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经济学界围绕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和争鸣，例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否使计划经济可行、“逆全球化”、“长期停滞”假说的理论争议和实证分析等。
大数据能否使计划经济可行
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否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肇始于马云于2016年11月所说“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2017年5月，马云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言时再次认为，大数据使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
对于这一观点，很多经济学者持否定态度。钱颖一认为，计划经济不只是信息收集和计算问题，还涉及对人的激励问题，由于激励问题难以预测，因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无法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2016年12月4日发言）。朱海从获得价格信息的机制和产生价格信息的机制的不同，说明了大数据的局限性。他认为价格不是“信息”概念，而是“过程”概念，反映的是企业家竞争、发现并产生价格的过程，大数据无法代替这一过程，也无法帮助个人在市场中做决策，因而无法代替市场本身（《大数据不能使计划经济变得可行》，《深圳特区报》2017年6月27日）。张旭昆通过梳理计划经济的思想源流，认为大数据无法满足计划经济所需数据的体量、真实性，也不能帮助计划当局对互相冲突的经济目标做权衡；同时，计划经济不利于个人自由的表达和创新思想的建立，因此大数据不应用来重建计划经济（《大数据时代的计划乌托邦——兼与马云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通过大数据“复活”计划经济表示质疑，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大数据可以服务于“新计划经济”。王庆林认为，未来大数据将成为生产资料，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实现国家宏观计划经济（《供给侧改革下的新计划经济——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思考》，《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7期）。王彬彬和李晓燕认为，大数据可以发现和利用默会知识，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技术条件，平台经济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组织条件（《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李三虎等人认为，目前大数据技术不足以使计划取代市场，只能部分地使计划起到有效资源配置的作用（《数据社会主义》，《东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此外，徐映梅和高一铭虽然没有论证大数据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但从实证角度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CPI舆情指数，认为此方法可以改进CPI预测精度，肯定了大数据在经济预测中的作用（《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CPI舆情指数构建与应用——以百度指数为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逆全球化”问题
2017年，经济学界争论的另一问题是“逆全球化”。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未来“逆全球化”的走向和程度；二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责任大小。
很多学者对全球化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高培勇认为全球化思潮不会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徐康宁也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经济全球化变局、经贸规则重构与中国对策——“全球贸易治理与中国角色”圆桌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包群从深度融合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入手，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会因某些国家的政策而发生根本改变（《“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谢丹阳和程坤认为，虽然“逆全球化”思潮时而出现，但人类有智慧利用科学技术使全球化进程可持续（《“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也有学者对未来形势有所担忧。高柏从各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出发，认为未来“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将增加（《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逆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陈建奇认为，“逆全球化”的风险短期内不会增加，但长期来看，有可能出现“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或是2017年最大看点》，《企业观察家》2017年第2期）。佟家栋和刘程基于罗迪克“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在缺乏有效协商机制的情况下，“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发生（《“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对“逆全球化”问题的另一个分歧是中国的应对之策。很多学者建议我国在此期间承担起大国责任，但对于中国可以负责的能力大小，则有不同意见。胡鞍钢和王蔚认为，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无法承担自由贸易责任的情况下，以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可以扛起“新全球化”大旗，中国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成为“新全球化”的顶梁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可以在促进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方面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角色与世界作用》，《学术界》2017年第3期）。徐坚提出，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但还无法完全替代发达国家的作用（《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李向阳，他从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中国应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引领全球化的结论（《“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吴春也认为，应以G20国家为核心，打造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以“一带一路”战略阻挡“逆全球化”问题分析》，《商场现代化》2017年第12期）。
“长期停滞”假说之争
“长期停滞”假说由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自2013年首次提出后，即受到经济学界广泛关注。他主要从均衡实际利率为负和总需求不足的“迟滞效应”两个方面，解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低位运行的原因和对未来经济低增长常态化的担忧，认为在负利率的状态下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应主要借助财政政策来应对（“Why Stagn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The Financial Times, 2013）。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博利奥提出不同观点，他在罗格夫的“债务超级周期”假说基础上提出“金融周期延滞”假说。他列举了一系列证据，证明“金融周期延滞”假说优于“长期停滞”假说，并认为不同国家要针对不同情况从需求管理向结构性方法转变，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再平衡，强调了更加系统地处理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政策框架的调整（“Secular Stagnation or Financial Cycle Drag?”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 33rd Economic Policy Conference, 2017）。
除在理论层面探究“长期停滞”假说外，不断有学者用实证检验“长期停滞”假说成立与否。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并不能阻碍GDP增长，在控制了GDP等变量后，研究期内50岁人口比例的增加与同时期的GDP增速正相关。其研究结果削弱了“长期停滞”假说从总需求角度解释世界经济低迷的效力，并对机器人替代人力持较乐观态度（“Secular Stagnation? The 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日本学者采用美国和日本大企业数据表明，两个国家的大企业情况可以解释30%—40%的产出波动；供给冲击是解释两国产出长期放缓的主要原因，需求冲击只具有短期效应，证明了美国经济学家戈登从供给角度解释长期停滞现象的理论（“Large Firm Dynamics and Secular Stagnation: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he U.S,”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no.17-E-8, 2017）。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定性方面，且对世界经济低迷的看法更多趋于结构性，即需求侧和供给侧兼具，政策建议也多坚持供给与需求双管齐下。
朱民在萨默斯描述的世界经济低位增长的现象基础上，从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全球收入分配、贸易收入弹性、能源供给结构、科技创新、政治风险等因素，分析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认为未来世界经济还将处于一个持续低迷状态（《世界经济：结构性持续低迷》，《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曹永福从经济活力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认为我国应支持创业、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美国经济活力下降：事实、原因及后果》，《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6期）。陈彦斌和韩少华虽然认为萨默斯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经济，但仍测算了中国的均衡实际利率水平，认为3%的利率水平表明我国经济尚未陷入长期停滞，中国应在提供宏观调控效率的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萨默斯长期停滞理论辨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