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摘要]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即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工具理性；本真价值理性；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①]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高速增长”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统计上也较容易把握和核算（尽管也有不少技术难点）。而关于“高质量发展”，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的概念，如何进行“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核算更是一个崭新的复杂课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讨论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

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之，即假定较高价格产品的质量高于较低价格产品的质量，即所谓“优质优价”，可以称之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产生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特别是当大规模生产和供应导致“大众消费”时，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往往成为理论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例如，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此时，产品质量与价格之间不仅没有正相关性，反而是负相关的，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实际上是普遍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也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但经济学却对其似乎视而不见，而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经济学知难而退，关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即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避之不及，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按此方向发展，经济学似乎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这样，同使用价值相关的所有变量都有意无意地被“抽象”而归之为交换价值量，也就不再可能有质量含义。所以，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为此，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即具象的使用价值特征），只能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即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正因为这样，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学家往往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不愿深入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家们当然不是不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亚当·斯密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②]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质量关注性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关系“反转”现象，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而使用价值之根——质量——也就退居次位，甚至被严重忽视。

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总是很复杂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但是，他也明确地说，“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即货币——来衡量为限。”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③]可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研究以货币可以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是相当“冒险”的，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作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④]也就是说，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无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必须要留在经济学家心中，但经济学对如何处理使用价值又无从下手。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就好像是持枪射击闭上一只眼比睁着两只眼似乎可以瞄得更准；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经济学自始至今的一个“命门”性难题。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那里，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在经济活动的本真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原初本真性。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按照他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量的货币，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则是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有用产品。而且，参与交换的主体都会递次居于供方和需方的地位，以达成获取使用价值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W—G—W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此时，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即成为G—W—G’。此时，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的增殖。此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退居二线”并间接化了，即只是在能够有助于或者不妨碍交换经济即货币量增殖的前提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才是重要的。极而言之，如果有可能采取完全不涉及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即实现货币量增殖，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殖，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殖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⑤]

当然，在此情形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情况可以称为交换对质量的合意性要求，即必须能够满足购买者对于使用价值质量的需要，否则使用价值就发挥不了获取交换价值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很显然，质量合意性决定质量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从关于商品质量的上述含义来看，所谓商品质量首先当然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其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也绝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则被认为是“质量多余”，例如，如果以高成本方式生产能够穿100年而不损坏的鞋，就是不经济的行为，属于质量多余，而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

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需要”是很复杂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增进变化的。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

如上所述，当讨论增长和发展的质量时，这一概念就具有了强烈的动态含义。现实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的，作为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社会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和状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以其不同的质态相区别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最突出特征。进入新时代，这样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质态有何异同？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又如何呢？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含义首先都是社会所生产和消费的有用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其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交换价值并无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说不是理性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或工具。但是，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难以进行一致性计量和加总，所以经济学研究中不得不以货币作为一致性计量的核算单位。例如，GDP及其增长的真实含义是一国（或地区）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及其增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以货币单位核算的使用价值量及其增长，也就是说，GDP的实质是一个使用价值量，但不得不以交换价值（货币）量来刻画和表达。从技术上说，进行这样的替代，是假定产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量的正相关性，所以，交换价值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使用价值量（可以称之为“量—质对称”）。当然，由于真正想要计量的是使用价值量而不是交换价值量，所以，核算统计中往往采用的是“不变价格”以至“购买力平价”这类非现价统计指标，以尽可能剔除交换价值变动（名义价格变动）或国际差异（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因货币汇率而发生的偏差）所导致的对使用价值真实量的计量偏离。[⑥]

除了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增长的上述本质相关性之外，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上。当时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落后，必须加快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在这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经济的货币体系以信用货币为主体，所以，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往往蜕变为非理性地追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不过，我们绝不要诅咒，而要看到，那毕竟是一个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时代，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扩张，GDP从占世界不足5%，迅速提升为15%以上，并且将继续增长，按（以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毫无悬念地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据一些国际机构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人的形象从“穷人”变成了“有钱人”，在世界各国眼中，今天的中国“真有钱”！但是，不能忘记“钱”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能将“有钱”同经济发达划等号。

当度过了这个令人兴奋的高速度增长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和日益显现出来。十多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所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表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⑦]此时，人们不禁产生新的困惑：为了经济高速增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产生了许多矛盾，“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经济增长吗”？我们是否因疯狂追求物质财富甚至是虚拟的货币数字，而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本真目标了？高速增长完全等同于实实在在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吗？

简言之，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凸显出来。而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真实经济的结构上。而所谓经济结构，从经济理论上看实际上就是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层面，即供给侧现象。当然，需求侧也有结构性问题，而真实需求的结构问题实际上也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现象，即对质量的要求。

