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1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依然脆弱，中国以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高点或将出现在2021年二季度。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较高，劳动力需求有所修复，CPI维持弱势，PPI涨幅扩大，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财政收入持续恢复，货币运行平稳适度。当前需要关注美国货币政策预期调整的影响、经济恢复不均衡的态势、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建议加快疫苗接种进度，促进接触性的服务消费复苏；加大宏观政策对居民部门和需求端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均衡复苏；以增进重点群体市场适应能力为抓手，持续推进就业优先政策聚力增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做好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落地工作，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巨大引力场作用。
关键词：宏观经济；需求侧管理；均衡复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
执笔：李雪松 汪红驹 冯明 李双双 张彬斌
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依然脆弱，多重风险并存
1.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国以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高点或将出现在2021年二季度。2021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国经济维持弱势，欧盟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经济复苏受阻，一季度或再现负增长。欧盟和日本经济预计要到2022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产出水平。主要新兴经济体疫情控制情况差异较大。由于疫情反弹叠加疫苗接种滞后，印度和巴西经济的复苏脆弱，俄罗斯经济则可能继续维持萎缩。由于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最大，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二季度受疫情冲击最大，考虑到基数效应的时点差异，不同于中国经济恢复高点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高点或将出现在2021年二季度。
2.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逐步恢复，对中国出口将造成双向影响。发达国家有望在2021年夏季完成一半以上人口疫苗接种，从而逐步获得群体免疫而控制住疫情，这将对我国出口造成双向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恢复将对我国出口产生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替代效应。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刺激政策侧重支持家庭而非企业，不少供应链难以短期恢复，其刺激方向主要是需求而非生产，而中国更加注重保市场主体。预计2021年上半年其对我国出口的溢出影响将体现为拉动效应强于替代效应，总体有利于我国出口，但下半年形势则可能发生较大变化。2021年二季度后美国复苏预计较为强劲，预期2021年GDP增速较高，中美经济增速差可能大幅收窄，我国由疫情率先得到控制呈现的生产和出口高速增长态势将随之趋于弱化。
3.大规模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导致全球债务高企，新兴市场金融风险累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借贷成本降低，全球债务高企，被IMF称为“第四次全球债务浪潮”。为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各国开启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推高了债务水平。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实际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大肆借债，导致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提升尤为明显，金融风险正在加速累积，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出现变化，可能面临新的债务危机。例如，依靠外债助推经济的土耳其已经出现本币暴跌的货币危机，并存在演变成债务危机的风险。
二、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特征
1.经济增速较高，复苏并不均衡。2021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18.3%，创下自1992年发布季度GDP核算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但基数效应较为明显,一季度GDP两年平均增长5.0%，仍低于长期趋势水平；且环比增速偏弱，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2.4%，而疫情前的2016年至2019年，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一般都位于6%-8%区间。扣除基数效应后，当前经济仍处于恢复过程中，且恢复进程很不平衡，以两年平均增速看：生产恢复快于需求，投资恢复快于消费，房地产投资恢复快于基建和制造业，城镇消费恢复快于农村，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上游行业恢复快于下游，大中型企业恢复快于小微企业。扣除基数效应后，2021年一季度消费和基建投资两年平均仍较为低迷，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仍在下降，这些指标两年平均增速与长期趋势水平仍有较大偏离。
2.劳动力需求有所修复，行业分化明显。2021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超过2020年同期。经历疫情冲击之后，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发生变化，行业分化明显。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在疫情期间的“爆发式”发展，与企业需求相契合的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尤其是产业数字化方面的人才缺口较大；相比之下，一般操作岗位和体力密集型服务岗位尽管逐步显示出旺盛需求态势，但求职者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非熟练劳动力在这些岗位找到符合报酬预期工作的难度加大。工业领域劳动力需求持续旺盛，尤其是对于具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年轻劳动力，局部地区呈现明显供不应求趋势，制造业等主要工业领域劳动者入职薪资继续提高，汽车及其零配件制造、仪器仪表制造、计算机软件等行业劳动力需求持续放大，行业日均新岗位发布量与2019年一季度相当。电商贸易对就业吸纳贡献较大，但从业者就业形式更加灵活分散，企业需求未显示出明显增长，就业非正规化程度提高。酒店旅游业劳动力需求仍然处于低位，尽管2021年初以来需求攀升态势已初步显现。
