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是促进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通过构建产品、市场、产业三因素评价框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并从国际市场竞争绩效和产业增长质量两个维度比较了中国与德国、日本这两个世界制造业强国在制造业发展质量上的差距，进而提出要从质量监管、市场竞争、产业增长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显著增强中国实体经济质量优势。
关键词：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路径；质量强国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约束下的中国重化工业转型升级的动态CGE模型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1203232），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项目“京津冀创新发展的协同研究”（项目编号：201702）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作出了科学判断，即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提出质量强国战略。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订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充分体现（杨伟民，2018）①。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始终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是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一、制造业发展质量的评价框架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特别是制造业增长质量，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广为接受的分析框架。早期的相关研究，更多是从效率、效益、结构、产品质量水平以及出口竞争力等多个角度去综合评价工业增长质量（郭克莎，1998）②，以克服采用单一指标分析工业增长时的局限性。进入21世纪后，在制造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的情况下，许多研究认为，在生产函数中纳入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量等因素后计算出的绿色生产率，是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陈诗一，2009）③。近些年，随着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持续增长，有许多研究力图将出口额增加分解为价格提高和产品质量提升两大效应，以度量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水平（余淼杰、张睿，2017）④。当然，在质量监管研究领域，长期以来都有学者持续关注中国制造业质量状况及其改进方向（张纲，2017）⑤。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制造业增长质量的认识。笔者认为，大力提升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前提，是在客观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水平进行多维度评价。
第一，产品质量监管是促进制造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应该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企业自发进行基于产品质量的市场竞争，很可能只是理论图景而无法在现实中达到。因此，在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过程中，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监管机构要与时俱进地提高行业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标准，尤其是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同时加强质量监管。通过加强标准制定和监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可以使用产品抽查合格率这一指标来衡量质量监管对制造业质量的影响。
第二，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是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制造业作为一个实体经济部门，其产品都是可贸易品，因此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高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度量指标就是看其制成品平均出口单价在同类经济体中的排名。这背后的机制，要从质量管理权威专家Garvin（1984）⑥所阐述的产品质量内涵展开。Garvin认为，在产品数量相同的条件下，所有能够提高消费者效用水平的特征都是属于产品质量的特性。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消费者（购买者）付出的价格显然是与其效用水平正相关。因此，可以说，制造业产品平均出口单价，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的重要指标。
第三，增加值率、单位增加值能耗及污染物排放量是从正反两面反映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代表性指标。从整体上评价制造业发展质量，既可以采用多指标法，也可以采用单指标法。其中，多指标法实际上就是对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集成分析。具体包括多指标增长质量指数、可持续发展指数等。这类测度方法几乎用尽了多元统计分析、面板数据模型、CGE模型、VAR模型、系统动力学等各种数量分析方法。例如，罗文、徐光瑞（2013）⑦从速度效益、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资源环境、两化融合、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综合评价了中国工业发展质量。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的不足在于，评估指标体系的选择基本上是基于评估者的主观偏好，所以尽管不同评估者都可以计算出制造业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估指数，但很难形成客观的、普遍接受的评估结果。与多指标综合评估法相比，单指标法具有客观、操作性强的优点。目前，用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单指标法，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法和增加值率法。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法已成为评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最流行的指标。但全要素生产率法依然会受到评估者所设定的生产函数形式等因素的影响，并且郑玉歆（2007）⑧、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⑨均指出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增加值率在评价发展质量方面的优点逐渐为研究界和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国务院印发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首次将“工业增加值率”指标作为实际监测指标，而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制造2025》进一步提出了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发展目标。Shishido等（2000）⑩、许大举等（2010）⑪以及范金等（2017）⑫研究表明，增加值率的高低与增长质量水平直接相关。基于此，笔者认为，制造业增加值率是一个用于从整体上衡量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合理指标。当然，应该承认，在能源产品定价机制不合理以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的条件下，单纯采用增加值率来衡量制造业的整体发展质量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此，本文采用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这两个指标，从反面考察制造业的发展质量。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
以前述产品、市场、产业三因素评价框架为基础，本节依次从产品质量监管、国际市场竞争绩效、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
第一，从产品抽查合格率指标看，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整体上稳中有升，但不同类产品间的质量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以来，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从87.6%提高至2017年的91.5%，年均提高0.5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达到92.3%之后，这一指标值再也没有提高（见图1）。分类别看，不同类产品间的质量合格率差距较大。根据表1可以发现，在8大类产品中，食品及相关产品的抽查合格率最高，2010—2017年平均值为94.99%；机械及安防产品次之，2010—2017年抽查合格率均值（unit value）来衡量出口产品质量。这种方法具有值为91.56%；农业生产资料第三，2010—2017年抽查合格率均值为91.48%。抽查合格率最低的是电子电器，2010—2017年的均值仅为82.98%，比食品及相关产品的抽查合格率均值低12.01个百分点。并且在2010—2017年间，电子电器的抽查合格率没有一年超过90%，这说明中国电子电器领域相关制造业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低下，且多年来都没有长足进步。值得注意的是，2010—2017年建筑装饰及装修材料抽查合格率的标准差是8大类产品中最高的，达3.79%。这意味着建筑装饰及装修材料的质量水平波动幅度较大。从这些数据看，下一阶段，在全面加强产品安全质量监督的同时，也需要突出重点，把电子电器、轻工产品、日用及纺织用品等产品抽查合格率较低的大类产品作为重要监管对象，加大监督处罚力度，以监管发力来补齐这些行业的质量“短板”。
