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变化与制造业发展方向探析

我国制造业经历了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消费需求升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外部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正朝着高端化、数字化、精细化、品质化、集约化、绿色化、高级化和国际化的方向迈进。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转型升级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

一、我国制造业发展已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至2012年左右，我国制造业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此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0.02%（据可变价格计算）（见图1），分年度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规模效应和引进外资与技术，在制度改革、生产要素充足、外资引入等多重条件推动下，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所占份额逐年递增。自2002年起，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提升全球人民生活福祉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伴随国际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我国制造业逐渐洞悉单纯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2012年，党的十八大成功召开，开启了我国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征程，我国制造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此阶段的突出特点在于，制造业不再过度追求数量的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我国研发费用投入占GDP比重逐年增加，已由2012年的1.91%增加到2020年的2.41%（见图2）。通过加强创新能力、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措施，我国制造业正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中国制造2025”，为制造业的未来发展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绿色环保型和服务型转型，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保障等，这些举措都为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至2020年，我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同时，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尽管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工业化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一些传统产业仍然存在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等问题；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整体规模和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着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的高质量工业化任务。这意味着我国需要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推动制造业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助推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数字化发展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在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便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虽然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机会，但属于跟随状态。此后，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在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技术日益成熟、产业基础坚实、人才资源丰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这为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据统计，2022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4%、5.6%，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3.8个和2.0个百分点；2023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继续增长，较上年增长6.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2.2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3.6%，较上年扩大1.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快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以及其在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趋势。

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了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成为重点领域。据初步统计，2018—2023年我国共出台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相关重要政策超过20余项，其中包括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重量级规划文件。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将赋能各行各业，其中制造业作为主战场之一，将有力推动我国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发展，我国数实融合将迈上新台阶。

三、消费需求升级推动中国制造业精细化品质化发展

我国中等消费人群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着制造业向精细化、品质化的方向迈进。研究表明，到2030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有望超过50%，其在整个居民消费中的贡献率接近80%。这预示着未来我国中等收入人群会增加大约2.8亿人。随着收入的提高，中等消费人群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以智能手机为例，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2013年，价格处于2000元—3000元的智能手机在中等消费人群中的占比仅为30%，然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55%，足见中等消费人群更愿意为高品质的产品买单。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等消费人群的消费行为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根据北京贵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QuestMobile）的数据，2013年，中等消费人群在线购物的渗透率仅为20%，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据已经提高到70%，线上购物已经成为中等消费人群的重要消费方式。近年来，服务性消费在中等消费人群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23年，我国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金额占比从20%提高到30%。中等消费人群开始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体验。收入的提高和中等消费人群的扩大，将从需求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的产品将更加精细化、品质化。

此外，由于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也在“倒逼”制造业精细化、品质化发展。2023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2.17亿人，老年抚养比达到22.5%，较十年前提升8.8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5亿人。老年人口的增多促进“银发经济”发展，随着养老、智能家居等适老性产品的增长，消费品需求也从传统向智能、便捷和舒适方向转变。

四、要素成本上升倒逼中国制造业集约化、绿色化发展

21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要素成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工资的上涨，加之环保政策的严格执行和环保成本的快速上升，这些因素将倒逼制造业向集约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人数在“十二五”末期达到峰值后，开始逐年下降（见图3），近年来劳动力供给量绝对数持续减少。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素质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数快速增长。2023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05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4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2.4亿人，这为制造业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和质量上升，倒逼制造业集约发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依靠“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依靠“质量型人口红利”，助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2004—2023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15920元增长到120698元（按现价计算）（见图4），年均增长率达到11.25%，这一变化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企业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为响应这种变化，制造业企业转变了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企业为节约劳动力使用而更多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集约化生产。

近年来，我国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特别是“3060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确立和能耗“双控”措施（对能源消费实行强度和总量的双重控制）的严格执行，直接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行为产生了约束。这些政策迫使企业采取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产业面临更大的转型压力，而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则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环保政策的严格执行，并没有削弱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在某些领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突出表现为绿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实现了“波特假说”提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统一^①。据报道，2023年，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了29.9%，国际市场份额占比大幅提高。这是我国产业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在国际市场上的突出表现。这些成绩的取得，关键在于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尤其是绿色化导向的技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此响应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和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

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政策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从而抵消环境保护给社会带来的积极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果。但M.Porter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分为二对立起来。他们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而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从而抵消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并且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这就是波特假说。

五、外部形势的变化促进中国制造业高级化国际化发展

从外部形势来看，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双端挤压”竞争态势。一方面，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如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实力依然强劲，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和高端制造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仍然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这给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乃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带来威胁。另一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低端替代”，特别是以印度和所谓的“灵猫六国”^②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以及更具优势的制造业区位，对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吸引外资构成替代效应（。以印度为例，2022年印度的经济规模已达3.5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基地，占全球软件外包服务市场的50%以上。良好的英语语言基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印度成为当前欧美公司寻求离岸服务的首选国家，世界主要的软件公司都在印度设有规模庞大的子（分）公司。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印度制造”在世界制造业版图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最直接、最先替代的制造业便是劳动密集型或高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环节，而我国制造业首当其冲。在此种情形下，为实现有效“突围”，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进一步推进高级化、国际化发展。高级化主要针对产业链价值链升级而言，我国制造业要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增值环节攀升，达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到“智造强国”的转变；国际化主要是指进一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尤其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

②“灵猫六国”（CIVETS）由6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串成，分别是哥伦比亚（Colombia）、印尼（Indonesia）、越南（Vietnam）、埃及（Egypt）、土耳其（Turkey）和南非（South Africa）。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国际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消费品等的需求持续增长，为我国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13—2022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已同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薄荣鑫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MBA硕士生。

DOI：10.13561/j.cnki.zggqgl.2024.0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