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大企业都是国家竞争力和国民财富的载体，对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于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经济学者从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理论等不同的角度给予大量解释，但是很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企业成长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从小变大？为什么中国市场能够培育出一批世界级企业？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现象，中国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只有关注中国实践，回顾中国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历程，从微观视角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才能更好地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
中国实践：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理解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情境下。回顾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历程和实践，既要看到制度创新、市场需求，又要考察内部环境的战略定位、产业分工，并结合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和员工承诺的影响，以及历次时代变革创造出的巨大商业机会等，如此才能理解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坚韧不拔的创业创新，不断适应外部环境，配置要素资源，最终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近2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8.5%。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体量发生了重大变化。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有145家中国企业，当然还有很多中国大型企业没有参与评选。中国企业在高铁、大飞机制造，机场、港口建设，以及金融、互联网创新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营收入持续增长，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实现突破，重新定义新的行业标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此外，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企业管理方式从粗放向精益发展。中国企业借鉴了欧美、日本管理经验和理论，同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管理经验，融合创新、渐成一体，形成了新的管理模式。
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全球其他发展经济体中，或者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曾出现过的现象。巨大的经济成就是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底气所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企业的成功看作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结果。
当我们直面事实，回顾、观察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批可视为世界一流的企业成长了起来——业绩长期领先、持续稳定增长、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资产规模大、资源实力强、管理水平高。这些企业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观察这些企业的成长历程与实践经验，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内容，解释中国企业为什么能持续成长与创新这一问题。
观察“中国式”的独特性就要基于中国事实，甚至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找答案。因此，本文试图将管理科学与中国事实、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那些一流企业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篇章的秘诀。
观察视角：塑造独特性的六个维度
通过观察企业实践可以发现，制度、需求、产业、战略、文化、环境六个要素共同塑造了中国企业的独特性，六者缺一不可。在其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才有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发展成为“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图1 塑造中国企业成长独特性的六大要素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是经营主体，经济制度或产业政策将首先影响企业，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是制度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即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塑造了企业的核心能力。以“抓大放小”、加入WTO、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数字经济等政策措施为例，各级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创新释放企业家活力，不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要理解“时代”的含义，除了把握历次科技革命的规律，还需把握政策导向的脉搏。
需求是市场环境的重要特征，包括需求规模和需求层次。从美国商业发展史看，市场需求规模决定了企业规模。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大型工业企业的成长过程，在铁路、电力、化学等领域，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前提就是统一的国内市场及其产生的庞大需求，全球化市场更是成为跨国企业成长的驱动力。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内市场为企业成长提供了产品销售的空间，消费升级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还在拉动技术创新，不断培育出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良好的产业生态对于企业成长十分关键。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企业创新成长的“土壤”。有序合理的产业分工，为大企业提供了迈克尔·波特所说的“相关行业支撑”。中小微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的供应商，采取“盯住”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在某一个细分领域也能做到“专精特新”。产业分工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边界，尤其随着分工程度的细化，整个工业体系的根植性也得到了加强。
战略管理领域形成了行业定位学派、资源基础学派以及创新创业学派三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定位学派认为，行业空间决定了企业成长的规模上限，企业要进入一个“宽市场”展开竞争。资源基础观学派提出，企业要想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还必须拥有独特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企业家学派认为企业成长离不开具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家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竞争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可与赞许。商业机会转瞬即逝，企业家不但要有把我市场机会的能力，还需要构建规范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
除了制度创新、需求条件、产业分工、战略管理，在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过程中，传统文化和变革机遇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中国企业家谦虚谨慎、拼搏奋斗等特质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改革开放、“抓大放小”、互联网浪潮、第三次工业革命等都是巨大的行业变革机会，“92派”企业家、互联网领域的创业者等都是各个时期敏锐抓住变革机遇的成功者，他们具有抓住外部机会构建自己商业王国的强烈动机。
经验总结：实现成长与创新的做法
考察中国企业的成长，一定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围绕企业家的修养和视野进行解释，才能理解制度、需求、分工、战略等要素对于企业成长与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经济实现整体现代化的经验。
广泛汲取传统文化智慧
