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及其演化的制度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基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涌现出与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市场主体关于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其自身特定的价值主张以及有关该价值主张下如何实现价值创造、完成价值分配的基本认知（1），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微观行为的源泉。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激发及其向生产力的转化取决于本国的制度性激励能否有效促进生产性活动，抑制非生产性和破坏性活动（Baumol，1990）。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响应制度性激励，制度性激励激发的生产性活动是否向着有利于本国经济体系质量跃迁（而不只是有利于企业自身收益优化）的方向收敛，则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的总量和结构（Boettke和Coyne，2009）。特别是在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之际，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是否能够促进制度性激励结构向着适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方向调整，进而促进市场主体抓住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取决于政府等各类社会主体背后的企业家精神。如果企业家精神不能适应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要求，即便本土体制机制有力促进了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总体上也将倾向于维持并强化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和阻碍生产力发展轨道转换。唯有与本国文化和时代变革要求相适配的企业家精神，才能促进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微观层面的生产性活动创新，加快推动生产力发展从传统轨道转向新质轨道，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企业家精神作为生产力进步微观动力基础的作用，决定了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其独特企业家精神之间的竞争（Schumpeter和Backhaus，1934）。每一轮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跨国迁移，其背后都是新兴国家率先形成具有本国社会文化特征且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相适配的独特企业家精神，以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变革（Mintrom和Norman，2009），实现对既有技术经济范式和先发国家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扬弃与替代。18世纪，英国形成的“合理谋利”企业家精神（Weber，2013），催生了一批“诚实严肃、追求金钱”的新型发明家和企业家，在技术上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组织上首创了大规模工厂化生产，英国工业自此领先全球。19世纪中期，受到漠视生产创造的贵族精神影响，英国的企业家精神衰退，“反工业文化”日益盛行（Wiener，2004）。而在现代大学教育普及的影响下，德国打破鄙视应用科学的欧洲传统，形成了以“理性严谨、团队合作、实践应用”的工程师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催生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主于一身的人才，在技术上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组织上首创了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在产业上实现了电气、化工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德国由此崛起。与此同时，“勇于冒险”的移民文化和“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融合，在美国形成了以创业为中心的企业家精神，推动美国民众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技术发明和组织理念做出狂热的创业回应，显著改变了美国生产力发展进程（Landes等，2021）。20世纪初，美国首创的流水线工厂生产体系、职业经理人等制度直接推动了现代管理革命。二战之后，“创业中心”的美式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升级，风险投资、创新网络、反垄断等制度创新，与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创新相辅相成，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正在加速，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形成和激发既扎根于我国社会文化特征、又能包容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要求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精神开展直接竞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当前，党中央已经将激发企业家精神纳入大政方针，而各级政府尚未出台针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培育措施与激发手段，相关学术研究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独特性的探究也有待深入。

近年来，有关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快速涌现。多数研究旨在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学理内涵和中国企业发展情境的环境内涵的统一，聚焦于讨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要素构成（许光建，2018；李政，2019；李海舰等，2022；苏勇和李真真，2023），以及企业家精神核心要素的跨时期、跨代际演化（刘志阳和王陆峰，2018；李兰等，2023）。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姜付秀等，2021）、民营企业（欧阳志政和刘安炉，2023）企业家精神的差异化要素和家族企业企业家精神代际传承的独有特点（李兰等，2021）。一些学者运用定量方法，测量中国企业家精神总量和跨区域差异（郭燕青和王洋，2019），进而考察影响企业家精神总量的主要因素（张博和范辰辰，2021；刘蓝予等，2021；胡厚全，2022）。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但受西方还原论思维影响，忽略了系统论思维，未能深刻揭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系统独特性”及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化形成机制。这种缺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我国企业家精神与他国企业家精神的差异简化为少数要素的差异，使得相关研究始终局限于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企业家精神要素结构为标杆的分析框架，忽略了更高层次的“系统独特性”以及特定企业家精神系统中制度逻辑（1）的复杂性。二是虽然提出了一些影响我国企业家精神独特性的前因要素等，却缺少对多重体制机制因素交织的、决定企业家精神演化方向的制度化形成机制的全景式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与西方国家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在本土企业家精神演化过程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制度化影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表现出鲜明的“创新型政府”特征，既能坚定不移地持续锚定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总体目标，又能根据生产力进步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对市场治理体系进行创造性发展，为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适用的制度供给。然而，中国“创新型政府”的制度供给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演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提及。

综上，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已经并还将彰显其独特性，成为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竞争中后发取胜的微观基础。深入理解这种独特性的体系化内涵，以及全球技术革命、产业变革普遍动力与我国创新型政府等本土制度特征在形塑这种独特性之中的系统性机制，对填补系统论视角下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空白点、针对改进企业家精神相关的体系化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将采取系统论思维，聚焦当前重大变革环境下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系统独特性”特征，并挖掘其背后的制度化形成机制。

