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

 

一、引 言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矿产发展既受宏观经济影响，又遵循自身特定规律，矿产勘查开发及矿产品生产、消费、贸易规模和结构变化是全球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高度重视关键矿产在先进制造部门的应用，制定实施“关键原材料战略”，引发这一领域激烈的国际竞争。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全球产业朝着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发展，以稀土为代表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智能装备、清洁能源等领域应用日益广泛。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相继确立“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目标，主要工业国正在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在需求侧，电动汽车、储能技术快速发展刺激铜、锂、钴、镍等“能源金属”需求急剧增加，风能、节能电机等清洁能源和低碳产品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形成了强劲需求；而在供给端，地缘形势紧张对矿产品贸易网络的稳定性和贯通性造成冲击，加剧了关键矿产资源全球供应链风险。面对供求两侧持续承压的态势，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不断升级矿产安全保障，战略性关键矿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

目前，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概念和内涵尚无统一界定，发达国家将那些在新兴产业及国防军事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且位于易受破坏的脆弱供应链上、存在供应风险或外部依赖性较高的矿产，定义为关键矿产，并对此类矿产及相关原材料实行清单管理。从现有文献看，特定矿产的战略性或关键度取决于资源禀赋、勘查技术、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外依存度、环境规制、国防应用及国家战略储备和商业收储等诸多因素，发达国家甄选关键矿产采用了地质储量、经济用途、技术进步、环境影响、地缘政治、矿业政策等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其中，非经济因素（供给受限、生态风险等）在矿产资源战略性评估体系中占据较高权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产业及清洁能源等领域需求增加，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名录普遍“拉长”。《美国战略矿物清单2022版》将关键矿物名录更新至50种，较2018年版清单增加了15种。自2011年起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清单，并按每三年一次的频率更新。2024年3月，欧盟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 Act，CRMA），将关键原材料清单所列的矿产种类由2011年的14种大幅增至34种。清单“扩容”是关键矿产应用日益深化、战略价值提升、供应链风险加剧的结果。另外，发达国家关键矿产清单中的矿种重合度较高。在现行清单版本中，美日欧均收入名录的包括稀土、锂、钴、铟、镓、锗、钨、铪、钽、铌、钛、钒、锑、铍、铋、铂族金属、萤石、天然石墨共18种关键矿产，这不仅反映出相关矿产和原材料的重要应用价值，更是供求关系偏紧、安全保障压力凸显、各国战略布局聚焦的集中体现。

目前，中国尚未推出战略性关键矿产名录。为保障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2016年国务院批复《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将24种矿产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①。针对发达国家调整清单名录、强化供给保障等举措，国内相关机构和学者围绕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的矿种厘定、资源属性、找矿突破主攻方向、产业链延展以及清单管理方式和战略收储机制等问题展开研究。面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大国竞争的重大现实要求，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中国矿产资源赋存条件、应用方向、全球供求关系走向及技术进步、环境影响等因素，本文考察的战略性关键矿产是指对国民经济和资源安全至关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不可或缺，对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举足轻重，在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具有突出战略价值的非能源（非大宗）矿产。由其内涵可见，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外延是动态变化的，需要根据应用方向、供求关系、大国竞争走向和国家战略布局作出科学研判，进行有管理的调整更新。

①《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一2020年）》中列出的24种战略性矿产包括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铀；铁、铬、铜、铝、金、镍、钨、锡、钼、锑、钴、锂、稀土、锆；磷、钾盐、晶质石墨、萤石。从矿产的类型看，既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也包括非能源矿产；既涵盖铁、铝、铜等基础金属，也涉及金、稀士等稀贵、稀有金属；既有金属矿产，也有磷、萤石、石墨等非金属矿产。

整体而言，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丰富，是战略性关键矿产开采、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在全球格局供需两侧都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稀土、钨、锑、锂、镓、石墨等多个矿种在全球供应链上已形成一定掌控力。随着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国际竞争加剧，一些国家将“去中国化”作为重构矿产资源全球供应链体系，进而对华全面“脱钩断链”的重要一环，稀土等中国优势矿产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面临挑战。本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能源转型背景下，多尺度分析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尝试揭示相关领域大国竞争的特征事实。在此基础上，针对一些国家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策略安排，提出提升中国优势矿产战略价值、增强产业链韧性、维护战略性资源安全的思路和建议。

二、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变动的多尺度分析

长期看，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变化总体上符合矿产资源生产消费总量和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而其短期市场表现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价格机制的反映。同时也要看到，独特的成矿条件和理化性能决定了在生产端，战略性关键矿产品类多、品位低、资源分散，开采冶炼工艺复杂，产业链条长；而在消费端，又具有应用广、用量相对较少、需求弹性大、价格波动频繁等鲜明特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技术进步、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的影响日趋深化，动荡的地缘形势进一步放大了全球供求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多因素演进机制的作用下，战略性关键矿产生产、贸易及供应链体系的参与主体和风险因素增多，给矿产资源全球治理带来新挑战。