表1 8大类产品抽查合格率（2010—2017年）
数据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数据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图1 国家监督抽查产品抽样合格率（2010—2017年）
第二，从出口产品的加权单位价值看，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持续改善，但不同类产品质量提升的速度差异较大。在国际贸易研究中，通常采用单位价贸易数据容易获得的优点。Aiginger（1997）⑬把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定义为出口产品的贸易销售额除以用重量表示的销售量，他认为，这一指标是质量导向的，单位价值低一般意味着质量较低，而单位价值高则表明产品质量水平较高。本文以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的国别贸易额数据为基础，计算了以国别贸易额为权重的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包括HS2012分类中第4类到第20类产品）的加权单位价值。从图2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整体上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持续提高。2015年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为1655.93美元/吨，是2005年的2.4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96%。分产品类别看，除第6类产品（即化学工业及相关类）的出口单价在2005—2015年间呈先升后降，整体负增长之外，其余16类产品的出口单价基本上都是在波动中持续提高。其中，2005—2015年间出口单价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0%的有3类，即第10类（木浆及纤维类、纸类及其废碎品、纸板及其制品）产品出口单价年均提高18.7%、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产品出口单价年均提高10.56%、第12类（鞋、帽、伞、杖、鞭类及零件；羽毛及加工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产品出口单价年均提高10.85%。这些产品恰好也是中国外贸竞争力最强的行业出口产品。根据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在《中国外贸进出口年度报告（2017）》中发布的《2015年中国行业外贸竞争力研究报告》，中国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是46.12%、40.56%、40.34%，显示性指数分别为3.33、2.93、2.92，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排在第1位、第3位和第4位。而出口产品单价增幅较低甚至负增长的行业，例如，2005—2015年出口单价年均负增长0.78%的第6类产品（化学工业及相关类），在《2015年中国行业外贸竞争力研究报告》中也是市场占有率低和显示性指数低的“双低”行业。基于此，可以说，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改善与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是一致的，其背后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产品质量改善使得贸易竞争力提升。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
图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
第三，从增加值率、能耗及污染物排放强度看，中国制造业增长质量变化趋势呈L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下降。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30个制造业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得到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估算值显示：2004—2016年间，以制造业增加值率来衡量的制造业增长质量基本呈L型（见图3）。2004年到201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持续降低，7年降低8.66个百分点，降幅接近30%。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制造业增长质量实际上在持续降低。尽管2012年制造业增加值率较2011年有所提高，但2013年到2016年仍然在较低水平上徘徊。由此可以看出，以制造业为重点大力推动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刻不容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主营业务收入没有计入存货和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初期末差额价值，所以这样会高估制造业增加值率。在经济下行周期，制造业企业存货增加的情况下，高估会更加明显。不过，估算出来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是L型，而最低点是在2011年，结合宏观经济周期考虑，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变化趋势很可能比估算值显示的图景更不容乐观。从增加值率的角度分析中国制造业增长质量得到的结论，与前述从产品抽查合格率指标和出口产品的加权单位价值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关于制造业产品抽差合格率提升趋势与增加值变化趋势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产品抽查合格率提高幅度低于制造业整体平均值的行业（例如，日用及纺织品制造业、电子电器制造业等）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制造业整体的增加值增速。对于出口产品的加权单位价值提高趋势与增加值变化趋势不一致这个矛盾，与张杰等（2013）⑭的研究结论一致。背后的原因在于，要素市场的扭曲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增加值率形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
图3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估算值变化趋势
尽管从增加值率这个正面角度看，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不高，但从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负面角度看，过去这些年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幅度较大。以万元制造业增加值能耗为例，2004年每万元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量为1.9吨标准煤，持续多年强力推进节能后，2015年这一指标值已降至1.04吨标准煤（见图4），降幅高达45%。此外，从万元制造业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量看，2005年以来，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固体废弃物倾倒丢弃强度都显著下降（见表2）。其中，万元制造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从2005年的7.29千克降至2015年的1.15千克，降幅高达84%；万元制造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05年的14.05千克降至2015年的4.30千克，下降近七成；即便不考虑统计口径变动因素，从2011年算起，到2015年万元制造业增加值固体废弃物倾倒丢弃量也降低了79%。从这三种代表性工业污染物排放情况看，可以说，制造业节能减排使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减轻，制造业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初现端倪。这也是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表2 中国制造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注：2010年之前固体废弃物倾倒丢弃量为固体废物排放量数据。
数据来源：制造业增加值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取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历年）。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图4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
三、中国与世界制造业强国在制造业发展质量上的差距分析
