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产业的效益创造、风险识别与投入机制设计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未来产业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202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产业已成为我国塑造“科技未来”和“产业未来”的关键力量。然而，与处于成熟期的传统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具有高成长性与高风险性并存、战略价值与不确定性共生的特征。这种特殊性使得未来产业发展面临“无人区”式的探索风险，传统信贷资金往往因风险厌恶而止步，单纯市场化风投也可能因回报周期过长而动力不足，导致其发展难以完全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因此，如何构建高效的投入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未来产业投入持续增长、合理分担各类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未来产业创造的主要效益

未来产业创造的独特效益，是引导资源投入的前提。与传统产业的线性产值增长模式相比，未来产业的效益创造更具爆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未来产业效益创造的本质——通过前沿技术的广泛渗透和深度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质的飞跃，进而创造广泛的经济社会价值。未来产业创造的效益主要包括技术扩散和经济带动两个方面。

（一）未来产业创造的技术扩散效益

未来产业作为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核心驱动的产业形态，其技术扩散过程不再完全遵循传统技术扩散的技术生命周期曲线（S形曲线），而是呈现高度的跨领域、生态化、集聚化和网络化特征，加速了知识在创新系统内的流动，由此产生显著效益。

1.未来产业技术扩散具有显著的“跨域渗透”效益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6G等未来产业技术扩散具有显著的跨行业渗透效应，其不仅发生在上下游产业链之间，而且通过跨行业的“无边界”合作实现异质性技术的组合式创新。这种“跨域渗透”效益源于未来产业技术对传统产业边界的消解和重构能力，呈现深度的技术融合特征。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并不局限于信息技术行业内部，而是迅速渗透至制造、医疗、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在“人工智能+”的赋能过程中，算法开发者、数据提供商与场景应用方之间形成紧密的多向知识流动，构建起“技术—数据—场景”的闭环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打破了原有的行业壁垒，催生出智慧医疗、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等复合型新赛道，使技术进步不再是单向的线性传导，大幅缩短了技术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时滞。

2.未来产业技术扩散具有显著的“生态输出”效益

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创新竞争本质上已演变为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未来产业技术扩散往往不是单一产品或技术的转让，而是包含技术标准、数据协议、开发者社区和商业模式在内的整套生态系统的输出。以脑机接口和具身智能为例，领先企业通过开源底层操作系统、开放API接口，吸引全球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和开发者进行二次开发，从而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的爆炸式扩散。这种扩散模式虽然强化了先发企业的生态主导权，但也为后发者通过融入生态或构建差异化细分生态提供了赶超机遇。特别是对于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一旦研发突破临界点，技术生态应用将呈现指数级增长，这种爆发式扩散对政策的前瞻性布局和监管的适应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3.未来产业技术扩散具有显著的“集聚化网络化”效益

未来产业技术扩散在空间地理上呈现“本地集聚、全球链接”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知识溢出具有空间局限性，尤其是涉及隐性知识的传递。有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显著高于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倾向于在少数创新高地形成高密度集群，如美国硅谷的人工智能集群、波士顿的生物基因技术集群，以及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未来产业先导区。这些区域通过高密度的人才互动和非正式交流，大幅降低了创新成本。另一方面，未来产业创新往往跨越国界，呈现“全球链接”的特征。数字化工具的普及降低了远程协作门槛，使全球研发网络的构建成为可能，全球研发团队协作成为前沿技术开发的常态。这要求政策在培育本地创新集群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避免技术孤岛。

（二）未来产业创造的经济社会效益

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其投入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超单一部门的产值增加，具有显著的经济拉动效应和社会外部影响。

1.未来产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未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核心贡献在于打破传统要素驱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质的飞跃。一旦技术成熟和生态系统建立，其增长动能将显著强于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稳定器。有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渗透率每提升10%，相关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增长1.8%，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未来产业能够通过重组生产流程和创造互补性创新，在广泛的经济部门中引发生产率“J型”曲线效应，即尽管短期内由于调整成本可能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但长期将带来显著的生产率跃升效应。这是由于在未来产业发展初期，企业需要对组织结构、人力资本和商业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互补性投资，宏观经济数据可能暂时无法捕捉到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出现“索洛悖论”式的停滞，但随着无形资产积累跨越临界点，经济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2.未来产业通过价值链重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未来产业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分工逻辑，现代经济的价值创造源泉已从有形的机器、厂房资产向无形的算法、数据、品牌、专利资产转变。未来产业正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先锋”，促使价值链向更具韧性、更智能化和平台化的方向演进。掌握核心算法、关键数据和底层标准的“链主”企业，正在取代传统制造业巨头，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引擎。对于我国而言，发展未来产业是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摆脱“低端锁定”的必由之路。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未来产业为自身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还可通过“沿途下蛋”的方式，不断向传统产业溢出中间技术成果，推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和转型升级。例如，氢能产业技术进步直接推动传统能源系统绿色化转型，数字孪生技术重塑传统零售和物流业的运营模式。