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演化，另一方面来自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党的管理思想。企业成长首先要植根本国市场，企业管理首先要根植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构建起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对于企业经营仍有重要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经营哲学、管理理念以及价值观，并渗透到战略、组织、运营、营销、创新等诸多领域。传统文化塑造了企业家的适度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程序，使其可以全面地、长远地思考问题。传统文化也具有地域性特征，例如江浙文化的特质包括规避政治风险、温和勤劳、尊师重教、善于变通等，相应地企业家创业精神较强，踏实苦干，也比较倾向进入具有比较优势或熟悉的行业领域。成功的企业往往能够将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嫁接进化，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能够指导企业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虽然不完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西方管理制度的确需要适应中国文化情境，才能被员工接受并发挥作用。
共产党人也是伟大的创业者和管理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形成了伟大的管理思想。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党领导下的干部培养体制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管理者。党的核心思想，甚至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功实践案例，中国企业家都能够从中吸取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并以此鼓励和激发员工的创业精神。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中国企业家也重视“人”。以华为的奋斗者协议、海尔的“人单合一”等管理模式为代表，管理学进入了“能本管理”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人的创造力”。管理的基本假设从以人的“动机”为核心转为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管理的目标在于释放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然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强调的个人对于权威的服从。
积极响应产业政策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围绕着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一任务，不断探索，出台各种政策。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广泛认可。中国企业的成长，尤其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宏观政策的稳定运行。制度至关重要，良好的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更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塑造，能够同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制度变迁能够激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意愿，加快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还能够促进生产性私人投资，降低创业成本、增加创业活动。制度变迁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创业行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
制度变迁与创新从几个方面促进企业成长。一是激发市场活力。经济制度（如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执行制度）的变化，释放出巨大的创新创业力量。二是扩大成长空间。“抓大放小”等政策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加入WTO充分释放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制造潜力，并为出口贸易找到了广阔市场。三是引导产业选择。无论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还是新时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选择产业，选择重点发展方向，并通过长期扶持政策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四是创新驱动发展。自主创新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始终的主题，政府一直鼓励企业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始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避免“卡脖子”困境。
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格外复杂：体制转轨、对外开放、制度探索、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等。对于制度、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的变迁，中国企业主动适应、不断摸索，怀着有理想而不理想化的战略追求，坚守被实践证明的行得通的原则。企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企业也在谋求影响与引导政策制订，最终在绝大多数领域实现公平竞争。
精准把握环境变革机遇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嗅觉灵敏，几乎能够洞察与把握每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商业机会的出现是企业家精神萌生的前提条件。对环境变化敏感的企业，往往会提前储备资源，追求适度超前的长远发展，实现螺旋式的上升。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够倒逼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尤其在互联网领域，技术与业态创新打破了产业领域的准入性壁垒，并在更多领域产生了示范效应。
定位学派特别强调行业选择。然而，行业却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塑造。新的科技与产业革命带来行为规则、组织原理与社会意识的变化，新的产业、制度和企业不断产生。一百年来，全球财富主要来源产业不断发生变化，从钢铁和石油行业，到零售和电信行业，再到科技和金融行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有利可图的市场”。如果企业能够选择正确的经营领域，就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但很少有企业能够穿越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企业会因踏准时代节拍而兴盛，也会因为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而衰败。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发生，民营企业把握住时代大势，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得益于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互联网产业将保持稳定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大、增速高、潜力足，在全球可以与美国企业相媲美。
历史经验证明，企业实现成长的各个要素是有机的整体，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支撑以及企业家自身努力与资源积累，无法复制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路径，只有把握住新科技革命、制度创新（影响产业政策、产业分工、需求条件等变量）的机遇，才有可能孕育出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优先构建国内市场优势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社会大局稳定，市场空间广阔。从需求潜力看，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企业创业、创新的基石，每一个企业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用户的积累，并据此建立核心竞争力。中国市场“水大鱼大”，中国企业近水楼台，如果能够在国内市场建立起竞争优势，也将有机会成长为规模、质量、效益领先的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企业能够做到适度满足市场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短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此时国内市场有巨大的需求未被满足，可供企业选择的“热门”行业众多。然而，选择“热门”行业的逻辑，也让中国制造企业在随后的发展中经历了“竞争激烈、利薄如刀刃”的状况。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能够以恰当的成本、创新、质量、效益满足市场需求，为产品寻找恰当的市场定位。尤其在2008年之后，加入WTO带来的“外循环”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被“内循环”逐渐代替，中国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内需化趋势。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企业则主动向“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质量”转变，中国制造不再是低质廉价的代名词。
