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创企业在不断地构建和完善创业网络的同时，也跨越了不同阶段的合法性门槛。其中，创业网络会经历构建结构框架、强化网络关系和形成治理机制的动态过程；合法性则完成了从企业家合法性到创业团队合法性，再到组织合法性的塑造和升级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创业网络与合法性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的功能和作用，本文基于理论融合来构建研究框架，提出在不同的阶段创业网络与合法性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动态交互关系，并会通过融合来形成合力以支撑新创企业历经不同阶段。当企业家具有个体合法性，有助于构建创业网络结构，进而支撑准备阶段的发展；当创业网络形成较强的网络关系，有助于塑造创业团队合法性，进而支撑启动阶段的发展；当创业网络建立了规范的治理机制，有助于增强组织合法性，进而支撑成熟阶段的发展。
关键词：新创企业；创业网络；合法性；理论融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开放式创新下基于创新价值链双元平衡的创新搜索及其作用机理研究”（713021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供应链跨界搜索的港资企业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动态竞争的权变视角”（12YJC630011）
一、引 言
新创企业是指企业家通过利用商业机会，在创业活动中为了实现价值创造而创立的新企业实体［1］。然而严峻的现实是，至少有一半的新创企业存活未能超过五年。因此，如何推动新创企业持续成长成为管理理论和企业实践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在以往有关新创企业的研究中，大都强调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如Shane和Venkataraman［2］认为，政府、社会、文化、市场等外部因素会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然而，由于自身的资源、能力和规模等方面存在有限性，新创企业很难去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并使其向着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方向转变。对新创企业而言，更为现实的成长模式是立足对组织内部可控因素的挖掘、探索和整合，加大对价值创造的投入和产出，进而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在此基础上，努力适应和响应外部环境的影响，并强化与外部社会主体互动的幅度和频率，使其能够得到外部社会主体的认可，从而提升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
创业不是一个单独事件或者一系列不相关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活动。在此过程中，创业网络一直承担着重要角色［2］。如单标安等［3］认为，企业家可以借助家庭、朋友等关系网络来创建和发展新企业。同样，合法性也是新创企业生存的关键要素［4］，可以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收益。如Tolbert等［5］指出，组织的产品开发、组织建设、制度构建等活动如果能获得相关社会主体的接受和认可，则有利于企业在市场中的持续发展。虽然创业网络与合法性对新创企业成长都很重要，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还是突出其中的某一种来进行探究。是否能够通过兼顾两者并形成合力，来支撑新创企业持续成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此外，在新创企业成长的历程中，组织规模、业务导向、管理机制等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使得在从个体企业家向创业团队和企业组织演化的过程中，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会以不同的形态和内容存在，导致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两者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基于此，本文从理论融合的视角，试图分析创业网络与合法性在新创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会发生怎样的形态“质变”，同时也试图探索两者间会存在怎样的交互作用，即如何形成协同来推动新创企业持续成长。这不仅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可以指导新创企业的实践活动。
二、文献回顾
新创企业成长会经历从创立到成熟的一系列组织活动。网络是创业活动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6－7］。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创业活动中网络的认识主要基于企业外部的社会网络和企业内部的创业网络两个视角来展开。虽然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更多的外部合作关系来确保生存，提升进一步发展的机率。但是，社会网络依然是新创企业的不可控因素，而创业网络则属于可控因素，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境来进行调整和变动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作用效果也更为突出并已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关注［8］。创业网络是创业活动中企业内部相关个体形成的关系结构［9］，如McEvily和Zaheer［10］提出的企业家个体网络，Adler和Kwon［11］认为的企业内部关系，都有助于企业获得信息、资源、声誉等收益。创业网络作为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的桥梁和媒介，并非是静态的，他会因为企业的持续成长而发生动态演化，例如，从企业家个体网络转变成创业团队的群体网络，完成从“结网”向“扩网”的演变，其中的结构、形态和运作机理等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关于新创企业成长的认识需要探讨创业网络的动态演化，以及对不同成长阶段的支撑作用。