3.未来产业能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保障国家安全

除了能创造经济效益外，未来产业还能为社会和国家安全带来积极影响。未来产业能够带动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创造有利条件。未来产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尽管会替代大量程序性、重复性的工作岗位，但从长期看，其创造的新岗位将具有更高的知识含量和附加值。未来产业将催生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机器人调试员、合成生物学研究员、碳汇计量师等大量新兴职业，推动就业结构的“技能升级”。同时，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未来产业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技术突破，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发展主动权。未来产业发展有助于为国家构建坚实的技术屏障，降低对外部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提升国家应对全球风险挑战的能力。

二、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尽管未来产业能创造出巨大效益，但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与传统产业相对确定的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不同，未来产业在投入时面临的风险贯穿从实验室基础研究到规模化市场应用的全过程。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源于科学探索本身的未知性，还源于技术与产业、市场与外部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未来产业投入的积极性。从风险类型来看，主要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外部风险三类。

（一）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风险

未来产业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阶段面临较大的内生性技术风险。这不仅包括技术研发本身的失败风险，还包括技术路线和技术接纳方面的风险。

1.技术路线风险

未来产业处于科学探索的“无人区”，最显著的特征是技术演进路径的高度不确定性，这直接引致了技术路线风险。一是会面临较大的技术分叉和“选错赛道”风险。未来产业往往存在多条并行的潜在技术路线（如量子计算中的超导、离子阱、光量子路线）。企业或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进行事前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前景模糊，一旦押注的路线最终被证伪或被竞争路线超越，前期巨大的研发投入将沦为沉没成本，丧失转向的时间窗口。二是会面临物理极限和“技术停滞”风险。与一般产业的技术范式都遵循S形曲线演化相比，未来产业风险在于，当投入边际收益递减时，新的技术范式可能将迟迟不能接续。一旦技术进步出现类似摩尔定律失效的情形，即使研发投入呈指数级增加，也难以带来相应的性能提升，将导致产业陷入“高投入、低产出”的“内卷化”陷阱。

2.技术接纳风险

技术可行性并不等同于社会接纳度。未来产业的许多技术具有强烈的伦理冲击力和社会重构力，可能引发技术接纳层面的风险。一是会面临技术的认知盈余和“感知效用”背离风险。依据技术接受模型，用户接纳取决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未来产业往往伴随着极高的认知门槛。如果技术过于复杂，或者其带来的边际效用无法覆盖用户的学习成本和行为改变成本，市场将拒绝采纳，即出现所谓的“叫好不叫座”现象——尽管技术本身十分先进，但用户找不到刚需场景，导致产品由于缺乏商业闭环而夭折。二是会面临技术的伦理规制和“社会合法性”风险。由于未来产业技术呈指数级演化，而制度的演化速度呈线性，这种“步调差异”导致未来产业容易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不断冲击现有社会伦理规范、法律框架和就业结构，引发负外部性。如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加密货币等未来产业，可能因触发生物伦理或法律红线而被叫停，导致产业发展路径被迫阻断。三是会面临基础设施支撑不足风险。未来产业成长需要特定的基础设施，如氢能需要加氢站、深海空天开发需要深空或深海管理系统。如果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于技术研发，会形成“木桶效应”，导致产业成长停滞。

（二）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市场风险

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能否跨越商业化的门槛、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是未来产业生存的关键。市场风险主要体现在产业成长和市场竞争两个方面。

1.产业成长风险

产业成长风险主要是指未来产业在“从0到1”及“从1到N”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需求与环境之间的不匹配。一是会面临“技术—经济”非耦合风险。未来产业往往代表着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但这也意味着其技术成熟度与商业成熟度之间可能存在脱节。这便是著名的“死亡之谷”陷阱，即基础研究虽然在实验室取得突破，但由于缺乏工程化验证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产业在实现规模化量产之前就耗尽了资源。二是会面临需求伪证和非连续性风险。在未来产业发展早期，主要用户往往是“技术狂热者”，其需求偏好与大众市场中的“实用主义者”完全不同。许多企业误将早期采用者的热情当作大众需求的信号，导致产品定义偏差。如果产业无法及时调整产品定义以满足大众需求，将难以实现规模经济，长期受困于高昂的边际成本，最终导致产业夭折。

