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周年，在入世的15年间，中国工业发展凭借低成本优势（主要是全球化制度安排带来的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比较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2014年以后，随着工业发展制度环境的变化，尤其是2016年底美元指数稳占100以上，强势美元导致中国工业发展的成本优势已经逐渐消失。
一、中国工业发展由低制造成本向高制度成本转变
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先后执行空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长达8年的全球范围前所未有的负利率制度性安排，导致了空前低廉的企业融资成本，但同时催生了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以其对中国工业发展影响为例：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从未有过的低资金成本发展环境，中国各类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入迅速扩表期，制造业大规模投资端固定资产投入和融资端资产负债率同时提升。
一方面随着资产价格（在我国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上升，我国主要工业发展区域（除重庆外）工业成本急剧上升，一些传统的高端制造的区域如上海、浙江、珠三角等地区出现了去实就虚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2016年11月，美联储升息前景迅速明朗，强美元呼之欲出，负利率时代进入尾声，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中国工业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进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到了转折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首次面临内外制度性高成本交错上升的不利局面，如果不能有效从制度环境（内外制度环境）和经营战略上应对急剧升高的高成本，实现工业发展从要素拉动到创新发展的转变，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前景堪忧。在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三去一降一补”成为未来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其中特别提到了降成本主要是降制度性成本，那么当前我国工业发展中哪些制度性成本上升了呢？
二、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五重制度性成本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制度性变化，导致我国工业成本上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人民币贬值预期带来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高企，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中国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全世界的资源和能源，以能源为例：在2005年～2015年这10年间，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从6.0%上升到了16.3%，原油的依存度最为严重，从2005年的39.5%上升到了2015年的60.69%，首次突破了60%的大关。在过去10年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增加最为明显，2015年为31.89%，而10年前该数据仅为-6.4%。而在最近一年中，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形成，加之长期存在的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定价权方面的缺失，导致我国工业急需的能源、资源价格的大起大落，会大大增加工业的成本。可以预计的是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和从定价制度而言金融化倾向，我国工业发展所需的世界性能源与资源成本已经进入上升时期。
（二）国内资产价格高涨格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急升。2008年以来，由于我国各主要工业区（除重庆以外）的房地产价格等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带动各种租金上涨，企业用工在效率没有提升的条件下，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过去以劳动力密集的低人工成本优势已经逐步丧失，轻资产的公司在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转移、最近值得关注的是重资产类型的公司，如富士康也在进行策略调整，准备大规模使用机器人和在美国投资生产线。
（三）金融危机8年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带来的固定成本的刚性。金融危机之后，作为危机应对的机制，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统一协调，进行全球性负利率制度性安排，导致国际市场流动性泛滥，我国工业企业在筹资端负债率迅速上升，导致固定的财务费用越来越大，在投资端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每年维护保养费用构成了企业的刚性经营成本。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的双重叠加，固定成本高企。
（四）全球负利率制度安排的转向导致的中国工业总体成本上升。2016年年底，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的迅速加快，导致全球负利率制度安排在源头上出现了转向，美元升值预期的加强，导致全球资本环流发生变化，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出现，在高杠杆的作用下，我国工业发展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有可能从“资产荒”进入“资本荒”阶段，在全球贸易总量萎缩的背景下，我国工业发展总体风险迅速上升。。
（五）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成本的制度性下降，导致的我国工业成本的相对上升。在本轮全球化进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工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高企，主要是人工成本刚性，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推动产业回归主要依赖于从制度性安排方面降低成本，从而解决就业。以美国为例，降低工业成本的制度性安排多管齐下，推拉结合，概括起来是以拉力为主，推力为辅。
就拉力而言，主要策略是全面降低制度性成本，首先从制度性成本最大的一项减税做起，所得税开始，英国、美国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低到15%;是废除企业替代性最低纳税限额。取消“国内特定生产活动”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和绝大多数经营性税收抵免。允许美国制造业公司选择将资本投资完全费用化，增加税前扣除，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还有可能下一步修改最低薪酬的法律。
其次拉力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强势美元的制度安排，这可以对美国工业降低成本带来三重好处：第一是降低工业发展的能源成本。美国天然气一立方9美元，只有中国的1/5的价格。美国电价一度电卖4.5美分，不到3毛钱，也是中国一半的价格。运输成本也是中国一半的价格。第二是推动跨国公司主要以避税为动机的大量现金回流美国。据英国知名资本运营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安德鲁·亨特（Andrew Hunter）统计，美国公司2015年在外国囤积的现金总额已经高达2.5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14%。美国新任政府对美国企业海外回流的利润一次性征收10%的税款，将所得税收用于投资密歇根州等存在经济困难的州。
在推力方面，美国主要策略是三个重点突破：第一是宣布退出TPP，在全球化制度安排层面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保护。第二是在重点工业领域，如汽车制造利用“质量门”事件，形成法律诉讼，削弱对美国工业发展构成直接竞争的德国日本企业。第三是在国际贸易层面，呼应欧盟、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条约，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为通过贸易战对我国工业品征高关税埋下伏笔。
三、破解中国工业发展高成本困局的对策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高成本困局主要是国内外制度成本引发，因此当前从降低制度成本入手是应对、破解我国工业发展高成本困局的治本之策。最终推动我国工业发展转型：实现依靠外部环境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发展阶段到依靠制度支撑创新的绝对优势发展阶段。
（一）以发展生产性型服务业和掌握工业标准为突破口，实现工业发展价值链高端突破，以创新化解成本。消化高成本，根本上是要提升价值。我国工业发展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低端，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不足和工业标准的制定权制约着我国工业发展走向价值高端。在全球化进程转折时期，我国应该鼓励制造业的兼并收购，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结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工业标准的制定（如最近华为参与5G标准制定），实现弯道超车。
（二）以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为主要方式降低资金成本上升带来的风险。我国目前工业企业负债上升比较快，这些生产性的负债是有现金流支撑的，主要是流动性差，债转股（应主要以可转换债券为主）和资产证券化是增强流动性的救急之策，也是建立全国性企业债券市场正当其时，以资产证券化化解债务流动性风险。
（三）以并购资源和开拓市场为方向消化存货成本。中国工业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也需要中国产品，在全球美元荒背景下，我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加大资源并购力度，并试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提升沿线国家购买力，尤其注重加强产能合作和中国工业标准的输出，提升中国工业走出去的实力。
（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消化工业固定成本。以中国工业2025为指南，开展中国工业补课工程，补上中国工业2.0（自动化）和中国工业3.0（信息化）的短板，加大技术人员培养，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消化大规模工业装备改造、更新、构建带来的固定成本。
（五）以发行特种工业振兴国债，在重点工业区域建设产业工人安居房，化解房地产价格高企带来的人工成本，推进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产城一体的可持续城市化进程。中央统筹、严格财政纪律，以中央政府特种国债改变地方政府（尤其是重点工业区域）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引导资本向制造投入，在房地产价格高企的地区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如果购买工业建设债券则可以抵税），用于在重要的工业基地降低工业企业税负。降低工业企业增值税（可以比照出口退税的做法在重要工业基地试行）和企业所得税（比照英美，降税到15%），降低中国工业的制度性成本，扩大工薪阶层工资税前抵扣范围，实现家庭纳税，降低产业工人个人税负，培植中国工业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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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时杰
编发/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