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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集成企业与组件企业间的知识分工:一个文献综述

2018年01月22日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年01期    作者:贺俊 陈小宁

摘要:传统的企业边界或者企业间分工问题研究主要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或产权经济学,围绕“产品交易”的边界或企业间分工问题展开。这些研究无法回答类似“为什么集成企业虽然不生产组件,却要开展组件产品设计开发”的知识分工问题。而随着产品模块化和产品复杂化程度的提高,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已经成为影响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在提出和界定企业间知识分工问题的基础上,可以从产品的模块化程度、技术生命周期、产品知识基础的类型、创新的突破性程度等视角对有关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间知识分工的前沿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这样的梳理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前沿引介,推进该领域中国情境化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能够唤起政策研究者对相关理论的关注,深化国内对诸如“如何解决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如何由参与全球产业链向参与全球创新链跃迁”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集成企业;组件企业;知识分工;能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集成能力对复杂装备性能的影响研究”(16BGL040

 

一、为什么要关注企业间知识分工问题

伯格伦等(Berggren et al.2013)提出产品设计模块化和集成技术复杂化使得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间分工形式变得更具动态性和多样性1。菲克松和帕克(Fixson & Park2008)认为在高度模块化、复杂化的产业架构中,集成企业与组件(模块或零部件)企业之间的分工不仅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而是从生产制造领域延伸到了产品设计开发领域。更重要的,集成企业与组件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结构并非生产分工结构的简单“映射”——虽然集成企业自己并不生产组件,而是从组件供应商那里采购这些组件,但是集成企业自身也会对外购的部分组件开展研究开发活动。集成企业通过研发努力掌握部分组件的概念设计、产品设计甚至是细节设计的知识。集成企业通过掌握超出自身生产范围的知识,来增强其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也就是说,虽然从生产和交易的角度看,集成商和组件供应商之间的分工边界是清晰的,但在知识分工的层面,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的知识基础既有差别又存在交叉重叠2

交易费用经济学或产权经济学等主流企业理论对于理解企业间分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但是迄今为止,主流的企业边界或者企业间分工问题研究主要围绕“产品交易”的企业间分工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在主流企业理论的世界里,知识分工与交易分工是一回事,企业间的知识分工完全由交易分工决定,因而知识分工与生产制造分工存在简单的“映射”关系。显然,基于主流企业理论的企业间分工问题研究无法回答类似“为什么集成企业虽然不生产组件但也要开展部分组件产品的设计研发”以及“为什么组件企业虽然不从事终端集成但也要掌握一部分架构知识”的知识分工问题。与主流企业理论不同,植根于管理学范畴的、基于资源和能力的企业边界问题研究将企业间知识分工视为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并从产品架构特征、技术成熟度、知识基础的类型、创新的突破性程度等视角出发对企业间知识分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于企业间关系问题的理解。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对近年来有关集成企业与组件企业之间知识分工的前沿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介,以期引起国内研究人员对于企业间知识分工问题的关注。笔者除了希望能够唤起国内学术界在中国情境下推进相关理论的发展外,也希望在准确引介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促进国内学术界和应用问题研究者能够恰当地运用这些理论解释和回答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例如,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应用问题研究人员常常针对制造业“关键设备或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的问题,提出要加快推进这些设备或零部件的国产化。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是不是实现中国制造强国梦想的战略路径就是让本土企业通过生产边界的无限扩大不断实现进口替代?就是让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得包罗万象?对全球制造业领先企业和制造强国的细致分析和简单观察显然都不能支持这样的政策逻辑——GE、三星、苹果等领先企业大量外包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甚至是设计开发。理清认识偏差的关键,在于从知识分工,而不是生产分工的角度理解相关现象。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讨价还价能力(降低成本)和集成创新能力(促进创新)的关键,在于掌握关键设备或核心零部件的知识,而不是构筑大而全的业务结构或产业结构。