2.市场竞争风险

市场竞争风险源于市场主体之间围绕技术租金进行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一是会面临路径依赖与“次优技术锁定”风险。根据Arthur的报酬递增理论，某项技术一旦获得先发优势（如建立了初步的技术标准或基础设施），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机制可能导致技术指标并非最优、但市场推广策略更强的技术最终胜出，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存在巨大的转换成本，整个产业可能被“锁定”在这一次优路径上，从而制约产业整体的技术上限。二是会面临在位者的防御性竞争风险。传统科技巨头为了维持其既有的垄断地位，往往会对未来产业中的初创企业采取打压策略。最典型的是“扼杀式并购”，即巨头收购初创企业并非为了发展其技术，而是为了消灭潜在的竞争威胁。此外，巨头还可能利用“专利丛林”阻碍新进入者，导致市场竞争活力下降。三是会面临平台寡头垄断风险。特别是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未来产业中，数据和算法具有较强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这种特性容易使市场演变为双寡头或单寡头垄断格局。在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作用下，后发企业即使拥有领先的技术，也难以打破既定的市场壁垒。

（三）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

随着当前全球化步伐开始放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未来产业已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焦点。地缘政治和制度竞争风险构成未来产业最不可控的外部变量。

1.地缘政治风险

这一维度的核心风险在于“科技的泛安全化”，即主导国将经济依赖关系转化为政治武器，对全球产业链进行切割和重构。一是会面临“小院高墙”和精准封锁风险。现阶段的国际竞争态势显示，竞争对手不再追求全面经济脱钩，而是转向针对关键节点实施精准打击，如高端芯片、光刻机、工业软件等领域。这种“卡脖子”战术直接切断了技术输入管道，导致后发国家的研发周期被迫拉长，技术迭代面临停滞风险。二是会面临供应链的“友岸外包”与碎片化风险。在地缘政治逻辑的主导下，关键矿产、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品的全球供应不再遵循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原则，而是流向意识形态盟友。这可能导致非盟友国家面临供应链断供的威胁，或因供应链重构而成本剧增。三是会面临技术体系分裂风险。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技术体系可能分裂为“两个平行世界”。这种分裂不仅增加了跨国企业合规成本，还破坏了全球统一市场，导致全球创新网络的正外部性显著减弱。

2.制度竞争风险

未来产业竞争的最高形态是标准之争，谁制定了标准，谁就锁定了全球产业的支配权，这导致各国展开激烈的制度竞争。一是会面临“事实标准”的路径锁定风险。先发国家倾向于通过抢占人工智能治理、6G通信、无人驾驶等领域的“事实标准”，构建极高的转换成本门槛。这种锁定效应一旦形成，将迫使后发者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难以通过技术追赶实现跃升。二是会面临规则壁垒风险和“布鲁塞尔效应”。以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倾向于利用其庞大的单一市场影响力，通过碳关税、数据隐私法案等合规性工具，打造复杂的非关税壁垒。这种“布鲁塞尔效应”实质上是通过制度输出来削弱竞争对手的成本优势，为本国未来产业成长构建“护城河”。

三、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多元化未来产业投入机制

面对上述多维度的风险叠加，单纯依靠传统的、单一的市场化投入机制难以为继，易导致产业陷入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低转化率的困境。因此，构建一套分工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复合型投入增长机制，成为破解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难题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未来产业的投入机制设计必须超越传统单一模式，转向构建以平台企业和初创企业为核心，以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为辅助的多元协同生态，通过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平滑技术演进的风险曲线，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商业闭环的全链条赋能。

（一）将平台企业打造为未来产业的生态治理和资源整合枢纽

作为未来产业产业链的“链主”，平台企业应利用其数据、算力和生态优势，构建开放、共生的资源整合机制，解决“投向哪里”效率最高的问题。

1.通过平台企业建立“赛马式”企业风险投资投入机制

面对未来产业技术路线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单一企业的封闭式研发容易面临“选错赛道”的风险。因此，平台企业可利用企业风险投资模式，在同一领域投资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初创团队，如量子科技领域同时布局超导量子和光量子路线等，实现多路径并行布局。这种“赛马式”的投入策略，能够有效对冲单一技术路线被证伪或被超越的风险，避免陷入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同时，平台企业应摒弃旨在消灭竞争威胁的传统“扼杀式并购”策略，转向“共生型”投资，将投资标的视为生态伙伴，通过开放场景和数据，帮助其成长，从而激活整个生态的竞争活力。

