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一、概念解析与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概念，并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指示，就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和任务要求做了深入阐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并明确要求“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中，又一重大的理论创新与战略部署。此前，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提出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虽然只差了一个“化”，但时代内涵与哲学意境显著不同。现代产业体系强调了工业的信息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针对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在对现代产业发展的科学规律加以精准把握的基础上，对产业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所做出的全局性战略部署。现代产业体系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概念提出做出了探索和实践，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把握时代内涵与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对现代产业体系概念的发展、超越以及哲学意境上的升华。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遵循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发展规律，更要结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准确认识、深刻理解、精准把握其基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学内涵的阐释清晰表明，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应从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等“三化三性”六个方面加以统一把握。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突出的智能化特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集中爆发，数字新技术加速迭代创新，特别是基于大模型的通用型人工智能技术临近突破奇点，结合前期数字经济发展所积累的海量数据，无疑将推动产业发展模式的颠覆性重塑。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突出的绿色化特征。绿色化发展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更是对人民至上发展观的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发展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降碳、减污、扩绿取得突出成绩，绿色化程度显著提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要以“双碳”目标为抓手，积极推动关键绿色核心技术研发与突破，探索能源转型可行路径，有效驱动产业由高碳向低碳、零碳的发展模式演进。第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突出的融合化特征。“体系”概念所强调的就是产业间的有机嵌入、融合互补、生态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再是单独产业的简单集合，产业融合度不断提升是个基本趋势，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具有通用技术特征的数字新技术的广泛渗透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产业融合不仅体现于工业内部不同细分产业之间，更体现于三大部类之间，工业农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融入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同样也要从工业农业的发展中获得驱动力。第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突出的完整性特征。由于产业分工程度的深化与产业边界的淡化，现代化产业对于分工协作的依赖程度越发提升，完整性对于产业发展能够起到关键的强化与支撑作用。美国曾长期推行去制造业化，导致产业链碎片化和空心化，不少关键产业逐渐丧失核心技术能力，这从反面验证了完整性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第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突出的先进性特征。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是由创新驱动的产业体系，技术进步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也是产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创新驱动之下，产业的生产率水平、附加值特征、价值链地位等都将实现显著提升，更加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更为核心的位置。最后，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突出的安全性特征。安全是发展的基础，也是发展的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强化应对外部极端风险冲击的能力，具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韧性强等重要特征。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等内容构成，但现代化工业无疑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人类社会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也就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也主要是取决于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当前历史发展阶段下，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但距离工业的现代化仍有显著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可以看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提升工业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客观要求。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围绕两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展开阐释，并在剖析传统工业化突出问题的基础上，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提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驱动策略。

二、传统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

成为工业化国家，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经济内涵。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真正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万亿元，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多年来一直处于全球首位；2018年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17.2%，这些数据清晰反映出了中国制造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实力。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从基本空白到取得瞩目成就的工业大国，中国工业化进程完全可以被称为一场伟大的工业革命!但也应看到，中国工业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大而不强”仍是基本国情。我国目前仍然只是工业大国而非工业强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距离实现新型工业化仍有显著距离，工业化的质量与效益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发展水平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是中国压缩式的后发工业化模式和在较长时间内追求增长速度、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突出地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是工业化的先进性水平仍有待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在众多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了突破，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稀土等产业形成了突出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客观来看，我国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明显落后，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距离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以基础零配件、基础工业、基础材料、基础技术等为代表的“工业四基”领域，我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很多重大创新突破中用到的核心基础零配件或材料也程度不等地依赖于国外进口。2016年工信部发布了《工业“四基”发展目录》，提出了期望能够有所突破的超过六百项“四基”技术，突出反映了我国在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入，关键数字核心技术储备不足所造成的制约和“卡脖子”困境更是愈发凸显。例如，硬件方面，我国在先进制程芯片方面仍高度依赖进口；软件方面，无论是消费终端市场，还是产业领域使用的工控操作系统仍以国外方案为主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加快推动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加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这是迈向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二是工业化的绿色底色仍需擦亮。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仍有较大进步空间，绿色技术研发投入较低、核心绿色技术短板突出、企业实施绿色制造意愿不强等都是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3年全球碳排放374亿吨，中国碳排放126亿吨，其中工业部门仍是碳排放的主体。近年来，随着各国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绿色不仅成为产业发展方向，更成为决定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2019年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概念，拟对出口到欧盟的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征收额外关税，2023年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了该机制。美国、日本等经济体也在紧随欧盟做法，加快探索并有意推进实施碳关税。目前我国受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钢铁、铝和化肥等产品，然而如果按照预案将碳关税在更大范围铺开，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必然将受到巨大冲击。可见，绿色发展并非仅是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绿色化将会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带来深刻影响，低绿产业甚至有可能被排除在新的分工体系之外。