3.CPI维持弱势，PPI涨幅扩大。当前我国物价形势呈现如下三方面突出特征：一是CPI维持弱势，2021年一季度CPI与核心CPI都与2020年同期持平。CPI疲弱一方面是由于2020年一季度CPI基数较高，目前猪肉价格出现了周期性回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当前仍呈现生产强、消费弱的非对称复苏格局。然而猪瘟近期再度在部分地区爆发，其对猪肉价格和CPI的影响尚须观察。二是受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PPI上涨压力较大。2020年下半年以来，以石油、煤炭、铁矿石、铜、螺纹钢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出现了一轮较为普遍的价格上涨行情，并逐步推升了工业生产者价格。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产能不足，也通过供应链传导，对下游手机和新能源汽车等产品造成了涨价压力。三是上游价格上涨开始向中下游传递，会加大成本推升型通胀压力。总体而言，核心CPI增速较低反映了总需求仍然疲弱，短期内通货膨胀尚未构成货币政策的掣肘。
4.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2021年一季度，我国货物出口和进口都呈现高增长态势：一般贸易出口快于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结构更趋优化；对美出口快于对欧盟、日本和东盟出口；防疫物资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增速出现环比下降，机电产品出口大增，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受国外疫情影响，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和出境旅游人次大幅下降，服务贸易逆差显著收窄。此外，由于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叠加扩大开放因素影响，2021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累计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小幅下降。
5.财政收入持续恢复，财政收支形势仍不乐观。2021年一季度，受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回升等带动，我国一般公共预算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继续恢复性增长，但财政收支形势仍不乐观。一是财政收入全面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房产税等税种收入尚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二是债务付息支出增大。2020年全国财政债务付息支出9829亿元，比2019年增长16.4%，占全国财政财政支出比重已上升至4.0%。预计2021年债务付息支出占全国财政财政支出比重将上升至4.5%左右。三是地方财政收入分化严重，部分基层财政收支困难加剧。从县级财政收入状况来看，除了一些重要工业区域和东部发达沿海地区，我国不少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少，疫情冲击后，企业效益不佳，亏损面扩大，导致工商税收大幅度下滑，缺乏高质量的财源，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县级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压力上升，教育支出等“吃饭财政”的刚性支出对转移支付依赖较大。
6.货币运行平稳适度，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较高。虽然从2021年一季度单季来看，M2增速和社融增速大幅低于名义经济增速，但考虑到基期因素，这种缺口具有合理性且有利于货币政策平稳持续和跨周期调节；从全年来看，预计M2增速和社融增速仍将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但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依然较高，在实体经济利息负担较重背景下，我国信用债市场对利率敏感性高于美国，考虑到当前我国存贷款利差偏大、银行利润总体较高、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总体较低，全社会利息负担占GDP比重偏高，且中美利差较大，LPR利率具有一定的下调空间。2021年一季度美国长端利率上行较快，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造成掣肘，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汇率贬值，已开始上调政策利率。中美利差结构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因而短期内我国受影响不大。
三、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1.美国货币政策预期调整加剧中国宏观政策两难局面
2020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纷纷采取了历史性的货币财政扩张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空前膨胀，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加，政府债券大规模增发，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并向全球溢出。随着疫苗接种和疫情防控的推进，2021年二季度后发达国家经济有望较快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也可能随之调整。尽管目前美联储官方层面仍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前瞻指引、拜登政府仍在加码财政刺激计划，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预期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一是美国通胀预期明显抬升，二是实际利率走高，三是前述两者结合共同导致美国长端名义利率快速攀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由2020年8月份的0.5%升至1.7%以上。美国长短利率的较快爬升已经在2021年一季度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造成了震荡，并对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形成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通胀和资本外流双重压力，部分新兴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