市场需求还能持续拉动创新。市场需求能够拉动技术产业化，验证新技术的商业可行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虽然有些核心技术还存在短板，但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政府和民众也都乐于创新、拥抱创新。以数字技术为例，国内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崇拜氛围，无论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当别的国家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全球最新的科技都能够最早在国内市场得到应用。
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新科技“试验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科技在中国市场应用并塑造出新的产业生态。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具有影响技术轨道的可能性,而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充分条件是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上的技术学习风尚以及能够塑造学习氛围的政策。高速铁路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企业可以成为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者和引领者。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没有因大规模引进而重蹈汽车工业和民用航空工业的覆辙，恰恰在于它具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当自主创新方针对引进路线进行扭转后，这个能力基础很快就重新发挥主导作用。更进一步而言，在一些前沿的行业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能够主导技术的演化，并推动技术范式的成熟。
有序分工界定企业边界
中国企业成长的基础首先是国内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有序的产业分工。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序分工使得上下游产业构成了密切联系的产业生态。核心企业或者一流企业需要掌控生态全局，中小微企业考虑的是怎样找到自身的定位。产业经济研究习惯上把产业链按价值划分为高中低环节。从经济规模角度看，产业链各环节只有分工差异，难有价值高低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向产业链高端升级与保持经济规模是相互矛盾的，需要做出权衡和取舍。很难在保持巨大制造规模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发达国家工业所具备的效率和结构等经济指标。因此，产业链没有所谓的高端低端之分，中国制造具有“高也成，低也就”的全面优势，不能一味追求高端和技术替代，放弃了具有规模经济的大市场。
有序分工的产业体系为创新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从而避免了“卡脖子”或者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的风险。得益于市场环境的完善和优化，产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不断加深。例如，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业就拥有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的梯队，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主体，中小企业依拖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态势，而专业化分工协作、配套完善的工业体系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体现。有序分工使得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从而不断降低供应链成本，提升供应链时效性。苹果、小米等智能手机，特斯拉、蔚来等智能汽车企业的竞争力莫不建立在国内完善的工业体系和有序的产业分工基础之上。
有序分工也提升了产业根植性。相关行业支撑能够提升产业抵御环境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那些完全基于低成本优势的产业则容易向海外市场转移。现代企业的发展不仅仅依靠自身，还与供应商及相关产业支撑有着重要的关系。这种有序分工的秩序建立在各个产业链环节企业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大中小企业、上下游企业都致力于维护这种信任关系，愿意未雨绸缪、广种薄收，不追求短期回报或者直接回报，强调源远流长的非功利性关系，谋求长期合作和特殊信任。
从全球视野看，为了避免“卡脖子”问题，我国不是要寻求构建“大而全”的完整产业链，这样做既不经济也没有可行性，还是要主动融入和重新塑造全球分工体系。全球化国际分工与产业安全并不是对立关系，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建立有效领导组织体系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才不断出现，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中国市场为企业家提供了展现能力的舞台，企业领导者视野和远见对于一家企业的兴衰起到关键作用。面对环境的复杂动态性，一流企业在企业战略与组织方面表现出驾驭这些变化的动态能力。战略思考对企业战略制定以及企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企业战略也离不开企业家的战略思考，企业家对体制、文化、社会的洞察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因素中找到主要矛盾。
中国企业家具备高度权变的战略思考，能够构建紧密的组织体系，善于学习、模仿和创新，能够把运营效率提升到极致。中国企业家有着立意高远的使命追求，并将其转化为企业愿景，他们不缺乏商业基因，有高瞻远瞩、深悉国情、目光敏锐、愿意学习等共性特征。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改变企业家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参与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崛起。以“浙江现象”为例，浙江省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是凭借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行为，其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大多数省份。
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国企业往往能够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组织体系的严密性体现在秩序、遵从和信任，中国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超越了西方企业的合同式关系，组织与个体的边界变得十分模糊。以主人翁意识为例，劳模精神普遍存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成功的企业依靠共创共享共治的理念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并通过管理创新为员工积极性的发挥创造空间。进一步，中国企业也没有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体系，大部分的中国企业甚至包括很多民营企业也在通过设立党组织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塑造员工行为和形态，做到了既注重契约和效率又兼顾人情和和谐。
中国企业善于学习，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国外技术、管理经验，在经营实践中反复锤炼与调整，能够将后发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管理创新方面，中国企业通过拿来式的学习，从粗放式管理开始，最终成功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甚至超越了跨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管理创新成为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海尔最早从日本引进“日清工作法”，而后通过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了具有海尔特色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企业通过创造性模仿，持续学习，后来居上，实现了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
总之，中国企业正在由“跟随者”变成“领航者”，中国企业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相信也已经相应地创造出伟大的精神财富和理论思想，但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对于中国实践还缺乏相应的总结或尊重。一流企业的成长总是与国家发展、经济增长同呼吸共命运。从制度视角、需求视角、战略视角、产业视角、传统文化和变革机遇等维度进行考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市场会涌现出大批世界一流企业。这六种要素既可以帮助解读中国企业的成长独特性，又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赵剑波.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企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J].清华管理评论,2023,(03):8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