三是工业化进程的协调性仍需强化。我国工业化进程在产业间、地区间、国内外的协调推进方面表现出明显不足。产业间的不协调突出表现在产业融合度较低、生态式发展欠缺等方面。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集中爆发的背景下，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仍相对有限，与未来的产业竞争要求存在显著差距。新型工业化还要求推进工业、服务业、农业等不同产业的协调发展，并以此为基础统筹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但较长时期以来，外向型工业化为服务业、农业发展提供的支撑仍然不够，导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并成为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成就则相对偏弱，由此也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同时也导致了工业化进程在内外层面上的不协调，外向型产业与内需型产业的发展路径分化、关联度偏弱，这也导致了工业化的福利分配缺乏包容性。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强化协调性是当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四是工业化的微观基础仍有待夯实。企业是产业的微观基础，实现新型工业化，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于企业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升。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产业内的少数关键企业事实上决定了产业能够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打造若干具备关键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较短，大企业发展缺乏足够长的时间检验，大部分企业的实力和能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客观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以世界500强企业为例。2023年入榜中国企业为142家，美国共有136家企业上榜，中国上榜非金融类企业133家，美国上榜非金融类企业134家。从营业收入指标来看，中国133家非金融类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10.35万亿美元，美国134家非金融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为12.84万亿美元。从企业利润来看，中国133家非金融类企业的平均利润为25亿美元，平均净利率为2.9%，美国134家非金融类企业的平均利润为77亿美元，平均净利率为8.6%。可见，中国头部企业距离世界一流还存在明显差距。加快培育创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夯实我国产业发展基础、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缔造了“增长奇迹”的中国工业化具有鲜明的后发式、赶超型、压缩式特征，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粗放发展方式导致中国工业化基础不够扎实、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劳动者素质有待提升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历史地看，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长期囿于传统路径，过度依靠有形投入发展工业，难以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结构转型和持续增长。这进一步表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生产力发展构成了阻力和障碍，已经不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生产力解放的内在要求，难以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中国工业“由大转强、从全到优”必须摈弃传统工业化模式，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三、新型工业化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发展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的世界大变局，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深入系统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部署，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尽管新型工业化概念的出现已经有二十余年历史，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相比，两个概念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集中爆发，大变局下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这些时代特征决定着新型工业化具有了不同的时代内涵。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清楚地表明，理解新时代的新型工业化，必须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决定了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内涵，新型工业化是具有上述特征的工业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不难看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工业化，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是高度契合的，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首先，新型工业化为构建具有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保障。遵循新发展理念，新型工业化是以创新为根本驱动的工业化模式。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模式必须从依靠传统简单生产要素投入向依靠新型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从规模性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数字新技术不断迭代创新并加速渗透应用，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型工业化要求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加强数字新技术的研发、创新与应用，加快推进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速产业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这一过程的实现，一方面将扩大数字及信息等前沿技术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将通过数字赋能加速传统产业的创新范式重塑，激活传统产业的创新动力，全面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先进性特征。综上，新型工业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新型工业化为构建具有融合化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保障。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显著特征。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与应用，生产流程的模块化、可编码化程度极大提高，分工程度日益深化，产业互嵌也越发深入、联系越发紧密，产业边界淡化、融合发展的趋势特征更加明显。融合发展既是分工深化的结果，反过来也为进一步扩大产业分工规模提供了支持，这种正反馈循环有力地驱动着产业竞争力提升。新型工业化不仅驱动了制造业内部的产业融合，更推动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在数智化大趋势下，推进新型工业化越来越依赖于专业性技术服务的支撑，制造业越来越呈现出服务化转型的特征，由此也驱动了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融合范围、融合程度不断强化的趋势。此外，新型工业化还是高水平开放的工业化，是要求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工业化，是要求加强与全球分工网络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的工业化。综上，新型工业化将从多个层次发挥强化产业融合的作用，为构建具有融合性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支撑。

