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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025年08月12日来源:《人民政协报》2025年8月11日(09版)    作者:曲永义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74篇文章我都仔细阅读了。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系统思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层层递进,一以贯之。以制造业为例,强调创新发展,为此提出了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科技成果转化、新发展格局等诸多要求。理念其后是产业,提出科技创新要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其后是企业,要让企业成为创新、‘走出去’和绿色发展的主体。每一次都是在原有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外扩,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指导和支撑作用。”7月2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曲永义对人民政协报》记者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学习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围绕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强化选择性产业政策,本质上就是通过土地、税收、补贴等产业政策手段重构生产关系,加快推动本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形成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力质态,以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曲永义感触颇深,“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我们的思想指南。当前,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轮全球竞争中形成独特优势,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率先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并推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一体化改革,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成为引领未来发展旗帜

当下,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著汗牛充栋。曲永义长期研究技术创新与产业经济,所在的工经所又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他用通俗的语言向记者解释,“新质生产力提得非常好,主要是维度掌握得好:一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每个技术的突破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先研发出来再进行转化,在少数行业应用以后变成一种通用技术,然后在不同行业推广应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均是如此,对生产力的带动作用非常大。二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譬如把数据作为一种要素加入到生产力中,这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定义,配置效率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自然也就提高了。”

曲永义还表示,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间点也非常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连续15年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约30%,超过美、日、德三国总和。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氢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脑机接口、超算等一批新兴产业迅速成长;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积极探索发展新模式、创新转型升级新路径,正处于‘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恰在此时,新质生产力及时提出,如同一面旗帜指明了方向,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干事的热情,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利于走得稳走得快走得好。”

近期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许多地方盲目发展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受到了批评。对此,曲永义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否则“一哄而上”,不仅不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且可能造成巨大浪费。曲永义提醒,政策措施不能脱离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比如,不能把治理粗钢的产业政策用于新材料产业发展。同时,也要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例如,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1G重点是以“技术引进”解决“有无”的问题,2G重点是以“消化吸收再创新”在“跟跑”中不断缩小差距,3G重点是以“自主标准建设”牵引自主产业链发展,4G重点是以“标准融合+集成创新”实现“并跑”中的合作共赢,当前5G应用和6G研发重点是强化原始创新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此外,对于一些大企业利用垄断优势、平台算法形成的“数字泰勒主义”,需要及时遏制价值创造与利益分配的失衡,防止对灵活就业者、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的损害。

传统产业升级也是新质生产力载体

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显示,我国上榜企业145个,全部的营业收入是11.5亿美元,首次在规模和数量上超过美国。但是,我国企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非常明显,尤其在利润率、品牌、国际化、研发投入等方面,和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曲永义表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非常薄,很多企业没有研发部门,有的企业搞了院士工作站,但院士从来不去,真正搞研发的制造业企业太少。”

面对当下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困境,曲永义认为,正是因为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差异化竞争,所以才越卖越便宜,甚至赔钱也干。如何破解?曲永义表示,一是承认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本就残酷,保是保不住的;二是投身产业升级,只要能生产出先进的产品,就能在市场上立足,尤其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一方面是企业没钱搞研发,另一方面是高校成果在‘睡大觉’,老师只管评职称、报专利、发论文,不看成果转化率,两方面结合好很重要。”

曲永义介绍,要摒弃传统产业就是落后产业、“两高”产业、低附加值产业的错误认识,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方向,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梳理总结有效路径可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是通过开发高技术、高端化产品实现传统产业跃升。以钢铁产业为例,我国钢铁企业成立了“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攻克了轧机设备、轧制方法等几百个技术难题,先后研发出厚度为0.02毫米、0.015毫米、0.012毫米的“手撕钢”,不仅刷新了“手撕钢”的世界纪录,满足了折叠屏手机的生产需求,还成为国防科技、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

二是通过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再造传统产业生产流程和工艺技术实现产业转型。以煤炭产业为例,千兆光网、第五代固定网络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煤炭产业的网络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人工智能、智慧相机、智能测量、大数据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使很多煤炭企业从开拓、采掘到洗选、运输、安全保障各个环节都实现了智慧化,过去脏、苦、险、累的井下工作如今可以穿着白大褂坐在明亮的调度指挥中心完成。

三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传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以工程机械产业为例,很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5G、射频识别等技术将各种设备连接起来,获得实时在线数据,通过网络协同和数据智能为客户提供设备健康管理、操作模式评估优化、工程施工信息服务等增值服务,让很多企业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型。

生产关系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色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加速拓展,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机遇。面对生产力变迁带来的机遇,不同国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能否与时俱进形成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曲永义指出,从竞争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竞争,能否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能否抢占发展先机、构建优势的重要前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机遇实现领先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等的构建,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离不开研究型大学、研发机构等的形成,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成为世界强国离不开现代资本市场制度、现代公司制度以及反垄断制度等的重塑。

曲永义认为,20多年前,在浙江工作的习近平同志面对资源环境要素制约、生态环境约束,为浙江发展量身打造“八八战略”,就是利用浙江在生产力发展中八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推进八个方面改革,将其转化为浙江生产力发展的先发优势和特色优势,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蝶变,树立了加快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的典范。新时代以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改革作出重要安排,提出了300多项改革措施,着眼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藩篱,打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为此,曲永义建议,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形成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特别是在长期市场交易中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自发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方面关系,如契约制度、平台模式等,加快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二是推动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围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比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原始创新制度等,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三是鼓励企业推动组织模式变革、分配机制创新、治理体系重构等,加快形成包容技术演进、保障多方主体权益、促进价值共创共享的新型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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