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中部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在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进一步夯实地区加快崛起的基础。然而,目前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十五五”时期是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阶段,中央和地方要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出发,紧紧围绕“三基地一枢纽”这个战略定位,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入区域重大战略、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形态、高起点建设内陆开放的产业承接平台等方面强化战略布局,同时也要针对当前新情况新问题采取精准有效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中部地区崛起;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GL04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ZD24)。 |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9年5月和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南昌和长沙召开座谈会研究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问题,对中部地区聚焦“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作出具体的部署。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这标志着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现阶段这个战略实施的逻辑主线。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是谋划“十五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在总结既有成绩的同时,也有必要针对当前新情况新问题,加快研究“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任务举措。
新时代以来学术界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开展了一系列的对策研究成果,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从问题挑战看,有学者认为,中部地区不仅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整体不优不强、城镇化水平不高、区域合作不深入、市场发育不够充分、体制约束较多等问题,还在一体化、开放合作等方面面临不少挑战。从战略定位看,有学者指出,进入新时代,“三基地一枢纽”这个定位不仅不能改变,而且还要进一步提升,从高质量发展出发对其进行全面赋能。也有学者认为,中部地区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要从“三基地一枢纽”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比如建设科技创新集聚区、数字经济发展基地。从实践路径看,有学者认为,中部六省要贯彻落实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讲话精神,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经济发展的“三大变革”,加强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衔接,促进城乡融合和“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从政策保障看,有学者认为,要以全方位、系统性、合成式的产业链政策为中心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这不仅能够促进区域之间产业链更高效率协作,还有利于中部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来改善发展环境和条件。从战略成效看,绝大多数学者充分肯定了中部地区崛起取得的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上升、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绿色发展成效凸显等。
学术研究要立足实践,更要引领实践。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既要深入分析新时代以来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又要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国内外形势复杂性突变性增多,将对中部地区崛起形成更大的阻滞力量。但应该认识到,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意义十分重大,迫切需要进一步推动“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全面落实到位,加速提升一体化发展步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全面突破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新时代以来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六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壮大发展先进制造业,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千方百计为人民谋发展谋幸福,扎实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大力改善生态环境,稳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重任,进一步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第一,从整体上看,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深更实。2023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9897.8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1.57%,高于2012年;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74304.93元,突破1万美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武汉、郑州、合肥、长沙等城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合肥、武汉等城市成为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46.89%上升至2023年的61.69%,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已经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地区。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各类特殊海关监管区域建设持续推动中部地区内陆开放的创新实践,郑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绿色动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绘就“大美中部”崭新画卷。
第二,从创新发展看,产业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安徽、湖北等省抓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建设的重大机遇,整合省内外科技资源,加强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形成更加突出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涌现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示范样本。合肥、武汉等城市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教资源和创新主体孵化培育量子计算、激光等新兴产业,进而开辟出新质生产力快速成长的苗圃。中部地区发挥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集中优势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同时也加强创新主体建设。2023年湖北、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8位。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产业创新需要,中部六省大力推进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创新平台,例如湖南岳麓山实验室、湖北汉江实验室、河南嵩山实验室、江西南昌实验室等。
第三,从协调发展看,区域发展差距出现积极变化。从区域板块差距看,中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东部地区之比从2012年的0.59上升至2023年的0.65。从城乡发展差距看,中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从2012年的2.59下降至2023年的2.18。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看,中部地区人均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由2012年的749元增长至2023年的1261元,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就业等社会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基础设施通达程度看,中部地区绝大多数的地级及以上城市设有高铁站或开通民航机场,城乡居民出行通达性便利性显著提高,居民通达程度地区差距大幅缩小。