二、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争论与缺口

1.企业家精神独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词根来自法语的“企业家”（entrepreneur），意为从事冒险性经营活动的人，这就决定了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载体。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企业家精神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且明确地将企业家精神界定为企业家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努力创新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总和。20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活动或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精神远超于一般商人在不确定性情境之中表现出来的风险承担和资源整合能力，更体现于能否实现创新及创新的组合。至此，创新成为企业家精神概念内涵中的核心要素。数字经济时代，新颖而强大的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在赋予企业家精神诸多时代内涵的同时，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扩展提出了情境化的诉求。企业家精神在创新的基础上衍生出开放性、可视性、创造性等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要素（Nambisan等，2019）。此外，随着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理念的深入人心，聚焦于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战略行动和解决方案也正在成为企业家精神概念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Geissdoerfer等，2018）。总体而言，国外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深受还原论哲学思想的影响，更加关注企业家精神的单一要素或者多个要素的组合，鲜有研究基于统合视角揭示企业家精神系统的整体属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孕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系统提供了制度环境。张维迎（1985）在对中国企业家群体追踪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两个基本问题。总的来看，多数国内研究更加关注企业家精神的学理内涵与环境内涵的统一，聚焦于讨论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独特要素。如黄海艳和张红彬（2018）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责任和担当是其使命，工匠精神是其精髓。尽管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情境的独特性，但同样受到西方还原论思维影响，我国现有企业家精神研究多数秉承还原论的哲学思维，将企业家精神及其前因解构为多个独立要素。如程海水和徐莉（2022）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包括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具备国际视野、追求工匠精神等多个方面。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中西方企业家精神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要素层次，通过具体要素的增补或删减难以阐释清楚我国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独特性，需要从更加全面、系统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如李海舰等（2022）在“创新向善”的基础上，把企业家精神视为由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苏勇和李真真（2023）总结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个人特质、管理模式和环境互动三个层面的表现。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将企业家精神的中西方差异简化为政治意识、文化内涵等微观层次的差异，却忽略了更高层次的“系统独特性”。

事实上，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由多种精神要素构成的具有多重属性、丰富且复杂的有机系统，其形成和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关系的认识一直处于争论之中。马克斯·韦伯最早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他认为强烈的事业心、理性地追求利润、禁欲主义生活观、倡导劳动致富、注重诚实公平交易等新教伦理观念是驱使企业家不断产生经济冲动、关注现世生活、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要素。但韦伯断言，与新教伦理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主义禁锢根深蒂固，难以冲破，尤其是强调社会秩序的儒家文化，倾向于维护、肯定现状而缺乏变革现状的动力，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变，导致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长足发展。与这种阻碍观论调不同的是，国内不少学者则持促进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萌发与发展，相反，一些优秀文化基因经过沉淀，难能可贵地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中得到了传承，如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企业家精神注入了独特内涵。

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我国独特的经济制度也是近年来解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内涵及其激发过程的关键情境因素。事实上，既有文献指出，制度因素不仅对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及演进方向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还作为边界条件决定了企业家精神和才能在不同领域（如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领域）的配置和发挥（Urbano等，2019）。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制度变革与演进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塑造注入了独特的“制度基因”。深入探索这些“基因”的特点，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之源，以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精神之间的本质区别和主要特征，如李兰等（2023）对经济社会变迁和企业发展回顾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多重制度因素作为保障。但概括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方面是既有研究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制度因素驱动机制的探索不够深入。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表现出显著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源自多种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因素共同驱动下的企业家精神在同一时空背景下的共生和交互。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如商业逻辑主导的市场型企业家精神和社会逻辑主导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可能在不同情境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对共生性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适应和演化，也能为企业的战略制定和绩效评估提供理论支持。然而，尽管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不同制度逻辑下的企业家精神可以共生，但对这些共生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是既有研究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多重制度因素影响下的演化机制探讨不够充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进程中衍生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动态性。然而，现有研究往往静态地看待企业家精神，未能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揭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且无法有效地回答这种动态性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表现，以为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进，我国也正处于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前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进行重塑及动态演化所不容忽视的制度因素。

2.当前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主要缺口

首先，当前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存在学科壁垒，不同学科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与整合。企业家精神研究本是一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跨学科领域。然而，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对还原论的过度推崇，使得这一跨学科对话的丰富性受到了挑战。原本期望通过多元学科的融入，能够深化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理解，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出现了另一种趋势：不同学科更多地是在强化自身的专业边界，而非促进真正的交叉融合。这种趋势表现为，尽管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学科在数量上呈现出多样性，但从研究质量和内容上来看，却缺乏真正的协同性。各个学科往往从自身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出发，对企业家精神进行解读和阐释，而缺乏对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整合与对话。如经济学和管理学这两个领域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隔阂。经济学聚焦于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关注整个市场环境中企业家行为、创新和创造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管理学则将重点置于企业家个体和组织内部因素，如领导能力、团队建设和组织创新等，以及如何通过管理实践来培育和促进企业家精神。这种“碎片化”的研究状态，虽然从数量上丰富了相关研究，但并未从根本上提升对企业家精神系统而深入的理解。为消除这种隔阂，应跳出各个学科遵循还原论对企业家精神现实表征进行探讨的固有框架，回归企业家精神的本源，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不同表征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系统层面的元精神。

