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2025年，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产值已接近6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再翻一番或更多，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新兴支柱产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面对5年翻一番乃至更多的宏伟目标，如何推动其实现更快速度的成长、更高水平的技术突破以及更广泛领域的渗透？这需要我们深化理论认识，强化目标和问题导向，并探索科学的政策供给。
一、充分认识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意义
新兴支柱产业，是指兼具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特征，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产业。准确理解其内涵，必须把握好新兴与支柱的辩证统一关系。“新兴”强调的是产业的技术前沿性、模式创新性和成长潜力，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支柱”强调的是产业的经济体量、带动能力和战略地位，体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于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以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兴支柱产业是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的重要力量。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光辉历程，我们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工业实现了从基础薄弱到体系完备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强不强”。这一转变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新兴支柱产业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抓手和重要引擎。
新兴支柱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低、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它们处于创新链的前端、价值链的高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例如，集成电路作为“工业粮食”，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底座，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智能经济的根基深度和产业安全的保障程度。无论是智能手机、高性能计算，还是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都离不开芯片的强大支撑。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就是要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跃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加速经济发展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实现新突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新兴支柱产业是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传统产业增长空间收窄，部分行业出现结构性供求失衡。传统增长动力边际减弱，出口增长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稳住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新兴支柱产业恰恰具备这样的体量规模和发展潜力。从6万亿元到10万亿元的增长空间，不仅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指标，更是扩大就业容量、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保障。
更重要的是，新兴支柱产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度和辐射带动效应，能够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以低空经济为例，它融合了航空器制造、低空飞行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服务保障等多个环节，涵盖了原材料、零部件、整机制造、飞行服务、维修保障、教育培训等整条产业链。一个产业的崛起不仅能带动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等上游产业发展，还能催生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农林植保、旅游观光等下游应用场景的繁荣。因此，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是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的战略举措，对于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大盘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压舱石”作用。
第三，新兴支柱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催生一批新兴支柱产业，并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纺织机械、蒸汽机，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化工、汽车，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信息、计算机、互联网，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带来了产业体系的革命性重构，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谁抓住了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机遇，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无论是集成电路对于产业链安全，还是航空航天对于大国博弈，都事关国家战略全局。更为关键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经济，正在成为串联新兴支柱产业的“中枢神经”，推动产业从孤立发展走向协同共生，形成“1＋1＞2”的聚合倍增效应，既能协同融合，又有放大效果。因此，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不仅是当前经济的重点工作，更是关乎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战略任务。
二、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现阶段，新兴支柱产业要真正挑起大梁，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第一，从发展态势看，“快”与“好”的平衡面临考验。“快”体现为产业规模的极速扩张，“好”则指向产业链的韧性与核心竞争力。目前的挑战在于，尽管“快”的指标亮眼，但“好”的成色有待提升，部分领域虽然规模居前，但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单纯的规模增速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发展质量。因此，如何在高速奔跑中调整姿态，补齐核心短板，实现从“速度型”向“质量型”的根本转变，是平衡“快”与“好”的关键所在。
第二，从产业生态看，“点”与“面”的协同存在短板。新兴支柱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但目前，这一生态还存在不少堵点。一是创新链条不贯通。产学研用融合不深入，原创性成果供给不足，高校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不够。二是产业链协同不充分。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有待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嵌入产业链的程度不够深，高端芯片、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短板。三是基础设施配套尚需完善，尤其是适应新兴支柱产业发展的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第三，从要素保障看，“供”与“需”的错配依然突出。一是人才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口。高端复合型人才、顶尖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数量仍显不足，AI制药、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人才供需矛盾较为突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仍有待完善。二是资金供给“耐心”不足。新兴支柱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需要“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但目前，早期硬科技投资占比偏低，社会资本更倾向于追逐短期回报，与产业需求不匹配。三是数据要素流通不畅。“数据孤岛”问题依然突出，算力设施与科研场景协同机制仍需完善，AI赋能基础研究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第四，从体制机制看，“立”与“破”的节奏需要把握。新兴支柱产业往往伴随新规则、新模式，对现有监管体系提出新挑战，体制机制创新的滞后与错配问题不容忽视。以智能机器人产业为例，人机协作的多模态安全标准体系仍在建设中，复杂动态场景下的安全距离管控、碰撞检测等技术规范尚需统一。地方保护与无序竞争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地方在招商引资中仍然存在非理性竞争倾向，开出超常规优惠条件，可能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闲置、资源浪费。此外，部分地方在市场准入上设置隐性壁垒，变相限制外地企业参与竞争，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精准施策，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做优做强
