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产业转型和跃升的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能否顺利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成为中国产业抓住数字智能时代转换重大历史机遇重塑新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对产业地位和市场作用正不断提升的中小企业而言，其所具备的要素规模、资源实力和经营特征，显然无法支撑其各自独立地去应对、完成这样的转型。如何有效地引导、帮助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作为后发的工业大国，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实现全面赶超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产业能力从量到质、产业品质从低到高的转型和跃升。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导的“新工业革命”，既为实现这样的转型和跃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机遇和方向性指引，又为推动这样的转型和跃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技术手段。因此，作为产业转型和跃升的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能否顺利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成为中国产业抓住数字智能时代转换重大历史机遇重塑新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对产业地位和市场作用正不断提升的中小企业而言，其所具备的要素规模、资源实力和经营特征，显然无法支撑其各自独立地去应对、完成这样的转型。这样一来，如何有效地引导、帮助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地方政府要致力于培育内生性区域产业组织新生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表明，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形成的推手，是克服市场失灵，动员和组织产业要素、激发和集聚产业活力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及对中小企业群体的主动引导和大力扶持，同样是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之一。只不过，地方政府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高产业治理水平。发展观念要从过去寻求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控制，转变为强化对区域性产业组织新生态的营造；行为方式要从过去直接配置资源和干预具体企业的市场行为，转变为参与和主导区域目标产业的组织过程。当前，地方政府对数字智能时代转换以及中小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时代转换背景下的产业及产业组织、产业治理乃至产业组织新生态的理解至关重要。
过去，为尽快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通常更重视大企业，希望更多地从区域外部直接引进大资本、大项目，通过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不断扩大区域经济增量。现在，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上述发展观念和行为方式转换，着眼于区域内内生性、长远性的经济存量提质增效和内涵式拓展以及产业能力提升，面向广大中小企业，营造、优化满足这一群体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双创”区域环境，通过适宜的、服务导向的环境以强大的公共技术和产业链、产业网协同为中小企业技术赋能、组织赋能和管理赋能，使区域经济增长建立在中小企业群体动力不竭和活力充沛的坚实基础上。简言之，地方政府一是要建立、完善区域性中小企业政策体系，二是要培育区域性中小企业产业组织新生态，三是要围绕这一产业组织生态建设提供精准服务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工业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结合原有区域工业基础、传统制造能力和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通过培育产业组织新生态来发展数字智能制造和其他先进制造，引导、帮助、赋能中小企业群体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正是地方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高产业治理水平，用新的发展观念和行为方式参与产业组织过程的最佳机遇。这应当是新时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最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升级基本路径和现实模板。
中小企业可以是产业组织新生态的主体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数字化智能生产方式，可以渗透、运用到几乎所有的产业和行业，并围绕信息智能技术形成新的产业组织生态。企业数字化转型指企业在这种产业组织生态中，以更多、更新的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手段集成应用为基础，创新商业模式，改造、优化生产和服务流程，重组经营过程和管理体系，使企业提高收入、降低成本、提高获利能力和运营效率，为市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数字化转型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组织和各职能部门，在运营环节中落地，从规划、生产、销售和管理推进全面、深度的数字化。意味着企业将数字化投入重心从提升效率拓展至能力集成，再至创造价值，释放数字智能技术的潜力并获得新增长。从实践中初步获得成功的“数字领军者”企业来看，既有海尔、徐工、酷特、盒马鲜生这样利用内生资源和能力推动转型而成效明显的大企业，更有不少借助公共平台和外部力量赋能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利用数字技术和战略来改善核心业务，还能创造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业务或新商业模式，成为数字化转型的示范。
数字智能制造的本质特征，结构逻辑与实现方式