（一）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分布特征事实与全球供求关系的总体态势

与原油、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及铜、铝等基础金属不同，绝大多数战略性关键矿产如锂、铟、镓、锗、钽、铌、铍、铂族金属等，地壳中的矿物总储量不大，矿石类型繁多，且成矿条件特殊，资源品位偏低，共生伴生是常态，资源基础、勘查技术、开采工艺及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独特的赋存条件决定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在世界范围内分布极不均衡，储量和生产集中度相对较高。（见表1）原矿资源和初级矿产品生产集中度高致使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更易受地缘形势影响。例如，俄乌冲突、阿以冲突等重大地区事件持续升级，不但给全球能源转型带来不确定性，还将刺激钛、钨等在武器装备和军工产品中应用广泛的高熔点金属的需求，进而有可能扭转此类矿产的结构性和周期性价格变动趋势。同时，世界范围内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勘探、开采、冶炼、提纯、使用、回收等各个环节面临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日益高涨的资源民族主义也对此类矿产品供给形成了较强约束。这种供给条件进一步加剧了价格风险，放大了供求关系和产业链的脆弱性，决定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安全保障难度大。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并不匮乏，只是受国内矿业法规（开采品位要求）、环境规制、工艺技术、下游产业及地缘形势等因素制约，并未对本国资源进行大规模开采。虽然长期停采或封矿通常不会改变一国（地区）原矿资源禀赋，但会严重削弱其在特定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参与度和掌控力。美国本土稀土矿便是环境规制导致供给受限的典型例证。本土资源丰富的美国即便近年来已重启因环保法规而停采30余年的国内稀土矿，但由于冶炼分离能力不足、稀土产业链部分环节缺失，供应链体系全面复位尚需时日。

表1 主要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储量和生产集中度

注：表中选取的18种战略性关键矿产为美、欧、日关键矿产清单均列入的矿种；*为2021年的数据，其他均为2023年数据；**指钛铁矿；因美国地质调查局未公布表中多种矿产的本土储量和产量，部分矿种的美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U.S.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 USGS,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4, 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4/mcs2024.pdf。

 

考察战略性关键矿产应用方向的变化。近年来，实体部门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催生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新应用新需求，推动产业链向纵深延展。不但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大量使用多品种稀有金属和复合功能材料，而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芯片、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催化剂、永磁材料等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的效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添加与组合。需求扩张的预期反馈至供给端，直接刺激了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勘探开发投资。据国际能源署（IEA）测算，2023年全球关键矿产勘查和开采投资增速分别为15%和10%，其中重要能源金属锂矿开采投资增速高达60%。投资持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关键金属供求压力，2024年锂、钴等能源金属价格在经历了持续上涨后出现较大幅度的阶段性回调。但长期看，由于战略性关键矿产普遍需求弹性大，价格波动幅度明显超过基础金属，失衡的供给侧与不断深化的应用端深度交互，势必加剧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供求矛盾，全球战略性金属与非金属的供求关系将呈现持续波动、总体偏紧态势，不少品类的关键矿产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存在明显的供求缺口。

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发展不平衡、市场势力不对等。一方面，发达国家强推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推动非洲、南美、东南亚等资源富集地区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矿产品供应链体系和贸易网络之中。由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矿产资源所有权或经营权往往被大型跨国矿业企业掌握，致使资源主权国被长期锁定在初级矿产品开采和加工出口的产业链上游分工角色，难以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和形成稳定的国内积累，资源收益受矿业景气度和市场行情影响大，甚至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局。另一方面，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占据着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尽管其本土资源贫乏，是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主要进口方，却凭借强大的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主导权。这种空间错配的产业链组织特征直接影响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格局。但随着二次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加大，拥有大规模“城市矿山”的发达国家的供给地位增强，现行供给结构和空间错配的产业链构成有可能发生扭转。

（二）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变化的多尺度分析

1.产业升级等结构性变化。

从演化的视角看，矿产资源消费增长的长期规律可以用“线性增长—指数增长—零增长关联”的S形曲线关系来刻画。而从结构的视角看，考察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表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尽管包括要素禀赋、气候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工业化基础、发展模式和路径存在差别，但主要工业大国人均GDP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之间的关系大体上都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到达顶点—趋于下降（稳定）”的规律性变化，矿产资源消费强度随之发生类似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演进。在这一规律的演进作用下，主要工业国铁矿石、铝、铜等基础金属消费渐次达峰，进而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实现“脱钩”。相较于大宗矿产和基础金属较为明确的消费结构变化进程和相对清晰的“脱钩”路径，产业升级作为影响需求的主导性因素，对战略性关键矿产消费及其“脱钩”轨迹的作用更为复杂。整体而言，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基础金属消费趋于收缩与战略性关键矿产应用日益广泛的前景形成了明显反差。随着对战略性关键矿产理化性能的认识逐步深化，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新的应用领域将直接影响特定矿产的需求规模及其市场潜力预期，使一些接近消费强度和总量拐点的矿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保持需求扩张态势，甚至已处在“脱钩”状态的战略性关键矿产有可能出现从“脱钩”到“复钩”的多轮调整。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扩展带动需求主体增加是影响战略性矿产供求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作为工业化先行者的发达国家既是先进材料的研发制造基地，又是主要消费市场，而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被锁定在初级矿产品供给方的角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扩大了矿产资源消费结构演变规律的作用范围，推动战略性关键矿产消费的主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稀土为例，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消费的稀土超过全球的一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公布的数据，1960年美国稀土氧化物（REO）表观消费量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比重高达89.9%。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进程提速，动摇了发达国家稀土消费的主导地位。美国2000年稀土氧化物消费量的全球占比已降至13.31%，2022年进一步跌落至5.74%，而中国稀土消费量全球占比则由2000年的24.2%提高到2022年的57.0%。新兴经济体作为需求主体深度融入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体系，已成为这类矿产的物流和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