其次，既有研究已关注到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系统相对于西方的独特性，但更多地是从现实表征或精神要素层面解构其文化及制度根源。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由多种精神要素构成的系统集成，尽管既有研究对构成该系统的精神要素背后的独特文化与制度基因进行了探索（陈春花和严俊，2021），但对于其系统层次的异质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未能有效地揭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系统层次有何独特表征，尤其是与其他制度、经济及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系统相比呈现出何种独特性。这就需要整合还原论和系统论对此进行互补性分析。亦即，不仅应从还原论出发探究企业家精神要素的有无及其量的问题，还应从系统论出发分析企业家精神系统层面的结构性配比问题，即揭示企业家精神的结构及其有序性机制（即系统独特性）。这既包括在相对稳定情境下不同精神要素之间的结构，又包括动态地分析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应从主体来源、能力素质、环境特征、价值特征等方面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系统异质性及其特征进行探讨。比如，不仅应系统地揭示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不同类型企业家主体共存背景下的主体独特性，在中国制度情境下驱动企业家积极获取、整合、吸收各类要素中的能力独特性，以及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独特性以及在企业发展中的价值独特性，还应系统地探讨包括宏观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微观企业管理等多个层次的制度系统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整体性影响。

最后，从企业家精神的制度性影响因素来看，尽管既有研究中已涉及多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因素，但其整体思想依然是从单一或少数制度性因素出发，以高度简化的模型对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性因素进行切割式分析，鲜有研究从演化视角以相对统合的思想将多重制度性因素纳入到同一框架下。此外，制度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学者们并未有效回答在制度演化变迁的不同时期何种机制有利于促使企业家精神发生变异，进而涌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家精神。尤其在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转变的大背景下，既有研究并未揭示中国企业家精神系统如何受到多重制度因素的共同驱动而进行整体性演化，即对于为何伴随着制度的不断演化会变异出多样化的企业家精神这一问题缺乏深入分析。换言之，既有研究无法有效地回答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家精神变异如何能够被保留下来，并且被选择与复制，从而成为企业家群体共同的精神性特征，这就阻碍了从全面而深入的视角建设更加有利于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螺旋演化上升的制度环境。

三、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基本特征

针对既有研究主要从单一维度挖掘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研究缺口，本文将中国企业家精神视为一个由特定制度、经济和文化所决定的企业家精神系统，在整体层面提炼中国企业家精神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家精神系统的独特性。

1.中国企业家精神异质性的实证探讨

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演化经济学从个体特质或者元素特征角度解构企业家精神特质，本文尝试跳出个体特质观或者局部群体观，立足整体观视角探究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异质性。其中，整体观主要是跳出企业家精神能力结构、要素体系以及精神特质的传统单一元素或者单一“类型”化的研究框架，将企业家精神与所处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企业组织内部环境置于整体框架下开展讨论，因此，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环境乃至社会环境共同演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准确刻画中国企业家精神需要清晰回答企业家精神的系统特征。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主体类型，即需要在清晰刻画企业家画像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企业家精神的主体来源独特性；二是企业家精神的要素结构，即合理解析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制度逻辑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企业家精神的要素独特性；三是企业家精神的环境特征，即在充分解析企业家精神与外部环境（制度环境与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在关系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企业家精神的演化独特性；四是企业家精神的价值特征，即在完整描绘企业家精神价值创造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价值独特性。在此框架下，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具有多元共生、吸收包容、动态适应和群己合一的基本特征。其中，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多元共生性，主要阐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所处制度场域内的企业家精神来源主体类型的丰富性；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吸收包容性，主要阐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要素结构形成的独特机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动态适应性，主要阐释企业家精神与所处市场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系；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群己合一性，主要阐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价值创造的独特性。上述四大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主体来源—要素结构—环境特征—价值逻辑”的整体异质性。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四大整体性特质并不是否认企业家精神的一般性，一般而言，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依然在于具备接受不确定性的能力，且善于将不确定性风险转化为企业追求市场利润与社会效益的机会，其背后依然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结构与基础能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具备一般性企业家精神内嵌的风险承担与企业家市场机会捕获能力的基础上，更具有嵌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如家族共富、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等，这些元素本质上是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多元共生的重要体现，因而与一般性企业家精神并不矛盾，具有理论逻辑的自洽性。