因此，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观察，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当然，这也绝不是说，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交换价值就不重要了。以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收入、利润、财富、GDP等仍然是重要指标，关系到经济是否或能否有效运行并取得进步。但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即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正是由于上述客观现实变化，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本真复兴时代。“人类发展的本真复兴，实质上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的契合。也就是要不失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并以工具理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达成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这才能使人类发展回归其本真理性的轨道。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天人类发展仍然处于‘蒙昧’时代，尚未实现本真理性的主导，因而必须进行第二次启蒙，以实现其本真复兴。”（金碚，2017）。如果说在政治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在经济上则要“不失本真，勿忘质量”。也就是说，当中国历经百年奋斗，终于甩掉了“落后的生产力”帽子，进入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侧的不断进步，即经济状态的质量面的日益改善。这也就是经济工作要转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根本原因。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是其现实背景。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沿着工具理性主导的方向发展，并且很大程度上基于物理学的隐喻，把经济活动设想为“机器”。于是，均衡、最优化、最大化、控制、调节等范畴概念和分析方法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思维工具。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所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述为：“最优化＋均衡=经济学”。[⑧]沿着这一方向，并且力图将更复杂的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以体现经济学的“高深”和“精尖”，因而，经济学的形式显得越来越“精致”“优美”，同时，却越来越远离复杂现实，失去其本真的研究对象。导致一个奇特现象：越高深的经济分析似乎越是同真实世界无关，经济学的优美性似乎就是其自身推理逻辑的自洽性。这样，经济学似乎具有了“浅碟”性特征：精致华美的碟盘中盛不了多少实物。高级化的理论和精致的模型，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特别是难以预测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突出地体现为：应对“量”的问题，经济学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进行得心应手的分析和判断，而一旦面对“质”的问题，经济学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窘迫。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的“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社会的“质态”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无论如何精致高级，也难以适应具有新质态的新时代。关键还在于：现在所面对的主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因此，在我们的经济学“碟盘”中，需要放入这个新时代的新质态因素及其导致的新现象和新关系，并能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获得可信结论。

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提出的创新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现在，凡提及创新和企业家，经济学家几乎是言必称熊彼特。不过，从熊彼特的那本著名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的书名就可以看到，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交换价值即货币侧的现象，而使用价值即供给侧的因素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不过，熊彼特在理念上是关注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的，他说：“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⑨]按照这样的思路，熊彼特实际上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现象问题，并将其抽象为经济循环中发生了各种要素“新的组合”现象，而引入新因素“实现新组合”也就是他所定义的企业家“创新”和经济发展质态变化的“动态”过程。当然，熊彼特并没有将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推展到“时代”的质态变化现象。这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研究课题。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将“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区别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质态的概念表达，那么，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质态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经济学能够以什么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行观察、研究和判断呢？

同过去40年相比，中国经济的质态变化是显著的：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从生产力落后的贫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增长目标最重要变为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更重要、从全力追求“金山银山”变为更要有“绿水青山”，等等。这样的基本质态变化，将导致发展观的实质性转变：过去的时代精神是“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人们赞美和欢呼工厂烟囱冒出的黑烟如同美丽的“水墨画大牡丹”。而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生产活动的重要经济性质确实是交换性的，即大多数人的行为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收入、利润）作为目的，以此才能获得消费（索取消费品）的权利，因此，消费是权属性的，即人们只能消费属于自己的产品。其实，现实情况比上述理论逻辑要复杂得多。生产不仅仅具有交换性，因而以市场价格调节市场活动，而且，生产也需要外部条件（例如基础设施）支持，还会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经济外部性。同时，真实消费（使用价值的享用）也不仅仅是权属性的，即只有拥有产权才能消费，而且存在共享性消费，即不拥有产权也可以消费。只不过在过去时代，非交换性生产活动和非权属性消费（共享）并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中可以“抽象掉”。而进入新时代，经济质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学性质具有了显著的新特征。所以，今天的生产和消费的社会质态特征和质量要求标准同过去也必然大不相同，因而其理论解释和表述也必须深化和改变。