再从微观的产品视角考察结构性变化的影响。行业技术路线迭代对特定矿产的战略价值可能产生严重冲击，而这实则是结构性替代与技术替代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替代大幅推高了锂、钴、稀土等能源金属的需求，但一些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新技术路线涌现却导致市场对特定矿产需求锐减甚至被弃用。历史地看，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结构性替代或应用领域出现重大变化的矿物并不鲜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铝对钢铁的部分替代，另一个实例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大量用于制造武器弹药的铅在战争结束后用量较快下降。过去十余年中，稀土金属“铕”也发生了类似情况。随着LED的普及并替代传统照明技术，用作发光材料、曾经供不应求的铕，其价格经历了剧烈波动，呈现需求萎缩、价格低迷的市场行情。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应用边界处于不断拓展之中，对其特殊性能的创新发现有可能再度“激活”一些市场收缩、战略性或关键度下降的矿产，进而改变供求关系，重塑市场格局。可见，结构性变化对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从这一意义出发，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一旦出现技术路线的重大变化，将给能源转型矿产的供求关系和战略价值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2.技术进步及其复杂影响。

在影响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和供应链体系重构的诸多因素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具有多重性和可变性。

第一，勘探开采技术加快进步。

勘探技术进步带动世界范围内重大探察成果不断涌现，引发特定矿产的资源格局频繁变动。如，近期伊朗等国家和地区将全球重晶石储量推高了30.0%，锑的全球储量增加26.7%，全球勘探热点矿种锂的储量提高了23.5%，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稀土等矿种。同时，数字技术等新兴科技在矿产开发领域的应用正在突破传统的资源边界，在勘探找矿中相继取得重要应用成果，卫星遥感、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将持续催生AI找矿、智能矿山等新产业。得益于前沿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撑，深海、太空及“城市矿山”正逐步展现出作为未来战略性关键矿产新型供给来源的巨大潜力，这将改变战略性关键矿产富集地集中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南美、非洲等地区的现有供给格局。凭借高科技手段和规制能力，发达国家有可能掌控海洋矿产开发的先导权，并率先对其工业体系中长期蓄积的各类战略性关键矿产存量实现商业化开发，从而扭转供给依赖进口的局面，进而还将重新定义矿产资源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推动传统矿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双密集型。

第二，战略性关键矿产的科技属性进一步凸显。

随着对其物化属性的探索逐步加深，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维生素”角色得以固化增强。主要工业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深度发掘战略性关键矿产在高端传感器、智能移动通信终端、下一代显示器、新型视觉技术、先进医疗设备、增材制造、航空航天、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储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应用，推动关键矿产和先进材料产业链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延伸。一方面，战略性关键矿产开发利用重大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一旦实现突破，很快便会打破特定矿种的供需平衡，仅仅控制原矿资源而不具备下游研发和应用能力，难以维持产业链的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先期拥有核心工艺技术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增值环节，从而在国际供求格局演进中掌握主动。如，美国凭借开发出锗等关键金属并用于生产集成电路的核心技术，制造出先进CPU，长期占据着ITC及相关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反观我国，锗资源储量约占全球四成，产量和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70%，是世界上最大的锗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至今仍需大量进口CPU。同样作为镓的资源大国和低纯度镓主要出口国，用于集成电路、清洁能源、癌症治疗等领域的高纯度镓，我国仍依赖从美国进口。

第三，技术进步对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具有刺激和抑制两方面的作用。

在刺激需求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追赶倒逼发达国家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拓展战略性关键矿产应用范围，以确保其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而这又使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量进一步增加。从汽车、航空航天、信息技术、能源电力、化工机械、环境技术、医药、材料等领域的32种新兴技术的需求趋势看，到2030年全球新兴技术对镓、钕、铟、锗、钪、铂族金属、钽等战略性矿产的需求量会超过2006年全球总产量的6倍。在抑制需求方面，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特定矿产的减量循环替代。整体而言，战略性关键矿产具有较高的稀缺性，难以替代。然而，由于地壳中可获得元素具有多样性，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矿产资源都存在某种技术替代的可能性，或者可以认为储存矿产的稀缺性及其战略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这里假设将矿产开发收益按照rt的比例投入到替代品的研发，且研发支出可以影响发现特定矿产替代物的概率。设定时间变量T，T>0。作为随机变量，T的密度函数由研发成本决定。另有知识储备V_t取决于一国或企业研发活动的积累，则有：V_t=h(r_t)。其中，h(0)=0，h(r)为严格的凹函数。故而可以认为，给定一个时间点，替代技术突破的概率随着研发投入增加而增大，随成本增加而递减，进一步有：

　（1）

根据（1）式，T在t₁和t₂之间的概率为：

　（2）

当V_t1=V_t2，则有r_t=0，t∈(t₁，t₂)，联合概率为0。以时间t₁为初始点，在Δt的时间段内，开发特定矿产品替代物的概率为ω(V_t)h(r)Δt，由初始点的知识存量水平和研发成本共同决定，即技术进步是实现关键矿产品替代的主要推动因素，这也意味着一旦某种战略性关键矿产长期供给受限，需求方必然会通过技术创新寻求对面临安全风险矿产的替代或提高其需求弹性，以降低该矿产的相对稀缺性，进而达到新的供求平衡。相较于技术进步需要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机制，中短期替代效应的形成则更多取决于贴现率和边际消费效用弹性。当某种战略性关键矿产出现严重供求失衡时，价格信号在上下游企业之间传导，为替代技术和产品提供市场空间，进一步推高该类矿产的可替代性，进而缓解紧张的供求关系。

