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前正处于必须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工业转型是产业转型的关键。研究工业转型实际上就是探寻工业的本源性和工业发展的价值实质。工业是人类发展的翅 膀，工业的发展促使人类更趋向于自觉增进社会福利。工业转型和产业转型，是工业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自发彰显。目前，工业化在中国还远未完成，中国大多数地区都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基础。中国离发达工业国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困难除了工业技术基础不坚实之外， 就是过度的“工具理性”倾向，一味追求“速度”、“规模”、“增殖”，追求赢利性的欲望抑制了工业的价值实质。当前的中国工业转型就是工业的工具效用和价值实质间内在关系的再调整，是工业创新能力的再释放。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做强工业。通过工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中国的 工业文明推向新境界。
新中国建立65年来，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初步工业化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加速工业化两个阶段，当前正走到一个必须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具有深刻的意义，是中国工业化内在逻辑的现实演绎。其中，工业转型是关键。科学认识工业的使命和价值，对于工业转型的顺利实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工业化不仅只是物质技术过程，而且是人类文明进程。因此，研究工业转型实际上就是探寻工业的本源性和工业发展的价值实质。据此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规律，并以其理论逻辑指导实践进程。
一、工业是人类发展的翅膀
人类生存和繁衍最初依赖于自然界中可以直接获取的可用于消费的物质，例如植物、动物等。其居住地也是天然的或略经处置就可以遮风避雨的自然场所，例如洞穴、草棚等。以后人类逐渐学会了将原本不能用于消费的自然物加工制造成为可以消费的物品，这就产生了“工业”活动，并逐渐发展起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有了工业就可以制造工具，而且可以制造各种用于制造工具的工具，从手工制造发展为机器制造，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经济活动，其中包括“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即原材料。这样，工业就不断发展成为庞大的“迂回性”生产体系：对于最终的直接消费使用过程，工业生产活动的很大部分是间接的和迂回的，是为生产“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而进行的生产，工业生产的“迂回”性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高度分工化，不仅是各种技术分工，而且是普遍的社会分工，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不过，无论工业生产的迂回过程如何复杂，工业的本质都是将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将有害的物质转变为有益的物质。这种“有用”、“有益”的物质有些是可以直接消费的，而更多的“有用”、“有益”物质是用于生产性消费的，即相对于最终消费而言的间接消费。前者通常称为“消费资料生产”，后者称为“生产资料生产”。
工业既然能够将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那么也就可以让废物变为资源，如果对于人类无用即为“废物”，如果有用即为“资源”。工业越发达，就能使更多的物质转变为资源。在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中，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因此，从最终意义上说，所谓“资源”都是由工业所创造的。
工业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工业渗透到几乎一切领域，使人类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工业化”了：农林牧渔、交通运输、信息传递、文化艺术、教育医疗、体育健身、休闲旅游，无不贯彻工业主义，依赖工业技术。当然，自从有了工业，战争形态也彻底改变了，出现了“战争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现象。整个20世纪充斥了“工业化”的战争，钢铁、石油、火药、汽车、飞机以致核技术等所有工业品都可能成为战争工具。军力的强大依赖于工业的强大，工业的强大表现为军力的强大。
工业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她是科技创新的实现载体和必备工具。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致人类任何杰出想象力的实现，都需要以工业为基础和手段。科技进步是工业的灵魂，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躯体，绝大多数科技创新都表现为工业发展或者必须以工业发展为前提。因此，只有工业国才可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拥有发达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国家。迄今为止，以科学理性和科技进步为标志的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发展最辉煌的阶段。
在发达工业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到工业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其生活条件也都是“工业化”的。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着学者们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作者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在《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一书中写道：“划时代的技术进步，如计算系统、网络与传感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人机对接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使生活于今天的绝大多数人能够体验和享受过去只有富人才有机会拥有的生活”（彼得•戴曼迪斯，2014）。这一切都基于工业的高度发达。工业是一切科学发明和创新想象得以实现的工具，也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技术基础。