再次，新型工业化为构建绿色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保障。绿色是新型工业化的底色，绿色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普遍形态。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历史上走过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这也是当前严峻的全球气候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源。新型工业化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工业化的道路，是更加关注绿色发展、关注人民福祉的工业化道路。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设定，也就锚定了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和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强化减污降排，通过加强环境规制、加快发展绿色制造、建设绿色园区、探索市场化减排机制等途径，显著促进了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新型工业化更加要求注重系统性的绿色发展，这就要求加速关键绿色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尤其是强化绿色能源技术的突破，从根本上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化转型。综上，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将更加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根基。

最后，新型工业化为构建更具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保障。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陡升。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加速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向回岸、近岸和友岸布局，我国产业链面临的“卡链”“断链”“掉链”风险加剧。保障产业体系的安全稳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新型工业化是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工业化模式，推进新型工业化将从两个方面为产业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保障。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强化了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夯实了产业自主可控的根基。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是应对极端外生风险冲击的压舱石。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根源在于部分传统产业因要素禀赋条件改变导致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弱化，产业生存根基遭到侵蚀。新型工业化加速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强化了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显著驱动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重塑，从而夯实了产业生存的根基。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将有力促进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驱动产业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来强化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综上，新型工业化将从安全性的角度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四、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型工业化驱动策略与实现路径

回溯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发展历程，工业革命之所以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在于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引领，通过劳动者运用先进生产资料改造劳动对象，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和桎梏，实现了生产力全面解放。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来，工业化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二者互为条件和支撑。无论从历史演进还是时代要求的维度，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当前应针对传统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特征，多措并举，深入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引航高质量发展，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使命。

一是要强化新型工业化的关键矿产资源供给保障。新型工业化对于关键矿产资源投入的种类和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如先进集成电路的制造需要越来越多类型的稀有金属、新能源产业需要大量的锂金属等。与巨大的需求规模相比，我国关键矿产资源储量普遍较低且开采成本高、整体品质较差，关键矿产资源大量依赖进口。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首先需要加强关键矿产资源供给保障，对此，仅靠在现货或期货市场上购买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从海外矿产资源的源头上加强控制与保障。对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强化资源外交的必要支持。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源外交是保障关键矿产资源供给所必不可少的举措。应依据矿产资源分布状况，强化与重点资源丰富国家的外交往来，高级别领导人互访、对外援助、文化交流等举措都是资源外交的重要举措。当前尤其要重视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已形成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资源领域的战略合作，积极探索以财政支持或专项基金的形式，支持我国的地质调查机构在这些国家开展资源勘探。第二，构建体制化的海外关键矿产资源开发保障机制。海外矿产开发基本都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勘探、开采、金融、财税、安全、物流等多重复杂因素。面对复杂系统性问题，需要构建体制化的保障机制，日本组建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就是值得借鉴的做法。目前，我国仍然缺乏体制化的海外矿产开发保障机制，矿业企业走出去单打独斗较多，能够获得的专业支持有限。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做法，由国务院牵头组建专门的海外矿产开发利用促进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海外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战略，确定海外资源开发的重点区域和重要矿种，编制中长期开发利用规划。专门委员会还应承担制定并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持的职能，覆盖制定海外矿产勘探计划、设立海外勘探机构、组建海外矿产开发专项基金、畅通融资渠道、支持矿产金融创新、给予针对性财税补贴、推进投资便利化等具体保障举措。第三，要举力打造世界一流的重点国际矿业集团。拥有具备突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矿业集团是执行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前提和基础，矿业企业的实力客观上也决定了海外矿产开发利用的能力。当前我国矿业企业规模实力与国际头部企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如国内市值最高的紫金矿业2023财年的营业利润为243亿元，而同一财年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必和必拓的利润达到134亿美元。当前应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对标国际矿业巨头，加快推进国内矿业企业做大做强，同时鼓励矿业企业与物流、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行业的重点企业打造海外战略性矿产开发的联合体。