2.通过平台企业建立通用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机制

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未来产业容易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且易受摩尔定律失效影响，使研发投入呈指数级增加，从而陷入高投入、低产出的“内卷化”陷阱。对此，平台企业应构建通用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机制，将算力平台、大模型底座、开发工具链等通用能力向生态开放，以此降低中小企业的研发门槛和边际成本，避免全行业重复“造轮子”，形成更有效的资源利用环境。

3.通过平台企业建立标准和规则的“协同确立”机制

面对地缘政治导致的技术体系分裂风险和“事实标准”锁定风险，平台企业应带头承担起标准和规则“协同确立”的责任。通过牵头组建跨国或跨行业的产业联盟，投入资源建设共性技术平台，平台企业推动联盟内各类主体实现互联互通，加速形成“事实标准”，增强我国在未来产业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规避被排斥在国际主流技术体系之外的风险，并有效应对欧盟等经济体利用合规性工具构建的规则壁垒。

（二）将初创企业打造为未来产业的颠覆性创新者和市场试错主体

作为未来产业中最具活力的主体，初创企业是应对颠覆性技术突袭和非连续性需求风险的主力军，其投入机制应聚焦敏捷迭代和差异化竞争。

1.通过初创企业建立敏捷迭代的“精益试错”投入机制

在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双重不确定的背景下，初创企业的核心优势在于灵活性。初创企业不应追求一步到位，而应采取“最小可行性产品”策略，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最小可行性产品”的开发中。通过快速投放市场、收集反馈、快速迭代，以最小的成本验证商业模式。这种机制能有效应对需求伪证风险，避免在错误的方向上消耗过多资源。同时，针对大众市场对新技术认知门槛高的问题，初创企业可将资源集中投入极客群体或利基市场，着力挖掘长尾客户需求。通过满足早期采用者的需求，逐步积累数据和口碑，为跨越鸿沟积累势能。

2.通过初创企业建立规避“被锁定”的差异化投入机制

面对科技巨头的防御性竞争和平台垄断，初创企业应避免与平台企业在通用底座层面直接竞争，将研发投入聚焦于垂直应用层或平台企业尚未覆盖的“生态缝隙”，走差异化竞争路线。同时，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初创企业应保持对替代技术路线的关注和适度投入。这种技术路线的“备胎”策略既是为了防止自身陷入“次优技术锁定”，也是为了在遭遇颠覆性技术突袭导致的“诺基亚时刻”时具备“转身”的能力。

（三）将政府部门打造为未来产业的战略引导者和“耐心资本”供给者

在未来产业萌芽期，由于技术成熟度与商业成熟度脱节，私人资本往往因规避风险而缺位。此时，政府部门不能仅做未来产业的“守夜人”，更应成为敢于承担首亏风险的“战略引导者”和“耐心资本”供给者。

1.通过政府部门建立容错型“耐心资本”投入机制

针对未来产业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多等特点，政府应设立多层次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改变传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年度考核导向，建立以十年为周期的长周期绩效评价体系。这能确保在技术演进的早期阶段，不因短期财务回报压力而撤出资金，从而有效对冲研发失败的高风险。同时，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时，政府基金应设计“让利”或“优先承担亏损”条款，即在项目失败时，政府资金先于社会资本承担损失；在项目获利时，政府资金可适当让利，仅收回本金或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收益退出。通过这种非对称的风险分担机制，撬动犹豫不决的社会资本进入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高风险领域，解决“事前选择”面临的资源匮乏问题。

2.通过政府部门建立布局“新基建”和关键环节投入机制

未来产业的成长高度依赖特定的新型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不足会使其面临较大的技术接纳风险。对此，政府应将此类具有强正外部性但短期收益低的新型基础设施纳入公共财政投入范围。通过超前建设，消除产业成长的“木桶效应”，防止因配套滞后导致的技术停滞。同时，面对“小院高墙”和精准封锁风险，政府需集中力量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关键“卡脖子”节点进行战略性投入，保障产业链的安全和韧性。

3.通过政府部门建立早期市场的“首购”投入机制

针对未来产业早期面临的认知盈余和“感知效用”背离风险，以及需求非连续性导致的市场冷启动难题，政府应扮演“第一客户”角色，设计首台（套）采购制度，通过政府采购为前沿技术提供验证场景和初始订单。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生存资金，而且提升了技术的“社会合法性”，降低了后续的市场教育成本。

（四）将科研机构打造为未来产业的原始策源地和知识溢出中心

未来产业源于科学发现。联结科学与技术的桥梁，正是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应构建独特的投入机制，以实现持续的原始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化解技术停滞风险。

