既具有普遍应用性，又会随着文化、地域等情境差异而有所不同。为此，管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需要高度重视研究对象的情境特征。

基于情境的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如何将情境与理论进行有效匹配？如何探索并挖掘独特的情境因素来完成理论建构并将其转化为普适性理论。前者是强调需要阐明研究对象所涉及情境的复杂性、独特性和丰富性等，使理论能够清晰且精准地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后者则强调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关注情境，通过明晰特定的情境因素，洞察并关注其发生和存在的基本属性或内在特质等，同时结合具体的管理活动来分析其根植于特定场景的效果和作用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的提炼以产生新的知识。结合中国管理理论研究来看，不仅需要立足本土情境，利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策略来建构中国管理理论，还要进行持续的理论创新并加以完善，使之成为普适性的成熟理论，如此才能让更多的研究通过“借汝之光，得见光明”来展现中国管理理论价值和贡献中国管理智慧。就此来看，只有结合情境来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将其用于指导实践活动，这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切题性和精准性。如果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认识情境与理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并辨析其内在的逻辑，那么很容易导致错误引导和不确定结论[7]，随后的管理理论构建与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3 管理理论的发展：将理论与情境关联并匹配起来

虽然以往的研究已经提出需要高度注重理论与情境之间的关联[8]，但大都是从“广义的”理论和情境交互界面进行分析，忽略了理论与情境的内在特性差异。管理知识可以分为基于人类共有实践活动产生的知识，和基于特定环境某些实践活动产生的知识[9]，使得管理理论一直在独特性与普适性之间“徘徊”[10]。管理活动发生的情境可以分为趋同化和差异化，前者是强调情境的内容、作用等方面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后者则是较低的一致性。管理理论研究也是在理论的普适性、独特性和情境的趋同化与差异化之间寻求潜在的匹配与平衡。基于此，可以将管理理论研究划分为4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并针对性解决管理实践的4类现实问题，包括共同性问题、差异性问题、修正性问题和专属性问题。

3.1 成熟理论研究解决共同性问题

成熟理论研究是依据现有的普适性理论，针对趋同化情境下管理活动中的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是与情境无关[4]，即管理活动发生所涉及的情境因素具有相同的内涵或特质，一般条件下会出现相似的管理现象。利用普适性理论对管理活动进行阐述和解决问题时，通常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使得管理理论可以实现无差别的“等同”运用，其现实指导意义相对较强。在具体研究中，当相似情境下的企业受到同一类性质事件影响时，可以从其他企业以往的经历中找到一些经验加以借鉴，并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试错和学习成本也相对较低。成熟理论研究可以理解为利用理论X解释现象Y时，通过对理论X进行持续地重复性检验来精炼理论，得到不受情境条件因素约束的模型或知识[11]，从而提升理论的适用性和普遍性。但是，其弊端在于相关理论会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并具有主导性控制地位，形成严格规范的研究方法等，容易出现认知固化和结构刚性。

3.2 拓展理论研究解决差异性问题

拓展理论研究是依据现有的普适性理论，针对差异化情境下管理活动中的问题来展开研究，即解释特定情境下的差异性问题，使得理论解释的覆盖面得到进一步延伸。WHETTEN[8]指出，当现有的普适性理论被运用于新情境时，可能会出现限制发展新情境逻辑的情形，为此需要探索出真正有效的洞见。拓展理论研究一般采取跨情境比较的方式，使原有的理论在新的情境实现有限制条件下的“等效”使用来满足需求，从而延伸理论能解释的边界范围。拓展理论研究可以理解为利用理论X解释现象Y时，将其分别放在差异化情境A₁、A₂、A₃等中，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释并比较其运用效果，展示出不同情境下理论X对现象Y解释的内在机制和差异，包括B₁、B₂、B₃等，进而结合不同的解释机制和机理来对理论X进行持续延伸，从而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3.3 新创理论研究解决专属性问题