合法性是特定主体的行为和结果与社会的价值、规则、期望的匹配程度［12］，可以为企业成长提供有效的支持，增强其生存的可能性。Starr和MacMillan［13］认为，合法性是新创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当企业具有合法性，其行为会被认为是能够为外部相关社会主体所认知和接受。随后，新创企业会被赋予特定的身份来从事市场交易和社会活动，这样不仅可以提升获得金融资本、先进技术、优秀的管理者和员工等相关资源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按照产业运行的标准、规范、实践等来克服各种新进入者壁垒。在以往的研究中，Zimmerman和Zeitz［4］从战略层面来探讨企业如何获得合法性，Bitektine和Haack［14］从复杂环境的视角来认识合法化过程。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经济组织，新创企业的合法性也会经历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升级”的动态过程，但是很少有研究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构建、塑造和升级合法性。因而，关于合法性的动态演化也成为新创企业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综合来看，创业网络和合法性都是新创企业实现持续成长所必需的关键要素。前者强调在企业内部通过企业家的个体活动、创业团队的集体活动，以及企业组织的经营管理等来整合资源基础，构建能力体系，创造组织知识等，从而形成战略资产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后者则重视通过企业自身的活动来提高相关主体对企业的认知、了解和接受的程度，继而赋予企业相应的身份和地位，使其能够立足于市场中实现持续发展。对新创企业而言，既需要构建并不断增强其内部创业网络，同时也需要塑造和提升其合法性。然而，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之间会存在何种关系？如何有效衔接来形成合力以促进新创企业快速发展？这些问题都是理论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否则会让新创企业难以理解和运用。此外，在创业过程中会经历不同阶段，经营目标、发展导向、组织结构等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15］，使得创业网络的形态、结构和内容，以及外部社会主体对合法性的评判目标、标准和门槛等都会有所不同，并呈现动态调整和演化特征，导致创业网络与合法性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由于单一理论在解释企业实践活动时，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现在的研究中已经开始考虑通过多种理论的融合来增强解释力度。这样不仅可以缩小理论之间的鸿沟，还可以对一些理论领域之间的关联进行阐述。理论融合的运用存在不同的情境，其中一种是两种理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属于“殊途同源”，即分别从两种不同角度解释了同一种实践现象［16］。虽然创业网络与合法性都能解释新创企业成长，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融合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结合新创企业成长的动态阶段性特征来分析，导致理论上的空白。基于此，关于创业研究的一个潜在突破是通过建立创业网络和合法性融合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从而对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新创企业成长历程中创业网络的构建与调整
创业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多阶段过程，一般是源于企业家的个体活动，然后形成创业团队来整合各种资源以推动规模化发展，并在随后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完善管理制度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战略导向等活动来产生相应的绩效［2］。在此期间，其内部的创业网络完成了从个体企业家向集体创业团队，最终向功能齐全、组织结构完整的现代企业转变，不仅会构建网络结构，还会强化网络关系，继而形成与管理制度相匹配的治理机制［7］。
（一）企业家主导构建创业网络结构
新创企业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个体企业家发现了市场中的创业机会，并采取相应的资源获取行动和措施［9］。企业家个人行为、价值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初始运行，并给企业文化建设、形象培育等打上个人“烙印”。Birley［17］就指出，企业家个人网络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推动新创企业的初期发展。网络结构是创业团队成员的数量、位置、功能等，以及在组织内所形成的不同联结［7］。其中，企业家是创业网络构建的发起者，一般位于网络中心位置，并通过“建网”来完成扩张，其任务是寻找拥有相关资源的人员，并与之建立关联，吸引其进入组织内部来形成创业网络的初始结构［6］，逐步将个人意图落实到实践中。如企业家基于实用主义标准和原则来选择创业伙伴，不仅会考虑互补的技能、工作经验等，还会结合生产运营和业务框架来确定创业成员的组合与构成。
（二）通过创业团队互动强化网络关系
