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保持平稳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低成本优势的“双向竞争”下，以要素成本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优势明显弱化，迫切需要加快实现外经贸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坚持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推动陆海内外联动，实现东西双向互济，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坚定不移地引领全球化进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对外开放新格局；国际竞争新优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中国40年来的对外开放历程，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契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外开放推动了外经贸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主动、双向、公平、全面、共赢、高质量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程度和总体水平不断提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外需下滑的严峻形势，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通过深化外经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中国进出口态势逐步回稳向好，并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领域，深化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促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取得新成就。党的十九大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新变化。为此，应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模式，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总体形势
1. 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受到内需不振，外需低迷；人口红利渐失，要素成本上升；汇率波动加剧，贸易壁垒高筑，贸易摩擦频发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增幅明显收窄。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货物进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继续提高，2013—2015年，中国占据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2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上升至11.5%。在国际贸易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及世界经济复苏仍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有效应对进出口增速下滑，配合外经贸领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政策措施，为外贸企业减压降负，促进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出口形势明显好转，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77923亿元，同比增长14.2%，实现反弹式增长，扭转了2012年以来连续五年进出口增速低于GDP增速的局面（见图1）。总体来看，进出口增长再度提速既是世界经济温和复苏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发展新动能的不断聚集。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增速明显超过货物贸易，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居世界第4位，2013年上升至第3位，2014—2016年连续3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服务进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2012年的5.5%提高到2016年的6.9%。其次，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据海关统计，2013—2016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2.3%，较同期货物出口总额的增速高出0.1个百分点（见表1）。在工业结构转型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拉动下，无人机、航空航天器、光纤通信设备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新亮点，带动中国制造质量和国际形象实现进一步提升。再次，从贸易主体结构的变化看，民营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增大。民营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36.6%大幅上升至46.2%，已经取代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货物出口第1位的经营主体。
与传统贸易方式增速放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以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外贸新兴业态创新提速。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6.5万亿元，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接近30%。业态创新为对外贸易回稳向好注入了新活力，带动了中国贸易方式结构的进一步转型优化。2017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上升至56.4%，比2012年提高4.4个百分点，而统计在其他项下的以新业态为主的外贸进出口额占比显著提高。2012年，其他贸易方式出口和进口分别占比为9.7%和17.7%，2016年这一比值分别达到12.6%和22.7%，其中，其他项下的进口占比已经超过了加工贸易（见表2）。
2. 利用外资总体平稳，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比下降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利用外资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的总体态势。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7年，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6205亿美元，年均增速3.2%。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利用外资虽然仍有增量提质的空间，但也面临一些突出瓶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由于国内企业竞争力提高和要素价格攀升，使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其中，一些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已基本失去生存空间。二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比大幅下降，服务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快速上升。1993—2012年的20年间，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在吸收外资中占据首要位置。2013年，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反超第二产业。2016年，制造业吸收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进一步下滑至29.9%，仅约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的一半。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但制造业高质量外资及其蕴含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机会不容忽视。目前，在一些中高端产品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已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对手，加之不少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工作中出现“重服务、轻工业”的新倾向，导致制造业项目储备减少，实体经济吸引外资后劲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内积累能力不断增强，国内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点（1995年这一比值高达15.65%），进入21世纪后则持续快速回落，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2.84%，2017年这一比值则仅为1.34%。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改革开放初期“双缺口”条件下吸引外资相比，现阶段利用外资的动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针对利用外资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2017年国家连续出台《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领域，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目前，这一系列新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实际使用外资877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8%和7.9%。
3.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持续扩大
随着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进入资本双向流动阶段，并成为全球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输出国。据《中国对外投资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额，2016年达到1961.5亿美元，在全球对外投资排名中由2002年的第26位升至2016年的第2位，同期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占全球的比重也由0.5%大幅升至13.5%。2002—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年均增速高达35.8%。进入2017年，由于外汇等监管政策收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较大波动，2017年1—11月，对外投资额为1075.5亿美元，同比下降33.5%。在对外投资存量方面，中国由2002年的全球第25位升至2016年的第6位。截至2016年，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有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分布，在境外设立对外投资企业3.72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再从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受行业发展周期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采矿业、房地产等行业的对外投资增速放缓，而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活跃。2016年，中国企业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41.4%。同时，中国企业资本运作能力明显增强，并在发达国家掀起了一波并购浪潮，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投资来源。