总体而言，尽管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胀预期上行，但核心通胀仍较为温和，且基本稳定，未来走势需密切关注。由于2020年外资流入我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大，可以预见：未来一旦美联储开始实质性地收紧货币政策，届时我国也将面临一定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政策可能面临两难选择，投鼠忌器，需要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审慎把握好平衡：一方面，既要防止热钱过度流入，同时也要警惕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和汇率跳贬；另一方面，既要警惕美国刺激政策和通胀预期走强的外溢效应，妥善应对成本输入型通胀，又要认识到美联储一旦收紧货币政策，我国因核心CPI较低、消费总体低迷、经济恢复尚未到位将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客观现实。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多家国际投行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达到6%以上，如果这种预测成真，意味着中美经济增速差相比以往将大幅收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政策一方面应视国内疫情恢复和经济复苏周期而适度退出，避免不必要的宽松，防止杠杆率过快攀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为经济复苏保持一定的政策助力，扶上马再送一程。
此外，当前尤其应注重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加强对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宏观政策的跟踪分析，在有效应对他国政策“外溢效应”的同时，同向发力，共同推进全球经济复苏。
2.不均衡恢复态势较为明显
疫情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快速下滑，因经济体内部各个部门、行业受到疫情影响的方向和大小不同，影响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在随后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过程中，导致诸多领域恢复不平衡，出现明显的分化。
不同区域恢复不均衡。一是南强北弱格局持续。海南、深圳、广东、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等南部省市普遍高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二是疫情早发区域经济增长快于疫情新发区域。2021年一季度湖北省消费、工业生产同比增长领先全国，黑龙江和辽宁等地受少数地区新发疫情影响，经济增长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疫情防控一直较好的地区经济增长恢复相对平稳。四川、甘肃、宁夏等地工业生产受疫情影响较小，2021年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幅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加平稳。
不同企业恢复不均衡。一是大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目前大型企业PMI景气指数高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PMI景气指数高于小型企业。二是外贸出口为主的企业恢复快于内销为主的企业。受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影响，生产订单回流国内带动工业出口，工业出口交货值延续了2020年11月份以来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电子、主要装备行业出口增速较快；笔记本电脑、金属集装箱以及电冰箱、冷柜等家电产品生产均实现较快增长。
居民消费恢复不均衡。一是高端消费恢复快于中低端。大车（如SUV）、豪车（如宝马、奔驰、奥迪）恢复快于普通乘用车，中高端服饰和运动服饰恢复好于普通品牌服装，奢侈品也出现消费人数和金额向高线城市聚集的情况。偏高端、服务等级高、防疫措施好的消费场所更受青睐。设施高端、品牌酒店聚集示范效应强的区域在旅游中复苏较好。二是城市消费恢复快于乡村消费，商品消费恢复快于服务消费，本地消费恢复快于异地消费。从春节黄金周的情况看，“就地过年”增加了城市本地餐饮、电影、市内游等活动；而跨区域消费，如客运、异地旅游、农村消费则表现较弱，疫情担忧和交通管制也让更多人选择周边游而非远途游。
投资恢复不均衡。一是房地产投资恢复快于制造业和基建。房地产投资基本保持疫情之前的增速，但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仍与长期趋势水平存在较大偏离。二是高技术产业投资恢复快于传统产业。在高技术制造业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在高技术服务业中，检验检测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三是社会领域投资中卫生、教育投资恢复快于接触性服务业。
3.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2021年有城镇就业需求的新成长劳动力约为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考虑到目前有就业需求的农民工约2.8亿人，加之退役军人和拟再就业失业人群等，总量就业压力仍然不低于常年。部分行业生产经营尚未从疫情冲击中完全恢复，调查显示，接近三成的企业未来半年的招聘预期减弱或保持不变。航空服务、旅游、住宿、餐饮、家政等接触性行业就业处于不饱和状态，农民工外出就业意愿继续减弱。疫苗接种进度偏慢，制约了接触性服务业的生产和经营，成为相关行业就业不充分的主要原因。
生产恢复的行业不同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筛选。数字经济等高技术行业对技能劳动力需求旺盛，但劳动者整体上的技能结构及水平不能很好适应市场需求。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传统的用工密集型行业劳动力需求逐步释放，但企业薪酬预算与求职者保留工资预期之间存在差距，人岗匹配不及时。企业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与劳动者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运行中的真实写照，表明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直播电商、城市配送等相关行业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强势兴起，推动了实体零售经营方式变革，同时诱使年轻群体就业心态转变，更加看重即期收入，弱化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可能对持续稳定就业和改善就业质量产生消极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涨加剧企业技能偏向型用工的倾向，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机会受到挤压。机器换人以及生产智能化革命，加速了制造业内部优胜劣汰过程，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受到挤压，而大型现代生产企业更加偏爱技能型劳动者，不少一线工人岗位在此调整过程中消失，产生就业转换或失业压力。