二是要加快推进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凸显新型工业化的先进性特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迫切要求。具体而言，要把握好三点，分别是方向、路径和主体。方向是强化政策针对性的依据，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指引。当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三个主要方向是：亟待突破的卡脖子技术、已具领先优势的前沿技术、新兴的未来前瞻技术。例如，高端芯片、智能算法、系统软件等都属于对新型工业化深入推进至为关键、亟待突破的核心技术，5G通信技术属于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前沿技术，量子技术、DNA存储等则属于新兴的未来前瞻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政策着力点和资源配置，应重点倾斜于亟待突破的卡脖子技术，同时要积极强化领先前沿技术的优势深化，紧紧锚定未来前瞻技术打造引领性创新，不能仅满足于卡脖子技术的突破，更要为推动技术的跨越式迭代做好准备。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两个：一是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难点往往都要归于基础理论层面的储备不足，中国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偏弱，当遇到深层次技术难题时，基础理论储备不足的问题就迅速凸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尤其要重视将基础理论知识贯穿人才培养过程，实施对基础学科的长期资助计划，合理扩大基础学科人才规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针对的是创新基础，而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作用。要总结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有效经验，创新科技与工程管理决策体制，集中资源、集中设备、集中力量协同攻关，推动若干重点技术领域的突破，显著缩小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此外，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还要优化创新主体结构。近年来，我国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院、国家实验室等举措不断优化制造业创新体系。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头部企业在关键技术突破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像谷歌、英伟达等企业实际上起到了产业创新引导者的作用。应积极构建鼓励重点央企国企、大型民营科技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举措机制，强化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中的职责定位。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数智化是新型工业化的突出特征，加快数字经济与产业经济的深入融合，是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具体来看，需要重点聚焦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在政策的积极支持下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应看到，数字化转型存在投入高、风险大的难点，大量中小型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动力。对此，应通过集中力量推进产业链上关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关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形成关键企业在运营上的示范效应、在合作上的倒逼效应，牵引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还要积极推进落实“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综合运用税收、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成本。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发挥的保障。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产业互联网主导的新阶段，大规模产业应用场景对于海量数据高速通信以及算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而言，当前无论是网络通信设施规模还是算力规模，都与这种要求存在差距。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以5G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前瞻研发并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设施，确保基础设施容量的增长要领先于应用峰值。另一方面，要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在于加快推进算网协同、云网融合，通过发挥算力的集群优势来突破单点算力的局限。同时，加快推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优化数据中心布局，扩大算力设施规模，提升国家整体算力规模和使用效率。第三，要不断完善数字经济的基础制度。数字经济的载体是数据要素，数实融合的关键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赋能作用，实现对传统要素的替代、优化、升级，最终实现生产效率、创新效能、经营绩效的显著提高。由于数据要素概念的出现较晚，相关制度安排仍处于探索之中，加快构建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基础制度，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迫切要求。当前，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流通等都是数据要素制度设计的重点，已有安排也多是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考虑到数据要素制度安排的敏感性，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开展针对性的先行先试，积累、提取、复制有益经验与有效做法，是完善数据要素制度安排的可行举措。

四是进一步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发展是新型工业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可以预见，围绕绿色发展，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度调整与重构。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首先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集中爆发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推进数字赋能产业绿色转型。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减少了碳排放，在能源转型道阻且长的情况下，数字赋能是产业绿色发展的有效抓手。充分发挥关键核心企业的引导作用、政府购买提供专业的生产性服务、构建转型引导支持基金等，都是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行举措。强化数字赋能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数字技术应用本身的高能耗特征，特别是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有可能反噬掉数字赋能的绿色效应。因此，当前要尤其重视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的绿色化，推进数据中心、算力中心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强化能效指标考核，保障数字赋能的绿色可持续。其次，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以市场化手段驱动企业主动选择绿色发展。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仅规模较小，且范围有限。应在积极总结运营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扩大碳交易的产品覆盖范围，尽快形成活跃、有效的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强化市场力量的引导作用。通过降低免费配额分配比例、引入拍卖、政府指导等方式，真正使碳价能够维持在真实合理水平。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依托自贸试验区载体先行先试，探索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有限连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根据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法案，如果向欧盟出口的商品已支付了一定的碳排放价格，则可从碳税中进行相应扣除，前提是出口方已加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或其碳交易市场已实现与欧盟连接。探索对接欧盟碳市场，高标准建设国内碳交易市场体系，这也有利于最大程度减轻绿色贸易壁垒的负向影响。再次，要聚力打造一批高水平、高标准、高层次的产业绿色发展高地。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创建“产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强化促进产业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建设，为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例如，探索构建碳排放检测核算体系，加强产品碳排放管理，推进绿色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推动碳计量、碳定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互认，鼓励企业获得国际碳足迹认证；积极推行示范区绿电供能，发展绿色微电网，加速企业供电绿色化，逐步实现示范区向碳中和园区转型等。