正因为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者是为向他人提供使用价值而进行劳动，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货币），而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使用价值，所以，这样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目的与手段的角色反转。虽然这样的机制能够为社会生产注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所说，那是一个交换价值是主人，使用价值是奴隶的机制。[⑩]而当人类社会进入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必会凸显其最终的决定性，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实现本真复兴。根本上说就是“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对于“交换”的“平权运动”（金碚，2018）。在这一意义上，即从经济学的价值论上说，新时代是本真理性渐居主导地位的时代（或本真复兴的时代），必有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以适应和体现时代质态的演变趋势。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质态的变化，发展的质量要求也会改变（提高），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基本因素与以往时代也不尽相同，即发展的政策目标以及各目标的优先次序将有很大改变。基于过去的社会经济质态或发展阶段，当时主要强调“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定义的商品二重性中，强调了交换价值（索取权），而使用价值（享用性）反而成了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在那个时代是可以如此理解和进行理论表述的。但进入新时代，继续这样简单地理解市场经济就有失偏颇了。尽管市场经济确实是交换经济，但这一性质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也是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经济制度，而且，市场经济的前一个性质最终是受上述第二个性质决定的（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真实需要）。而且，正因为上述前一个性质可以成为实现后一个性质最有效的手段，市场经济才是人类发展中最具高效率和最现实可行的经济制度，即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最有效的制度。在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劲主导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上述第二个性质被抑制了。而进入新时代，市场经济的这个最终服从于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根本性质将越来越显著地显现出来。

因此，新发展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成为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对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而且，新时代的这些要求的实现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运行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的，即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整个经济系统的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里所说的价格，不仅包括产品价格、服务价格，而且包括要素价格，即工资、利率、汇率等。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在现实中，市场体系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私有和国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型和中小型、本国和外国、单元性和网络性、实体性和金融性、自然人和法人、特许经营的和自由经营的，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相互间往往是很不对等的。如果不能达成各类主体“势均力敌”或权责相当的市场格局，那么，价格调节的实际后果是难以实现有效性和合意性的，这样也就无法保证实现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格局。因此，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价格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只有当产权边界明确、产权安全可靠、产权权能有效、产权交易便利，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发挥调节经济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保障。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同生产及消费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生产活动和消费享用及其影响，往往是会超出产权边界的，即产生“外部性”和“共享”性。此时，能否发挥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合意性，以及如何在特殊产权关系条件下构建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制度，就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完成的创新工程。所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尽可能“放开价格”，而且需要构建各领域特别是特殊领域的有效交易制度。

在经济学理论上，产权和交易是高度相关的，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实际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实践中难以做到交易成本为零的制度安排，但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因而使产权关系更有效发挥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方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运行较高的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发展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障碍。

以上两点表明，进入新时代，不仅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关系，而且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形成并更加依赖于更高质量即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交换性所要求的权属性生产和消费将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享用性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享用的范围从个体权属，扩大到群体共享性（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以至体现享用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更广泛领域。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个体（私人）权属性与公共权属性的结合和协调。总之，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有效的市场体制机制，更好体现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和享用性的高度协调。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市场调节机理的基础是工具理性的主导，尽管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市场调节是很有效的，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确保“市场最了解”，因而表现为“市场最正确”。也就是说，在一些方面和领域，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深刻而广泛的质量方面时，市场可能“难以了解”，具有盲目性，因而可能发生调节失灵的现象。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新时代生产和消费质量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权属性机制以及非权属性享用的保障（例如良好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在对市场的治理规管、进行重大规划特别是区域规划、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构建社会安全网和援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上述这些方面也都直接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治理手段。

当然，一个事物总会有其两面。如上所述，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政府的不当或过度干预又可能导致市场运行交易成本提高，因而成为损害发展质量的一个不利因素。所以，政府简政放权，增强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企业商事活动便利性，一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方向。至今仍然任重道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所以，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和任务要完成。总之，政府发挥作用要体现为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能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上说，创新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技术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受到更大的关注。产业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有新技术的来源，这可以是外源性的（例如引进、模仿），也可以是内源性的（例如自主研发、边干边学）。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在现实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当然，由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可以将创新的技术类型划分为外源主导的技术和内源主导的技术两种典型类别。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以往的发展，特别是40年的高速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源主导的技术，表现为技术引进、招商引资、吸收模仿等经济行为。那么，当进入新时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将走怎样的路呢？过去二百多年，中国处于“落后的生产力”时代，今天，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尽管仍然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毕竟已经不再是落后国家，而且具有了许多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特殊优势，“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优势，至少是可以转变为中国优势。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中国特色显然也是可以表现或转变为中国优势。

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研发和产业化这一完整链条中，最终进入技术产品的市场实现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人们常说，“企业是创新主体”。在上述分工链上，对于企业来说，大多数的高新技术都是外源性的，即企业必须从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部门（例如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得科技资源或成果。而从国家和国际角度看，企业可以获取的科技资源和成果可以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当然也可能是国际合作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对科技资源和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能够多方面多渠道获得高新技术资源，使之成为本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活水源头，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新发展观中，以及在体制和政策安排上，“开放”的含义绝不仅仅是指国际贸易和投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开放性，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同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化，各环节相互联通，形成合作机制的问题，即要以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和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和产业化。总之，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更好解决企业的高新技术“源头活水”问题。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要务。