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重视大型骨干企业的培育，以其为龙头带动配套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态势。信息技术的普及运用，引致产业发展条件和市场需求特征产生重大变化，中小企业的产业地位因而发生逆转，公众制造和社会化创新正在显示其独特的生命力。自主性、独立性、灵活性不断增强的中小企业及其群体，正逐渐成长为促进区域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组织创新的主要力量。数字智能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初露端倪的新的产业实践已经表明，新兴产业的发展正在改变过去由少数大企业主导的局面，而是形成开放的、多元化的、网状分工的、相互合作竞争的产业组织格局。深圳、佛山、金华、青岛、成都等地的初步实践已经表明，以中小企业集群为特征的这样一种产业组织格局，或者说产业组织新生态正在形成。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产业组织新生态的主体，同样能够通过数字智能改造实现核心传统业务的转型和新业务的开创与增长，从而顺利完成新旧动能的切换，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的卓越绩效。
以传统制造向数字智能制造转型为例
不同产业和行业的技术和组织特征，决定了数字化转型形式和内容的差异。下面仅以《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和工信部《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为指导，传统制造向数字智能制造转型为例，探讨地方政府应当如何具体部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首先，地方政府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数字智能制造的基本内容和本质，思考和分析中小企业在数字化产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构造中小企业群体。概括而言，数字智能制造由产品的智能化、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的智能化、管理的智能化以及服务的智能化五个方面构成，要求以标准化为基础，实现这五个方面的数据信息能够在装备、人、企业、产品之间实现实时交换、准确识别、智能处理以及快速更新。数字智能制造的本质是要沿制造产业链实现贯穿企业设备层、控制层、管理层等不同层面的纵向智能化集成，跨企业价值网络的横向智能化集成，以及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端到端智能化集成。从系统架构、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等三个维度构建的数字智能制造模型，可以清晰地刻画数字智能制造的要素、对象、边界、各部分的层级关系和内在联系，有助于认识和理解数字智能制造的产业组织、产业关联和产业治理。此外，基于“互联网+”的理念，在数字智能制造的产业突破中，存在着超出传统制造业想象的巨大创新空间。这不仅仅是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集成，而且是基于开放型数字智能柔性生产过程的生产方式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例如协同制造、众包设计、制造物联网、云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系统模块制造等新型制造方式，形成了新的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生态体系。
其次，结合梳理本地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根据产业类型，如离散型制造、流程型制造等，以及其产业特征，如产业链上或产业网内企业间的分工和关联关系等，明确地方政府营造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组织生态的方向和任务。由上述认识和理解，这个方向和任务就是紧紧围绕系统架构、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这三个维度，培育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组织生态，形成区域性开放型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所谓区域性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组织生态，从系统架构维度看，要点是区域产业网上的不同中小企业通过互联网共享信息实现协同研发、配套生产、物流配送、制造服务等；从价值链维度看，核心是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制造资源、集成系统和管理系统的跨企业、跨区域价值网络互联互通和信息融合；从产品生命周期看，重心是面向开放市场的区域产品与服务端到端延伸。地方政府需要在原有制造业产业能力和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中，找到融入数字智能制造的突破口，推动在位中小企业的转型或再造，新生中小企业的融入或引领，分阶段逐步形成由中小企业有机构成的上述三个维度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
第三，地方政府要从战略的高度加强数字智能制造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针对营造区域性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组织生态的方向和任务，地方政府应尽可能调动自身的政策资源，紧密结合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区域传统制造能力和知识存量，以及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发展成果，以最大程度地在数字智能制造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制定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数字智能制造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区域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的基本目标、形成方式、重大布局、发展阶段和实现路径，并且学会在产业生态体系形成进程中针对解决具体产业问题的需求，出台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促进政策和精准的地方性产业规范或标准，逐步培育起区域性开放型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激励、引导在位中小企业主动实施战略调整，新生中小企业精准产业定位，积极融入和共同构建区域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这些活动都集中体现了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区域性数字智能制造的产业组织过程。
智能制造相关的现有模型
