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来探究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认为企业应构建创新生态链，打造“母工厂”；政府应奋发有为，破除政策性束缚，着力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文化；高校要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大湾区要借力和助力“一带一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并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资源支撑。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创新生态系统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基金资助。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创新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拓张和耦合，加速了全球创新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深刻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并促使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区域或城市成长为创新等级高、对外辐射功能强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发挥显著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1］作为世界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和生产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要素的聚集地和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对全球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2］因此，积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提升综合实力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举措。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我国政府也意识到建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意义，并在2016年出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推动北京、上海等优势地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但是由于受北京和上海区位的及两地产业互补性弱等影响，其建设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如何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对创新型国家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何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呢？2015年，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构想，这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该湾区既是所在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3］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世界500强企业、创新公司、研发资源和专利大多聚集在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确认的湾区，是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织成的“9+2”湾区城市群构成。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见证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框架协议》的签订。根据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一国两制”基础上，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经济湾区，不仅有利于深化港澳和内地的融合，助力“一带一路”的纵深发展，还有利于推动珠三角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我国引领新一轮创新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提供重要空间载体。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是否拥有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呢？若拥有又该如何构建呢？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沿着必要性——可行性——如何做的逻辑路线，首先探讨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必要性，然后分析比较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可行性，最后深入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中国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意义
1. 新工业革命下中国需要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新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4］3D打印、虚拟制造、工业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等一大批新兴生产技术集中加快突破和应用，特别是与新兴产品技术相结合，不断改变传统的生产范式，实现史无前例的成本、质量、功能、开发速度等全方位的综合运营指标优化。
新工业革命对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当前，我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新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具备了抓住这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的产业条件。同时，我国具备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
但是，新工业革命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虽然我国是工业大国，但不是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强国。当前，我国工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工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很少，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工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工业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尤其是，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工业国差距较大，传统产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对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够，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装备明显不足；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断裂脱节问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等。从国际来看，新工业革命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积极推进“再工业”战略，利用新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链上的高端地位，逐步形成对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制态势，不利于我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追赶路径可能被封堵。
以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的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构成了支持新旧经济范式转变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也在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分工。这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抓住这一机遇、迎接这一挑战则要求我国积极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立。世界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转移都发生在历次重大技术革命出现后的历史机遇期，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科技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5］近代以来，先后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形成了科技创新中心，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每次重大技术革命及相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进而占据了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6］近期，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试图改变全球贸易规则，其核心目的之一就可能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继续占据全球创新主导地位。所以，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下，我国要抓住契机积极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构建，这一方面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能力提升也有助于突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围堵，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因此，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适应新工业革命，并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