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业也具有毁灭性，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创造性毁灭”，而且可能是战争的毁灭和环境生态的毁灭。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发展使战争工业化了，也使环境生态人化了，而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人化，实际上就是环境的工业化，即工业活动改造了自然环境，工业成为环境生态中不可或缺而且也是无法摆脱的组成因素。
无论如何，自从有了近现代工业，人类发展就如同插上了飞速翱翔的翅膀。人类创造性的伟大力量喷发出来，当然其中包括建设的创造性，也包括毁灭的创造性。因此，建设一些，毁灭一些，在建设中毁灭，在毁灭中建设，这就是工业化的历史，也是技术创新的历史。工业使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人类可以居住的场所，包括农村、城市甚至海岛、沙漠，但同时工业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也一直如影随形，堆积如山的废旧工业品和城乡垃圾越来越困扰人类。几乎所有的兵器都是工业品，战争的工业化使得工业所制造的武器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但军事工业也成为推动最先进技术创新的源泉。总之，工业化将人类发展的一切领域都彻底改观了。
二、工业化从“丛林”走向文明
既然工业是建设性的也是毁灭性的，那么，这种建设和毁灭是值得的吗？有人认为，工业发展是得不偿失的，工业会毁灭最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原生态的自然，被毁坏的自然比工业化的世界更有价值。所以，自然主义比工业主义更具人性。
原生态的自然意味着原始状态的人类生活。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其描绘为“丛林法则”下的生活。他说，在自然“丛林”状况下，人类生活不仅是“贫穷、肮脏和短命的”，而且是残忍的和孤独的，并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幻想的人性栖息地。有些反科学反工业的人幻想回归到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完全有机的农耕和只运用前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方式，然而，前工业化时代的知识和生产方式只能支撑今天地球上1/10人口的生存，即使可以让少数人享受田园诗般的生活（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不能解决大多数人贫穷、肮脏和短命的问题。相反，工业发展可以使人类生活变得富有、清洁和长寿。“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伊恩•莫里斯，2014），而工业化时代则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使人类可以走出贫穷（尽管仍有未能消除的贫困现象），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工业化使人类可以生活在清洁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工业就不可能有大多数人的卫生生活条件，城市和乡村的较好卫生条件都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大大延长了人的寿命：工业化以前，人的平均寿命预期不足30岁，而工业化使得的平均寿命预期翻番，发达工业国的平均寿命预期普遍超过70岁，甚至可以接近和超过80岁。这是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所无法达到的。所以，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安全、最清洁和人的平均寿命最长和健康状况最好的发展时期。
但是，工业化也有自己的“丛林”的时代。血拼式的竞争、野蛮无序的增长、掠夺式的资源开采、无度的环境破坏，这些现象在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工业化走过的历史确实也往往是“劣迹斑斑”甚至“血迹斑斑”的。不过，这不是工业的本性。工业的本性是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实际上，工业化也正是在创造文明，不过这个创造过程是有代价的。工业的科学理性主义所追求的不可能是丛林法则下的野蛮人类生活，而必然是符合人性的文明社会。
工业理性要求工业行为的自律，也就是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对有可能产生的外部性负面影响进行自我约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自我约束。既然人类行为特别是工业行为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成为人化环境，人化环境的目的是使自然环境变得更适宜人类到达、居住和享用，那么，文明的工业行为必须敬畏自然，必须深刻认识：破坏自然环境的野蛮工业行为是根本上违背工业文明精神的。可以观察那些工业化国家，公众高度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他们“普遍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应当得到同等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年轻人更偏好环境保护”（杰弗里•萨克斯，2014）。
工业理性也要求高度的同情心，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化使环境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越来越强，人类的社会化使得人类的群体性和互动性越来越强，进化过程中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和广泛。竞争就不可避免强弱相争和优胜劣汰。工业理性要求避免丛林法则的残忍性，即人类社会中的强者和竞争优势者不可无视弱者和竞争失利者的生存。因为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不会始终是强者，而总会有居于弱者或失利者地位的时期，例如人人都有幼、老、病的时候，工业理性要求社会对弱者和失利者的同情心，实际上也是每个人对自身安全的关心，是基于人类理性的同情心和正常社会心理。所以，在各国的发展史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成为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成就之一。
可见，工业化从“丛林法则”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实质是，工业发展的目标更趋向于自觉增进社会福利。现代工业文明是更加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良心的时代。
三、工业转型体现了创新和革命的本性