（1）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多元共生性。

企业家类型往往需要承载于特定的组织范式或者组织形态之中，基于组织意义上的类型差异性刻画企业家风格、企业家特质以及企业家导向的差异性，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具备整体意义上的跨组织类型的多元共生特征，保证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谱系存在于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之中。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多元共生表现为企业性质的多样性和企业家类型的丰富性，保证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不同类型企业家主体能够在同一市场之中共生发展。从中国企业性质多样性来看，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具有不同产权基础和治理结构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呈现出差异化的企业家精神。具体来看，公有制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在价值主张层面表现为以市场逻辑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嵌入了国家战略逻辑和公共社会逻辑，比如承担发展战略性产业和关乎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产品供给和市场服务，解决特定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并承担诸如解决就业、参与乡村振兴等社会责任（黄速建和余菁，2006）。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更多地以经济效率和财务效益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在价值分配方面，国有企业的价值分配更多地在社会、国家、股东、管理者、员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而民营企业则将家族和股东利益置于价值分配的重要位置。价值创造方面，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征，国有企业在国家使命驱动和治理结构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在特定领域表现出投资和经营活动的相对长期性，而民营企业则更具灵活性，但同时一部分中小民营企业也表现出较强的机会主义和套利倾向。从企业家类型的丰富性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为多样化类型的企业家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制度支撑。丰富的企业家群体来源表现为：一类是在改革开放早期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人等创业型企业家群体。这类企业家群体虽然不具备雄厚的创业原始资本以及资源要素的创新性组合配置能力，但往往极其善于发现市场机会并承担市场风险，以利润追逐或者市场机会开发为目标开展创新活动，在其创业领域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者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产业。在价值创造层面体现为以较低的技术开发成本组织生产，在低端市场创造经济价值。另一类是存在以“家族资本”为基础的集体型资本形成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为组织基础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往往超越了单一企业家个体人力资本，而是涵盖整个家族成员的集体智慧，形成丰富多元的家族创业活动，此时家族企业家成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多元化的重要表现。

（2）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吸收包容性。

企业家能力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外显表征，特定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往往以特定的企业家能力结构为基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整体演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吸收能力，且这种吸收能力具有明显的开放式特征，进而表现为独特的吸收包容性。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家独特的吸收能力是解释中国式企业家能力独特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家精神的关键特征。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吸收能力总体上是在制度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各类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先进要素逐步引入中国本土市场，为中国式企业家开展知识吸收与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要素土壤（肖红军和阳镇，2019）。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独特的吸收能力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方面是跨制度边界的要素吸收能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保证具备极强跨制度边界的要素吸收能力基础上，还具备跨组织边界的知识动态转化能力，主要表现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与不同类型组织（政府公共组织、社会组织等）充分交互，将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要素获取诉求和配置需求充分与各类组织交互。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后是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化，中国式企业家借助跨国公司这一重要的组织载体开展要素吸收与知识学习，如海尔张瑞敏对日本松下公司进行系统考察后，于2007年与日本三洋电机共同投资成立合资企业，通过这种跨制度情境的学习方式加快知识吸收，实现海外市场渠道扩展并成功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是整体性吸收整合与资源拼凑能力。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类生产要素与创新要素不断涌入中国本土市场。中国作为技术赶超的后发国家，中国企业家在积极引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对外国先进生产要素与知识的整体性吸收，进一步将本土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要素、劳动要素等创造性组合，在整体吸收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整合能力，包括对各类技术要素、组织要素、制度要素以及管理要素等异质性要素的充分吸收，进而构造适宜于中国制度情境下的创新与创业模式，形成基于竞争包容性的整体性共赢生态，体现为大企业家主导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中小企业主导的市场型或者创业型企业家精神相互竞合。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基础来看，多样化的企业组织或者创新主体是生成异质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驱动的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组织基础并非是同质性的企业组织，而是存在规模异质、产权异质以及技术基础异质的各类企业在同一超大规模市场中竞争，并以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的包容性特征驱动形成各类竞合关系。如中小企业与创业企业的市场型企业家精神或者创业企业家精神能够与大企业主导的创业型企业家精神共同嵌入到同一生态系统之中，较为典型的体现是平台生态系统，平台型企业往往依赖较强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逐步构建庞大的市场生态与创新生态。在此过程中，通过聚合优化各类中小企业与创业企业的资源要素，共同实现面向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

（3）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动态适应性。

企业家精神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系统之中，并随着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而产生企业家能力、企业家风格以及企业家属性的动态变化，而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之所以作为一种范式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延续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其具备极强的动态适应性。一方面，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动态适应性表现为企业家精神与制度需求动态共演。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企业家精神特质，其形成过程与演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时序性与动态性，并且与所处制度情境中的制度需求动态共演。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表现为明显的商人意义上的商人企业家，即得益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制度创业需求环境。以商人企业家为基础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往往注重产品市场利润，执着于通过生产性活动聚合生产要素实现产品价值创造，最终满足特定产品市场需求创造利润，实现商业意义上的版图扩张。此阶段，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善于发现市场机会并开拓创造市场空间，寻求的是规模经济效应，呈现出生产型企业家精神主导的特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所处的市场环境与竞争范式逐步发生转变，特别是随着外资进入以及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承载主体表现出公司制与组织化特征，即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主要承载主体不再是基于个体经济范畴的商人，而是转变为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制”组织，特别是随着《公司法》的颁布，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表现为明显的公司制下的资源要素配置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特征。此时，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得以在以大型企业为组织载体的商业活动中大放异彩，表现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从关注单一产品市场向综合关注要素市场、技术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等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企业家个体能力”主导的资源配置转向以“企业组织能力”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企业家精神属性从聚焦市场规模效应的生产型企业家精神逐步向注重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动态适应市场竞争范式转化。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我国产业体系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单一“引进—消化—吸收—模仿”的旧有创新路径难以维系市场竞争高度激烈情境下的竞争优势，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伴随着竞争范式转变再次发生整体性动态共演，表现为由以市场商业逻辑主导的市场型企业家精神逐步向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动态转变。具体实现路径上，表现为通过企业主导的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双元路径，动态实现企业创新能力升级，最终形成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获取与组合配置创新高端要素。典型的企业如华为在20世纪初逐步进入移动通信领域，在创新型企业家精神驱动下，全面坚持自主创新与产品研发，并持续聚焦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5G、云计算与算力网络、智能终端等，开展前瞻性技术研发与市场布局，以奠定可持续竞争力，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与技术环境竞争需求。这种适应竞争环境变化的全新创新范式也为加速形成中国式企业家精神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核心动力，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驱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从低端市场的模仿创新走向高端市场与高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式创新，为以高科技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了动力基础。相应地，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由市场本位向创新驱动转型进程中，推动着我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典型的产业领域有移动通信、高铁、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日趋活跃，而以动态能力升级为基础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发现市场需求的同时通过创造供给引领市场需求。