以上分析反映出技术进步对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影响的复杂性。总体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关键金属的属性和功能提供了新契机，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材料领域的颠覆性研发成果不断涌现，共同推动了关键矿产应用方向的拓展和市场潜力的发掘，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同时，紧张的供求关系倒逼需求方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下游应用主体在减量循环替代的方向上加大投入力度，以制度性替代推动技术替代的实现。这进一步表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外延是动态变化的，科学评估、定期更新清单名录是战略性关键矿产管理的必要手段。

3.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

历史地看，历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能源革命，而此轮能源转型无论是在物质基础、技术路线还是结构变化上，显然更具颠覆性。以生产和消费“脱碳”为核心目标的能源转型是实现全球碳中和的重中之重，各国能源系统清洁化和“去化石能源化”大幅提升了“能源转型矿产”的战略性和关键度。IEA指出，汽车、电子等行业采用低碳技术路线及发展路径，意味着这些产业“从燃料密集型能源系统向矿产密集型能源系统的转变”。近年来，与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技术、装备、产品相关的矿产需求强劲，是全球矿产资源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清洁能源及相关产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种类多，且以战略性关键矿产为主。（见表2）其中，钕、镝和镨等稀土金属广泛用于风力发电机，并作为永磁材料的主要原材料大量用在节能电机；光伏发电主要使用镓、铟、锗、碲等矿产；在现行技术路线下，电动汽车、电池和储能技术对铜、锂、镍、钴、锰、石墨等矿产的需求较为集中。

表2 清洁能源相关技术、产品对矿产的需求

资料来源：IEA.Net Zero by 2050，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基于碳中和对大国能源转型的正向引领作用及其对传统高载能产业节能减排的倒逼机制，全球稀土、锂、钴、石墨等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将在较长时期内延续总体偏紧的态势。根据IEA预测，在温控1.5°C和净零排放的情景假设下，未来20年间，全球镍、钴、稀土需求将翻番，到2040年石墨需求预计会翻两番，在电池、电动汽车中应用最为集中的锂，其需求将有高达8倍的增长。能源转型刺激的强劲需求导致稀土、锂、钴、石墨等战略性关键矿产消费的达峰时间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推迟。

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目标作为影响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低碳技术高度依赖能源金属的开发利用，推动锂、钴等关键矿产的战略性随之不断凸显，但（在现有工艺技术下）金属冶炼和材料加工等环节的能耗或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关键矿产应用于低碳能源技术的减排效果，IEA对开采和冶炼环节的ESG及气候风险评估结果也印证了“关键矿产—能源关联”将产生多元化的环境影响和气候效应。应该看到，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对气候变化则具有强外部性特征，且能源转型的驱动因素并不限于碳中和目标，需求扩张、能源安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价格波动、大国竞争等多因素的叠加日益显现。在现行技术路线和全球供求格局下，能源安全、价格稳定与低碳清洁之间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难以破除。各国能源系统需要在安全、环境和经济三个目标维度之间谋求长期动态平衡，这决定了碳中和必然是艰巨且曲折的目标任务，因而与其相耦合的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很难处于稳态。从技术经济特征看，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储能电池等行业的现有技术路线仍有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如，钠离子电池、钙钛电池对锂离子电池技术的替代或升级，都会对能源转型的矿产需求结构产生冲击，并直接影响特定矿产的战略性和关键度。

三、大国竞争下各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布局

战略性关键矿产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且在国防军工、能源转型、国家资源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近年来，发达国家动态评估关键矿产的供应链风险，调整更新目录清单，需求侧的“技术去资源化”与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导向更加明晰。除产业升级、技术进步、能源转型等经济性影响机制之外，大国博弈日益成为左右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加大关键矿产安全保障力度

回溯世界工业化历史，以低廉的价格持续利用全球矿产资源一向是发达国家资源战略的基本取向。从工业化初期的殖民扩张到掌控矿产品国际定价权，无一不体现出发达国家这一战略出发点。通过不断拓展供给渠道，尽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攫取低价优质矿产，发达国家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保障了本国资源安全，确立了在矿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和定价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鉴于关键矿产日益凸显的战略价值，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高度重视这类矿产的安全保障。近期，这些经济体相继推出一系列旨在发展关键矿产及供应链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举措，例如采取更新清单、评估供应链形势、加强政府间战略合作、推进矿业项目与基础设施协同等方式，促进矿产产业链本土化和矿业可持续发展，以及通过扩大海外供给、加强循环利用等措施，缓解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引发的供求矛盾。从表3可以看出，主要经济体策略工具选择相对聚焦，关键矿产供给和需求大国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的战略默契。

表3 部分国家和地区保障战略性关键矿产供给可靠性和韧性的措施

资料来源：IEA，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89a1aa9a-e1bd-4803-b37b-59d6e7fba1e9/GlobalEnergyandCli-mateModelDocumentation2024.pdf。

 

比较美国、欧盟、日本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保障战略调整及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重点方向和突出特点：一是都将资源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并实施了关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开发利用及战略储备的长远规划；二是对矿产和工业原材料的战略性和关键度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判，评估依据主要基于其在高技术产业及国防工业的应用潜力以及国际供求关系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趋势，从而为本国战略调整、开展相关领域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提供决策支撑；三是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保障能力的主攻方向，通过持续开发并应用替代产品及循环再利用技术，有效减少战略性关键矿产原矿的消耗，进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供给侧的长期压力；四是充分利用在国际规则制定和运用中的话语权，为改善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供给条件营造有利的贸易环境。随着大国博弈升级，原本就相对脆弱的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加剧，进一步倒逼发达国家全面审视这类矿产的获取途径和安全风险，深度挖掘工业化历程中积累的“城市矿山”的战略意义随之凸显。未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战略保障着力点将从寻求原矿供给逐步转为利用二次资源，以及开发海洋、空天等全新的资源供给渠道，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矿富集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