工业发展走向更高文明阶段的直接表现就是：以持续创新和“革命”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工业发展没有历史终点，只要人类存在，工业生产就是其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之一，因为不仅加工制造、建筑施工、能源供应等工业生产方式永远不会消失，衣、食、住、行、用的需要永远要由工业品来满足，而且一切其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服务生产活动也都要以工业技术和工业产品为基础和工具。例如，文化活动和产品也将工业化，表演艺术就从舞台活动变为电影工业。工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是解决人类发展各种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说，解决问题意味着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甚至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新问题的出现，而更多的问题意味着更大的进步空间，所以，困难、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工业发展就永无止境。中国工业化过程充分表明了工业的这种特点。
工业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问题。工业的迅猛增长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大都同工业增长有关，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工业转型。当前，中国工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正面临着演化过程中的转折和突变时期。必须进行工业转型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但是，工业转型并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强工业化，即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调整中国工业化战略方向，实现两大目标：让现代工业在中国扎根和占据各产业的技术制高点，笔者曾经撰文称之为“从平推工业化转向立体工业化”。
中国工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是代际性的，即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工业素质差距的基本性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是难以通过人为压缩一些产业和扶持一些新产业就可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工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助长。
因此，所谓工业转型或产业升级，实质上是工业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自发彰显，在此过程中，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人们难以断定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结构状态，但是可以而且必须“安排”和“塑造”有利于工业转型的制度和政策，实质上就是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创新和推进工业革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体系。而这正是政府应发挥的有效作用。总之，尽管工业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由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所实现的而不以计划中心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演化过程，但是，政府管控和公共政策也应发挥影响未来的重要职能和积极作用。特别是，工业的价值理性往往须由政府的有效作用来实现。
四、工业化在中国远未完成
近些年，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研究”和“评估”结论似乎在“印证”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完成，支持了一种舆论，即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工业大国”，而且“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采用一定的统计估算方式，也许确能得到这样的估算结论，但这决不是客观现实。尽管采用一定的统计准则，中国经济规模和工业产量规模可以很“大”，但在实质上，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的水平仍然很低，最保守地估计也至少还有30—50年的差距。
当估算国家的经济规模时，通常采用流量统计的方式，即计算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内所生产和进行市场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总量。而这种统计又可采用“国土准则”或“国民准则”两种方式。前者的统计原则是“在哪里生产就算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出”，例如常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后者的统计原则是“由谁生产的就算那个国家的产出”，例如常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即GNP。很显然，按照GNP统计准则，中国的经济规模显著小于按GDP准则统计的经济规模。因为，处于中国工业化的现阶段，更多的发达国家企业到中国的国土上生产，而较少的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国土上进行生产，这样，中国的GDP>GNP。即使中国的GDP世界第一，也不表明中国的GNP是世界第一。
由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商品自由贸易，资本国际流动也越来越自由，而劳动的国际流动却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于是，国际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更多地采取发达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而不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的途径实现，于是世界工业生产地的地域分布向中国大规模转移，即在中国提供的“场地”上生产出了大量的工业品，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中国，也就是说，其性质是“MADE IN CHINA”（在中国生产）而不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生产），经济成果（产品）的归属并非中国。再考虑各国人口数量的极大差距，中国有13亿人口，即使GDP和GNP的总量规模达到世界前列，但更为重要的人均GDP和人均GNP仍将长期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即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发达工业国仍有很大差距，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进入世界排名前列。