二、知识分工问题的理论内涵

知识分工问题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2003)在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知识分工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3。但是,哈耶克所指的知识分工主要是“专业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工,即通过自发扩展的合作秩序形成边界清晰的知识交易关系。奥地利学派传统下的研究基本延续了这样的知识分工问题理解。例如,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 Murphy1992)认为,知识分工体现的是企业间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其结果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4。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企业间的知识分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非核心的边缘知识的分工,另一种是核心知识的分工。但不管哪一种分工,该传统下的研究都在强调由于不同企业的知识储备“不同”,因而企业之间需要通过知识的交流、合作促进新知识的形成。与奥地利学派对知识分工问题的理解不同,本文所指的知识分工并不预设企业应当“专业化”于某个知识领域,相反,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具有交易关系的两个企业完全有可能存在重叠交叉的知识领域。企业间的知识分工是否存在交集,完全是企业内生选择的结果。

希普尔(Hippel1990)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分工问题不同于劳动分工问题,企业间知识分工的动机除了降低成本,还有企业战略等其他因素的考虑;在产品外包的过程中,知识分工比劳动分工更重要5

“知识分工和劳动分工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在完整的产品开发过程中,知识分工和劳动分工存在于不同的阶段,劳动分工更多地涉及产品制造环节,知识分工更多地涉及产品设计开发环节610

与知识分工直接相关的两个概念是知识边界和知识依赖。考加特和赞德(Kogut & Zander1992)提出企业知识边界的概念,认为企业知识的增长不仅要依靠组织内部知识的积累,而且要利用企业边界之外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知识整合11。法恩和惠特尼(Fine & Whitney1996)指出,集成企业可以在具体的生产、制造任务方面依赖组件企业,但在产品关键知识方面不能依靠组件企业;设备依赖并不会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知识依赖会抑制企业的能力积累和构建12。法恩(Fine1998)进一步把设备依赖的概念扩展为能力依赖,他指出一家企业对另一家企业的能力依赖和知识依赖是不同的。能力依赖是指企业有能力完成组件的生产任务,但是由于成本、效率等原因而把相关组件的生产活动外包给其他企业;知识依赖是指企业在产品技术和知识方面依赖外部企业,企业不具备生产所需的技术和知识。对企业来说,能力依赖的风险是可以规避的,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自由竞争等方式来降低对某一特定组件供应商的依赖,而知识依赖一旦形成,企业就会面临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甚至核心竞争力的风险。因此,知识依赖带来的战略风险远大于能力依赖13

有关企业间知识分工或知识边界的解释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成本节约说。例如,有学者认为,模块化背景下企业间知识分工的动机是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1417。二是讨价还价能力说。例如,有学者认为,集成企业之所以需要保留已经外包出去的组件知识,是为了避免被组件企业技术锁定,失去在产业链中讨价还价的能力1819。三是价值创造能力说。例如,有学者认为,企业间知识分工的出发点是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表现为对现有技术和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及通过整合现有技术和知识来创造新知识的能力720

金姆等(Kim et al.2016)研究表明,不断深化的知识分工一方面导致企业技术研发的高度专业化,另一方面也对企业间的技术协调和集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一方面企业的知识边界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集成能力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知识边界,原因是作为知识边界和战略绩效调节变量的技术集成能力能够强化企业集成多元技术的正面效应,而弱化企业过度技术多元化的负面效应21。亚当斯等(Adamsetal.2013)指出,从产业层面看,这些集成企业通常在部门创新体系中承担着知识和信息治理者的核心功能22。集成企业在架构方面的创新比组件企业更有优势,集成企业对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23。格兰特(Grant1996)认为,从企业层面看,集成企业掌握的产品架构知识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能力,也是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组件企业提供的组件是为了满足集成企业的需求,组件企业的知识需要与集成企业的知识互补才能够实现价值。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间知识分工问题存在于任何两个企业之间,但目前有关企业间知识分工的研究主要是从集成企业的立场展开7

三、集成企业与组件企业间知识分工的影响因素

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的知识分工边界由什么因素决定呢?目前该领域的成果体现在产品架构的模块化程度、技术生命周期、知识基础的性质和技术创新的突破性程度等四个角度。