（二）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启动战略性关键矿产评估和国家战略保障机制的国家，其国内立法和政策支撑可追溯至1939年出台的《战略性关键原材料储备法案》。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为应对关键矿产领域供求矛盾加剧，美国保障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战略布局持续加码，运用法律、财政、外交、技术等多种手段，意在塑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主要措施有：一是加快资本和技术输出，拓展海外资源供给，扩大进口渠道。二是领导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试图推动形成“金属北约”式的新型国际协调机制，深化与除中国之外的海外资源富集国家之间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这一矿产治理机制具有政治化、强调价值观类似性及排他性和互补性并存的鲜明特点。通过构建海外“朋友圈”，拓展供给边界、重塑供应链体系、改善安全保障条件、打压竞争对手，是美国战略性关键矿产战略中最有建制意义的举措。三是细化战略性关键矿产保障方案，加强绿色低碳领域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应用及其技术保障。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地质填图、修订规划流程、实施矿产勘查优先准入、缩短审批时间等。同时，美国着手建立新的研究基地，鼓励从废旧永磁体、荧光灯等固体废弃物中部分回收稀土，并招募稀土回收技术研发和废旧材料保管企业。

美国在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的布局既具有风险识别和防范的特征，以具备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满足国防和关键基础设施需求的应急能力为最低安全标准，同时还兼顾了“以守为攻”的安排，表现为不局限于采用进口关税调节和排除资源“断供”的政策选项，而是将策略工具投放到战略性关键矿产上中下游全链条、全体系，并与其海外供应链重构战略相互加持。上述举措昭示出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的竞争是长期、全方位的。相较于依赖短期供求调节来触发市场反应，发达国家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在现代工业体系及国家安全中扮演的战略角色给予了高度重视，它们将战略布局的目标对象锁定了中国这一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大国、生产中心、消费市场和出口巨头，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导向十分清晰，投入力度和战略纵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大国博弈升级，“去中国化”在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中引发了“寒蝉效应”，资源阵营化、政治化凸显，尤其关键金属产业链面临着需求增加、价格波动和竞争加剧的多态叠加局面。

（三）“长臂管辖”与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以“冲突矿产”为例

美国既是矿产资源大国，也是全球矿产资源格局演进的主导方。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在全球矿产资源博弈中占据强势地位。有关“冲突矿产”的立法实践是美国为争夺关键矿产资源调动其战略能力的典型例证，展现出前瞻性、联动性的鲜明特征，是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集中体现。所谓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是指出产于正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且已成为冲突方资金来源的矿产。冲突矿产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为武装冲突各方提供了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冲突持续的时间，威胁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例如，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52号决议，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刚果非法武装从中获益的自然资源贸易。与之相呼应，美国、欧盟、经合组织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锡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纷纷采取立法、行业自律等手段，要求企业对冲突矿产的供应、贸易及使用流程进行管控。受控冲突矿产的地理范围覆盖刚果（金）及周边中非、安哥拉、布隆迪、乌干达等多个矿产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涉及锡、钽、钨、金等多种战略性资源。发达国家针对冲突矿产采取的立法进程及管控措施，对全球矿产品贸易格局及供应链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1.美国针对冲突矿产的立法实践具有“长臂管辖”的鲜明特征。

美国一贯利用国内立法对国际事务进行“长臂管辖”，例如2010年，美国将要求相关企业披露其供应链上锡、钨、钽原料来源的相关内容吸收进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的1502号条款把来自刚果（金）及其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刚果（布）等9个邻国的锡、钨、钽、金4种矿产纳入冲突矿产监管：一是由独立第三方对相关企业供应链开展可追溯性审计；二是要求企业向公众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审计信息。该法案的运行逻辑见图1。由于要求全供应链信息披露，因而1502号条款有很强的供应链溯及力，其管辖范围辐射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提供原料的全部企业。实际上，该条款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弹性，并不强制企业停止使用冲突地区的矿产，而仅限于信息披露。不过，由于美国社会文化氛围对企业道德责任有约束力，这一法案有效限制了来自冲突地区的矿产在美国的使用。美国企业及与美国企业有供应链关联或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跨国公司均作出承诺，停止在产品中使用冲突矿产，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并自愿接受供应链审查。这意味着美国凭借国内法的一项专门条款便撬动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钴、钽等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掌握了获取供应链上矿产使用及相关数据和信息的法律权限，显示出了战略预判和法律干预能力，体现出鲜明的“长臂管辖”特征。