更进一步的，尽管采用以经济流量为对象的统计方法中国经济和中国工业的总体规模确实已经很大，但中国经济的“存量”规模仍然很小，远没有达到工业化后期的水平。经济存量即一国现存的财富量，是真正的经济体量。形象地说，如果要评估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经济流量估算的是“全家一年能挣多少钱”，而经济存量估算的是“全家总共拥有多少财富”。一个祖辈贫穷而近些年收入较高并增长较快的家庭，同一个继承了大量财富但近些年的收入增长不很快的家庭相比，后者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恐怕要远远强于前者。显然，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经济存量规模比流量规模更有意义。
工业化是人类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最快最多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积蓄物质财富是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工业化进程是否完成就看工业发展的这一历史使命是否完成。这里所说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涵义的差别是，如果说前者主要指工业自身的发展，则后者还包括了使非工业产业更多地和系统化地采用工业技术、工业产品和工业组织方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真正实力（不考虑人力资本）即物质财富拥有量，主要包括了自然物质和工业生产物的蓄存量。也就是说，除了大自然的赐予，各国所拥有的物质财富主要是工业品（尤其是工业所创造的生产设备、建筑物和交通体系及各种物质基础设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类物质财富主要是工业化时代所创造的。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钢和刘吉超（2014）对物质财富存量的估算，到2008年，美国财富总量是中国的5.9倍，日本是中国的2.8倍；美国生产性财富（工业生产物蓄存量）是中国的3.8倍，日本是中国的2.4倍。而人均生产性财富美国是中国的16倍，日本是中国的25倍。如果美、日、中三国均保持当前的生产性财富增速，中国人均生产性财富要到2034和2035年才能赶上美、日两国。而人均财富总量赶上美、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专家的另一项研究还表明：中国工业的大多数行业均没有站上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制高点，中国工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一些国 际竞争力较强、性价比高、市场占有率很大的中国产业，其核心元器件、控制技术、关键材料等均须依赖国外。总体上看，中国工业品的精致化、尖端化、可靠性、稳定性等技术性能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金碚，2013）。有些工业品在发达国家已属“传统产业”，而对于中国来说还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许多重要产品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几十年的技术差距，例如，数控机床、高端设备、化工材料、飞机制造、造船等，中国尽管已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而且时有重大技术进步，但是，离世界的产业技术制高点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攀登产业技术制高点需要专注、耐心、执着、踏实的工业精神。这样的工业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普遍缺乏攀登产业技术制高点的耐心和意志，往往是急于“做大”和追求短期利益。许多制造业企业过早走向投资化方向，稍有成功的企业家都转而成为赚快钱的“投资家”或进入地产业，企业股票上市后急于兑现股份，无意在实业上长期坚持做到极致。在这样的产业界心态下，工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形成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面临很大的障碍。这也正是中国工业综合素质不高的突出表现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大多数地区都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基础。中国离发达工业国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迄今为止，中国崛起最大的“功臣”就是规模巨大的工业体系，工业显著地提高了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工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支撑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实现，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创新能力。中国所面临的各项重大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更加强大的工业能力。因此，在现阶段，中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强健工业筋骨。有了工业之筋骨，才能雄踞于世界大国之间，确保国家安全、民生福祉和民族昌盛，并且真正成为一个永远保持活力的创新型国家。
五、工业发展超越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
工业生产在人类发展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工业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财富是创造幸福的工具，但工业生产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本身并不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实质。可以说，就其现实机制而言，工业发展所直接体现的是人类的工具理性，即以高效率的方式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这种工具理性主义是必要的，但是它只是基于人们追求财富欲望的心理倾向，而不能保证这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和提高幸福水平的真实价值。“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够积极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安东尼•吉登斯，2013） 。