创业并非是具有英雄主义的企业家个人活动，不能完全依靠企业家的个体能力，还需要借助创业网络中团队的集体力量。Helfat和Peteraf［18］指出，企业家需要将个人能力转化为组织能力，才能促进企业快速发展。随着新创企业开始进入规模化扩张，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提升组织能力以支撑成长。为此，企业家需要加强与组织内其他个体间的沟通和互动，不断整合分散的创业成员来形成新的网络关系。网络关系是创业网络个体间交互所形成一致性的行为模式和关系规则，有助于创业团队内部的整合，从而提升组织运营与战略执行等活动的效率。当创业团队内部具有较强的网络关系，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分享资源、信息和思想，有助于新创企业的持续发展［9］，例如，当创业团队内建立有效的网络关系可以促进知识流动，利用集体智慧来制定战略决策，防止出现偏差等。随着创业团队的成员间形成较强的联系频率，可以进一步提升新创企业的组织绩效［19］。
（三）企业内部形成网络治理机制
随着新创企业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大，会开始进行人员的调整和更新，一些不再适合目前岗位的员工开始被分流进入新的岗位，一些未能满足工作要求的员工也逐渐离开，更多的新员工开始进入企业不同的业务岗位。此时，完全依靠企业家个体能力或创业团队的集体行动难以完成调整工作，更不用说与每个成员都进行交互来形成较强的关联关系，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在创业网络内部形成治理机制来进行管理和控制。治理机制是对内部成员的行为进行制约与调节的组织内部行为规范与运行规则的综合，反映着创业网络运行的内部机理［7］。具体工作包括：对创业网络结构进行调整，建立新的网络关系，避免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处理组织内部的人员协调等问题，如此才能推动资源流动来优化运营管理活动。
总体来看，创业网络对新创企业成长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不仅有助于企业家（或创业团队）执行组织任务和使命，还能有效推动相关的资源流动和再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绩效［20］。在新创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创业网络会因为阶段性差异而发生系统性变革，内在的结构、关系和治理会逐步形成，并通过动态调整来帮助企业搜寻资源以满足新的需求和挑战。
四、新创企业成长历程中合法性的塑造与升级
合法性被看作是某个特定主体拥有的资产，而特定主体可以是个体、团队或组织［14］。随着新创企业的持续成长，合法性也会呈现出具有层次性的动态演化特征。这是因为合法性是基于社会群体的认识，通过企业和环境交互所实现，而新创企业在不同阶段会对外展示为不同的形象主体，使得合法性的评价对象和认知基准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具有差异性。
（一）企业家合法性
个体合法性是针对特定个体与其社会情境之间合适程度的判断。在新创企业发展初期，并没有成熟企业所具备的专有资产、组织绩效等直接评价的基准，能够让外部社会主体形成直接感知的主要是企业家个体。在企业初期的运营中，通常也是由企业家来承担一些市场推广和对外交流活动，包括对外展示企业的市场机遇、产品功能等。尤其是当创业的企业家已经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业务能力得到业界公认，并具有能让外部社会有所认知的社会资源、人脉关系、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等，则更容易让外部社会认可该项创业活动，从而获得所需的外部资源、吸引到合适的人才。
（二）创业团队合法性
创业团队既是新创企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组织中最重要的绩效单元。Zimmerman和Zeitz［4］指出创业团队的表现会影响投资者对新创企业前景和价值的评价，例如，如果创业团队成员的学历更高、经验更丰富，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等都会增强新创企业合法性。除此以外，创业团队的整体行为，成员间人际关系，是否有效共享和整合彼此的资源，以及形成职能互补的功能化整体等，也都会成为外部社会判断新创企业是否能够实现高效运转的重要标准。创业团队合法性不仅会影响到新创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来突破不被社会认可的认知困境，从而获得外部相关社会主体的认可与信任，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外部资源。
随着新创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始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营，此时可以采用两种途径来提升合法性：一是改变组织自身以获取所处环境更大程度的认可；二是改变所处的环境，例如，相关机构、其他组织等的认知结构［4］。在很多的社会情境中，新创企业会采取积极的对外交互活动，利用显著的行为信号等来让外部社会主体认识到该组织是具有良好的运行状态，例如，组织内部已经形成的规范、规则和制度体系等，从而证明企业的行为和活动是符合市场的基本要求且是合适的。尤其是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等活动来提高外部社会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对于新创企业而言，需要创业活动中的结构、事件、行为等与其运行的外部环境要求保持一致［5］。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面临的任务导向、工作内容等会存在较大差异，并对外展示出不同的形象、特征等。这也意味着外部社会主体会聚焦于不同的评价对象，并形成不同的评价基准和认知判断来确定新创企业是否具有合法性。为此，新创企业必须结合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现实需要，并进行实时的动态调整和升级才能跨越不同阶段的多重合法性门槛［21］。
五、创业网络与合法性动态交互作用下的新创企业持续成长