图1 美国关于冲突矿产法案的运行逻辑与关联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欧盟的响应。

美国冲突矿产的立法实践得到了欧盟的响应。欧盟发布了2017/821号条例，对锡、钽、钨、金及其矿物进口商的供应链责任作出规定，要求凡进口冲突矿产总量达到特定阈值以上的进口商均受规定的管制，受管制的进口商须按照经合组织调查指导的要求提供供应链信息。对照美国相对聚焦、具有一定弹性的1502号条款，欧盟冲突矿产管控进一步升级，不仅适用于刚果（金）及周边地区，还扩展到全球其他高风险和冲突地区，自2021年起已覆盖95%以上的冲突矿产。同时，欧盟的管控措施具有强制性，通过更换供应商等方式，控制了供应链的上游环节。鉴于其更宽的适用范围和高标准，欧盟针对冲突矿产的策略安排实则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新型贸易壁垒。而在其最新颁布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中，欧盟对环境规制、产业政策和贸易壁垒等政策工具进行了集成，构建起更加系统的关键矿产战略支撑体系。应该看到，欧盟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身资源禀赋和供给条件决定的。相较于本土资源丰富的美国，欧盟资源相对稀缺，因此净零排放目标和地缘风险对其能源转型构成了更大压力。从更深层次理解，欧盟对于国际竞争的焦点领域，欧盟一贯采取建制性应对策略，其战略性关键矿产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与其在电子商务、数据隐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立法导向和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逻辑一致性。

四、中国在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格局中的地位

（一）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格局多元化的进展及复杂表现

多元化是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进已经发生且将持续深化的主线，这一点学术界和矿业界已有共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是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如前所述，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广泛地分布于“全球南方”国家之中。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凭借战略性关键矿产储量优势，利用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友岸”合作，深度参与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重构，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还借势提出了建立“锂欧佩克”“镍欧佩克”等战略构想，以期在这一战略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然而，尽管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不断强化多元化供给的战略导向，意图在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扩展形成中国之外相对稳定的供给渠道，但现实情况却是，多元化供给的进展却仍然有限。来自IEA的数据显示，2000—2023年，无论是开采和冶炼环节，除锂之外，钴、镍、稀土、石墨等需求强劲的关键矿产全球生产集中度不降反升。再从美国进口依存度的情况看，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2019—2022年美国稀土化合物和金属自中国进口占比72%，还略高于2011—2014年71%的水平，且其进口来源地虽有变化（居第二位的马来西亚占美国稀土进口比重达到了约10%），但发达国家谋求的实质性多元化结构显然尚未形成。进一步考察全球稀土产业链的韧性发现，一方面，在供给风险压力下，境外国家（地区）稀土供应链敏捷性有较大幅度提升，意味着未来这些国家（地区）可能更快地应对供应链扰动或中断事件；另一方面，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稀土产品的进口依赖随着中国自身产业升级，呈现由中上游向下游转移的趋势，对中国稀土化合物、稀土金属及合金的进口依赖出现下降，对金属永磁体的进口依赖却有所提升，表明短期内境外国家（地区）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链，实现稀土自主供应的代价高昂。

归根结底，掌控着开采和冶炼环节的“头部”供给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加大投入或限制出口的方式维持高度集中的供给格局，巩固市场势力和供应链地位，从而对多元化演进构成反向的“拉力”。战略性关键矿产供给多元化的进展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表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究其深层原因，首先，有别于大宗矿产，大部分战略性关键矿产用量少，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工业原材料、消费品以及军工产品的改性提质，这种应用导向和需求特征决定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频繁、幅度较大，供需两侧都对价格信号较为敏感。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可替代性直接影响下游应用企业的决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类矿产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价值和策略空间。其次，寻求供给多元化和需求的减量循环替代是发达国家重构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的两个发力方向。然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回收利用的技术经济性不足，且回收利用过程中还会产生二次污染。当然，不断加剧的供求矛盾和日益升级的战略竞争有可能改变战略性关键矿产回收利用的技术经济性。当保障资源安全的诉求超过经济性的考虑，回收利用的规模效应将会提前释放，并进一步刺激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另外，撇开成本等经济因素，供给多元化虽然可能抑制资源供给方出口管控的政策效果，但这种抑制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在价格机制作用下得以释放。仍以美国稀土产业为例，美国长期受困于稀土等战略性关键矿产本土供应链不完整，其中稀土冶炼分离环节更是其突出短板。尽管世界范围内稀土资源总体并不稀缺，但不完备的供应链导致美国稀土高度依赖中国的状况在较长时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在中短期内会对美国下游产业构成较大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集中度与矿山所有权的分布存在一定偏差。矿业属于较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经济欠发达的资源富集国由于缺少充足的勘探开发资本，通常会将矿业权转让或租赁给大型跨国矿业企业。因此，这些矿业巨头采用多种形式的资本运作，获取了世界范围内众多可开采矿产的开采权和实际控制权。例如，美国锂矿资源优势并不突出，却实际掌控着全球近一半的锂矿所有权。由于跨国矿业巨头拥有强大的市场势力，因而战略性关键矿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同样具有较高的集中度，且表现为发达国家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具有超出其本土资源禀赋的掌控力，这有助于提升其战略性资源的整体保障能力。

（二）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格局中的中国角色

发达经济体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锁定“去中国化”的策略目标，但客观地评判，无论从供给端还是需求端看，中国在资源赋存、产能和产业链、市场规模、应用领域、存量积累等方面均具备较为显著的体系性优势，在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国际格局中扮演着难以动摇的重要角色。