资料来源：IEC标准化局（SMB)系统评估组SEG7任务组3，关于智能制造架构和模型的报告
数字智能制造基础设施
第四，致力于以大平台、多模式、强协同、富生态的特点，提供适应本地区传统制造向数字智能制造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数据库和高性能运算服务等。这些基础设施大多数并不需要完全由本地区单独提供，而是选择引进与本地区原有制造业产业特征相匹配、相适应的开放型、协同型云平台和工业物联网。数字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如微软Azure、AmazonAWS、阿里巴巴阿里云等，提供基础的IaaS、PaaS、SaaS服务。第二类如GE Predix、西门子Mind Shphese，徐工工业云、三一根云、PTC ThingWorx、机智云、航天科工INDICS、紫光工业云UN iPower等，提供制造业的标准制造单元、设备运营维护、数据信息管理，以及SDK，API等工具。第三类为公共工程数据库和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第四类为提供区域环境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保障，防范安全风险的体系性解决方案。当然，也可以针对本地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实际和需求，整合相关优质资源，打造满足于、服务于本地区产业特点的专有数字智能制造基础设施。例如，甘肃省工信委整合中国移动、IBM、软通动力等优质资源，投入6亿元共同打造“西北中小企业云”平台。依托平台整合各类优质基础服务资源，试图以品类丰富的应用、研发软件和完整的云端生态链为中小企业提供办公、生产、营销等各运营和管理环节应用服务，同时提供研发云、Java云、集成云、SOA云、数据库云、移动云等针对中小企业研发的基础设施服务。
第五，围绕形成区域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构建向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赋能、组织赋能和管理赋能的产业公共服务体系。换句话说，产业公共服务体系是区域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应时代转换背景下产业组织变革的必然趋势，在推动区域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形成过程中，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小企业和创业创新上，发展面向中小企业事业性、公私合作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服务机构，构建完善、高效、普惠、精准的区域数字智能制造公共服务体系，就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产业组织任务。
大致上看，除上述基础设施外，面向中小企业群体的区域数字智能制造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围绕数字智能制造的跨区域、跨领域开放性公共技术和科技服务平台，整合区域内、外各类科技信息和资源，一方面促进区内中小企业与科技来源对接，另一方面提供公共标准、检验、测试、实验、专利事务等科技服务。二是产业网和供应链支撑、对接服务平台，以跨地域、跨行业、跨企业规模的方式能够随时随地协调产业网内和供应链间的制造资源，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转型和创新过程中融入制造网络和供应链的问题，以及业务协同问题。这些平台还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应用引导和成果示范活动，强化中小企业间的交流，推动新技术在企业间的转移和融合，促进转型和创新经验的扩散、推广。三是针对区域数字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的开放性市场推广和服务平台，在建立区域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端到端市场推广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区内外各类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调研、展览展示、应用场景示范、路演对接、品牌推广、渠道建设、新媒体运用、经验交流等市场拓展精准服务。四是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包括提供各类研发、设计、技能、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创业辅导和人力咨询等公共服务，甚至开展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尽快弥补在人才方面的缺陷。五是与数字智能制造相关的其他各类服务平台，如政策信息、投资融资、贷款担保、财税代理、产权交易、对外合作、权益维护等等。这些涉及广泛内容的服务重点要面向转型中的中小企业，切实解决“找得到、用得起、精准化、有保障”的问题。
最后，要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环境，为建立区域性开放型、协同型数字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政府产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地区封锁，规范市场行为，建立统一市场，使一切经济活动都能够公正透明地有效开展，一切供需交易都能够在时空中得到高效匹配。这就需要按照“宽进严管”的原则，加强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市场主体、政府和社会共治机制，违法违规经营重罚机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还要继续简政放权，深化地方政府服务产业、服务中小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力度，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对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管理、简化程序、明确时限、提高效率，并依法全面公开行政审批信息，规范行政裁量权，实行“阳光审批”。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适时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严格规范中介服务，落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此外，要发挥行业协会和区域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方面的作用和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时代显现的社群效应、分享效应和开放效应，形成行业自律、资源整合、知识共享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