人类发展中，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要须由物质产品来满足，没有物质产品或物质产品严重短缺就难以提高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但是，物质财富满足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增强幸福感的效率是递减的。工业创造物质财富的根本目的是为幸福生活提供条件，但是幸福生活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财富，而且要取决于主观感受，而作为主观感受的“幸福”的增进同物质供应的增加或者消费的物质量并不是正比例对应的。也就是说，同样的物质量（收入和财富）未必产生同样的幸福感，物质财富的数量并非衡量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志。现实是，物质增加到一定的量，其继续增加所产生的愉快感受强度是递减的，甚至可以达到“麻木”的程度。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对物质享用的愉快感将大大弱化。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往往是，随着物质的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抱怨和不满反而在增加。
正因为这样，当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后，人们的价值准则即价值优先次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即从高度评价物质财富的价值优先性，到更加重视非物质因素的价值优先性，有学者称之为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罗納德•英格尔哈特，2013）。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人类生活质量和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不仅仅是消费的满足，而且包含了基于“好奇心”的发现真理的本能愿望和基于爱美心的审美倾向，发现真理和寻求审美是人类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表现。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并非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美感也未必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对于真理和审美的追求，本身就是人类的价值，完全不必依附于利益欲望。工业发展对于人类实现这两个价值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所述，工业是科学发现和发明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须臾离不开工业技术。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工业必然从追求功能性走向创造审美艺术性。高质量的精致工业品都是艺术化的制成品，极致的工业品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黑格尔、歌德和谢林等都曾发出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感叹，优美的建筑物是工业和艺术的结晶。工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可复制的文化艺术产品，而且，高度发达的工业本身具有追求差异化和唯一性的艺术天性，工业生产业态从标准化大规模制造转变为个性化定制生产就是这一工业本性的体现。设计—制造是工业生产的基本流程，无论是制造还是建筑，其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都深含文化和艺术因素。科学技术使工业品“更有用”、“更廉价”；文化艺术则使工业品“有品味”、“高价值”。因此，工业的价值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功能”、“用途”、“财富”，而且可以体现“探索”、“发现”、“创意”、“唯美”的创造性价值追求。人类是富于创造性的生命体，工业是人类实现其创造性价值的伟大工具。
工业不仅具有寻“真”和求“美”的价值，而且也有为“善”的价值。所谓为善就是，工业之本质应是有利民生的经济活动。如果仅由工具理性所主导，工业活动既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当然，无论作恶还是为善都是人的行为而非机器的自为，但是，工业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积极活动，所以，机器所为与人之所为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作恶的表现不仅是制造残酷杀人的武器，而且可能是为了满足财富的贪欲而不惜产生破坏环境、损害社会等负外部性扩散。而为善之表现则是以民生改善为目的，不仅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而且为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物质条件。工业之为善本性的张扬，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避免作恶，持续为善，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在价值取向，这才符合工业之朴素本性：将无用变有用，将有害变有益。
中国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困难除了工业技术基础不坚实之外，就是过度的“工具理性”倾向，一味追求“速度”、“规模”、“增殖”，追求赢利性的欲望抑制了工业的价值实质，加之中国社会心理趋向于以“大”为好的判断准则。似乎“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目标，规模越大越有成就，工业不过是挣钱的工具，能赚钱就大肆扩张，不能赚钱就放弃，只要资产能增值做大，生产企业不过是“资本运作”的标的物。甚至连国有企业似乎也应该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营利机器。这样“天经地义”的工具理性逻辑，虽然具有现实性，但过度的工具理性如果销蚀了工业活动的价值理性，不仅会导致负外部性的膨胀，而且也会使产业升级失去内在的持续性动力，甚至导致“得不偿失”的窘境和难以挽回的损害。
工业具有开源、增效、积财的工具效用，而其价值实质则是寻真、求美、为善。通过开发资源，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工业成为推进人类物质文明进程的强大工具。而探寻世界奥秘，实现审美创意和创造民生成就则是工业价值的最终体现。当前的中国工业转型就是工业的工具效用和价值实质间内在关系的再调整，是工业创新能力的再释放。
六、信息化智能化是工业发展的逻辑必然