第四,从绿色发展看,绿色成为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美丽中部”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长江、黄河水质稳定保持Ⅱ类,绝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过70%,国控断面劣Ⅴ类水和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天蓝地绿水清成为百姓生活的常态。随着各级政府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据统计,中部地区单位增加值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从2012年的48.58吨/亿元下降至2023年的10.63吨/亿元,颗粒物排放量从2016年的26.82吨/亿元降低至2023年的3.12吨/亿元,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从2012年的28吨/亿元减少至2023年的14.99吨/亿元。企业绿色化转型全面提速,绿色公共出行大范围推广,绿色消费广泛提倡。河长制、林长制等制度创新全面施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更加有力。
第五,从开放发展看,内陆开放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活力。2023年,中部地区对外进出口总额达到5141.6亿美元,占全国的8.66%,比2012年提高了3.66个百分点。2023年中部地区货物周转量34499.47万吨公里,占全国21.75%,比2012年提高了0.71个百分点。河南、湖北等地大力推进内陆开放功能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开放型经济新模式新形态,内陆开放成为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最大亮点。例如,河南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内陆开放的旗舰性平台,建设“一带一路”重要的战略支点。2024年,新郑机场全货机航线拓展至57条,郑州开行的中欧班列累计突破1万列,新郑综保区进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又如,航空枢纽正在成为内陆开放的高地,2024年武汉天河机场、长沙黄花机场和郑州新郑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居全国第13位、14位和16位,鄂州花湖机场和郑州新郑机场货邮吞吐量分别居全国第5位、第6位。
第六,从共享发展看,各地区城乡居民更加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义务教育看,中部地区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且保持较高的巩固率,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师比由2012年的17降至2023年的15.14,这个指标变化从侧面反映了各地区加大义务教育投入,持续改善教育质量。从医疗卫生看,随着各地区城乡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中部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状况出现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每万人拥有执业医师数从2012年的13.76人/万人提高至2023年的26.78人/万人。从基础设施看,中部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大力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铁路网密度由2012年的0.37公里/平方公里增长至2023年的0.39公里/平方公里,高速公路网密度由2012年的0.29公里/平方公里上升至2023年的0.41公里/平方公里。
第七,从安全发展看,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保障有力。近年来,中部各省把粮食安全作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扩大高标准农田面积,尽力保护农民种粮的利益,确保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2024年,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为20431.8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8.92%,继续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山西作为产煤大省,践行“国之大者”,2023年煤炭产量达到13.78亿吨,外送电量1576亿千瓦时;2023年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发电量达到980亿千瓦时,这些绿电大部分外送东部沿海地区。
二、当前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2020—2023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下降了0.3个百分点,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比全国低0.4个百分点,出现区域内部分化、经济增速放缓、人口外流等现象。根据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当前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第一,区域内部分化趋势明显。党的二十大以来中部省际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中部六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由2020年的0.132上升至2023年的0.152,极值比则由2020年的1.443上升至2023年的1.59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异系数也由2020年的0.066上升至2023年的0.073,极值比也由2020年的1.184升至2023年的1.199。进一步看,2023年安徽、湖北和湖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都较上年有所上升,山西、河南和江西则出现了下降。湖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为全国的107%,河南最低,为全国的67.2%。中部六省之所以近些年出现区域内部分化,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增加值增速显著放缓,特别是优势产业下行压力较大,且与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消费需求不振等不利因素相互叠加,进而导致一些省份经济增速下降。如,从2024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看,制造业同比下降1.1%。另一方面,省域人口基数大、省域发展不平衡。如,2023年河南人口达到9815万人,人口城镇化率58.08%,其中郑州市人口占全省13.26%,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23.0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5418元,为周口市的2.76倍。省会城市“一市独大”和较低城镇化率导致了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进步较慢,省域差距较大。
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势头冷热不均。目前,安徽、湖北分别出台了《安徽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新模式新机制,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认知大模型、闪存芯片等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然而,有些省份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紧迫感不强,尚未研究制定比较清晰、实质意义的顶层设计。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有些省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全面,仍然停留于产业发展思维,且未能从产业创新生态进行整体把握。其次,有些省缺优质企业、缺高层次人才、缺高能级平台、缺创新资金,短期内难以找到发展的切入点。此外,有些省转换发展动能相对滞后,传统产业比重高,工业品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矛盾,工业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很难继续投入资金实施技术改造或延伸产业链。
第三,先进制造业没有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的局面。这几年,中部多个省铆足劲头发展“新三样”等新兴产业领域,上了一批这方面的产业项目,形成比较大的产能。然而,当前产销矛盾十分突出,市场很难消化这么庞大的产能。造成先进制造业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投资过热、重复布局的主要原因是:其一,地方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短期化的产业发展导向,盲目跟风发展倾向突出,片面强调发展“新三样”等产业,缺少培育未来产业的耐心。其二,中部六省要素禀赋、区位优势、发展阶段接近,而且长期存在产业联系不紧密、产业雷同度高等问题。其三,中部六省更倾向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新兴领域,但对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重视不够,使得传统制造业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