出于压缩人工成本考虑，部分企业即便在未实质性提升生产技术或优化作业流程的情况下，也开始采用“二替三”用人法则（支付多于两人但少于三人的工资，聘用两人完成应由三人完成的工作量）等人工成本节约型用工方式，以工作强度换取效率提升，侵蚀劳动者生活质量，也或将诱发其他不稳定因素。服务业就业吸纳功能更加明显，但科技服务、金融、会展、文创等现代服务业尚未成为就业主要领域，体力密集型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较强，但劳动生产率较低、不稳定性因素也较多。
四、政策建议
1.加快疫苗接种进度，促进接触性的服务消费复苏
为做好科学防控，我国需要加快研发针对变种病毒的新疫苗，提高疫苗产量。针对易发高发人群和区域，科学布控，遵循应接尽接、能接尽接原则，显著提高疫苗接种速度。为调动广大民众疫苗接种积极性，可考虑实施疫苗证照制度。推动全球疫苗认证体系建设，积极推广我国新冠疫苗在其他国家的官方认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早日开放国界，继续保持国内和国际疫情防控领域的主动权，促进接触性服务业复苏，增强全球经济恢复的信心。在加快疫苗接种的基础上，一旦放开疫情防控措施，即使没有额外刺激措施，社会生产生活特别是接触性的服务消费如航空、旅游、酒店、餐饮和家政等都将明显反弹。
在疫情影响尚未消除之前，对从事接触性服务业的小微企业要继续给予减税降费、延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健全就业信息发布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做好服务业培训工作。
要健全教育、养老、医疗、育幼等政策体系，促进解决居民消费后顾之忧，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快补齐农村和城市流通体系短板，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促进产销高效对接。
对重点耐用消费品，要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地方城市研究适当放宽汽车购买约束，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2.加大宏观政策对居民部门和需求端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均衡复苏
2021年宏观政策应注重保持平稳，不急转弯。一是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市场主体恢复元气需要时间，尤其是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行业以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些市场主体疫情期间关停时间较长，重新启动仍面临诸多困难，仍需要政策扶危济困。二是尽管宏观数据可能由于基期因素而“好看”，但恢复很不均衡，居民收入和消费扣除基期因素后仍然乏力。三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仍在实施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从宏观调控跨国协调的角度而言，我国要搞好跨周期设计，避免过快收紧。
疫情之后我国宏观政策的特点主要是向企业和生产端发力，通过保企业间接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这种政策取向总体上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需继续保持；在此同时，2021年应注重加强对居民部门和需求端的政策支持力度。
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疫情期间针对部分市场主体的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救助帮扶政策，到期后可不急于退出，适度延长执行期限，避免因政策到期造成紧缩影响，但对于经营情况确实无法再适应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不能简单给企业减税降费，该破产就破产，将财政帮扶对象及时转移到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层面，促进财政性资源聚力增效。二是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应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保证民生类支出，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做到提质增效。三是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运行安全，统筹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四是推进地方政府城投公司分类分级治理，做好个别隐性债务风险事件的预警与防范。五是关注债务付息负担加重、社保账户收支缺口、预算调节基金余额等中长期问题，充分估计困难与挑战，及早谋划应对方案。
在货币政策方面，整体上，在2021年财政政策支持力度边际收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避免紧缩，保持灵活适度。一是保持广义货币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二是优化信贷投向，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三是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优化存款利率监管，引导LPR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较大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利息负担和融资成本。四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通过提高价格弹性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五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做好房地产、信用债市场、中小银行等潜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畅通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2021年信用债市场到期偿还压力较大，应密切关注债市个别违约暴雷事件的冲击，避免风险由点向面扩散。
3.以增进重点群体市场适应能力为抓手，持续推进就业优先政策聚力增效
一是把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努力提高就业质量。应持续优化专业设置，提升毕业生群体劳动力供给质量，加强毕业年级就业辅导。加快推进各级各类国有单位针对应届高校优秀毕业生的政策性岗位招录安排，围绕乡村振兴和科技兴农，持续拓宽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渠道，增强对高校毕业生创业帮扶的针对性。以各类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为突破口，敦促用人单位消除对“专升本”“非一流”以及第一学历等方面的歧视。持续加大失业保险覆盖面，积极稳妥推进就业政策从“稳保优先”向机会均等的制度性就业优先政策回归，为劳动力市场发挥正常筛选功能和人力资源发挥市场配置作用提供足够空间，防止稳岗保就业政策阻碍大学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群体更高质量的新增就业。