2. 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突出表现。从企业层面看，企业要素结构不合理，存在大量“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一流企业很少。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7年全球企业财富500强”名单，我国企业上榜数达到115家，仅次于美国，但上榜企业大多是规模占优，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和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与不足，缺少真正的世界级的一流企业。此外，企业产品结构无法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产品档次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
从产业层面看，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国际产业链条分工地位有待提升，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行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产业中以重化工主导的资源性企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产业过剩问题突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制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待进一步发展；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较低。
从区域层面看，一方面，中国生产要素在国内外配置不合理，“走出去”程度与中国的发展需要不适应，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利用全球资源的区域战略有待完善；另一方面，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现有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生产要素区域配置不能充分地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区域分工合理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同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有效流动不能实现，区域的制度供给存在“歧视”。
熊鸿儒（2015）认为，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更替是经济长周期波动的体现，经济长波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兴衰，以及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7］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现为从高速增长常态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常态化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新常态情景下促进经济发展必须从原来的强调量大转变为重视质优上，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使其从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构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则成为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文化引领等多种功能，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力，［8］因此，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能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创新，还能驱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触发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此外，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还能促进创新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增强粤港澳三地的协同，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并向外产生溢出效应。所以，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可行性
美国著名科技类杂志《连线》认为，构成全球科技树创新中心的要素有4个：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能产出专业知识和技术，促进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及其影响力；公众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投资以确保好创意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校，如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且湾区内金融市场活跃，创新氛围浓厚，还拥有一批优秀的大企业。从这一点说，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建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
1. 国内比较：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北京）和长江三角洲（上海）
区位是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9］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一国两制”的践行地，“一带一路”的前沿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群落都无法比拟的。浓厚的创新氛围、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一批优秀的高等院校是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突出，创新氛围浓厚。《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深圳——香港作为“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二；《经济学人》更是将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深圳称为比硅谷更传奇的“硅洲”。与北京、上海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更丰富、互补性也更强，大湾区内国家高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且拥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其科研能力也更强劲。在人口、GDP、港口和机场等因素上，粤港澳大湾区与北京、上海相比也更有优势。虽然北京的500强企业更多（2017年为56家），但大多是国企和央企，而粤港澳大湾区的500强企业中民营则占据多数，因而其对创新资源的利用会更好。最后，粤港澳大湾区还可以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化经验，并与深圳和广州的产业相融合，从而达到强强联合的效果。粤港澳大湾区依靠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的GDP，在人才、资本、产业等创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领先全国，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领导者。所以，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更突出。
2. 国际比较：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面积相当于4.2个东京湾区、3.2个旧金山湾区、2.6个纽约湾区。就规模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湾区，也是人口最多的湾区。全球湾区统计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6800万人，东京湾区3500万人，旧金山湾区760万人，纽约湾区2340万人。在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上，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这些都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基础的条件（见表1）。
表1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的比较
资料来源：王珺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虽然在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研发支出等指标上逊色于世界三大湾区，但差距并不大，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在研发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产业之间的融合也在不断加深。目前，世界三大湾区已分别形成各自特色，纽约湾区拥有“金融湾区”的名号，东京湾区被称为“产业湾区”，旧金山湾区则拥有“科研湾区”的美誉。而粤港澳大湾区内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且产业结构与旧金山湾区也具有相似性，所以完全具有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明确其战略定位，从而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3. 湾区内比较：湾区内科技创新的优劣势分析
粤港澳三地不仅文化同源，而且有深厚的合作基础。自1978年以来，粤港澳的合作发展是在全球化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合作让粤港澳成为世界瞩目的区域。中国香港接轨全球市场，商品和资金自由流动，各项监管措施完善，有着无可比拟的金融优势、市场优势和区位优势；澳门是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联络人和交流平台；广州是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深圳高技术企业众多，拥有较强的创新优势和较好的科技金融基础；东莞、佛山等市工业发达，制造业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大湾区内各地区的产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构建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可能。深圳和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中两个关键性的城市，二者都拥有很多的创新资源，但又各具特色。他们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既有共同诉求，侧重又各不同，各具优劣，（见表2） 为实现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