新创理论研究是指处于差异化情境，针对管理活动中的专属性问题来展开研究并产生全新的理论，以新颖的视角对管理活动进行解释。研究的重点是辨析管理活动的独特之处，围绕特定的现象展开问题探索、概念开发、理论检验并完成理论建构[12]，包括提炼新的概念或构念并明确其内涵与特质，阐述新情境下管理活动的内在机理，提供与以往相比截然不同的解释，形成具有信服和逻辑性的理论观点等。新创理论研究可以理解为利用理论X解释现象Y时，发现理论X并不适用，而情境因素M具有显著作用，随之深度探索M的概念、内涵以及M与Y的关系等，最终围绕M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3.4 深入理论研究解决修正性问题

深入理论研究是挖掘趋同化情境下管理活动背后的独特价值，针对修正性问题来展开研究。通过对理论持续的补充、完善和丰富等来加深对管理活动解释的细致程度，例如重新界定理论的概念、内涵，划分其内在的维度，探索新的内在机理，以及更深入地解析管理活动发生的前因后果等。具体而言，通过挖掘理论解释的内在意义，衍生新的概念体系等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理论的内容等，以获得更强的解释效果。深入理论研究可以理解为利用理论X解释现象Y，通过对管理实践的理解和认知来挖掘关于理论X新的内容、构念或维度等，包括X₁、X₂、X₃等，进而综合不同的概念、解释机制等对理论X进行持续衍生，从而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管理理论研究不仅要通过理论与情境的有机结合来进行反复的相互验证，还要确定现有的理论对管理活动的解释存在哪些空白及可能的创新点，发掘出导致存在差异的根源所在，更重要的是结合特定情境下的管理活动进行探索，识别出相关的和有意义的元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专属性概念的内涵，确定新理论的领域或范围，以及为什么新的理论视角相对于其他理论观点能够为管理活动提供更有力且充分的解释，或是针对管理问题提供更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根据以往的研究进行“照本宣科”地解读。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结合特定的研究领域来探索如何加速创造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例如ZAHRA[7]立足创业领域，从理论状态和研究现象分析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但主要还是基于静态特征，并没有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动态转换，即从利用成熟理论研究已知现象到开展新颖理论研究未知现象，以及从新颖理论向成熟理论的全过程。为此，需要结合实践从更深层次进行思考，才能突破传统理论边界的限制，更精准地认识管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并针对管理活动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让人信服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4 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的动态演进

结合以往的研究来看，大部分的管理理论可以进行跨情境研究来解释管理实践和解决管理问题。该项活动不仅具有动态性，而且属于双向的交流与互动，而非单向的运用和借鉴，这也是中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产生共鸣的根本。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清晰地辨析，则难以阐述新理论产生的源泉、方式和路径等内在逻辑。管理理论的建构和创新一直处于理论与情境的动态匹配中，其中不仅强调情境影响理论，例如比较分析不同情境下同一理论解释同一现象时是否存在差异；也注重特定情境的理论贡献，例如识别出新的理论以及改进现有理论，从而通过借用和提升来实现理论的跨情境双向贡献。基于从“运用成熟理论研究现有问题”到“创造新的理论研究新问题”的动态转换，可以将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过程划分为“再情境化”和“去情境化”两个阶段，其中通过情境化理论和理论化情境能够推动形成“成熟理论—拓展理论—新创理论—深入理论”的演进路径，以保持理论的持续生命力（见图1）。其结果是，不仅实现了围绕差异化情境完成新理论的建构来丰富现有理论研究体系，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国管理理论，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和启示以指导中国企业可持续成长，而且还通过持续创新来修正和调整使之成为趋同化情境中的普适性理论，进一步增强对更广范围管理活动的理解和认知。

