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结构演进看，可以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按照市场化改革划分为市场经济方向探索、市场经济架构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三大阶段，制度变革、要素流动、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在各个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
过去4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市场化改革进程、国际化开放进程以及世界信息化技术革命进程叠加在一起，各类复杂的制度变量、技术变量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曲折复杂性一方面给国内外经济学者解读中国工业化成功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出了巨大的解读空间。本文试图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从中揭示中国工业化的动力源泉及演进过程。
向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
在1978-1993年朝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84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重要转折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揭开了围绕农村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现开放的方针，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第一产业发展看，这个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十分明显，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人均353元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人均820元，增加了1.3倍，而同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只增加了0.3倍和0.6倍。1981-1984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20%，粮食单产和总产量分别提高了42.8%和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有学者测算，农业产出增长的46.9%来自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
1984年以后，随着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1984-1994年，除了少数特殊年份外，这个阶段GDP增速都在10%以上，1984年更是实现了高达15.2%的经济增速。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水平总体处于工业化初期。从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占比结束了上升过程，开始了持续下降的结构升级过程，从1982年的32.8%下降到1993年的19.3%，10年时间下降了1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稳步提升；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较快。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一产业中农业占比迅速下降，牧业占比快速上升，上升和下降都有10多个百分点的幅度。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总体上体现了矫正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问题，轻工业发展迅速，其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了50%，并在50%上下波动，一直持续到1999年。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从企业看，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快速成长，城乡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也逐步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到1995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2045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到3572万人。这个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经济增长驱动要素是，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另外，从工业化进程的资金需求看，伴随着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个时期也开始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资金占比至28.1%，到1993年已经大幅降低至3.7%，而国内贷款占比从1981年的12.7%提高至1993年的23.5%，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也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利用外资占比也从1981年的3.8%提高至1993年的7.3%。
从工业化区域发展战略看，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作为整体经济增长极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1981-1985年）明确提出发挥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获批。“七五”计划（1986-1990年）继续明确提出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序列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这个阶段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东部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投资布局也向东部地区倾斜。1981-1985年，东部沿海地带1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比重达到46%；1986-1989年，对该地区的投资份额进一步提高，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北京占前六位；到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带占到了62.7%。在制度要素、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也开始向东部地区迁移，自此形成了持续多年的自西向东、自内地向沿海的“打工潮”。在制度供给充足的前提下，国际资本的进入以及国内劳动力的大流动，极大地优化了东部地区的要素配置，支持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到199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是西部地区的2.3倍；到200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53.5%。
构建并完善市场经济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快速推进、从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这个阶段第一产业GDP占比逐年下降，第二产业一直保持了高速发展，1994-2011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基本都在50%以上，1994年当年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高达66.3%，第二产业GDP占比基本维持在45%以上，第三产业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一直到2013年。这个阶段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关注。
1. 总体上是重化工业主导阶段，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升级。伴随着居民消费重点转向耐用消费品，1999年以后重工业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工业中重工业占比持续提升，到2005年该比例接近69%。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其快速发展也对环境资源承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总体上，这个时期重化工业主导，体现了适应居民消费结构从日用消费品主导到汽车和住宅主导的升级需要的产业结构升级。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也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进一步推进从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业主导向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主导的产业升级要求。
2. 中国经济外向性极大提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后，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通过“干中学”推进产业升级，既快速推进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了11%，比2003年翻了一番。从利用外资看，199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32.1亿美元，2001年为496亿美元，2011年则达到1177亿美元，利用外资额居全球第二位，并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3.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多元混合动力。从国有企业看，这个阶段推进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总体数量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布局持续优化，国有资本总量不断增大，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看，这个时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5年中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为11261万人，到2012年降低为6839万人，而个人私营及外商港澳台单位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2558万人发展到2012年的15415万人。
4. 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成为中国产业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主导战略。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今后15年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同发展，东部地区实现更高水平发展，而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与开放。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10月《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2006年4月《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分别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举措。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15年的市场经济方向探索阶段，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全球范围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创新等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可以认为是国际“雁阵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那么，在市场经济构建并完善阶段，由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振兴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归结为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国内版“雁阵理论”的实践。
5. 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更加成熟。在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这个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两次危机都构成了对当年经济增长的冲击，但是很快都恢复了增长，回到了自身的快速工业化道路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得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固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足够强大，可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冲击。
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在这样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从经济增速看，这个阶段已经从8%-10%的高速增长区间下降到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从结构看，产业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6.7%，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4%）；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50%，达到50.2%，2016年和2017年占比都是51.6%。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52.9%和58.2%，分别超过第二产业10个和20个百分点。从所有制结构看，混合所有制格局进一步演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从动力转换视角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依靠技术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升级演化路径基本符合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即从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到资本要素驱动主导，再到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到了第三阶段，中国产业亟需实现从资本要素驱动主导转向知识要素驱动主导。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所呈现出的运行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升级任务都与进入工业化后期是一致的，实际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也正是在2011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
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时期，需要培育产业增长新动能和改变以前的要素投入驱动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通过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经济的产业增长模式。改革开放40年，资本、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达到70%-80%，而效率改进对GDP的贡献也就大致在20%-30%，尤其是在2008-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已经降到20%以下。因此，新阶段需要实现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效率驱动为主的动力变革。这种变革是极富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再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国际背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面临着产业升级路径、技术进步路径、消费升级路径等众多不确定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无疑是基于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把握而提出的新阶段中国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