作为可贸易部门，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需要对标世界制造业强国以找出差距，从而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与攻坚领域及环节。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产品质量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且无法获得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只从国际市场竞争绩效、产业增长质量这两个方面分析中国与德国、日本这两个制造业强国的差距。
首先，从出口产品平均单价看，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与世界制造强国的整体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依然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图5给出了中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变化趋势。从中可以发现，与德国相比，2008年之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低于德国；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超过德国。结合德国与中国制造业大类产品出口平均单价差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17个产品大类中，2005—2015年间，中国出口产品平均单价从低于德国到高于德国的有6个，而德国在出口产品平均单价上逆转中国的只有1个大类产品。正是这种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使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得以超越德国。⑮不过，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与日本还有较大差距。尽管2011年以来，随着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在振荡中下行，但在2015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还不到日本的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提升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任重而道远。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
图5 中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出口产品平均单价比较
其次，从增加值率看，中国制造业内涵式增长水平与世界制造强国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图6比较了中国和德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从中可以发现，2005—2016年，在制造业增加值率上，中国与德国的差距在逐渐拉大。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比德国低6.7个百分点，而2016年这一差距竟扩大至15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德国制造业销售额增长幅度很低，2016年仅为2008年的1.07倍，但其2016年制造业增加值却是2008年的1.25倍。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制造业的复苏是可持续的内涵式增长。同期，中国制造业尽管依然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但其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是可持续性较低的外延式增长。原因在于，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2008年的2.09倍，而2016年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是2008年的2.10倍。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难以恢复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在此情况下，许多制造业将会进入存量调整时期，制造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很难大幅增长。而在“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质量红利”尚需时日才能得见的条件下，制造业劳动力的高速增长也很难实现。也就是说，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持续投入，来拉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可能难以为继。因此，转变制造业增长方式，推动制造业增长质量提升迫在眉睫。与上文的分析结果类似，比较增加值率变化趋势得到的结论，与比较出口产品平均单价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也有矛盾之处。这背后的原因是，在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条件下，民营企业由于其在获得关键要素和政策优惠等方面弱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因而其增加值率更低，但在出口中，民营企业又占据主导地位，且其占比不断提高。因此，在我国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增加值率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前，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出口企业的产品平均单价是否缩小了与德国、日本同行的差距，都不会对我国制造业能否缩小与德国、日本在增加值率上的差距产生实质性影响。
注：德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估算方法是利用德国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德国制造业销售额。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德国制造业增加值率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估算。
图6 中国和德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
四、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升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显著增强中国实体经济质量优势，既要补上产品质量监管中的行业“短板”、又要全面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更要实现制造业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型。
1. 以精准严格的质量监管守住产品质量底线
在产品质量方面，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等行业的产品抽查合格率长期偏低，是导致中国制造业产品整体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这一“痼疾”很长时间以来都未能得以解决，背后既有行业准入标准缺失等事前监管机制不完善的原因，也有质量监管覆盖面小、质量服务能力弱等事中监管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的影响。因此，要对这些行业实施精准严格的质量监管，着力发挥“质量引领、标准先行”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以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等产品抽查合格率长期偏低的行业为重点，深入推进质量供给创新，建立健全覆盖生产服务全过程的“大质量、大标准”体系。推动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等重点行业的质量标准、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评定服务体系建设和专业服务市场发展，夯实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在日用及纺织品、电子电器等重点行业试行质量信用分类监管，加快形成优胜劣汰的质量竞争机制，为制造业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协同共进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2. 以协同高效的管理促进产品质量持续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的产品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生产不合格产品企业的惩罚；二是企业自身对其出厂产品质量检测和控制。其中，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工作通常都是由专门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机构负责。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各类制造业产品质量标准不够完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产品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以“建章立制、打假惩劣”为重点的产品质量监管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依然需要坚持对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的行为严加监管，但也要逐步把工作重心转向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质量监督相比，产品质量提升的综合性更强，需要质量监管部门与宏观统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科技部门协同推进。因此，为了推动实施质量强国战略，需要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的整合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改革举措基础上，研究建立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构建“质检主导、部门联合”的质量提升共治格局。第一，市场监管部门应通过制定实施品牌培育发展政策，引导、鼓励制造业企业在满足现行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向更加可靠、更高性能、更多创新的方向发展。第二，对于发展改革部门来说，要做好产业技术政策与制造业行业准入标准的对接，以技术标准提升带产品动质量提高。同时，还要牵头建立健全质量信用联合惩戒机制，进一步完善质量激励和约束机制，以更大力度促进制造业企业持续提高产品质量。第三，工业与信息化部门及科技部门应联合开展“高质量领跑者”活动，积极促进企业采用更先进适用的生产装备、更先进高效的生产工艺和更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来实现产品质量的持续创新。