(一)产品模块化程度

克拉克和藤本隆宏(Clark & Fujimoto1991)的研究发现,随着产品架构模块化程度的提高,产品设计和生产外包的程度越来越高,供应链协调能力成为整车集成企业的重要能力。为了加强组件,特别是专用性零部件的设计能力,整车集成企业不仅要掌握架构知识,而且要掌握相关的组件知识24。乌尔里希(Ulrich1995)认为,产品架构是产品物理模块和功能模块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机制,并且认为架构知识是有关系统功能以及系统中不同模块作用于系统功能的知识25。桑切斯和马奥尼(Sanchez & Maho-ney1996)认为产品架构可以分为模块化架构和一体化架构两种类型,模块化架构产品对集成企业的架构知识水平要求更高。在模块化产品的生产中,技术接口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已经变得相当成熟和标准化,蕴藏于各个模块产品零部件中的知识也很容易实现有效的转移与交流,此时,集成企业、组件企业之间的知识划分和任务划分呈现出较强的同步性,组件企业专注于组件知识,集成企业专注于架构知识,双方的知识可以被明确地划分26

产品的模块化程度既可以理解为外生给定,也可以理解为是企业内生选择的结果。因此即便在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开发的产品的模块化程度也会存在差异,因而知识分工的特征也会表现不同。例如,菲克松和帕克(Fixson & Park2008)的研究表明,同样是轿车,美国的汽车产品模块化程度更高,而日本的汽车产品一体化程度更高2。武石彰(Takeishi2002)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日本整车企业的做法是减少组件企业的数量,要求组件企业更多地参与到产品开发中来,某些整车企业甚至可能将一些重要零部件完全委托给组件企业代为设计、开发,整车制造商主要通过协调和整合各个零部件之间的知识和生产来保持自己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掌握系统层面的架构知识是日本整车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美国整车制造商则更多地掌握核心零部件知识,并将供应商主要置于生产配套的环节,以此保障集成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谈判地位18。鲍德温和亨克尔(Baldwin & Henkel2015)的研究也显示,在产品一体化程度高而模块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组件企业和集成企业具有更强的动力和能力获得对方的知识,因此提升产品设计的模块化程度是企业保护自身核心技术的重要战略手段27

(二)技术生命周期

休恩泰勒等(Huenteler et al.2016)提出,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持续改进过程,产业知识基础有可能在不同的知识系统间发生非连续性的转换,企业需要通过培育或吸收新知识以不断地改变自身的技术结构,从而适应产业知识基础的变化。相应地,在模块化背景下,随着架构技术成熟度的变化,组件知识对于集成企业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28。麦耶斯(Myers1996)从产品架构成熟度的角度分析企业间知识分工问题,他们认为知识分工带来的重要收益是能够缩短学习时间,节约学习成本,而产品架构越成熟,知识分工带来的边际成本节约越大,即产品架构越成熟,企业间的知识分工越趋向于向企业间的生产分工收敛;相应地,对于新兴的产品架构技术,集成企业需要掌握更多的组件知识29。亨德森和克拉克(Henderson & Clark1990)也认为,在产品技术发展的初期,产品的系统架构尚未确立,主导产品架构的设计规则并未形成,各企业竞相尝试不同的技术路线,这时的组件知识和架构知识对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来说都很重要。而一旦主导设计出现,产品架构确定之后,就意味着某一特定的产品架构在行业内得到了广泛认可而成为主导技术,主导架构技术形成后,组件知识相对于架构知识的重要性提高,这时集成企业的任务重点就是在稳定的产品架构下通过不断完善产品组件来提升其产品竞争力30。奥佛尔(Afuah2001)的研究强调集成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而不是企业间的知识分工。他认为,通过与组件企业频繁的知识互动,从而实现架构知识和组件知识的纵向集成,是集成企业的重要能力。在产品发展的早期阶段,技术的隐性知识较多,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较大,对集成企业垂直整合组件企业知识的能力要求更高。随着技术成熟度的提升,知识垂直整合能力的作用下降31

李和维洛索(Lee & Veloso2008)运用专利分析方法进行的对汽车排放控制技术的研究同样显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关于组件和架构的知识分工并不明确,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都将自己的知识范围向对方扩展。随着产品技术越来越成熟,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的知识分工越来越清晰,企业间的知识分工和生产分工的映射关系越来越显著。在常规情况下,集成企业的知识边界大于其生产边界,而组件企业的知识边界与生产边界相对更为对称;然而一旦外部不确定性发生(如技术变革或政府管制),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的知识边界就会扩展。因此,企业知识边界的调整可以视为是对技术生命周期中成熟度变化和外部不确定性变化的策略性反应32