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但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遭遇了不少困难和风险。近期部分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并购活动施加压力，设置障碍。另外，中国企业自身的国际经营经验和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一些境外投资项目未经科学决策，对当地投资环境、政策法规以及文化差异等投资风险缺少系统评估，导致投资领域选择盲目性大，后期经营管理不善，进而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4. 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进程加快，开放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
中国对外开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采取渐进式模式，从沿海地区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在政策投放强度和区位条件存在明显差别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的开放水平以及外向型要素的集聚能力远超中西部地区。近年来，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和工业用地成本的上升对东部地区传统出口产业冲击较大，加之东部外贸大省（市）出口规模在较长时期内处于高位，导致其出口增幅普遍收窄。与东部出口增长放缓形成对比的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规模扩大，出口额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中国外贸发展地区不平衡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随着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到位，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开始进入快车道，自贸区效应开始显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开放机遇增多，中欧班列的运营班次不断增加，运营能力不断提升，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发展空间、交通物流、人才集聚等后发优势集中释放。2017年，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等方面加快突破。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17年1—10月，西部地区进口同比增长29.4%，增速高出全国7.9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全国4.7个百分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不少东部企业只是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则仍留在东部中心城市。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西部地区一些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客户群，自主开发国际市场的能力不足，导致出口规模波动较大，出口效益稳定性较差。
5. “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进展，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双边市场开放，经贸合作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6.3万亿美元，实现了0.6%的正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所占比重达到了25.9%。其中，中国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出口分别增长11%、14.1%、11.8%、9.0%和6.5%。同期，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1.2%，对美国出口仅增长0.1%，对东盟出口则下降2%。在推动中国服务业“走出去”以及促进服务企业在当地发展等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中国企业的服务业附属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销售收入达8929亿元，占这类业务全球收入总额的19.4%。在对外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方面，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提升了3.5个百分点。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7217份，新签合同额1443.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总额的54.4%；完成营业额855.3亿美元，占同期营业总额的50.7%。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呈现温和复苏的态势，但各国经济增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到位，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在剧烈变化的国际秩序中，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发展问题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的各种波折和挑战；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主要经济大国在抢占科技制高点、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重任，只有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才能主动把握世界经济格局嬗变蕴含的有利机遇。
1. 有利条件与机遇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和分工深化。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进行了新一轮密集投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加紧布局，意在引领新的产业革命，带动全球实体经济开启新一轮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好地抓住了发达国家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比较优势，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使得要素配置效率大大提升，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二贸易大国。客观地，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投入和持续积累，中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式创新开始全面发力，在一些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基本具备同步竞争的能力。历史经验表明，新科技革命是新产业集中孕育的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但同时战略机遇的窗口稍纵即逝。目前，主要工业化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差距并不明显，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更容易“轻装上阵”、重点突破，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加快实现从追随者到同行者乃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第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创新引领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为突出的优势已经不在于劳动力成本，而逐步转向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些都是支撑中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制定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中国制造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5个百分点。同时，创新驱动引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提速，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新产品不断涌现。2013—2016年，中国光电子器件产量年均增长27.1%，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年均增长33.1%，太阳能电池年均增长22.1%，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年均增长12.7%。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加快发展，高端装备的部分技术、工艺和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重大技术创新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动能。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与沿线国家开放共识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各方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国际公共产品，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仅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充分展现出这一倡议的国际凝聚力和广阔发展潜力。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首次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论坛，也是中国继G20杭州峰会之后，再次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大贡献。落实论坛成果，秉承共建、共商、共享的原则，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融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化进程，能够为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带动外贸企业转型提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积累了市场开拓和国际化发展的丰富经验。近年来，在要素价格持续攀升、出口订单流失、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加快自主转型，不断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构建自主营销渠道，参与更高层级的国际分工，着力打造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推动企业自主转型，并将其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外经贸主管部门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多管齐下，大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外贸企业降成本、减负担，提高外贸企业运营效率，有效有力地提振了企业信心，为企业聚焦创新升级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