表2 香港和深圳科技创新优劣势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香港经济展望》《2018年香港经济展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等资料整理而得。
由于香港地区过早“去工业化”，经济发展越来越固化在金融、贸易、地产及相关行业，随着内地持续深入开放，香港在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优势正在不断弱化，投入大、风险高的高技术产业缺乏成长空间。科技产业基础薄弱、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科研人员不足，已成为制约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虽然香港整体竞争力居于世界前列，但“创新能力”和“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供应充裕度”两个指标明显较低。当前，香港地区正处于传统产业动力减弱而新兴产业尚未成熟的窘境。但是，香港拥有较为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公布的2016～201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共有3所大学上榜，且均位于香港，这里聚集了一批全球高端的科研人员。此外，香港具有便捷的融资条件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包容开放的制度及严格健全的产权保护体系，这些都成为其科技创新发展的优势。
深圳是国家创新城市，也是“创客之都”，新能源、基因检测、生物科技、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在深圳大放异彩。2016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先进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超过7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比肩世界发达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3年居全国首位，诞生了一批诸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华大基因等优秀企业。但是，受发展空间限制，企业成本较高、科研机构不足、原始性创新薄弱，许多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使得整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香港地区在科技创新上拥有较强的科研力量，能够较好地弥补深圳一流高校与科研机构不足的问题；同时，深圳所具备的产业优势可为香港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合作空间。所以，珠三角强大的实体经济有助于弥补香港“工业空心化”的缺陷，香港则以强大的对外平台反哺珠三角制造业和对外贸易。通过产业升级与改造，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中心的建立。
四、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对接“一带一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当前，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和空间全方位创新发展的新范式，［10］经济发展方式已逐渐由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和线性转移演化为后工业化、知识驱动以及更加开放和交互的创新体系。［11］所以，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粤港澳协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进大湾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要注重整合和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作用，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构建联通国际国内的科技创新网，从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面向“一带一路”的科技创新中心。
1.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构建
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孕育于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的提出又一次体现了创新研究范式的转变，表现为由关注系统中要素构成转向关注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过程。［12］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个创新要素共生共荣、吐故纳新、协同演化、动态开放的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系统，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系统性、协同性、开放性、自组织性等特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和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优化，企业、社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社区组织等各类主体基于创新导向规则和文化进行充分的、开放的、持续的互动，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
创新生态系统是一定地域内相互作用的各种创新机构与创新服务机构和创新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形成的统一整体，是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的集合。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本文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此生态系统涵盖两个层面：一是湾区内，这部分是主体，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主体因素为企业、政府、高校/研究所和服务机构（如金融、法律等），环境因素为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二是湾区外，此部分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纳入生态系统中，从而将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衔接。
图1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2. 创新生态系统下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
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将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其基本要求是湾区内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这需要在“一国两制”基础上，消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性约束，提高知识创新的转化率，营造开放包容的湾区文化，打造企业创新生态链。
（1）依靠企业－企业创新生态链，打造“母工厂”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导者，大湾区应着力构建对各类企业开放、相互竞争和合作的创新网络。位于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就在于湾区内以“引擎”企业为中心构筑了创新生态系统并实现区域创新种群的不断演化。［13］所以，要充分发挥湾区内科技大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区域科技创新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提升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协同创新的生态链。大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品牌和市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是推动技术变革的主力军。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更加灵敏，创新积极性高且往往拥有细分市场领域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创新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初创企业则往往由创新创业型人才创建，常常能发现市场上的蓝海，创新潜力巨大，但其资源往往受限。粤港澳大湾区内拥有众多的高技术企业，它们层次各异，既有像华为、腾讯等世界级企业，也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初创企业，所以要着力构建企业与企业间的创新生态链，使得每个企业都有一个自己的生态位，通过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创新网络。进一步地，依靠该网络，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中国智造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市场的“母工厂”集中区。“母工厂”也就是“现代核心工厂”，不是仅仅从事生产的普通工厂，而是承担着开发试制、技术支援、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和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功能的战略单元，先进装备和先进生产制造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的制造中心，是先进生产制造工艺“在系统层面”进行应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
（2）政府树立奋发有为的观念，破除政策性束缚