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通过精准施策加快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
首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支撑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成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其中，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是我们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关键优势。这是因为，完整产业体系不仅因门类齐全而构建了完整产业生态系统，还带来了显著的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一方面，国内全流程制造大幅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加速产业配套；另一方面，原材料与零部件的境内流转有效规避了关税、跨境手续费及汇率风险，依托成熟物流网络降低库存与运输成本，确立全球竞争的成本高地。
为此，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以工业体系完整性为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对冲部分产业退出所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保链稳链，重点关注链主企业对全产业链的带动作用，防范产业链中断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
二是强化“补短板”“锻长板”，夯实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根基。聚焦集成电路、基础软件、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环节，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同时，在人工智能、5G、先进轨道交通等优势领域，增强“中国标准”在全球的引领性，形成“我不可缺”的产业协同态势。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从源头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新优势。针对高风险、长周期战略领域，统筹布局大科学装置，鼓励龙头企业牵头产学研协同攻关。打通“从科学到产业”转化通道，建设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助力成果跨越“死亡之谷”。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以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强化体系优势。
其次，创新体制机制，破解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一是创新监管模式，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针对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领域，遴选特定区域或场景，开展包容审慎监管试点。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进行先行先试，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推动成熟做法转化为标准规范或政策法规。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改革，为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人才力量。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推行“双导师制”和“工学交替”模式。鼓励企业专家到高校兼职授课，高校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国家急需的前沿学科，稳步扩大招生规模。
三是积极发展耐心资本，为新兴支柱产业成长提供适配的金融供给。整合现有政府投资基金，组建新兴支柱产业母基金。优化差异化考核机制：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硬科技项目的子基金，适当提高亏损容忍度、延长考核周期，降低或取消年度返投比例硬性要求，引导资本长周期陪伴硬科技研发。
四是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新兴支柱产业发展需求，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推进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推进万兆光网部署应用；夯实数据基础设施底座，以应用场景拓展为牵引完善低空基础设施。
再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迁。从需求侧看，要补齐短板，为新兴支柱产业拓展市场空间。新兴支柱产业要真正成长起来，最终要靠市场检验。要着力夯实居民消费能力，通过稳岗扩岗、发展新业态、完善工资增长机制，让居民“能消费”；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入并深化改革，增强居民“敢消费”的信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创新数字、绿色、智能消费场景，优化“愿消费”的体验环境。特别要围绕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以高质量供给激发多元化消费潜力，让新技术、新产品更快进入寻常百姓家。
从供给侧看，要调结构，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成长。供给结构的优化，核心是让“新兴”真正成长为“支柱”。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支柱产业联动发展。以数字智能、绿色低碳技术深度赋能传统产业，通过标准引领提升发展质量，通过服务型制造提升附加值，同时加大传统产业新产品开发力度，精准对接新兴支柱产业的原材料与零部件需求，实现“老树发新枝、新芽成大树”。推动新兴产业走向新兴支柱产业。探索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以关键共性技术与前沿引领技术为支撑，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完善产业政策，破除“内卷式”竞争。加快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强化竞争中性原则，减少对特定企业的直接干预；引导资源更多流向高精尖前沿创新领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技术能级；加强中央与地方政策协同，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避免同质竞争与重复建设，防止资源错配与效率损耗。
最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为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创造良好宏观环境。在供强需弱格局下，地方“抓生产促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可能会造成宏观层面的合成谬误。在外需走弱、国内需求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出于稳增长和稳就业考虑，继续将工作重点放在加大项目投资、扩大产能和提升工业产出上，以对冲地方经济下行压力。这种供给扩张的政策取向长期会形成大量生产能力，带来全国范围内的产能过剩、产业内卷和通缩压力。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企业可能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而陷入价格而非创新的非理性竞争。
要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着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使用稳定政策着力提振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使用增长政策做优总供给，使用结构政策提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适配度。通过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策合一”，着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稳定政策要加大力度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疏通传导机制，为新兴支柱产业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新兴产品提供更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财政政策加快支出进度，确保投向新兴支柱产业的国家重大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增长政策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着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稳步提升新兴支柱产业的供给质量，同时提前防范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做好人才结构性调整准备。结构政策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在生产端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新兴支柱产业的关键环节和短板领域，在消费端通过优化收入分配为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培育更广阔的消费市场，真正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成长打开新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