（4）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群己合一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注入了特殊动力，在企业家精神演化过程中，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表现出明显的“和”与“合”的基本特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和”强调天人合一、不逾矩以及事物之间的平衡等。在《中庸·第一章》中明确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文化相比于西方强调自由或者个体主义下工具理性和具象化的逐利精神，以“和合”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内核所体现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表现为明显的整体观、系统观和动态发展观，更强调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以及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群己合一”，这种以“和合”为基础的儒商文化深刻嵌入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从企业家本体来看，以“和合”为基础的儒家精神所体现出的“群己合一”属性表现为企业家寻求与外部环境的动态相容，实现个人与他者、个人与组织（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合一。这意味着企业家本体需要具有全局整体观，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并寻求短期利润目标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和均衡”，而非以西方纯粹利己主义下的工具理性思维指导企业家的资源配置与生产性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向“利润适度化”的中庸合宜思维转变（阳镇和陈劲，2023）。具体而言，以儒家“和合”精神为内核的中国式企业精神的群己合一性至少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目标的内在合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驱动的企业家通过自利的动机寻求生产要素并配置生产要素获取最大化收益，发现市场机会并承担市场风险获取超额利润。相应地，组织在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同样具备“经济人”属性，即组织经济属性表现为组织利润最大化，通过最大程度地实现生产要素集聚、组合与组织化运作，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实现组织最大化经济产出。此时，企业家个体与组织个体实现“目标耦合”，且这种目标耦合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耦合，而是涵盖企业家个体经济目标、社会目标乃至家国目标与组织多元目标的内在耦合。

第二，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与团体利益的内在合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群己合一表现为团体为基础的价值利益与企业家个体利益的内在相容，即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创业与市场活动高度呈现团体嵌入特征。团体嵌入意味着企业家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机会寻求、风险承担与利润获取，更需要考虑团体利益，从团体关系视角思考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此时，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风险寻求特征、对失败的容忍特征以及企业家个体价值取向等均被团体整体价值观所影响，企业家不再是“企业家个体”，而是具备团体集体意志的“团体企业家”。此时，企业家个体与团体成员实现利益融合，即企业家个体意义上的企业家市场逻辑与创新逻辑和家族逻辑具备内在合一性。第三，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利益的内在合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虽然直接指向基于经济利润或者市场报酬的经济场域，即在具有潜在市场机会或者技术机会的市场中，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场域内的各类参与主体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联结，共同实现期望的经济目标。但经济场域往往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场域中，即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驱动企业家或者组织个体组织生产要素或者资源的过程中，依然面临来自社会场域内的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的多重制度压力，表现为社会性期望与社会性诉求，诸如期望组织承担特定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实现企业家与社会形成相互嵌入的复合型组织场域，最终实现企业家精神与生产要素、社会要素、社会性利益相关方以及社会目标的多重耦合，即企业家个体意义上的“社会人”属性与组织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具备内在合一性。

2.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意义

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与制度系统共同演化的结果，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微观企业管理等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为适应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高速增长与技术吸收奠定要素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传统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宏观经济整体上属于高速发展模式。而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不仅适应了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能力需求，更为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要素基础。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家需要快速完成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其生产要素也需要从单一适应农业经济范畴下的组织生产范式向适应工业经济范畴下的组织生产范式转变，而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具备极强的吸收包容性，突出体现在快速吸收国外先进工业技术与资本等先进要素，加快组合本土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等要素，以大规模生产获取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益，成为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组合与优化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源动力”。特别是以民营企业家为主要群体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为形成丰富的生产动能提供要素支撑，实现了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家角色的“市场回归”与“创新回归”，其独特的多元共生性以及吸收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驱动的中国企业组织以及“创造性”破坏路径的多样性，并推动我国从依赖要素投入与市场拓展的“斯密型增长”逐步转变为依靠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的“熊彼特型增长”。