新创企业成长是一个逐步提升和发展的过程，开始于企业家的出现，结束于新创企业的形成和运营，会经历准备、启动和成熟三个阶段［15］。每个阶段涉及不同的活动任务和内容，面临不同的需求和挑战，不仅需要推动创业网络的构建与运行，而且也要完成合法性的塑造与升级，更要使两种要素实现有效协同来发挥出合力，才能形成支撑企业持续成长的动力。如果任何一种要素存在欠缺或者有所薄弱，都可能导致企业出现衰退。例如，在初创企业如果企业家个体未能得到外部社会的认可，或者具有不好的口碑等，则很难从外部获得所需的资源，吸引优秀的人才来加入创业团队中，经常是企业家自己“独打天下”的局面，不利于长期的持续成长。同样，当新创企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如果还没有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一切都是基于创始人的“一家言”，则必然给企业发展带来潜在的风险。此时的外部社会也更希望能看到新创企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来参与到市场竞争，能够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展示出较强的创新创业活力。当新创企业并不具备以上条件时，极易给未来持续发展造成阻力，容易出现衰退的情形。因而，新创企业需要持续地推动创业网络的构建和完善，以及合法性的塑造和升级，才能完成从一个阶段向另外一个阶段跃迁（如图1所示）。
图1 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交互融合下的新创企业持续成长
理论融合的实现途径在于明确两种理论间的关系，即揭示组织活动的不同阶段，两种要素之间遵循着何种逻辑顺序，并会形成怎样的互动关系，如此才能实现有效的整合与协同以获得更大的解释力度和理论价值［16］。为此，需要结合新创企业的阶段性特征来分析，才能明确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之间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
（一）准备阶段：立足于企业家合法性来构建创业网络结构
新创企业的创立一般是源于企业家发起的概念设想，或拥有专业技术和专利，或对市场机会的觉察和认知，但是市场定位处于探索中，组织运营计划等也尚未成型。在新创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家是企业利益的关键行动者，会采取行动来为企业获取合法性，例如，作为所有者或代理人与外部社会主体进行接触，并将外部资源引入企业内部。从外部视角来看，由于初始状态的新创企业属于认知上的空白，评判新创企业是否具有基本的合法性，主要源于对企业家个体的一种感知和认同，容易受到企业家个人特质的影响。例如，该企业家是否已经在相关行业取得了成绩，具有改变当前产业的能力，能够克服旧有的观念或想法，创造了新的组织或新的产品、服务等。当企业家在得到外部社会主体的认可和接受之后，很容易推断出该企业家主导或发起成立的新创企业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来创造价值的，或符合未来市场或社会发展的期望，且能够遵守社会规范和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从而有助于新创企业的合法性塑造。
创业网络的构建与新创企业的成立一直保持同步，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可以说先有了企业家个体之后，然后才有创业网络。在创业初期，企业家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网”——形成创业网络的基本结构，其表征是吸引优秀员工加入创业活动，组建创业团队。创业之初的大多数新创企业都属于“白手起家”，并没有良好的基础条件，且未来的市场、发展机遇等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很难以物质利益、现实绩效等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如果外部社会在判断企业家合法性上给予一些正向的评价和反馈，例如，企业家具有领袖气质、人格魅力、社会声誉、专业技能等，发掘出来的市场机遇具有潜在的未来价值和发展空间，能够给出一个具有战略愿景的发展规划等，则有助于外部优秀人才加入创业活动，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初期的发展。当企业家个体具有合法性后，会对后续加入创业团队的个体形成跟追随力（Followership），牺牲当前的现实收益，例如，丰厚的薪酬，现有的职权，一定的社会地位等，甚至需要从零开始的重新奋斗而选择加入创业团队。由于企业家是关键的利益控制者，创业网络的构建通常也是以企业家作为原点的对外辐射发散。随后，企业家会依据业务类型、市场定位、经营理念等综合考虑来选择合适的员工，同时也会重点考虑新成员的个人特点、工作经历、能力大小等是否能有助于填补现有创业工作的技能不足，并能提供一定的资源。团队成员也会基于对企业家合法性的认同，服从于被安排新创企业内部的不同工作岗位。创业网络结构形成的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合理地分布在不同的岗位，能够有效支撑企业开展基础的业务。
推论1：当企业家具有个体合法性，可以更有效地从外部吸引合适的人才进入创业活动来构建创业网络结构，继而支撑准备阶段的发展。
（二）启动阶段：强化创业网络关系来形成团队合法性
随着新创企业正式开展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对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扩大市场份额；对内完善组织结构和功能，提升运营效率，降低潜在的成本与风险等。通常情况下，创业团队来自于不同的工作背景，拥有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团队内部难免会出现一些认知差异而导致冲突，为此亟须加快个体间的磨合和适应，否则容易给企业的后续运营造成阻碍。Salancik［22］指出，当新创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后，可以通过在创业网络中建立合适的网络关系来帮助进行有效的个体间协调以获得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当创业团队逐渐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成员间互动的频率和幅度也在逐渐提升，彼此在业务活动中会不断地相互磨合来实现协调与配合，从而化解潜在的冲突和矛盾，降低沟通成本。此后，新创企业内部也会逐渐出现合理高效的组织分工与合作，并形成较强的联结关系，而不是松散型的联结关系。