工业在本质上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实现形式，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形态是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演化的。工业技术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自动化，现在正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工业产品则从工匠式，到标准化、规模化，再向越来越个性化发展。工业组织形态从集中控制、科层分权，到向分布式、网络化和去中心化方向发展。体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到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新工业革命（也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演化历史。从工业发展的上述历史轨迹上可以看到，工业发展在实质上也是信息关系的演化，特别是人作用于物的信息关系演化：工业创新和工艺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运用，工业生产流程和管理模式是工程设计和管理知识的运用，工业发展就是工业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也就是如何将“废物”变为“资源”，将“无用”变为“有用”，将“有害”变为“有益”的知识的形成、学习、传播和物化。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工业发展就是人类知识进展并成功运用的过程。
由于工业实际上具有信息本源性，即工业是信息的物化体，总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运用可以获取和处理的信息，包括科技知识、行为信息、商业信息等，所以，必然走向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级和信息化水平越来越发达的工业化阶段，这不仅表现为运用越来越丰富的科学知识、不断积累和传承工艺技能经验，而且越来越高效率进行信息处理，表现为信息传递的速度越来越快，成本越来越低，特别是信息传递处理越来越互联网化、分布式化，而不再是“中心—科层”纵向信息传递。因而，工业的信息关系和信息环境必然变得越来越透明，工业生产的迂回性关系在发达的信息化条件下将变为网络型关系并越来越具有可视性。这样，信息化必将有力地推动工业文明进程，演化为更具人性化的工业体系和组织形态。不仅生产技术、市场机制、企业竞争行为、竞争规则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有可能抑制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野蛮的掠夺性行为。因为，人们在信息公开的“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之下，总是比在私密场合更加自律和检点。
总之，信息化可以促进工业生产更快地提高效率，实现绿色化和增强精致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更高水平地实现工业设备的数控化和生产工艺及流程的科学化，从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产品向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产品生产转变；更重要的是，信息化可能使工业品的经济学性质、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竞争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使工业化进入文明进程的新阶段。
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将使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工业，不仅是工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而且将生产各种智能化的工业品，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以致具有各种拟人功能的机器人产品。其实，整个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和模仿人的过程：“人像机器一样”和“机器像人一样”，“机器延伸人的功能”和“人使机器具有智能”，以致“人机信息互联”和“人机智能一体”是工业技术进化的基本逻辑。过去，人们以机械论隐喻看待人和工业，认为“人是机器”；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以生物学的隐喻看待人和工业，则可以认为“技术有生命”，“机器是人”。因此有国外学者认为，人类正面临新工业革命，意味着进入“新生物时代”。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一观点，都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机器、信息、智能、艺术、人文，在工业化进程中汇聚，形成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经历其最辉煌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中国工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理论逻辑。
七、结语
工业化不仅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节约、最清洁、最安全的时代，是人类生命预期最长、身体最健康、享受物质和精神福利人数最多的时代，而且更是人类最聪慧和最富创新精神的时代。尤其是在人口极大增长，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条件下，建立发达的工业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性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当人类进入高度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工业化的文明本质，特别是绿色本性和幸福价值实质将得到全面的展现，反文明的野蛮行为将终无藏身之处。工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使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美】伊恩·莫里斯.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美】彼得·戴曼迪斯，【美】史蒂芬·科特勒.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3]【美】杰弗里·萨克斯.文明的代价——回归繁荣之路[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4] 李钢，刘吉超.中国省际包容性财富指数的估算：1990-2010[J].中国工业经济,2014,(1):5-17.
[5] 金碚. 全球竞争格局变化与中国产业发展[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美】罗納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