从产业层面来看，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推动我国主动发挥劳动要素成本优势，构建体系庞大与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产业体系。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以大企业主导的企业家精神孕育了独特的“福特制”，“福特制”以强化零件互换性简化劳动分工的专业性、实现劳动工人与工种之间的“自由切换”，以流水线作业方式极大程度提高了生产分工效率，推动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大繁荣与爆发式增长，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劳动要素与技术要素之间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推动我国主动发挥劳动要素成本优势，构建体系庞大与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大国与工业强国迈进的艰巨任务，并在全球产业分工与转移过程中推动产业“比较优势再造”，以独特的动态吸收能力与动态适应性强化产业创新与人力资本投资，为孕育与孵化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提供基础性动力支撑。

从企业层面看，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为孕育丰富的组织形态与组织基础创造条件。企业家精神是系统优化企业生产要素与组织管理模式的前置性条件。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以独特的多元共生性与吸收包容性孕育了多样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企业组织形态，为全面形成国有与民营企业协同共生、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企业创新发展新生态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所具备独特的群己合一特征决定了企业家开展管理活动更加注重利益相关方价值，即追求企业家个体价值与企业家社会价值的多层次统一，在企业市场经营与创新创业活动中孕育独特的国家使命、团体使命等元素，在关乎民族命运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竞争领域敢于担当作为，主动嵌入或者承载国家战略与使命元素开展市场竞争，如华为作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型民营企业，不断强化企业竞争属性以及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在关乎科技竞争前沿领域主动承担产业技术安全的新使命，实现了企业家市场竞争逻辑与国家竞争逻辑的内在统一。

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演化的理论机制

在理解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独特性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厘清其形成机制。尽管在古代商帮文化中就出现了企业家精神的萌芽，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企业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模式、企业发展模式、企业家精神之间协同演化中，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企业发展模式的内核。基于这一理解，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发展模式以及背后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1992年，这一时期出现了下海经商的浪潮，很多企业家放弃原有的稳定工作下海经商，探索市场中的套利机会，这一时期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典型的冒险性，属于柯兹纳式警觉精神；二是199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且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国内企业家纷纷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开拓国内市场，企业家精神的构成从以往冒险型企业家精神、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向模仿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转变，出现了以“蛇口精神”为代表的“深圳模式”，以及以开拓进取、海纳百川为核心的探索型与模仿型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式企业家精神逐步向原始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演变。基于以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发展阶段划，本部分重点探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演进的理论机制。

1.演化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理论框架

可以把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看作一个演化过程，进而从演化经济学视角探讨其演化机制以及演化过程形成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独特性。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早期只是一小部分群体表现出的共性行为特征，而这小部分群体特征是从总体中演化而来的。也就是说，可以将企业家精神看作是总体普遍行为基础上的一种变异，这种变异在长期的演化、选择和复制过程中逐渐形成群体的稳态行为特征，表现出国家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特征。基于这一认知，企业家精神形成就可以模型化为两方面的理论研究问题：一是在总体普遍行为的基础上，为什么会变异出多样化的企业家精神行为，即总体中演化变异出个体；二是这种企业家精神演化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演变为企业家群体共同的特征，即个体行为是如何选择和复制成为企业家群体精神特质的。

以往研究探讨企业家精神形成，多从制度影响企业家精神形成的角度入手，但这些研究没有厘清制度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演化理论基于参与者非完全理性的假设，从试错博弈、重复博弈以及模仿学习等角度研究演化均衡的形成。认为参与者行为类似于生物演化过程。在演化理论的视角下，企业家精神是参与者的一种决策行为，参与者根据外部环境、其他参与者的决策进行决策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但这不是新古典主义意义上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是个人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等外部条件约束下的最大化。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参与者的决策结果可能是“好的”均衡，即表现出企业家精神的行为，如创新、冒险等；也可能是“坏的”均衡，即非企业家精神行为，也就是鲍莫尔所谓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在演化理论视角下，研究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独特性，本质上就是研究在中国情境下，演化如何促进参与人选择企业家精神行为，即促使博弈向着“好的”均衡方向发展。

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根本上来源于不同国家企业家精神演化路径的差异。不同国家制度、文化、市场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各国企业家精神演化的基本路径有所不同，进而使得企业家精神也有所差异。同时，由于企业家精神演化往往存在相似的制度体系，如市场经济体系，因此，不同国家企业家精神往往又演化出具有相同特征的精神元素，如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等。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使得不同群体企业家精神演化过程中出现一定的交流，进而导致不同国家企业家精神形成吸收借鉴，这是导致我国企业家精神吸收创造特征的重要理论基础。

2.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形成的理论机制

演化经济学认为，变异是行为、组织、制度等多样化的前提，而影响变异的因素较为复杂，历史事件、制度变革、自然事件等偶然因素都会导致群体发生变异。根据演化理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其多样化、动态性特征也来源于群体行为的变异，而制度的变革期、政策的调整期、对外开放重塑期等重要变革时期，正是企业家行为变异和多样化企业家精神涌现的关键时期。从内在机制来看，这些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变化改变了参与者决策的外部约束，影响了参与者的预期收益，进而会促使单个参与者调整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制度政策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形成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奠定了基础。