1.通过科研机构建立非共识性项目的“长期保底”投入机制

现有科研体制往往倾向于资助共识性较高的项目，容易错失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但共识性较低的未来产业技术。科研机构应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尚未被主流认可但具有理论突破潜力的非共识项目，完善“冷门”和“异端”技术研发支持制度。这种投入机制旨在突破现有技术范式的S形曲线天花板，寻找下一代技术范式，从而从根本上规避“技术停滞”风险。同时，建立符合未来产业研发规律的经费管理制度，实施允许试错、包容失败的财务管理制度。考核不以短期论文或专利数量为唯一指标，而是关注其对基础理论的拓展贡献。

2.通过科研机构建立“沿途下蛋”的转化和激励机制

为了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科研机构需加强知识溢出的成果转化动力机制。实施产权激励制度创新，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通过将智力资本转化为股权资本，激励科研人员主动参与成果转化，将僵化的技术资产转化为活跃的市场资产。同时，投入资源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填补基础研究与工程化之间的空白。通过搭建小试、中试平台，验证技术可行性和商业潜力，降低后续产业化投资的盲目性。

四、我国未来产业投入增长与风险分担的政策支撑体系构建

“十五五”时期是未来产业从前瞻布局走向落地生根的关键窗口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未来产业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政策上要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这为我国构建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的政策体系指明了方向。不同于传统产业政策，未来产业政策应基于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构建以政府为牵引、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体系，通过财政、金融、产业、监管等政策协同发力，实现创新资源有效集聚和风险合理分担。

（一）完善财税金融政策，构建多元化资源投入体系

针对未来产业资金需求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应构建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金支撑、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着力培育“耐心资本”。

一是强化财政资金的“耐心”引导作用。建立国家与地方联动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在基金章程中明确“政府出资部分优先承担亏损”的条款。壮大“耐心资本”成员，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提高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其通过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未来产业领域，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长期资本供给。

二是打造匹配未来产业特征的信贷税收体系。完善科技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商业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推广“技术流”评价体系，开发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等适应未来产业轻资产特征的信贷产品。实施精准税收激励，针对未来产业企业研发投入大的特点，探索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并对处于亏损期的初创企业实行“税收抵免结转”或“研发退税”政策，降低企业现金流压力。

三是畅通资本退出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应优化科创板、创业板上市标准，降低对未来产业企业短期盈利要求，转而考核其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质量及技术成熟度。允许尚未实现商业闭环但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上市融资，为早期投资人提供清晰退出路径，形成“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

（二）健全各环节风险分担体系，实现全生命周期风险覆盖

风险分担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应根据未来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风险特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风险治理体系。

一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技术风险共担体系。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提出技术难题，联合高校院所进行“揭榜挂帅”。政府通过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分担研发失败风险，企业则承诺成果转化应用，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领域，由国家投资建设大科学装置和共性技术平台，向企业开放共享。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风险，还为“从0到1”的突破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是构建市场化商业风险对冲体系。一方面，完善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针对未来产业产品初期成本高、可靠性待验证的问题，应扩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政策覆盖面，由财政给予保费补贴，保险公司承担质量和责任风险，消除用户“不敢用”的顾虑。另一方面，创造早期应用场景。政府带头通过“创新采购”为未来产业培育早期市场，在智慧城市、医疗健康等公共领域率先应用新技术、新产品。通过“场景驱动”化解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帮助企业跨越“达尔文之海”。

三是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和安全治理体系。推行“沙盒监管”模式，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可能引发伦理或安全风险的领域，不宜简单“一刀切”。应建立“监管沙盒”，在特定范围内允许企业试错，同步开展风险监测和评估，待技术成熟、风险可控后再推广。这既能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保护创新火种。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未来产业技术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加强对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的风险排查。此外，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通过全球治理合作分担跨国界的技术伦理和安全风险。

（三）强化战略协同和人才开放生态，为政策实施营造良好环境

构建我国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政策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重视战略协同和生态构建。

一是加强央地协同和差异化布局。落实“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中央层面重点抓好战略规划和宏观指导，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层面则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择细分赛道进行差异化培育。例如，东部沿海地区聚焦原始创新和高端制造，中西部地区则可发挥能源和资源优势，布局相关配套产业，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梯队。

二是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工作。人才是未来产业的第一资源。要打造多层次未来产业人才队伍，既要引进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又要培养善于转化应用的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在高校设立未来技术学院，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立健全科研人员尽职免责机制，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让创新者无后顾之忧，让承担风险者有合理回报。

三是坚持开放式创新。开放是未来产业创新的必由之路。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国仍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在6G、人工智能伦理、生物安全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支持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走出去”，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同时，吸引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跨国公司来华设立未来产业研发总部，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渠慎宁.未来产业的效益创造、风险识别与投入机制设计[J].改革,2026,(03):6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