图1 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分析框架

4.1 “老树发新芽”：再情境化驱动下的理论建构

基于成熟理论的研究可以实现理论的快速发展并与国际化进行接轨，也一直是当前的主流，且研究成果更容易被业界所验证和认可。国外理论本土化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再情境化来不断修正和强化认知，进而拓展理论的内涵、意义和范围等，即利用整合、精炼和重新定位等方式，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向另一个学术共同体进行转移和使用[13]。在此过程中，需要利用不包含主观价值判断的“解释性语言”来进行解读，继而发展出新的理论，为差异化情境中的专属性问题提供更清晰的描述。再情境化驱动下的管理理论建构沿着从成熟理论研究到拓展理论研究，再到新创理论研究的路径演进，具体包括以下两个关键环节。

4.1.1 基于情境化理论实现从成熟理论研究到拓展理论研究的演进

当前的中国管理领域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然而完全依据西方研究范式，引用成熟理论来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活动时，很容易出现跨情境导致的不恰问题，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越来越大。HILGARTNER[14]提出，当科研成果从一种制度环境转移到另一种制度环境时，必须被重塑，其中的典型做法是通过情境化调整来描述如何利用一种理论来解释特殊情境中的管理活动。WHETTEN[8]认为，如果开展跨情境研究，必须关注其中的情境敏感，尤其是借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更应注意理论的情境适应性。在理论建构的再情境化进程中，强调的是如何利用得到共识的普适性理论阐述特殊情境下的管理问题，即将得到一致认可的趋同化情境转移到细分的差异化情境中，使得理论能向更广的领域进行拓展并加以运用。拓展理论主要通过系统的跨情境复制研究来进行，例如通过跨情境比较分析，发现同一理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存在的差异之处，并以此作为创新点来展开后续研究，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延伸以增强管理理论的解释力度。将普适性理论运用于差异化情境时，必须重视特定情境中的关键构念，重点分析其对当前现象解释的潜在影响。这将有助于在后续的理论运用和改进中形成新的思考，进而完成理论延伸来扩大解释的幅面和范围等，使理论能够针对特殊情境下的管理活动进行解释，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产生理论贡献。

此阶段的理论创新在于，寻求新情境下与以往不同作用机制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有独特情境特征的要素可能发挥的影响作用，并就此阐述管理活动中新的作用机制、因果关系等。竞争中性理论最初源于澳大利亚的《国家竞争政策审査》报告，其中将竞争中性视为一种市场框架，强调在该框架内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不会给任何市场参与者带来净竞争优势，例如国有企业不会收到来自政府的更低资金成本等[15]。当运用该理论来研究中国企业实践时，则必须关注其中的差异化情境，需要明确其中的核心要件，才能对一些影响因素进行变革、创新、限制或提升。当前的中国已经开始利用竞争中性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但是中国情境下采取竞争中性的初衷具有其现实基础和情境条件，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和分类改革等，都是践行竞争中性的独特体现，可以帮助国有企业提升发展活力与竞争力。因此，中国情境下对竞争中性理论的运用必须具有限制性的情境条件，才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此阶段的情境化理论可以表述为：使用情境A中产生的理论X来对情境B的管理活动Y进行解释时^①，发现其中的作用机制受到情境B中的因素M影响，进而产生新的见解N，从而实现对理论X运用的拓展并具有新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看到，当前管理领域的大部分研究是按照此种模式进行，比如在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中，加入与中国情境相关的调节变量来验证西方管理理论的主效应，进而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并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16]。其中的典型例子是对双元理论的跨情境拓展运用，双元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成熟理论，已经得到西方学界广泛的认可并被运用在组织领域研究。部分学者也利用双元创新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活动进行分析，获得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启示，相关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双元创新的维度划分、形成前因、绩效机制和边界条件等方面[17]。例如，陈建勋等[18]重点分析了双元创新的形成前因，通过结合中国情境中TMT社会网络的运行分析，提出源于“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哲学思想是导致产生该作用机制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更好地化解结构刚性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①为了更为简洁清晰地展示,此处将趋同化情境和差异化情境分别界定为情境A、情境B。