首先，经济体制的独特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这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多样化演变。例如，与民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不仅要受到市场机制和制度的约束，还要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并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考核。约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差异化的制度导致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演化出不同的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市场精神成为影响企业家行为的重要制度基础，如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更加具备契约精神等。这种制度变异出冒险、套利、创新等企业家精神。但与西方国家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指引下，我国的企业家精神不仅包括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精神，还具有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富裕”精神。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精神不同，共同富裕的精神不仅强调追求个人利益，还要求考虑社会利益，基于这种精神，勇担社会责任、勇于奉献等独特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得以形成。

其次，我国制度创新的独特路径。试点制是我国制度创新的独特特征。政策试点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政策试点的演变反映了国家治理改革的主题主线、理论原则与实践方向。试点制在不同区域人为构建了多样化的制度和政策场景，为企业家精神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特区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不同国家企业家群体与中国企业家与国外群体的交流，从演化理论上来说，即是引入了多样化的个体基因，从而也促进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多样化变异。

再次，企业家群体多样性。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家群体构成和来源更加多样，不同群体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不同，为多样化的企业家精神变异提供了群体基础。农民、下海经商的政府官员等都是我国企业家群体的重要来源，这些原本处于不同岗位的群体，本身具有原本群体的精神特质，随着这些群体转型为企业家，群体本身的精神追求也转变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构成。总体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群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第二类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第三类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不同来源的企业家在个人特质、教育背景、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为多样化的企业家精神发展提供了基础。

最后，传统文化的独特影响。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法律、规制与政策等正式制度，以文化为内核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催生与涌现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延绵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独具特色与兼收并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独具特色与兼收并蓄，一方面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表现为面对历史更迭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依然未失本色，并以其独有的包容性为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共生共演奠定了扎实基础。

3.中国式企业家精神选择复制的理论机制

变异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重要途径，变异而来的企业家精神通过选择和复制成为稳态均衡，是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及其独特性形成的另一重要机制，即企业家精神的选择复制。就企业家精神突变来看，企业家精神的变异是制度环境等外部环境变化后，参与者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做出的决策。由于决策者非完全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参与者的行为变异可能是“好的”变异，即表现出企业家精神的行为，如创新、冒险等；也可能是“坏的”变异，如投机、寻租等非企业家精神行为，也就是鲍莫尔所谓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由于演化行为变异的偶然性、多发性，以及参与者的非完全理性等，行为变异的类型不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唯一决定因素，只有当变异策略达到入侵壁垒后，才能改变演化博弈的行为路径，形成新的演化稳态均衡。因此，演化阶段，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机制在于抑制非企业家精神策略的变异低于入侵壁垒，从而无法成为演化均衡行为；促进企业家精神策略变异高于入侵壁垒，进而形成演化均衡行为。具体来看，我国企业家精神的选择复制机制以及独特性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地方政府之间强烈的竞争和模仿学习是我国企业家精神选择和复制的重要正式化机制。地方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激烈的竞争还促使了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学习借鉴。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学习借鉴是导致企业家精神选择和复制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推动企业家精神选择和复制的重要力量，会根据其他地区发展经验，选择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精神，通过宣传、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进行鼓励，从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选择、复制以及扩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借鉴模仿其他地区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通过类似的制度和政策建设为企业家精神的复制提供制度和环境基础。

强烈的群体文化是企业家精神选择和复制的重要非正式化机制。我国企业家群体之间具有通过地区关系纽带连接形成的强烈的群体文化，不同地区的企业家精神由于共同的地缘关系而建立长期的交流、互动网络。在企业家交流中变异出来的企业家精神逐渐得到了群体的认可，并通过模仿、复制的方式成为群体共有的企业家精神特征。此外，群体内部形成的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地，尤其是随着社会流动强度的增大，通过市场规律和商业交易，逐渐将不同地域群体的企业家精神提升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又将其普及为企业家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也造就了国家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特征。

4.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变化的根本前提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是市场竞争演化的结果，更是政府作用的结果。政府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形成中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变异和企业家精神选择复制两种机制实现，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在于中国独特的创新型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变异和选择复制提供了独特的制度供给，促进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创新型政府发展导向的行为逻辑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多样化变异和多元化特征提供了基础。创新型政府的重要内涵之一在于政府具有强烈的发展优先导向，这种发展优先导向会通过信号机制向企业家群体发送鼓励和支持创新的信号，进而激励多元共生等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一方面，发展优先导向的创新型政府鼓励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开展创新创业，这种多元化的企业家来源会增加企业家精神变异的多样性，进而形成多样化的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发展优先导向的创新型政府更能激发多样化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使得多样化的企业家群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创新型模式，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变异和多样化。概而言之，前一种机制促进了企业家群体的多样化，后一种机制激发了多样化企业家群体的内在创新动机。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批的农民企业家、公务员型企业家以及其他所谓草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和创新型精神正是在政府发展导向的激励下不断涌现的。

创新型政府服务创新的行为导向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创新型政府的另一个特征在于政府本身具有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在发展导向的驱使下，政府不断实施自我革新，推动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为激发和弘扬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提供创新性、适应性的制度供给，形成了政府服务创新、服务企业家的行为导向，本文将此类政府行为概括为服务创新的行为导向。创新型政府的这种行为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一是为企业家竞争的形成创造外部制度环境支撑。如前文所述，创新型政府在制度供给和制度实施方面都进行了多样化的创新，如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政府试点制等，这些制度创新反过来又激发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二是通过政企互动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我国创新型政府的典型特征就是政企之间的高频互动，尤其政府本身具有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所以，通过政企互动也可以促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五、结 语