不同于架构知识的成熟必定会提升模块知识重要性的观点,阿罗拉和甘巴尔代拉(Arora& Gam-bardella19941997)认为,通用模块和专用模块有可能相互转化,因此组件知识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是单调变化的;如果组件开发所需要的隐性知识能够在产业内扩散,则专用组件会转变为通用组件,导致组件的资产专用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架构知识趋于成熟,组件知识的重要性也会下降。也就是说,架构知识成熟度对组件知识重要性的影响并非是单调的,模块的专用性成为架构知识成熟度影响集成企业是否需要掌握组件知识的调节变量3334

布鲁索尼和帕轮斯帕(Brusoni & Prencipe2011)的研究从之前产品层面的知识边界问题进一步推进到了企业的知识边界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便在企业层面也不存在集成企业的组件知识随技术成熟单调减少的关系。他们的案例研究显示,飞机发动机集成企业一方面为了充分利用外部组件企业的专业性和灵活性,不断把组件的生产甚至研发外包出去,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有关组件的隐含知识,从而提升产品整体的功能和性能,又不断地增强内部的组件知识。但总体上,集成企业的知识范围大于企业的生产范围。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飞机发动机集成企业把越来越多的组件制造和研发外包出去,但是内部仍保有已经外包出去的组件的部分开发知识17

(三)知识基础的性质

福斯(Foss1996)认为产品所涉及的知识基础的复杂程度会影响企业的知识边界。当产品的技术基础具有较高的复杂性,特别是产品更新换代的频率较高时,集成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开展组件研发,或者与组件企业开展合作以更好地利用其高度专业化的组件知识。集成企业与其组件供应商不仅开展以任务为导向的沟通,还共同合作,共同解决零部件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基于知识交换的合作关系6。王和藤泽尔曼(Wang & Tunzelmann2000)也认为产品知识基础的复杂性会影响企业间的知识分工。当产品知识基础的复杂性较低时,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程度较高,且通常是集成企业掌握较多的组件知识;集成企业不仅拥有架构知识,而且掌握较多的设计相关的组件知识,集成企业的知识范围覆盖了组件企业的知识范围,组件企业只拥有与生产相关的组件知识,企业间的知识分工模式是组件企业按照集成企业设定的组件知识为集成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零部件,集成企业与组件企业之间的分工更多地体现为生产分工的关系。而当产品知识基础的复杂性较高时,集成企业要集成成千上万种零部件,因而不可能掌握所有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知识,为了提高零部件的开发绩效,集成企业必须与组件企业之间就组件和产品架构优化升级进行频繁的沟通交流,因而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都需要掌握对方的知识,企业间知识分工的程度较低35。布鲁索尼(Brusoni2005)将知识基础的性质区分为分析和合成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科学性的知识,后者主要是工程性的知识。较一般产品而言,复杂产品的开发包含了更多的合成型知识,因而促使集成企业拓展有关组件的知识15

尼克森和詹勒(Nickerson & Zenger2004)认为,不是知识集成的复杂性,而是知识基础的可分解性影响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关系。他们将企业面临的技术问题划分为可再分解的问题、不可再分解的问题和可部分分解的问题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可分解的技术问题涉及的知识集较小,集成企业可以和组件企业分别掌握不同的知识集,并形成明确的知识分工边界;可再分解的技术问题,主要对集成企业的架构知识要求更高;而对于不可再分解的技术问题,集成企业不仅要掌握架构知识,而且要掌握足够多的组件知识36

(四)技术创新突破性程度

布鲁索尼和帕伦斯帕(Brusoni & Prencipe2011)指出无论是产品组件改变还是架构改变所驱动的产品升级,都会涉及新知识的创造,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对现有知识进行利用和保护,而且要高效生成新知识17。因此,技术创新的新颖程度也会影响企业间的知识分工。武石彰(Takeishi2008)提出,在不涉及技术创新的项目合作中,集成企业和上游零部件组件企业的任务主要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各自现有的知识,二者之间的知识分工较为明确。然而,一旦项目涉及新技术和新问题,就对集成企业的知识范围提出更高的要求,集成企业需要掌握更多的组件知识以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19