4.1.2 基于理论化情境实现从拓展理论研究到新创理论研究的演进

通过对普适性理论持续拓展可以将其运用于对特定情境下管理活动的解释，但是随着研究的逐渐推进，一些基于特定情境下关键因素的影响开始显现，很可能出现当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特殊现象，例如XIAO等[19]在对结构洞理论研究时，提出其并不适用中国集体主义情境。当此种情形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知识危机，要求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来推动理论建构。只有基于中国情境思维出发，开展以新理论建构为导向的研究，寻求对特殊事件或管理活动的因果逻辑、内在机理、运作机制等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才能形成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2]。中国本土情境独特的制度形态及其特征背后蕴含着驱动企业构建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非对称资源，从中可以发现专属元素及其作用于企业实践的底层机制与背后规律，并就此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和加以验证。具体而言，需要从全新的视角来探索特定现象发生的特定情境因素来完成相应的理论建构，为管理活动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结合实践来看，在管理理论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明晰支撑中国企业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的本土特有元素是什么？它们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概念或逻辑存在何种差异，是否源于中国情境的独特构念？其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充分解释之后，才能将这些中国情境下的特有元素精准“刻画”出来，进而突出对理论本身的贡献。

此阶段的理论创新在于，立足差异化情境来挖掘出新的定律、概念、假设、价值、技术以及解决问题的范例等，通过对这些新颖的概念或构念进行重新地界定和解释，并根据特定的现象和问题来建构具有独特性的本土理论。如果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历史渊源，以及形成这些特殊性的思想、制度、历史等因素，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中国式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研究领域，正越来越引起各界的重视，一些本土情境下的特殊因素开始被挖掘出来并围绕其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围绕中庸、五行、道本、和谐等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管理理念的提出。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可以依据西方研究范式来重点关注特定情境下关键构念内涵的演变，通过探索、提炼、扬弃和总结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精髓，厘清管理活动中更深层的脉络与关系，建立“中国式管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以推动管理理论发展。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可以在对西方管理理论运用的基础上逐渐演进，进而提炼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本土管理理论。

此阶段的理论化情境可以表述为：使用情境A中产生的理论X对情境B中的管理活动Y进行解释时，尽管已经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但是依然发现其并不完全适用，反而是产生于情境B的因素M能够产生新见解，更好地解释管理活动Y。随后的研究主要围绕深度挖掘M的内涵，进行概念界定并基于此完成新理论的建构工作，即情境B产生了新的理论M来解释管理活动Y。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LI等[20]结合中国情境研究提出了“生态系统特定优势”。以往针对国际化战略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资源理论、能力理论、企业家精神理论等进行分析，但是随着中国平台企业逐渐崛起，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本土开展的实践活动，新的国际化经营理念开始显现。随后，VERBEKE等[21]将数字公司全球化价值创造进一步细分为光明面和阴暗面，并以此分析生态系统特定优势的内涵。通过一系列研究工作的逐步推进，生态系统理论的理念、内容、维度等都得到不断的丰富，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4.2 “新琴生古韵”：去情境化驱动下的理论创新路径

完成源于本土情境的理论建构只是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开端，建立管理理论“中国话语体系”更重要的工作是将其转变为普适性理论，如此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和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关系理论等为代表的中国管理理论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如何将更多基于中国元素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推广和运用并形成普适性理论，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去情境化是将知识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来，逐渐剔除相关情境影响并进行提炼，从而获得更为基础和通用的知识体系，即突破将新的理论封闭在特定情境条件的限制，旨在发展出普适性理论，能针对管理活动形成无差别的一致性描述。去情境化驱动下的管理理论创新沿着从新创理论研究到深入理论研究，再到成熟理论研究的路径演进，具体包括以下两个关键环节。