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自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一国或地区的高速增长的表现是可以统计方式（采用收入、产出或GDP指标等指标）量化比较的，那么，高质量发展的表现是否也能够以统计方式进行量化比较呢？当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核算统计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交换价值数值即货币单位量替代使用价值量进行核算加总，从而获得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产出总量及其增长数字，以此判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这一方法尽管也存在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但其获得的核算统计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可用于进行比较和判断。总之，以核算数据判定高增长、低增长还是中速增长，可以是比较明确且通常是基本无疑议的。

但对“高质量”发展的核算统计和量化比较，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本文以上提及的经济学通常所假定的“量—质对称”和“质—价对称”，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或难以确保的。更重要的是，所谓发展质量，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其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即关于质量的某些判定取决于其同相关人的关系以及相关人对其的关切程度。而所谓“相关人”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个体关切性（基于个体理性或感受）和群体关切性（基于集体理性或评估选择）又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就像很难精确判定不同人或者一群人的“素质”谁高谁低一样，也难以精确判定发展质量的高低。从理论上说，这至少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发展质量，有些因素是可计量的，有些因素是不可计量的。对于本质上不可计量的因素要进行量化核算，只能采用替代性指标，而替代性指标只可能是粗略地反映实际，往往是数字越“精确”所反映现实的可信度反而可能降低。二是要将各种反映或替代性反映发展质量的主要数据进行加总使其成为可比较的单一指数，需要选择计量单位，还需要确定各数据值在加总数中的权重，这难以避免主观性的影响。三是对于质量的高低，不同人的感受往往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对于温度这一环境质量因素，有些人认为20℃的温度质量高，有些人认为23℃的温度质量高，甚至有些人可能认为15℃最好。那么，如何判定什么是“高质量的环境”温度呢？而当涉及经济社会问题时，不同人对于“质量”的主观判断标准就更可能大相径庭了，例如，什么是“富足”、“自由”、“自主”、“幸福”、“公平”、“平等”？不同的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对发展质量的统计核算和量化比较的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发展质量的水平高低是完全无法认定和比较的，只是思维方式须有所改变。如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及的，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思维，主要基于物理学（机械）的隐喻，把经济体设想为一个因果关系确定的机器系统，机器中的每一个“原子”的行为目标都是理性确定的（最简单的假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必有一个“最优”或“最大”目标值，现实经济越接近这个值就越好。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不否认这个经济系统会变化，甚至演化、进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生物学等引入经济学体系，并取得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经济学派别或分支（例如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思维的物理学（机械）隐喻已经不适应了，应改变为生物学的隐喻，即认为经济体不是机器而是生命体，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生物时代”，“遗传”、“变异”、“进化”、“涌现”、“分布式系统”、“神经系统”等生物学概念所反映的现象，在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尚非常不充分，完全不足以抗衡或取代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可见，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方向的巨大转变，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和引领性革新。尽管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方向，是一个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概念表达，其根本性质决定了其量值的不精确特征，但是，模糊性量值并非不可比较，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对模糊量值的估量而确定努力方向的（即可以判断什么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而努力的结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估的，尽管这种量化评估是难以高度精确的。这就像，尽管对人的“素质”进行量化核算很难以精确，但并不妨碍判定对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努力方向：例如，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经历、文化、法纪等领域的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素质的积极意义毋容置疑，而所有这些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价的。因此，当进入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也可以研发一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核算指标，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科学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况和成就的显示性指标。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但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

当然，即使高质量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量化指标评估，但其实质同高速增长的显示性指标是不同的，人们对其的关切性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以关注总量为主，前者主要是关注结构即各个分量及其相互关系。从经济学基本理论看，后者是假定交换价值（货币单位）核算量替代使用价值实际量，并假定两者高度正相关。而前者却是一个多重因素复合的指数化数值，其中含有本质上难以量化的因素，因而任何量化表达都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差。这一差别恰恰反映了高速度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差异，也反映了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质态。由于高速增长阶段方向主要是经济总量扩张，更强调的是工具性价值；高质量发展阶段方向主要是结构升级和系统优化，更强调的是本真性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前者往往表现为“锦标赛”似的竞争状态，你追我赶，快者胜；而后者却更需要“细工慢活”似的久久为功，稳中求进，恒优者强。人们对前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可直接计量性，例如，产出增加、收入提高、利润丰厚等；而对于后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权衡评估性，例如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主观幸福等。