二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优化跨地区劳务协作方式，大力开展“点对点”“一站式”等输送接收活动，为外出农民工提供更便捷服务。加快开放农民工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进度，优化大型城市对临工人员、流动摊位经营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的管理方式，提高外来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更加重视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务工或创业，结合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加大力度针对性开展农民工技能提升行动，给予返乡创业农民工必要的金融支持。密切关注农村脱贫的巩固效果，以盘活存量资源为重点，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各类项目与脱贫项目有效衔接，防止部分脱贫项目因市场原因导致就业吸纳能力弱化，确保脱贫家庭劳动力具有充分的就业机会。
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畅通科技型企业国内上市融资渠道，建立严格的常态化退市机制，增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提升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功能。二是弘扬企业家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完善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三是利用市场手段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让人才、成果、机构都“活”起来。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享比例，调动科技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活力。
创新周期可能较长，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体制机制上赋予创新主体稳定的预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一是显著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二是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强化重点地区的创新引领作用；三是加速推进科研供给侧改革，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五是各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防止一拥而上造成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科技突破对全球创新网络的依赖显著增强,我国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过程中,需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一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显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不仅有利于服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更多原创性贡献。二是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鼓励我国企业在海外广泛建立创新基地，大力开展跨国合作和创新，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三是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战略，尽快把我国打造成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优质平台。健全薪酬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税收优惠等制度，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5.着力做好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落地工作，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巨大引力场作用
一方面，继续推进政府层面的对外开放合作。一是深化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CAI）早日签署，积极筹划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二是主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三是稳步推进中美经贸沟通恢复与经贸合作发展，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方面加强双方合作。四是更广泛参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合作，助力提高全球疫苗产能和供应，共同推进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五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重视按照法制化、透明化的国际规则处理国际经贸事务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拓展和改善我国外部开放合作环境。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实施对外高水平开放。一是落实好已有的存量开放政策，实质性推进已经出台的对外开放措施落地，破除国内市场隐性壁垒和间接市场准入障碍。二是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是服务业负面清单，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巨大引力场作用，更多引进外资，加速构建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畅通经济外循环。三是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逐步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尽快制定和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四是继续加快自由贸易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建设，发挥其双循环枢纽作用，并促进“一带一路”与国内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序衔接，加快形成内外循环双向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 李雪松 汪红驹 冯明 李双双 张彬斌.加大需求端支持力度 促进经济均衡复苏[J].财经智库,202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