2. 面临的障碍与挑战
第一，传统比较优势弱化，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随着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中国以要素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显著弱化。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重振实体经济。一方面，在美国、德国等工业强国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下，一些掌握尖端技术的领军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对价值链进行重构，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地控制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对新科技、新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中国很难再采取以往承接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式，获得技术溢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中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中，正在加快形成对中国的追赶之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批新的生力军开始活跃起来，不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今后，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东南亚、非洲在吸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投资方面将形成不断凸显的区位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终端产品制造环节将加快从中国转移到新的“成本洼地”。可以预见，中国出口和利用外资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双向”国际竞争。
第二，各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一方面，2016年，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标志性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的态势加剧；另一方面，结构性瓶颈和周期性矛盾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而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领域，发展中国家以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需要在短期内对接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数字鸿沟”，这将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受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则成为贸易保护主义长期、最大的受害者。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各类贸易救济调查达到119起，涉案金额共计143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大幅上升36.8%和76%，连续1021年成为全球遭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接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第三，中美贸易关系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美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国，虽然在产业体系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在各领域内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但也面临着从科技、能源、贸易、投资到国际话语权等全方位的激烈竞争，可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主导未来的国际竞争。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之后，推动了以减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保护、放松环境规则等为核心工具的一揽子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措施逐步落实到位，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并将刺激全球资本向美国集聚，对中国吸收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更大的挤压效应。同时，尽管特朗普并未对华发起实质性的全面的贸易战，但其“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政策导向明显趋于保守，而在钢铁、有色金属制品等领域则不断加大对华施压力度。目前，中美双边BAT谈判进入胶着状态，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未见放松，并再次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继而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这都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新一轮开放的重点方向和政策建议
开放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实现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支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此，要积极探索开放的新模式，将开放的推进重点由政策提供转为制度塑造和能力建设，力争到2020年前，进一步巩固中国的经贸大国地位；到2035年前，基本建成经贸强国；到2050年前，全面建成经贸强国。
1. 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深入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坚持创新驱动，提升自主创新国家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生产、贸易、投融资和服务网络，以中国创新、中国品牌、中国质量带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由大转强。建立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法规、交易规范和信用认证体系，提高外贸新业态市场主体的信用水平和管理能力。充分发挥以开放促竞争、促发展的政策效应，鼓励企业加大对新经济新业态新贸易的创新投入力度。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重大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创新新产品的商业模式。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引领，以工艺改造、设备更新和节能降耗为导向，引导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挖掘传统产业的出口潜力，延长传统产业的优势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全社会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为自主创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2.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新一代通信技术，推动工业基础设施升级换代，降低高端要素成本，改善企业成本结构；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降低煤、电、石油、天然气等工业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改善能源原材料供应条件；进一步抓好“放管服”，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平等对待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加紧落实利用外资“新20条”，引导地方政府创新引资政策工具，形成“安商稳商”氛围。一方面，进一步清理减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切实帮助企业减负增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思路，放宽外籍人才引进时有关人数、年龄、学历、签证等政策限制。在完善事中事后监督的同时，不断提高工作程序的透明度，减少执法随意性。另一方面，建设智慧海关，打造数字商贸，以“政务云”实现商务、海关、质检、税收等部门的信息联通，优化通关监管模式，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的通关管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服务意识和创新能力，形成贸易便利化的长效机制，降低交易成本。
3.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