第四,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滞后。区域内省际交界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湘赣边、鄂豫皖等省际交界地区还是革命老区,这些地区人口流失大,振兴发展任务重,迫切需要区域协同发展,进而改善发展条件。如,萍乡市地处湘赣交界地区,与长沙、株洲相邻,经济社会联系紧密,长期以来希望融入长株潭都市圈,但中央有关部门批复的长株潭都市圈规划却未能将其列入,使其发展机会受限。出现上述这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现阶段中部六省发展还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的阶段,地方政府更多考虑自身发展,不愿意花更多精力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二是中部六省大多跟区外发达地区合作,而区域内省际经济联系松散,产业链供应链互动协作偏少,互补优势也没那么强。三是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区域内省际协作“重规划、轻协调”,缺少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没有考虑选择合适的地区率先试点,探索区域协同发展。
第五,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与其他国家区域战略衔接力度不够。目前,有些省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个战略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没有充分认识到多个国家区域战略形成的叠加优势;山西、河南、江西、湖南等省希望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但实质性合作不多,收效不及预期;中部有些地方政府经常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与其他国家区域战略之间关系简单化或模糊化处理,于是在贯彻落实国家区域战略的具体工作时容易出现“多张皮”,没有形成战略合力。上述这些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首先,中央缺少对中部有关省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的顶层设计或有效的政策支持,也没有促进相关省份形成合作共识。其次,有些省主要是通过高层领导互访形式推进省际协作,缺少实质性对接举措融入有关区域重大战略。再次,中部有关省份与京津冀、长三角虽然地理相邻、人缘相通、文缘相近,但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偏小,产业联系不紧密。值得一提的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向山西、河南转移势头不明显,长三角产业向江西、河南、湖北转移势头也不明显。正是这样的客观现实,有些省看不到短期的效果,就不积极主动地推动这些国家区域战略衔接。
三、“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点任务
“十五五”时期是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全面突破的关键阶段,中部六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具体要求,合力推动“三基地一枢纽”取得更大进展,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采取创新性举措推进内陆开放,进一步增强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建成富强中部、幸福中部、美丽中部。
第一,壮大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中部地区已拥有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长沙工程机械、武汉光电子信息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也有新能源、白色家电、智能手机、低空飞行器、超硬材料、有色金属等一批在国内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虽具有集中度高、产能大等优势,但创新能力、组织形态、要素配置等方面还有待于加快提升。下一步,中部各省要针对本地产业集聚特点,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顶层设计,大力发展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化的中介组织,深化改革推动营商环境、要素配置和市场环境实质性改善,引导优质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发挥以大带小、以大促小的作用,采取基于系统思维研究的政策举措把更多传统产业集群改造成为创新型集群,进而梯度培育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雁阵”。而且中部各省不能画地为牢、自顾“一亩三分地”,要积极推动集群产业链创新链跨地区融合发展,引导有实力企业跨地区整合资源、发展壮大,打破影响要素流动、产品流通和产业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产业集群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纵深拓展、有机融合。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六省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较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丰富的科教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独特优势和条件。从技术革命性突破看,中部地区在量子科学、光电子信息、空间科学、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或科技尖端领域有一些颠覆性技术积累和一批处于产业化前期探索的初创科技企业,如果这些技术能够顺利实现从实验室走向创业车间,则意味着合肥、武汉等城市未来就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从要素创新性优化配置看,中部地区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众多,人才资源丰富,如能深化人才全链条全周期的体制机制改革,就可以促进人才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产业优势转化,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巨大的人才红利。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看,中部地区产业梯度差较大,既有成长快、引领性强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又有点多面广、附加值不高的传统产业。这种产业现状借助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可以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第三,全面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中央不仅针对中部地区实施了新时代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还实施了涉及中部有关省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然而,这些战略相互衔接、形成合力仍然面临力度不够、途径较少等问题。面向未来,中部各省要因地制宜推动新时代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与涉及本省直接相关或利益相关的区域重大战略以及其他国家战略的衔接,梳理出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政策清单,把战略衔接形成的潜在叠加优势视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重点突破的方向。同时,中部各省也要针对国家战略衔接实施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共同争取中央政策支持、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源资源调配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中开展高效、务实、共赢合作。