卡普尔和阿德纳(Kapoor & Adner2012)的研究发现,产品创新的突破性程度越高,越需要集成企业掌握更多的组件知识或者和组件企业开展更加积极的合作20。霍特克(Hoetker2005)认为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越高,不确定性越强,集成企业越倾向于内部掌握组件知识,以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产品创新的新颖程度越低,集成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市场采购设计开发和制造都外包的组件,这时集成企业的主要决策目标是降低成本9。可以看出,在已有的框架中,交易成本理论与能力理论对知识分工问题的分歧不是不可调和的,两种理论相机成立——集成企业的最优知识边界决策的目标函数到底是最大化创新成功的可能性(能力考虑)还是最小化成本(成本考虑),取决于技术创新的突破性程度以及相应的不确定性大小。

罗伊和萨卡尔(Roy & Sarkar2016)的研究为集成企业知识多元化有利于突破性创新的命题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他们以工业机器人产业为案例,发现工业机器人产业在由机械控制技术范式向数字控制技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那些掌握了上游零部件知识的工业机器人集成企业更倾向于把研发资源聚焦于新产品且更容易获得突破性的新产品开发绩效,从而成功应对新技术范式的冲击37。伯格伦等(Berggren et al.2013)的研究也显示,即便是对于进入非连续性技术创新时期的成熟产业而言,集成企业也必须拓展自己的知识范围以增强自己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1。恩德等(Ende et al.2013)的研究表明产品创新突破性程度越强,集成企业越需要掌握更多的零部件知识以更好地协调架构知识和零部件知识38

四、结语与展望

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等主流企业理论对企业边界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产品交易”的边界。对于企业的知识边界或企业间的知识分工问题,主流企业理论并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见解。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知识边界恰恰是决定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因素,企业间的知识分工成为产业组织结构最本质的特征。基于对产品技术模块化和复杂化趋势的共识,目前学术界主要从集成商和组件供应商的角度研究企业间的知识分工问题,而产品架构的模块化程度、产品技术的成熟度、知识基础的性质和技术创新的突破性程度被认为是影响集成商与组件供应商知识分工模式的主要因素。总体上看,产品架构的模块化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越明确,集成企业越倾向于掌握关键组件的设计开发知识,而将生产功能外包给组件企业;相应地,产品架构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企业间的知识分工越模糊,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知识交流和合作研发的积极性越高。产品架构技术的成熟度越低,组件知识对于集成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性越高,越需要集成企业掌握知识的垂直整合能力。当产品技术所基于的知识基础具有高度复杂性、合成型、不可分解性的特征,或者当产品创新的突破性程度越高时,集成企业越需要掌握更多的组件知识,或者与组件企业开展更加积极的合作。

有关企业间知识分工问题的学术研究,仍然处于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进程中。通过“理论情境化”和“情境化理论”,中国学者很有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但不限于)在该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一是分析集成企业掌握组件知识如何影响集成企业对组件企业的“依赖”关系。二是研究经典的集成企业知识边界广于生产边界的“非映射假说”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所谓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是否仍然成立。如果成立的话,这些复杂装备集成商的知识边界相对于传统装备集成商有何变化?三是在中国情景下检验集成企业的知识重叠是出于成本节约动机还是基于促进合作研发的考虑。进一步地,通过相同产业(如汽车产业)的跨国比较,可以解释有关中国企业知识边界决策的特征化事实。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有关企业间生产边界与知识边界的映射关系、集成企业对组件企业的知识依赖等问题的分析视角和研究发现,对于回答诸如“如何解决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如何由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参与全球创新链跃迁”等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洞见,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值得引起应用问题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近年来,中国的部分加工组装企业通过引进设备逐步掌握了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制造工艺,看上去似乎解决了装备和零部件对外依赖的问题。但从知识分工的角度看,这些装备或零部件的概念设计、细节设计、检测和标准制定等关键能力仍然由国外供应商掌握,本土企业仍然不具备对装备和零部件进行持续开发和改进的能力。因此,比通过自主生产解决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问题更重要的,是本土企业是否掌握了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设计知识。通过持续的自主技术开发和不断拓展自身知识逐步掌握集成全球创新链创新资源的能力,才是解决中国制造业关键装备和零部件受制于人问题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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