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基于价值论与供求论范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析》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一个意涵极其深刻的概念。实质供给（本源意义上的供给），就是生产性劳动所创造并在消费中实现的使用价值，通俗地说就是，有用产品的被使用（完成使用），或包含在产品中的有用性（使用价值，效用）。
实质供给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直接表现为实际供给，即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特别是，工业劳动（生产过程）将不能直接使用的物质加工制造成对人有用的物质，将有用物提供给市场，是经济学最为关注的供给活动。
在“事后”意义上，供给与需求恒等，而只有在“事前”意义上（即尚未发生时），供求才可能发生不相等的情况。
由于在市场关系中，供给的经济意义更倾向于以货币单位计算的商品交换价值，名义供给，即以一定的交换价值量存在于市。
名义供给（交换价值主导的供给），也就蕴含着产生虚拟供给的可能。虚拟供给就是以信用货币单位标示的无使用价值的名义价格现象，即货币创造货币，而且其主要部分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信用货币，即同可使用性（有用性）相脱离的名义货币额的增殖。供求活动成为符号化现象，物质财富成为符号值，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
这样，基于价值论范式，所谓供给侧就体现为（或定义为）四种形态：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名义供给，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空洞之物”的虚拟供给等四种形态。简言之，实质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性”，实际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物”，名义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价值量”，虚拟供给的核心意义是“符号值增殖”。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供给形态的演化过程产生了异化现象，即“目的”与“工具”（手段）的颠倒：
第一次颠倒：原本作为工具的物质财富成为追逐目标，而人的消费满足（目的）以及商品使用价值反倒成为财富囤积的工具。也就是说，作为供给活动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变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工具，而交换价值原本只是获取使用价值的工具，现在反倒成为目的。
第二次颠倒：作为工具的货币成为囤积目标，而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供给目的）的产品反倒成为工具。也就是说，在有用产品=货币的关系中，原本是目的的有用产品成为货币增殖的工具，而原本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反而成为目的。
第三次颠倒：没有使用价值的信用货币符号成为目的，其他一切有用或无用之物都成为作为虚拟资产增殖工具的标的物，即信用货币贮藏和增殖的工具。价格不再与实际价值相关，而彻底成为符号值，即符号性估值单位。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
“目的”与“工具”的第一次颠倒，使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成为可能，促进效率提高；第二次颠倒，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让贪婪成为财富创造的“能源”；第三次颠倒，使人类永远不得满足，欲壑难填，经济增长似乎需要“永动机”。这个“永动机”就是金融炼金术所创造的信用货币。
在现代经济中，信用货币是被货币当局（央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完全可能同实体经济活动脱节而自我循环和扩张。所以，实际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变成虚实交织的复杂关系和难以把握的复杂过程。这就是发生不断困扰社会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经济体“基因编码”特质。
人追求和积累物质财富、货币财富以至信用货币制度条件下的财富欲望，超越一定限度，实际上是由财富幻觉来满足的。亚当·斯密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欺骗”，即人们无止境地追求并不需要或者实际上并不能带来更大快乐的东西。这是一种无止境、无约束的幻想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
但是，货币拜物教绝不因为其幻想性而无关紧要，相反，人类经济社会几乎就是构建在一个货币幻觉的沙滩之上。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就是，一切都基于“信心”之上，如果信心崩溃，现实经济也将崩溃。幸好，供求体系和货币支付网络已将人类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利益共同体”，现在谁都不愿意看到那个同归于尽的结局。人类无论怎样生活在充满货币幻觉的世界，无论复杂的货币世界把经济关系编织得如何复杂诡异，甚至让人类完全颠倒地看待这个世界，分不清“目的”与“工具”，在价值理性上糊涂迷茫，但是，一旦供给体系，尤其是实质供给问题凸显，矛盾严重，而货币性（需求侧）政策效率递减，无力回天，人们就不得不迷途知返，回到经济的最实质其实也是最本源的层面，从实质供给与实际有效供给上寻找出路。这就是中国必须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缘由。
转自《中国工业经济》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cie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