1.理论贡献

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之所以取得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培育并激发出了既具有本土社会文化特征、又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相适配的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国家之间在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上的竞争本质上可被看作是各国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之间的竞争。有鉴于此，本文立足系统论思维和独特性本质，在对当前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争论与缺口进行全面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异质性和制度基础。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探寻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但多局限于表面特征和特定要素分析，对不同类型企业家精神如何在差异化情境中共存、共生乃至动态演变过程的研究尚不充分。在此基础上，统合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和双向互动视角，立足独特的时代变革、经济制度、传统文化等因素，揭示企业家精神系统的整体属性，认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由特定制度、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决定且由多种精神要素构成的具有多重属性、丰富且复杂的有机系统。

第二，提炼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特征。本文认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突出表现为多元共生性、吸收包容性、动态适应性以及群己合一性。其中，多元共生性表现为中国企业性质的多样性与企业家类型的丰富性；吸收包容性表现为具备极强学习吸收能力以及在吸收整合的基础上，能够形成竞合式包容；动态适应性表现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与制度需求和市场竞争范式之间的动态适应与动态演进；群己合一性表现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经济目标、家族目标与社会环境目标的相互嵌入与内在融合。

第三，总结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演进机制。本文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看作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其核心机制体现在变异、选择与复制上，其创造性变化需要以创新型政府建设为前提。即企业家精神的个体行为和模式在多样化的社会群体中以变异形式出现，在量变引致质变的效应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好”的企业家精神会被选择并被复制推广，成为企业家群体所普遍具有的群体属性。这种演化依赖于外部制度的供给。对中国而言，创新型政府的发展优先行为逻辑和服务创新的行为导向为企业家精神的变异、选择与复制提供了独特的、适配的制度供给，进而促进了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2.政策建议

中国式企业家精神不仅能在微观层面影响各类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管理变革活动，更能在宏观层面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竞争优势再造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先锋作用。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坚守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文化传承、制度逻辑等方面与西方国家企业家精神存在本质差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坚守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如在多元共生性方面，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各类企业家群体融通发展；在吸收包容性方面，要鼓励中国企业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发挥红色文化力量、先锋模范作用、党建阵地功能，提升企业家群体的国家使命感、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在动态适应性方面，要支持中国企业家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生态环保观念，通过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项目建设以及推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重控制等方式，引导企业家群体摒弃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在群己合一性方面，要倡导中国企业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开展个人捐赠与企业捐赠、建立公益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教育帮扶等慈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二，巩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基因。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优越性主要体现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多元共生而非替代或冲突的协同系统。特别是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部门，本身具备了主动变革、发掘机会、承担风险等类似“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因此，未来要加快推进创新型政府建设，持续巩固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优越性。如未来要持续纵深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职能改革，通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强化行政服务等方式，促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厚植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体制土壤；优化制度设计流程，通过在事前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和风险承担意识，在事中创新参与机制并广泛邀请企业家群体充分参与论证，在事后及时开展科学评估并将结果与奖惩紧密关联起来等方式，为培育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提供制度保障。

3.相关启示

弘扬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响应时代变革要求。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为加快形成能够争夺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领先地位的战略性力量，突破西方文化霸权，联合更多国家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极有必要在持续深化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激发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性，并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第一，深化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理论研究。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内涵十分丰富，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了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规律和真理理论，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立足物质资料生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分析框架上，探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家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家精神在历史使命、功能定位、战略价值等方面的区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挖掘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当代价值；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扎根中国具体实践，总结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系统规律与理论谱系，为世界贡献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第二，激发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性。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性一以贯之，但过去主要集中于集成创新、融通创新、开源创新，而面对部分发达国家发起的科技封锁与遏制，有必要支持中国企业家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鼓励中国企业家保持战略定力，加大投入强度，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重大技术上开展原始创新、源头创新、颠覆创新，建立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支持中国企业家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体系配套优势，叠加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速推进重点领域的国产替代，以领先市场的用户优势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鼓励中国企业家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因地制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造性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

第三，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激发离不开政策支持。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家群体茁壮成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要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如在市场行为方面，围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落实公平竞争原则、畅通市场化退出渠道、强化审慎包容监管等环节进行全链条优化，通过完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创新政策、融资政策、财税政策等方式，形成政策支持体系的基本内核和稳定预期；在政策落地方面，围绕发布解读、沟通引导、合理过渡、实施执行、监督执法、投诉举报、曝光惩戒等环节进行全过程改进，通过创新数字化工具、设置合理化过渡期、建立直达快享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开展常态化巡视等方式，确保各项政策红利能精准激发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课题组组长 ■ 张其仔

成　员 ■

贺　俊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中华　江鸿　王海兵　李伟　阳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张其仔.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及其演化的制度基础[J].经济管理,2025,47(06):5-21.DOI:10.19616/j.cnki.bmj.2025.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