当新创企业开始规范化运营后，外部社会对企业的关注不再局限于企业家个体，而是关注一些集体行动，强调对创业团队整体的认识和判断，新创企业是否在一群具有创新意识的团队带领下开展经营活动，展示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等。尤其是当新创企业需要利用外部资金来实现市场拓展、扩大规模等战略活动时，相关投资机构的评判标准之一也是创业团队的相关情况，例如，团队是否具有紧密的凝聚力，统一的战略目标，以及坚定的执行力等［4］。当新创企业内部的创业网络能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创业团队的成员间就能开展更有效率和更高频率的沟通与合作，从而实现认知模式的一致性，在生产运营中体现出具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行动并做出集体性决策。随后，团队成员之间也会产生高度的相互信任感，提升个体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助于更快和更精准地分享个体专有的资源、能力、知识、信息等。此时，外部社会主体会清晰地认识到创业团队具有以较强的正面形象，在集体层面表现的行动和结果也是满足于外部社会的规则、规范和认知要求，更符合外部社会的现实期望，企业也就具有了合法性［23］。由于满意度得到相应提升，外部社会也愿意提供资源来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推论2：当创业团队形成较强的网络关系会展现出一致性行动和团队凝聚力，能够满足外部社会的期望，就可以增强创业团队合法性，继而支撑启动阶段的发展。
（三）成熟阶段：形成网络治理机制来塑造组织合法性
当新创企业进入成熟阶段，组织结构和职能设置已经基本完善，此时如果完全依靠简单的个体间直接交互来调节网络成员间的关系以加强合作和协调，无论是成本还是风险都会有所增加，难以有效保障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进行。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职能部门、团队间的壁垒，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规则来进行协调，才能进行价值创造活动，进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创业网络治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规范化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形成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相结合、战略管理与业务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其中，不仅要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来解决好公司内部的组织管理关系，同时也要面对外部市场和社会化活动来确定组织行为和活动的框架，包括划分企业内部的职责与权限关系，做到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等。在治理机制的作用下，创业网络内部的不同主体会按照既定的制度体系来实现责、权、利相结合，从而充分调动管理者、决策者，以及普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推动新创企业的快速变革与发展。
组织的制度化过程既是组织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也是组织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在成熟阶段，外部社会主体对于企业的认识开始转向一些可以辨析的现象，例如，企业是否建立了规范的制度管理体系，包括生产运营、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财务风险等综合的、系统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内部的日常管理行为和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等方面的要求，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价值观，以及提供的产品服务及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否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安全、卫生、环境标准等。当外部社会能够从直观的感知，或通过一些渠道、媒介得知，新创企业内部的网络治理机制已经建立并开始运行，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并做到以制度化的管理规范等来进行内部约束和执行，例如，从“以人管人”向“以制度管人”进行转变，人员管理、会计实践、行为规则和行政人员结构等运营机制符合社会和市场中的规范性，就会得到一些基本的正向判断和结论，从而提升组织合法性。否则，很难让外部社会主体相信企业是规范运营的，容易削弱其合法性，自然也不会投入相应的资源来支持企业发展。
推论3：当创业网络形成较为规范的治理机制，会对外展示完善的公司制度体系和规范化运营，可以提升组织合法性，继而支撑成熟阶段的发展。
新创企业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会经历多个阶段，需要集成各种不同的要素来实现企业设定的阶段性目标。创业网络与合法性是推动新创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要素，不仅一直贯穿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全过程，而且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网络活动任务和合法性门槛，需要新创企业来加以完成和突破，否则很容易导致企业走向衰败［4］。需要注意的是，创业网络与合法性间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会因为阶段性任务特征而表现出复杂的动态交互性。在准备阶段，当企业家个体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达到了合法性门槛，则可以有助于吸引合作伙伴来加入形成创业团队的基本结构；在启动阶段，当创业团队内部能够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会对外展现出较强的合作精神和一致性行动，从而得到外部认可以获得创业团队合法性；在成熟阶段，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基于制度化的网络治理机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等，可以更好地调节创业网络的结构和不同主体间的关系，提高外部社会的认可程度，从而获得组织合法性。因而，新创企业需要根据阶段性的特征来把握两者间的交互关系，才能谨慎地加以运用，并实现有效的融合来为新创企业成长提供支撑。