3. 以质量文化塑造产品质量变革大环境
从本质上讲，制造业产品质量是全社会质量文化的物化形式。因此，要通过加强全社会的质量文化建设来塑造有利于产品质量变革的大环境。第一，对政府而言，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质量文化建设经验，对内要大力加强质量文化的培育和宣传，引导全社会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质量文化，使其成为支撑“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文化基因；对外要通过举行高规格、国际性的制造业质量发展大会，展示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国家形象。第二，对企业而言，要在弘扬企业家精神以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高效反应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倡导精益求精、专注专业、认真规范、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只有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相结合，才能在生产领域形成推动产品质量变革的澎湃力量。第三，要拓宽公众参与产品质量变革的渠道。作为消费者，公众天然就有参与监督产品质量的动机，公众质量意识的苏醒和高涨也是倒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力量。政府应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监督产品质量的规则和程序，来引导公众消费选择、依法维权，特别是在公众关注度高、产品质量安全影响面广的食品药品领域明确公众参与质量安全监督全过程的具体权利。
4. 以制造业转型推动增加值率持续提升
推动制造业增加值率持续提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目标，这需要通过加快推进制造业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型来实现。当前，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来促进制造业增长方式成功转型：第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清除“僵尸企业”等手段，显著改善制造业存量资产的产出效率。第二，通过营造共享包容的创新生态，并建立以激励创新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体系，尽可能避免实施规模导向、投资导向的产业政策，提升制造业新增投资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第三，深化知识密集型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机制改革。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其示范效应、人才培养和流动等外溢效应，迅速提高知识密集型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产业层次。特别是要促进知识密集型高级生产性服务企业以本土制造业需求为导向，针对共性需求，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大力实施服务型制造战略，提高先进制造企业的核心科技自主研发水平，促使制造业企业向中间产品、关键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等中端环节延伸，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延展，推动价值链逐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关键服务环节为中心转变，从而推动制造业增长由“量”向“质”转变。第四，转变地方政府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方式，促进制造业产品出口平均单价与增加值率协调增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为了支持制造业发展，以各种非市场化手段来配置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而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所缺位。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单价提升无法对制造业增加值率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要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有效约束地方政府扭曲生产要素配置的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在产权保护、法治环境等方面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让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能在达标进入、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中以更高技术含量、更高品牌价值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推动制造业增加值率持续提升。
注释
① 杨伟民.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2）.
② 郭克莎.工业增长质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2-3.
③ 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
④ 余淼杰、张睿.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J].经济学季刊，2017（2）.
⑤ 张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制造业质量升级[J].中国工程科学，2017（3）.
⑥ Garvin, D.A. What Does Product Quality Really Mean[J].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4(1)：25-43.
⑦ 罗文、徐光瑞.中国工业发展质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1）.
⑧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再认识—用TFP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若干局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9）.
⑨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讨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2007（8）.
⑩ Shishido, S., Nobukuni M., Kawamura K., Akita T., Furukawa 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Leontief Input-Output Coefficientsand its Application to Structural Growth Patterns[J].Economic System Research, 2000(1)：45-64.
⑪ 徐大举、尹金生、李爱芹、刘吉晓、周玲丽.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特征值的经济意义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0（1）.
⑫ 范金、姜卫民、刘瑞翔.增加值率能否反映经济增长质量？[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2）.
⑬ Aiginger, K. The Use of Unit Values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Price and Quality Competition[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5)：571-592.
⑭ 张杰、刘元春、郑文平.为什么出口会抑制中国企业增加值率[J].管理世界，2013（2）.
⑮ 限于篇幅，未报告2005-2015年德国与中国制造业大类产品平均出口单价差值。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贸易统计采用的属地原则，而德国制造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领先中国同行，德国制造业企业在中国有大量投资。这些企业的产品出口在贸易统计上体现为中国的出口。也就是说，从中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出口单价高于德国这一事实，并不能推导出中国国内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高于德国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