从国家整体发展转向对区域发展的观察。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表现为“GDP居首”，高质量发展更关切“绿色环保”。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入到内在实质及体验感受上（外国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这决定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以及各地区的地理差异性还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并非GDP高速增长一条道。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生产规模）并非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各地区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腹地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增长极中心地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密度较低）地区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点的多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高质量发展要求多样性，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基于发挥差异化优势，中国的巨大经济体正具有这样的特殊优越条件，各地区都有发展方向的很大战略选择空间，非常有利于支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

可见，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比较的难点和指标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可以形成重要启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总之，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方向；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但发展质量目标则是多元性的。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

六、以全面性战略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引领高质量发展

以上讨论表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多维性，表现在战略方向上就是政策目标多元性。因此，同高速增长阶段的战略思维不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维突出体现为全面性，许多重要举措往往要求“全覆盖”。而在政策目标多元化前提下，实现战略方向全面性，就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这一要求在现实中也往往成为难点所在。因为多个目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即追求一个目标可能会损失另一个目标。当然，战略方向全面性，也绝不是没有主攻目标，不分轻重缓急。恰恰相反，战略方向全面性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时期的主攻目标的按期达成来推进。

从理论上说，在现实世界中，凡要获得任何成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济发展更是如此。人类要争取或生产任何有效用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有时候，如果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某一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宣示决心的姿态。西欧工业革命以来的近300年，无疑是人类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历史。但“获得”也伴随着“丧失”，成就总是以代价换取。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开始不久，其代价就开始显现。因此，关于工业化国家是进入了“黄金时代”还是“镀金时代”，在当年就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其他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是否值得？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即社会代价，他们指出：“对财富的追求产生了精致的文雅，使得生活更惬意，礼貌更完备，艺术更繁荣，但也把公民转变成自私的逐利之徒，摧毁了所有的共同体意识，引入了错误的价值观——从而埋下了道德失范的祸根，而这种道德失范既是国家衰败的标志，又是导致衰落的原因。”[11]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增长难以避免的代价至少表现为：生态环境破坏、收入财富分配分化、腐败现象蔓延、风险因素累积、社会道德败坏等。尽管这些现象并非经济发展本身所致，但却是高速增长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伴生物，世界各国很少有例外。因此，当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缓解和遏制这些反映了发展质量不高（劣质性）的现象，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可以说，这也是评价判断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标志。如果上述经济社会不良现象严重，而且，对其束手无策，那么，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高质量发展”的。

很受马克思赞赏的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弗格森曾经指出，快速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共同体分崩离析”，财富的普遍增长并没有公平分配，精英集团成为既得利益者，大众的利益受到牺牲，这样一来，分工在一些人身上带来了自负和自私，给大多数人带来嫉妒和奴性。它是福音，也是诅咒，孕育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在亚当·弗格森看来，经济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12]

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强烈反腐败行动和正在进行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以遵守“八项规定”为重点的党政廉洁建设等，都是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变所做的极大努力。就像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清洁卫生一样，高质量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经济社会以至政治领域的“高清洁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关系清洁、社会风气清洁。

很容易理解：与“清洁”同样重要的是“安全”。高质量的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更具安全性的发展，国家必须有能力将经济和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因风险失控而爆发危机。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权衡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而如果失去安全则一切发展成果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要实现“宽松”与“管控”相协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可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质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公平促进效率，以高效率实现包容性发展，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讨论公平正义超出了本文论题的范围，但指出高质量发展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却是不可遗漏的告诫。因为，如果失去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可以说，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底线，包容性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之一。

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所以，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体现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满足上，而且，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的能力也越向全面化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要求。既然人及其能力的发展是趋向于全面和充分的，那么，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全领域的伟大事业，而且是一个永远难以尽善尽美的永久持续过程。人民的一些需要满足了，又必然有新的更高的需要产生，永远不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终点，因此必须有更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动因。

七、结语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大难度的重大挑战和艰巨任务。理论上如何认识，实践上如何应对，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高速增长是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无限追求交换价值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具有强劲的动力，可以并且确实取得了巨大物质成就，但也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当高速增长转向具有多维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能够仅仅依赖于这种“单发”性动力机制，而必须实行具有全面性的战略，在各政策目标间进行权衡协调，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合意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和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而进一步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要形成和强化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机制。从根本上说，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参考文献]

[1]       金碚.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区域经济学使命[J].区域经济评论，2018，（1）：29-35.

[2]       金碚.基于价值论与供求论范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a,(4）：5-16.

[3]       金碚.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b，（3）：3-15.

[4]       金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J].中国工业经济，2016，（6）：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