六、结 论
创业网络和合法性对推动新创企业持续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来分析创业网络的构建和调整，以及合法性的塑造和升级。其中，创业网络会从企业家个体逐渐发展成为创业团队，并最终形成完整的企业组织，期间会经历网络结构建立，网络关系增强，以及网络治理形成的动态过程。合法性则会因为具体评判对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企业家合法性，延伸到创业团队合法性，并最终表现为组织合法性。在新创企业成长的阶段性背景下，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会形成一种交互协同关系。在准备阶段，企业家个体的人格特质、创业动机、从业经历、社会地位等会产生良好的外部社会认同，从而形成企业家合法性，有利于吸引外部合适的人才来构建创业网络结构，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外部资源来推动发展。在启动阶段，随着企业的业务拓展、规模扩大等，创业团队影响力会逐渐凸显。当创业团队表现出一致性行动、认知模式等会增强创业团队合法性，有助于企业获取、整合和更新各种资源来支撑发展。在成熟阶段，新创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来完成制度化管理，并向外部社会表明其是符合市场制度、社会规范等诸多方面的要求，从而增强了组织合法性，企业也会以相应的身份和地位来参与社会化互动，从而促进企业不断实现持续发展。
本文对当前的创业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一是在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将新创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来研究其与社会、市场、制度等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社会网络能够为新创企业带来现实收益，很少关注到企业内部创业网络的形成和作用机理。本文立足新创企业创业网络，重点阐述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如何通过构建和调整创业网络来促进新创企业的持续成长。二是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已经提出合法性能够有效推动新创企业成长，更多是强调企业合法性的内涵，例如，社会政治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24］，并没有认识到可能存在的动态演变，即合法性可能存在的层次特征，以及同一主体合法性在不同时空可能存在的动态差异性。本文结合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新创企业内部如何从企业家合法性向创业团队合法性，最终向企业组织合法性的演化升级过程，提出通过合法性的持续塑造和增强可以帮助新创企业跨越合法性门槛来实现持续发展。三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或提出创业网络能够推动新创企业发展，或认为合法性塑造对新创企业具有重要作用，很少融合两种理论视角来进行综合考虑。本文基于理论融合的思想，探讨创业网络与合法性之间的有效整合和协同，认为两者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能够推动新创企业持续成长。在创业过程中，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会在不同阶段出现“反转”现象。在准备阶段，首先是形成了企业家合法性之后，有助于构建创业网络结构；在启动和成熟阶段，则会因为创业网络关系和治理机制得到强化而有助于提升和增强创业团队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推论，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同样，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继续深入研究。一是在创业网络的构建与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网络结构刚性，以及过度嵌入等问题，这在创业网络发展的后期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何化解网络结构刚性来帮助提升合法性，是今后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视角。二是当前的研究开始将组织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两种形态，创业网络也分为组织内部网络和组织外部网络，在二分法情境中，创业网络和合法性会存在何种关系也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三是本文的研究属于理论的推演，虽然提出了一些理论命题，但是还缺乏实证研究来提供支持，因而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数据收集等实证研究来做进一步佐证。
参考文献
［1］ Dew, N. , Velamuri, S. R., Venkataraman, S. Dispersed Knowledge and an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Firm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4, 19(5) : 659－667.