五是要积极培育创建我国的世界一流企业，进一步夯实新型工业化的微观基础。培育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不可能搞规模式、运动式推进，以部分有一定基础、具备较强实力的大企业作为重点培育企业，这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目前来看，接近世界一流企业标准的主要还是具有完善市场化经营管理方式的“全新国企”。因此，依托中央企业及地方重点国有企业培育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也是符合当前发展阶段基本国情的可行方案。培育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当前尤其要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整体制度安排的创新，重点聚焦于推动国企市场主体地位的建立。由于整体制度改革滞后，一些应由政府或者公共部门承担的职责，目前仍有不少落在了国有企业之上，反过来，这也衍生出国企对偏向性政策支持的需求以及对市场机制的规避。相较于世界一流企业，重点国企仍难以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在有效配置资源、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塑造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化推进，首要工作就是加快国企类别界定与分类管理的落地，为商业类国企落实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创造前提条件。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一条重要实践经验，当前要抓住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的重大机遇，积极对标高标准自贸协定，以高标准规则来驱动国内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为培育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应以加快推进边境后开放为关键抓手，加速国民待遇、非歧视、竞争中性等制度型开放的改革与创新，真正发挥出竞争对于国企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活力、构建现代经营管理制度的驱动作用，加速建立国有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还应看到，世界一流企业对国际竞争格局的掌控能力，同样来源于其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全球范围内布局并充分整合利用全球资源与要素，这也是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基础支撑。面向重点国有企业加快培育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一方面要深入推进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进一步扩大关键零部件产品、资源要素类产品、技术装备类产品中的重要中间品的进口开放，降低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提高重点国有企业整合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弱化国有企业整合利用国际资源的体制性约束。国企的性质使其普遍存在侧重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的倾向，这很有可能并不符合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对此，加快国有企业类型界定与分类管理的落地，明确商业化国企应完全按照市场化运营，允许其按照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仍是关键所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和政治基础，将国有企业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政治基础的有力保障。因此，解除培育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必要约束在理论上是有根基的。

六是要以畅通国内大循环积极推进产业协调发展。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导致了产业链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敞口，衍生出越发严峻的产业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工业化收益聚集于开放经济部门、产业体系包容性欠缺的问题。本源上看，我国产业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国内市场分割、国内大循环不畅影响所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间较晚，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距离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仍有显著距离。较长时期以来，国内市场中都存在着突出的地方保护、进入壁垒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为了发展，很多产业只能寻求进入更加广阔、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新型工业化更加强化产业发展的安全性和包容性，畅通国内大循环、让工业化建立在更加稳固可控的国内大市场之上是必然要求。当前，一是要紧抓数字技术迭代创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积极探索构建产品和要素的平台市场，发挥平台的网络链接作用和信息放大功能，以平台赋能为着力点，推动外向型产业更加精准地对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更为广泛地嵌入国内价值链分工网络。二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产业，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产业所具备的突出规模特性，支持有实力企业突破规模门槛、加快规模扩张、不断深化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打破市场分割的根基和藩篱。三是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协同推进畅通国际国内大循环。要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关键作用，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为着力点，认真解决政府采购、服务业准入、国民待遇等深层次问题，以畅通国际循环来协同推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当前应及时梳理总结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有效经验，缩短有效经验推广复制的时间差，避免各自贸试验区逐次复制再试点的做法，直接在全国范围内采纳应用，真正发挥先行先试的价值。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邵军 |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杨丹辉,邵军.新型工业化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5,(01):39-48.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5.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