1.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整体优势相对突出。

我国矿产资源品类丰富，多个品种的储量排名世界首位。如图2所示，2020年，我国钒、钨、锡、钼、锑、稀土、锶7种矿产储量全球第一，国内储量全球占比超过30%的矿种有钨、钼、钒、稀土、钛等5种，储量占比在20%～30%之间的有锡、锑、石墨、铅等4个矿种。目前，锡、锑、石墨、铅、锌、菱镁矿、萤石、煤炭、铁等9种矿产人均储量高于我国人口占全球占比。但也要看到，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优势是相对的。2020年，国内储量全球占比10%以下的有重晶石、银、锂、磷、锰、金、铝土矿、铜、镍、硼、钴、铬、锆等15种非能源矿产，铂族金属、铌、钽等战略性金属国内基本没有资源赋存。即使是稀土等传统优势矿产，我国已探明的资源普遍品位偏低、开采条件差，锂、钾盐等战略性资源虽有分布，但多位于偏远地区，导致开采成本高昂，并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图2 2020年中国主要矿产储量占全球的比重

注：图中18.8%的水平线相当于中国人口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矿产资源形势报告（2021）》。

 

2.生产、消费、贸易规模世界第一，供应链地位凸显。

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大规模产能优势，中国已成为全球矿产品生产第一大国，产量全球占比超过50%的非能源矿产品有13种。在消费方面，中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有36种矿产消费量居全球第一。其中，战略性关键矿产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一位。2022年，中国锂、钴、稀土消费量分别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5.9%、42.8%和57.0%。辩证地看，中国产能优势和市场规模对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安全保障产生了“双向”影响。一方面，长远看，近40种矿产消费量全球占比超过人口占比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中国矿产供求关系保持总体偏紧，战略性关键矿产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拓展资源边界、“开源节流”的压力和动力长期存在。强劲的国内生产、消费和出口需求导致中国矿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2020年，中国进口非能源矿产品总额达1867亿美元，有11种进口量超过全球一半，包括钴矿、铬矿、铀矿、贵金属矿、铝土矿、镍矿、铌钽锆钒矿、锰矿、锡矿、铜矿、铁矿石。就国际竞争激烈的“能源转型矿产”而言，除稀土、石墨外，中国铜、锂、钴、镍等能源金属对外依存度高且进口来源单一，矿产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在大洋洲、拉美和非洲。2022年，我国碳酸锂进口量的90%来自智利，钴矿进口量超过99%来自刚果（金），对菲律宾的镍矿进口依存度达83%。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稳定此类矿产供给，更好地满足“双碳”目标下国内不断激增的下游生产、消费和出口需求，是战略性关键矿产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另一方面，作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世界第一生产和消费国，一些中国企业快速成长为相关行业的链主，凭借中下游环节的市场势力不断将产业链掌控力向上游的资源供给端渗透，加之中国矿业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加强海外资源开发，推动中国对锂、钴等矿产的影响力从需求端传导至供求两侧，进而获得重要能源金属的全产业链影响力。（见图3）

图3 全球锂电池产业链及主要参与方

资料来源：全球贸易与产业增长实验室数据库。

 

3.海外矿产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增强。

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全球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深受地缘政治、资源地国内矿业法和环境规则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大型矿业企业在相关领域投入大、布局深，加之国内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资本运作手段不够丰富，中国矿企“走出去”频遭挫折。近年来，随着中国矿产品生产和消费规模扩大，国内矿业整合力度加大，矿企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过前期积淀和数轮调整，目前中国海外矿产勘探开发投资整体上呈现平稳态势，矿企“走出去”趋于理性，项目选择更加成熟，全球化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完善。尽管中国矿业海外投资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区位布局不尽合理、战略支点不够清晰、与“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关联有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而在微观层面上，不少海外项目尚处在前期阶段，运营状态不稳定，预期收益有很大不确定性。

4.优势矿产定价能力有所增强。

国际市场上稀土等战略性关键矿产买方与卖方的市场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不对称的市场势力和行业组织结构导致即便是优势矿产，中国也难以全面掌握此类矿产品的国际定价权。近年来，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供求关系收紧，需求增长和竞争加剧的市场预期趋于固化，拉动主要战略性关键矿产品价格震荡提升。我国抓住全球供求格局演变的机遇，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通过资源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国家收储多管齐下，推动稀土等优势矿产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随着行业组织结构整合到位，稀土等战略性关键矿产被低价贱卖出“白菜价”已然成为“过去时”。在“双碳”目标和中美大国竞争升级刺激下，镨、钕等在节能减排等领域有重要应用的稀土元素及钕、铁、硼等价格标杆性产品掀起了数轮上涨行情。价格充分反映其应用价值和生态环境成本既是中国资源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调整的目标方向，也是中国定价能力提升的体现。

5.发挥优势矿产的战略价值，主动应对大国竞争。

资源、产能和市场“三重优势”为中国在战略性关键资产领域应对地缘政治竞争提供了策略空间和政策工具。针对中美经贸摩擦下暴露出产业链“头重脚轻”、竞争力不均衡的产业发展短板，中国的政策安排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能力建设，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联手加大稀土等战略性关键矿产应用的基础研发力度，加快产业链延展，通过“补短锻长、展链强链”巩固提升优势关键矿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及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价值。在此基础上，科学评估优势关键矿产的策略空间。例如，继限制稀土对日出口之后，2023年8月中国启动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此举是针对美国、日本、荷兰在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升级封锁打压的重手反制，从上游关键原材料镓、锗出手反制，找准了发达国家的“痛点”及其产业链短板，对全球半导体和战略性关键矿产产业链均产生了连锁冲击。2024年9月，中国又对另一优势矿产——锑进行出口限控。实际上，中国作为全球锑资源的重要供应国，一直以来在锑产品生产和出口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措施之后，仅2024年10月锑产品出口量就环比大幅下跌97%。可见，利用优势矿产及供应链整体优势制衡对华技术封堵，短期内政策效应较为显著。2025年2月4日，中国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对钨等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进一步对仲钨酸铵等25种稀有金属产品及其技术实施出口管制。IEA的评估显示，中国出口管控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关键矿产供给高度集中的全球格局，对发达国家推动多元化的安全保障起到了抑制作用。但从长期看，由于战略性关键矿产在现代工业体系中既“不可或缺”，又往往扮演“锦上添花”的角色，限制出口虽然短期内能够对竞争对手的资源安全造成冲击，但也会影响本国生产的连续性和全球市场预期。