一要面向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着力补齐服务业开放发展的短板，重点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服务业领域准入。稳步推进供应链金融、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对外资开放，嫁接境外资本，提升新型商业模式企业的资本运作和平台整合能力。二要继续把制造业吸引外资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细化“中国制造2025”实施方案和相关专项规划，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互联网+”、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鼓励国内企业引进实力强的国外投资者，共同研发面向工业4.0的技术、工艺和产品，为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机遇和选择，进一步拓展合资合作空间。三要强化外资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放宽外国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限制条件，积极开展试点工作，推动金融部门协同配合，对跨境并购、上市融资提供更为便利、专业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四要加快国内创业园区、创客空间等“双创平台”的对外开放，吸引海外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加入“双创活动”，不断提高“双创”事业的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同时，引导国外投资者在国内设立规范的天使基金，带动国内创业创新育成机制不断完善，拓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融资渠道，加快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
4. 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将新一轮对外开放作为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有力抓手，加强“一带一路”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的融合对接，深入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的结合。完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加快配套服务产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配合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重点支持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对外开放，防止出现同质竞争、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根据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和生态环境，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技术、质量等标准和国家产业政策，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严防资源浪费、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建立完善以生态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激励机制，吸引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等低碳绿色领域。参照落后地区开发政策的国际经验和管理方式，对西部地区在财税金融、用地规划、市场准入、教育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实行一揽子倾斜政策，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外向型要素的吸引力。加强延边开放，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促进边境地区人民币结算的便利化。推动陆海内外联动，全面升级改善西部口岸、跨境运输等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联通东中西部的交通和信息网，打破商品、服务和要素流动的区域性壁垒和市场分割，形成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充分认识西部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和地域特点的差异，强化风险意识，对涉及民族、宗教、文化等敏感问题的投资项目、人员往来开展全面评估，确保开放中的国家安全。
5. 探索建设高质量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新高地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深入总结自贸区建设取得的试点经验，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力度，赋予自贸区更大的体制改革和先行先试自主权。在现行负面清单基础上，做好“减法”，不断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自贸区建设质量。对于自贸区在扩大开放领域、简化行政管理程序等方面形成的一批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做法，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加快全面推开，促进贸易投资环境便利化、法治化，扩大自贸区非核心领域的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国际成功经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将上海等发展较为成熟，拥有优质陆海口岸的自贸区作为向自由贸易港转型的首批目标，兼顾开放基础和区位条件，渐次推进。需要强调的是，作为高端要素集聚和制度创新的新高地，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坚持合理布局，不易遍地开花。要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自由贸易港区域内探索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以及更加智慧和国际化的金融和海关监管方式。同时，自由贸易港开放的重点应由产业转向要素，将自由贸易港建成中国新一轮开放的新名片，打造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新标杆。
6. 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创新投资模式，开拓新兴市场
在稳固欧美日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新兴市场，进一步优化外贸市场格局，扩大外需，增强能源资源进口的保障能力，改善贸易条件。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各领域合作，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鼓励电力、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等行业中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输出产品和设备，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企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钢铁、建材、有色等国内传统产业，到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的沿线国家设厂，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的有序对接。在产品和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采取工程承包和投资设厂等方式，加强境外工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产业聚集区，以中国优势产业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为所在国带来税收、就业福利，帮助其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带动其工业化进程，为产能合作长期化、机制化创造有利条件，使“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与此同时，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完善协商沟通机制，与拉美、非洲等地区开展贸易投资、定向外援、技术转让、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密切经贸往来，增进互利互信，带动高铁、核电等高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拓展海外市场，推进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国际化，提升中国制造全方位的竞争力。推动粤港澳、闽台、西南省区与东盟、新疆与中亚国家的互动合作，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对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支撑作用。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为契机，把握各领域合作的主动权，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
7. 全面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对全球挑战、谋求共同发展，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课题。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支持与合作，日益崛起的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和机遇。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挫折，中国迈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不可阻挡。为此，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成为推动构建平等公正、合作共赢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倡导全球化，坚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方向，以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为出发点，以主导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战略重点，推进环境保护、投资自由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议题谈判。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战略平台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广泛接纳不同国家和地区为重塑包容协调全球价值所做的建设性努力，共同主导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数字时代国际贸易规则的创新和变革。顺势而上，精准识别各国利益的重合区和分歧点，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完善贸易救济体系，有效降低贸易摩擦的危害。树立新型全球治理观，主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加强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的国际协调，合力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突出问题，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高效、有序、平衡，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方向不断完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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