4.2.1 情境化理论驱动下从新创理论研究到深入理论研究的演进

与发达国家的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产生、成长与发展既同样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来临、全球竞争格局重塑等重大环境的变革，也面临中国的特定国情、时代背景等专有情境条件因素的影响。立足于本土情境产生的管理理论，可以针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活动提出详细且深入的见解，有助于识别和检验那些相较于西方情境的特殊现象，并就此提出新颖的概念、合理的假设、独特的观点等来解释管理问题为什么存在，管理活动如何开展，以及相关行动者及其在特定环境中的具体行为特征等。例如，中庸管理、儒家式领导等源于中国情境产生的管理理论，正在支持中国企业实现持续高速发展，并逐渐成就了一批具有影响力、领导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与此同时，相当一批西方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开始逐渐认识这些优秀管理理论，继而运用在管理活动中以发挥其价值。然而，即使关于中国管理研究成果已经大量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依然存在中国情境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实践创新却成为西方理论视角下难以理解的经验碎片[2]。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差异化情境下形成的新理论可能仅会影响到特定的管理活动。为了充分展现中国管理理论的价值，还需要采取情境化理论来推进理论创新，将其运用于更广泛的范围来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

此阶段的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对新理论在新情境的运用进行更为细致地分析，进一步深化其概念的内涵，确定新的研究方法，挖掘出新的盲点、空白等来形成研究问题，进而持续地自我补充、修正和完善以丰富当前理论体系，努力使其成为“管理丛林”的重要一支。例如，源于中国情境的和谐管理理论强调是组织在动态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双规则耦合为手段，为认识并解决复杂管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解决方案[22]。LUO等[23]提出，如果基于以往的雁形模式进行对外技术转移，并不能完全支撑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而立足中国情境构建的新跳板理论，则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除此之外，虽然国家创新体系等概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新型举国体制、逆向创新和逆向知识采纳等源于中国的独有情境因素或关键构念也在逐渐丰富和完善，不仅为管理理论的持续创新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在重点领域或产业实现关键性突破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此阶段的情境化理论可以表述为：运用情境B中产生的理论M对情境A中的管理活动Y进行解释时，通过不断对其内涵进行深度挖掘来衍生、丰富理论的概念和维度，进行假设推演、框架论证等以完成理论创新，使其在情境A中能形成新的观点M₁、M₂、M₃来解释管理活动Y。由于该理论的特性在不同情境下的管理活动中是真实存在的，使得对管理活动的解释存在共性，从而保证了即使理论本身源于截然不同的情境，依然能够对管理活动进行有效地解读，但是理论的具体内容、内在维度等方面可能会一些差异，为此需要通过不断深挖以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陆亚东等[24]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思想”，从中国企业成长的战略视角提出了复合基础观（composition-based view，CBV）。TEHSEEN等[25]进一步论证了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RBV）并不适用分析小企业，因为小企业可以从公开市场获得常规性资源，而非稀有的、不可模仿的、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或有价值的资源，CBV比RBV更适合研究小企业。

4.2.2 理论化情境驱动下从深入理论研究到成熟理论研究的演进

中国管理理论一定是源于对中国情境下管理实践的系统性分析和探索性认知所走出的一条独立发展道路，形成了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管理知识体系。随着中国情境建构的独特性管理理论在经过中国管理实践的多次检验后，已经具备了支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和发展，并适合解决中国企业管理问题的方法体的良好条件[2]。后续的研究工作需要通过持续的创新来向更大的范围进行传播、渗透和运用源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使之成为能够符合中西方情境共同认可的普适性理论以发挥价值。然而在管理理论的创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是，来自多种哲学范式的合理化逻辑会引导不同理论的发展，使得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容易出现彼此的隔阂，导致所发展的理论间难以进行知识的自由流动。为了更好地调和可能存在的纷争，理论研究需要获得剔除情境因素后的“真实的管理”，即强调新管理理论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相同的意思或内涵，至少在理论上不具有实质性的差别。例如，在理论研究中经常出现中西方对于同一现象采取不同的描述，并就此提出不同的概念，导致理论复杂性，针对此问题可以采取互文、修辞、学术翻译等方式来实现“概念对等性”[26]。与此相对应的，需要隔离出所研究的程度与含义，以及现象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跨情境变异[4]，使新的理论体系能适用于通常的情境中，而不是完全局限在中国情境下的“自圆其说”。