五、主要结论与中国应对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具有空间分布不均衡、时间尺度不可再生、丰度维度稀缺和物性维度难以替代“四重属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碳中和与能源转型、大国竞争升级与日益复杂的地缘形势诸多因素叠加作用下，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的演进机制呈现多因素驱动、多元化重构的时代特征，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安全保障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本文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进展开了多尺度分析，形成以下判断和结论：第一，矿产资源始终是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战略性关键矿产在高技术产业、消费升级、国防军工、国家资源安全、能源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碳中和目标“双拉动”下，持续扩张的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与脆弱的供给条件之间的矛盾凸显。第二，由于战略性关键矿产种类多、分布不均衡、应用领域广，目前任何工业国尚无法实现此类矿产完全独立供给，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掌控全部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产业链及其应用领域。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供给风险及其战略性不仅受环境规制、大国竞争等因素影响，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游应用，而下游应用水平则是工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直接结果。第三，战略性关键矿产具有用量小、需求弹性大的突出特点，供给受限和价格波动将加剧下游企业成本控制的难度，抑制下游使用意愿，并转向研发减量替代循环技术和产品，刺激存量矿产开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原矿拥有国的资源优势。因而，未来世界范围内必将面临一次资源与二次资源可供性的深度调整与转型，二次回收水平成为影响战略性关键矿产可供性和供求关系的重要因素。第四，战略性关键矿产在大国博弈中战略价值的实现受诸多条件限制，兼具短期效应与长期不确定性，对策略投放时间和政策工具组合有较高要求。一旦下游需求方掌握稳定的替代来源或减量使用技术，还有可能进一步折损原矿的战略价值，挤压其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空间。第五，受人口规模、GDP增速、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消费偏好、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宗矿产品和基础金属需求仍然强劲的同时，战略性关键矿产消费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在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开采、生产加工和贸易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存在部分资源依赖进口、高端复合材料等下游环节竞争力有待提升、全球矿产治理话语权不充分等问题和短板。中国不少品类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具备资源和生产“双重”优势，产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储量占比，这既是国内产能和产业体系优势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超前开采、过度开采等粗放式矿业发展模式仍未彻底转变。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对战略性关键矿产安全保障和高水平开发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建立完善符合中国自身资源条件，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安全、开放、可持续的国家资源战略和政策体系，具有现实紧迫性。着眼于布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大国竞争，应加快构建战略性关键矿产国家战略，在推进中国优势矿产高质量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同时，加大全球资源整合力度，有效防范重大风险事件，全方位提升资源保障能力。制定实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国家战略，要认清中国矿产资源赋存条件的基本事实。中国是一个资源总体丰饶、人均相对贫乏的大国，具体到战略性关键矿产，既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稀土、钨、钼等品类，也有一些战略性较强、未来需求潜力大的稀有金属如铂族金属、铍、钽、钴等国内资源禀赋相对贫弱。基于此，要确立两个战略支点：一是在错综复杂的全球供求格局下，立足国内，拓展海外，打通国内国际资源供给渠道，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需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保障基础；二是加强自主研发创新，不断挖掘战略性关键矿产在先进制造和国防工业的应用价值，延展产业价值链，加快推动中国优势矿产由资源优势上升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为此，首要工作是摸清家底，统筹新兴产业发展与国防军工应用需要，创新评估机制，完善科学管理和战略收储机制；依托国家找矿突破战略，鼓励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找矿技术，加大勘探开发投入力度，织密勘查网络；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推动稀土、钨、镓、石墨等中国优势关键矿产在智能传感器、芯片、高效节能电机、新能源汽车、先进医疗设备、航空航天材料等高技术领域的应用，集中攻克“卡脖子”核心零部件的高性能材料，实现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精准识别国际市场上主要供求方在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能力和短板，坚持分类施策，细化产业链延伸和安全保障，充分利用稀土、钨、钼、石墨等中国优势关键矿产在冶炼分离等环节上技术、产能、议价空间的战略回旋余地，以及光伏、风电、储能电池等生产端的“长板”，合理拓展战略性关键矿产在大国博弈中的策略空间，引领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重塑；加紧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关键矿产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探索建立新型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国际联盟，加强与海外战略性关键矿产富集地区互联互通，坚持资源优势互补，稳定战略性关键矿产海外供给；培育壮大兼具国际化运营和资本运作能力的大型综合矿企，支持有实力的矿业企业“走出去”，加强国内紧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海外勘探勘察，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增强整合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能力；密切追踪发达国家战略性关键矿产二次开发的研发创新方向和制度建设进展，综合运用财税投融资等激励手段，倡导循环集约利用；积极参与全球矿产治理，推进海洋矿产、“城市矿山”开发等相关议题，推动完善矿产资源贸易规则体系，为构建开放利用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多边合作机制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杨丹辉.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J].经济纵横,2025,(03):14-30.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50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