领先的制度创新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重要前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前，除了具备相对完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还相继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有利于创新的专业化制度优势。如，英国的工厂系统、学徒制和专利制度；德国通过创办专科学院和大学，开创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建立企业内部实验室制度；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国家实验室、公司制度、移民制度和风险投资体系等；日本的精益生产体系、质量管理革命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湾区不同，有着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结构。所以，突破“两个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政策束缚，实现三地间的制度对接，是能否形成开放、互动、自由流动创新生态的关键。因此，应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做好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顶层设计，尽快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加强各城市的协调与沟通，打造创新的利益共同体。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基础上，加快构建粤港澳科技合作的常态化机制，逐步统一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制度，统一技术研发、使用、考核等标准，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在发展观念上，要实现由“双边”或“三边”关系向“命运共同体”关系的观念转变。要突破传统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城市形态，向统筹协调的城市群转变，打破画地为牢的行政分割。在人才流动方面，要加快湾区内职业资格互认，推进职业资格一体化，突破制约人才流动的体制壁垒，搭建人才发展平台，建立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和科研成果转化金融扶持机制，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切实解决创新创业型人才住房、场地困难等因素，加大对创新所需公共服务的支持，提供低成本的众创空间。在法律制度层面，建立跨区域的法律服务组织与机构，为企业跨境创新与创业提供法律支持。在市场制度、企业管理和金融体系方面，充分发挥香港自由经济体、金融中心的作用，建立自由有序的湾区经济体，内地政府要转变思维，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强三地的互联互通，减少通行阻碍。在税制上，三地要建立相统一的企业税收制度，降低湾区内创新要素流动的税制成本。总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湾区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营造自由高效的创新氛围，减少企业创新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大湾区以自组织方式实现自驱动、自发展。
（3）打造高校/研究所－企业创新链，形成粤港澳协同创新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我国创新能力不高的突出表现，一般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可达30%～40%，而我国仅在10%左右。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创新链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存在断裂或破损。从制造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生产过程可以划分为制造基础研究——概念验证研究——实验室试制——原型制造——生产条件能力培育——生产效率提升6个环节。但由于实验室试制和原型制造环节的断裂，往往造成知识创新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创新。粤港澳三地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与产品生产等方面各有千秋，资源具有互补性，需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合作体系，提升知识创新转化效率。香港拥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众多世界一流高校，其科研力量强劲，知识创新能力较高。但由于香港过早“去工业化”，致使其制造业产业基础薄弱，进而造成知识创新的转化率不高。而深圳则拥有众多的高技术企业，产业基础完善，但其科研机构较少。所以，深圳可以很好地承接香港的科研力量，从而一方面提高香港知识创新的转化率；另一方面，有效促进深圳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升级现有产业并有助于培育新兴产业。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有4个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而深圳有大量的人工智能开发利用公司，利用香港人工智能的知识创新优势，结合深圳的生产制造能力，形成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条。
（4）打造服务机构－企业创新链，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资源支撑
没有金融创新支持的技术创新会出现“闭锁效应”，没有技术创新匹配的金融创新会沦为“无米之炊”。［14］美国的科技中心旧金山湾区拥有全国40%以上的风险资本，为技术创新与高技术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所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首先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强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给予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更多优惠和支持，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创投行业，推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链融合”。其次，要协同湾区内各城市，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打造面向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科技金融中心和创新科技风险投资中心，推进湾区内高技术企业的跨境融资。依托澳门自由港优势，发展特色金融，关注融资租赁、资产管理等领域，打造中葡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资租赁平台。进一步完善深港通、沪港通、新股通等资本市场联通机制，让更多海外资金进入内地市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再次，发挥咨询结构和智库等中间组织的作用，鼓励企业界、劳工界、学术界等充分借助香港知识产权体系健全和法律专业服务的优势，为大湾区高技术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构建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并进一步地打造大湾区与面向“一带一路”海外市场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最后，要充分利用各种行业协会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发挥粤港澳三地商会、协会各界共商共议，共同促进大湾区各领域的科技合作。
（5）着力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文化
包容开放的创新创业文化与科技创新活动是“鱼水关系”。科技创新是人类运用智慧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且最终结果极具风险和不确定性。这需要包容开放的文化以充分释放人的能动性，并给予不断“试错”的机会。无论是科研人员、企业家还是风险资本家总是选择最有利于创新活动发生的环境来实现其创新目标。硅谷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各创新主体及要素简单的糅合在一起，而是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培育了自主创新的氛围并使其不断繁荣。［15］硅谷的企业家们勇于创新与冒险、崇尚开拓进取和敢于承受失败的精神支撑着硅谷的企业不断推陈出新。在硅谷，人们通常认为初创公司不是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在开放性上，硅谷的移民比例很高。据统计，初创企业中约1/4的创始人至少一个是在中国或印度出生，约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非出生在美国。所以，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首要任务不再是力推大资金、大项目、大工程，而是要立足长远，积极构建崇尚风险、容忍失败、激励草根、包容异端的创新文化氛围，营造宜居宜业的环境，改善现有的创新要素获取成本和利用机制，降低创新创业的隐性门槛和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竞争有序、法律健全、保护产权的市场体系。培育和倡导车库文化、创客文化，让每个创意、新思想都能在大湾区内找到成长的土壤。
（6）借力和助力“一带一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并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正引发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发生历史性的大转变，即由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要推动者、维护者和领导者。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重要机遇。所以，大湾区建设要树立全球思维，借力“一带一路”，从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纳入湾区创新生态系统中，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搭建世界性的科技创新与服务平台，实现与“一带一路”的良好对接。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立还可以很好的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大湾区可以向外产生强劲的辐射力，成为联通国际国内科技创新的枢纽，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联系，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主力军和“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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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