第四,优化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形态。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是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形态。中部地区是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主战场,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地区。面向“十五五”,中部地区要强化省会城市带动作用,以郑州都市圈为核心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以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为双核心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推进太原忻州一体化发展、合肥都市圈建设、南昌九江一体化发展,支持大同、洛阳、襄阳、宜昌、赣州、芜湖等城市建设省域次中心城市。随着人口城镇化率提升速度的放缓,中部地区要把壮大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新一轮推进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抓手,实施精准发展政策,提升县城城市品质,扩大优质、平价商品房和保障房供给,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市民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一批工业强县、文旅名县、农业富县,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第五,高起点建设内陆开放的产业承接平台。随着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布局,中部承接产业转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为此要毫不动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深入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开放口岸等平台深入探索制度型开放的新体制,继续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鄂州花湖机场航空物流枢纽等重要内陆开放平台建设,大胆试点、创新探索。不仅如此,中部地区还要加强与东部发达地区深入对接,探索共建共享的飞地园区,共同出资成立专业企业负责园区具体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把东部发达地区优质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园区管理经验一并承接过来。此外,中部各省在建设内陆开放产业承接平台时要差异化定位,各展所长,扬长避短,锻长补短,避免内卷式竞争,减少资源浪费和错配。
第六,加强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战略资源安全的创新探索。河南、安徽、湖北等省都是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要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耕地质量不下降,积极深化粮食产、供、销、运、服全链条的体制机制协同改革,有效遏制农民种粮成本过快上涨。选择一批产粮重点县开展农业现代化试点,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工程,吸引专业企业开发新技术应用农业生产的新场景,完善粮食调出的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山西等能源调出省份要稳住电煤保供、电力外供,深入推进致密砂岩气、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利用,进一步增强对我国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江西赣州等地要着眼于维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规范稀土资源开发秩序,大力发展稀土研发应用产业,建立稀土产业生态圈,完善稀土出口管控,建立商业性的稀土储备基地。
四、“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举措
针对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和未来发展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大局出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应对,精准施策,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更大进展、实现全面突破。
第一,支持能源大省和人口大省高质量发展。中央有关部门要继续支持山西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提高地区经济系统韧性,大力发展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绿色食品等非资源性产业,探索建立电煤保供的利益补偿机制。支持山西率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全域旅游、数字旅游,建设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支持河南深入探索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改革探索,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多层次城际轨道交通体系。支持河南、安徽、湖南等人口大省开展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试点,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城融合、绿色低碳的县域经济,降低县城商品房首付比例,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安居乐业。
第二,支持省会城市创建新质生产力示范区、示范城市或示范基地。中央有关部门可以支持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新质生产力示范区,侧重探索产业链创新链跨行政区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支持合肥、郑州建设新质生产力示范城市,侧重探索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的新场景新机制。支持太原、南昌建设新质生产力示范基地,选择本地首位优势产业集群探索发展产业新生态新动力。各地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引导地方财政出资设立的各类产业引导基金稳妥有序地转型为产业创新基金,积极发展各种形态的耐心资本和风险资本,加大对处于孵化阶段创新成果的投资。各地还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中介、风险投资机构和科技孵化器,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市场的风险投资人,改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
第三,加大政策供给支持中部地区制造业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和大规模设备更新。中央有关部门应允许中部各省安排部分中央分配的地方专项债指标用于支持制造业实施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各地要引导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中长期低息专项商业贷款。地方产业引导基金以股权融资形式为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融资支持。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可享受简化前期审批手续、用地用能保障、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各地要鼓励装备制造企业探索工业设备产品分期支付、以租代售、入股分红等销售模式,吸引更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
第四,设立中部省际协同发展示范区。中央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将鄂豫皖、湘赣边作为中部省际协同发展示范区,指导有关省份组织编制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将规划实施情况报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这些省际交界地区要围绕交通、产业、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区域治理等重点领域探索协同发展机制,形成紧密联系、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利益共同体。支持萍乡、晋城分别融入长株潭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将其列入这些现代化都市圈范围,并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探索省际协作、同城化发展模式。
第五,加强与其他国家战略的衔接、协同。中央有关部门要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顶层设计;支持山西和河南对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持江西、河南和湖北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支持江西和湖南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允许有关省份在协同发展或一体化发展的重点领域方面酌情享受区域重大战略的配套政策支持。研究制定新时代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与其他国家战略的衔接机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先行先试,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区域合作,探索战略叠加优势落地转化的新实践新经验。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叶振宇.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阶段成效与“十五五”时期任务举措[J/OL].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7[2025-08-08].https://doi.org/10.16207/j.cnki.1001-5957.202506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