［2］ Shane, S. ,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1) : 217－226.
［3］ 单标安，蔡莉，王倩. 基于扎根理论的创业网络研究多视角分析与整合框架构建［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 (2) : 1－9.
［4］ Zimmerman, M. A. , Zeitz, G. J.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3) : 414－431.
［5］ Tolbert, P. S. , David, R. J. , Sine, W. D. Studying Choice and Change: The Intersection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5) : 1332－1344.
［6］ Aldrich, H. E. , Zimmer, C.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s［A］. Sexton, D. , Smilor, R.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C］. New York: Ballinger, 1986. 3－23.
［7］ Hoang, H. , Antoncic, B. Network－ 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2) : 165－187.
［8］ Hite, J. M. , Hesterly, W. S. The Evolution of Firm Networks: From Emergence to Early Growth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3) : 275－286.
［9］ Dubini, P. , Aldrich, H. Personal and Extended Networks Are Central to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1, 6(5) : 305－313.
［10］ McEvily, B. , Zaheer, A. Bridging Ties: A Source of Firm Heterogeneity in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12) : 1133－1156.
［11］ Adler, P. S. , Kwon, S. W.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1) : 17－40.
［12］ Dowling, J. , Pfeffer, J.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Social Values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75, 18(1) : 122－136.
［13］ Starr, J. A. , MacMillan, I. C. Resource Cooptation via Social Contract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for New Ventur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11(1) : 79－92.
［14］ Bitektine, A. , Haack, P. The‘Macro’and the‘Micro’of Legitimacy: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 of the Legitimacy Pro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5, 40(1) : 49－75.
［15］ Chu, P. Social Network Models of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The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and Canada［J］.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1996, 13(4) : 358－365.
［16］ Mayer, K. J. , Sparrowe, R. T. Integrating Theories in AMJ Articl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4) : 917－922.
［17］ Birley, S. The Small Firm: Set at the Start［A］. Ronstadt, J. , Homaday, R. P. , Vesper, K.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C］. Wellesley: Babson College, 1986. 267－280.
［18］ Helfat, C. E. , Peteraf, M. A. The Dynamic Resource－Based View: Capability Life Cycl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0) : 997－1010.
［19］ Hansen, E. L.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nd New Organizational Growt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5, 19(4) : 7－19.
［20］ Cardon, M. S. , Post, C. , Forster, W. R. Team Enterpreneurial Passion: Its Emergence and Influence in New Venture T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7, 42(2) : 283－305.
［21］ Fish, G. , Kotha, S. , Lahiri, A. Changing With the Time: An Integrated View of Identity, Legitimacy, and New Venture Life Cycl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6, 41(3) : 383－409.
［22］ Salancik, G. R. Wanted: A Good Network Theory of Organiz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40(2) : 345－349.
［23］ Tost, L. P.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Legitimacy Judgmen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4) : 686－710.
［24］ Baum, J. , Oliver, C. Institutional Linkages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 36(2) : 187－218.
王涛（1980－），男，山西阳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战略管理与组织创新方面的研究。
陈金亮（通讯作者）（1979－），男，河北唐山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创新管理与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