此阶段的理论创新在于，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对理论本身进行深度加工来完成创新，通过提炼出“真实的管理”来为不同的情境、任务和对象提供一般性证据。为此，不仅需要将中国元素引入主流管理理论来进行高质量的研究，而且还要实现在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和学术范式的普适性之间的平衡[27]。只有当管理理论使用的是不包含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或完全中性的词汇，才能表明其没有受到研究者内在的情绪、知识结构、信念以及所处环境等情境因素的影响，也更容易得到接受和认可而成为普适性理论。然而结合现有研究来看，能够找到的好方法并不多，这也导致能够得到更大范围认可且能运用于实践的中国管理理论依然屈指可数。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需要与领域中的主流研究进行“对话”，找到一个“桥梁”把中国管理研究范式和西方研究范式联系在一起，在更大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否则完全讲中国特色就会限制理论的普适性。

此阶段的理论化情境可以表述为：使用情境B中产生的理论M在对情境A中的管理活动Y进行解释时，通过重复性迭代反复检验来剔除其中存在的情境因素影响，进而对理论解释中的主要假设、因果关系等内容进行重新界定和梳理，使得理论M的一般性价值体现出来，逐渐成为得到共同认可的普适性管理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阴阳理论的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可。针对悖论认知，西方理论要么秉持“非此既彼”的二元论，将相互矛盾视为不可调和；要么倾向“彼此融合”的辩证论，以整合方式来解决矛盾（黑白融合为灰，即不正不负，仍为线性）[28]。源于中国情境的阴阳理论，其中“阴”象征包容和服从，“阳”象征征服和统治，两种主体不仅会相互依存与影响，而且还会相互制约和转化[29]。这种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特征的认知模式研究，剔除了可能存在的情境因素影响，可以统摄万物变化规律，构成“阴阳相生、相克关系”的哲学基础[30]，为两种主体间交互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有效弥补了基于逻辑和个体思维的西方认知模式的缺陷。此后，JING等[31]基于案例研究来突出组织变革中的阴阳模式，使得阴阳理论得到进一步传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适性理论。

5 “中西交融”的理论样本：二元理论的情境演进及阴阳理论的发展路径

中国情境不但能用于检验现有理论，也能拓展、挑战甚至重建理论[27]，且能向西方主流管理领域贡献中国管理理论。就如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早期，立足于本土情境先后产生了市场转型、网络资本和关系等一系列的理论。在最近十年，诸多的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研究范式，挖掘本土情境因素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和谐管理、儒家式领导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但是，依然面临既要研究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管理思想，又要融入全球管理学共同体来发表国际管理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的现实情形。针对此，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思路来加以解决，强调需要根据情境来做好管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4，32]；然而，其中的具体形式、路径和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则没有展开详细阐述，也鲜有研究较为系统化地梳理和明晰中国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的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本研究以二元理论的情境化及阴阳理论的发展路径作为范例，来帮助观察管理理论从引入学习到自我建构，再到创新扩散的全过程，试图从中归纳出“中西交融”不同阶段和环节的主要特征、创新点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及层层递进的演进机制（见表1）。

表1 二元理论的情境演进及阴阳理论的发展路径

注：演进图示中的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横向和纵向演进。

二元性已经逐渐成为管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二元”概念的理解也主要集中于单一组织如何同时执行两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战略行为，包括结构性二元性、情境性二元性等。GIBSON等[33]指出，组织二元情境包括社会关系情境的“软”因素和绩效管理情境的“硬”因素的情境。从二元性的本质来看，是指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主体，既可以是具体的组织行为，也可以超越组织的不同情境因素。在西方情境下，围绕二元理论的管理研究主要强调其内在的冲突、平衡和协同等。当二元理论引入中国情境后，则开始被应用在创新领域。董保宝等[17]指出，中国情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双元理论的内涵提供了许多特别的双元维度，并逐渐衍生出大双元理论，例如双元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文化传统中的阴阳理念就具有一定的类似性。阴阳理论虽然属于源自中国本土情境的管理理论，但是又与西方的辩证逻辑有所关联，其不仅可与辩证逻辑融合，其特殊价值就在于其能够补充“either/or”的外显二元论形式逻辑，以及“both/or”的隐含二元论辩证逻辑。尤其是，阴阳理论可重新构建“both/or”逻辑，将绝对或完全的融合与分割变为相对或部分的融合与分割，从而系统地反映对立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34]。随着阴阳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日渐成熟，其认识论体系也在不断丰富，涉及双重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等，开始逐渐向西方管理领域进行渗透来与其研究范式建立“桥接”，并运用于一些领域，包括对立统一的体系、一体两面的悖论、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等。可以看到，源于西方情境的二元理论与源于中国情境的阴阳理论存在内在联系，代表了中西方管理理论的交互和融合。

6 结语

面向未来的中国管理理论已经进入“以我为主、因我而创”的新发展阶段，需要建立在广泛吸收先进理念的基础之上，做到博采众长和融会贯通，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实践，挖掘、提炼、扬弃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理论创新方面摸索出新的路径，提炼出能指导中国企业管理的管理理论，进而建立中国管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如此才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体而言，中国管理理论的未来可以通过理论化情境和情境化理论的动态循环转换，不仅可以完成独特性管理理论的建构，还能够结合情境进一步丰富其内容并形成体系化研究，例如比较新理论对管理活动解释所存在的优势等，使源于中国情境的新观点获得广泛的认可并在实践中运用。随着中国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管理智慧能够向世界输送，使得中国管理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接受和认可，以提升其运用的深度、广度，使之成为普适性理论，进而体现理论的意义、价值和实效，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中西方管理理念的碰撞与融合。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包括：①利用理论与情境的有效匹配建立分析框架，将管理理论研究划分为4种类型，即成熟理论研究、拓展理论研究、新创理论研究和深入理论研究；②结合中国管理理论发展的脉络和历程，从动态的视角提出在情境化理论和理论化情境的交替作用下，通过完成从“再情境化”到“去情境化”的动态转换，可以推动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并形成持续提升的螺旋演进；③以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作为例证来阐述如何建立和完善中国管理理论，既指明了在每个发展阶段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也阐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管理理论如何实现突破，进一步印证理论与情境之间的关联匹配和动态演进；④进一步验证了双元理论与阴阳理论的内在关联，通过提供一个动态演进路径为学者们的研究建立坐标，帮助认识“中西交融”的管理理论体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既不能去曲意迎合西方管理理论，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管理理论，而是应该立足于中国管理实践来探索并挖掘出最为合理的理论。此外，管理理论研究不能完全局限于对中国独特概念的“封闭式”探讨，而是需要关注中西方研究范式间的差异，既要充分认识到其中的个性，还要注意彼此间存在的关联，为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建立合适的对话机制提供支持，或是强调新颖的理论观点可能带来的新启示，或就一些边缘话题来达成共识并开展研究等；同时，明确理论的内涵及其跨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差异性[13]。如此才能“往返”于不同的情境开展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中西方理论的对话来实现“求同存异”，从而为“管理丛林”贡献新的智慧和成果。

王涛.“中西交融”的管理理论建构与创新[J].管理学报,2024,21（06）:8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