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分析与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今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和主旋律。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根基”和“支柱”的作用，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提升综合国力、推动共同富裕的需要。国有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而要回答国有企业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这个问题，就需要建立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围绕测度指标体系展示的结果开展分析。

一、研究综述

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黄速建等[1]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追求管理高效率和经营高效益为目标。阳镇[2]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以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达成最佳的要素产出，意味着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高效协同，意味着产品技术服务向经济和社会价值的顺利转化，以及企业与利益方的共同发展。孙颖和陈思霞[3]认为，高质量发展应该以数字经济和数据资产为依托。

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黄速建等[1]认为：可以从意愿、能力、行为、保障、效果5个维度，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行刻画；企业高质量发展应该具备重视社会责任、拥有核心资源、产品服务优良、治理透明开放、管理机制高效、综合绩效优异、社会口碑良好7个特征。阳镇[2]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从支撑条件、基本过程与结果三个视角来刻画：从支撑条件看，企业要具备独特的资源要素和资源能力；从基本过程看，企业要具备一流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从发展结果来看，企业要有高水平价值创造。但黄速建和阳镇并未根据他们提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思路提出相应测度指标体系。刘成坤和林明裕[4]则从创新驱动、产业基础、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和方式转换五个维度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廖信林等[5]从经济效益、创新驱动、绿色创新三个维度，选择了劳动生产率、研发经费投入水平、水资源消耗水平等九个指标来衡量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张吉昌等[6]认为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武常岐等[7]、Jiang等[8]、Xue等[9]也在他们的研究文献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高质量发展水平。刘歆和徐元国[10]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来衡量企业是否获得高质量发展，他们采用文本分析法，利用Python获取关键词并对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统计量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计量指标。李磊等[11]认为可以使用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资产负债率、营业现金比率（即“一利五率”）来测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关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黄速建等[1]认为，和一般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出多层次、多内涵和多约束三个不同特征。多层次是指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从宏观的国有经济、中观的国有资本、微观的国有企业三个角度去考察；多内涵是指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有不同的高质量发展内涵；多约束是指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受到社会责任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如何体现在指标上，黄速建等并未说明。

综上，就已有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来看，偏理论研究的居多，能指导国有企业实践应用的很少。刘成坤等和廖信林等建立的指标体系是针对制造业的，并未考虑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张吉昌等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在计量上相当复杂，关于TFP的理论研究很多，却鲜有在实践中应用。刘歆等提到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只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之一，还不能较完整地体现高质量发展。李磊等提到的“一利五率”是当前国务院国资委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的导向性指标体系，虽然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也还无法完整反映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貌。因此，如何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结合国有企业的特征，形成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是本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化、多维度的复合型概念，包括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要素、发展途径、发展状态、发展结果等诸多内容。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从“两个大局”出发，对国资、国企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他指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生产力。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基于这些阐述，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新质生产力思想指导下，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发展目标；在发展状态（特征）上，则是要充分体现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以下简称“五力”）。因此，可以围绕反映国有经济发展状态的“五力”和反映发展目标的“做强、做优、做大”构筑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从侧面反映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要使用测度指标体系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就必须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指标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因此，基于实践可行性，本文构筑的测度指标体系如下。

竞争力主要是指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时的状态和能力[12]，是效率、效益、市场、品牌方面的综合表现。本文选择“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国有企业投资效率，选择“销售利润率”衡量国有企业盈利能力，选择“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成长能力，选择“总资产周转率”和“不良资产比率”来衡量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资产质量，用“世界500强中国国有企业数量”来衡量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

创新力主要是指通过“求新”“求变”以驱动企业发展的能力，反映的是国有企业在突破核心技术、改革体制机制方面的作为和表现。本文选择“技术投入收入比”“国有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①来衡量创新投入程度，选择“国有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国有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创新产出，通过“单位发明专利对应的研发经费”“单位发明专利对应的新产品收入”和“单位研发经费对应的新产品收入”来衡量创新效率。

①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是国有企业创新的主体和骨干力量，其他行业，例如服务业，商贸业，金融业等，不是科技研发的主体，因此本文选择“国有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可以说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整体状况，同时，以工业口径说明国有企业整体研发和创新状态，是一种研究常态。

控制力主要是指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关键资源、关键领域以及重要行业的掌控力和支配力，是国有企业在维系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方面的综合表现。本文选择关键国计民生领域涉及的五个行业门类（石油、煤炭、燃气、自来水、电力）的“国有企业营业收入比重”来衡量国有企业在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方面的保障能力。选择战略性新兴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新能源产业、相关服务业9个门类）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认证为“专精特新”的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主导和引领能力。

影响力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承担社会责任、推进生态建设、服务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是国有企业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整体贡献的综合表现。本文用“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衡量国有企业对经济的整体贡献，用“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占总市值的比重”来衡量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

抗风险能力是国有企业应对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是国有企业在应对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表现。由于市场和经营层面涉及风险的数据的获取较为困难，本文仅主要对财务风险进行测度：用“资产负债率”“带息负债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杠杆利用的谨慎程度，用“已获利息倍数”来衡量还本付息能力。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做强”要求国有企业能够体现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做优”要求国有企业能够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持续创造优秀业绩、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要求国有企业能够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压舱石”[13]。因此，“做强”需要“五力”横向超越竞争对手，“做优”需要“五力”纵向持续优化，“做大”则需要“五力”中反映体量、规模的相关指标同时“优”和“强”。

上述各指标的计算公式详见表1。本文选择了“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作为起点，2022年为末点（个别数据缺乏，则以2021年为末点），考察上述“五力”相关指标在考察年度的变化情况以及15个主要行业关键指标的国际对标情况，从一个侧面部分反映国有企业“五力”的“强、优、大”状况。本文整理的数据详见表2和表3。

表1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五力”衡量模型指标释义

 

表2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五力”衡量模型指标数值

数据来源：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其他数据来自于国务院国资委《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

 

表3 15个行业国有企业国际对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务院国资委《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6—2022年）。15个行业包括：石油石化工业、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业、煤炭工业、电力生产业、电力供应业、通信业、商贸业、船舶工业、航空运输业、建筑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机电设备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导致可选指标会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本文将整理出来的指标数据和其他公开数据相结合，共同说明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情况。凡涉及到的数据，本文均标明出处。

三、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

综合学术界相关研究、本文整理的指标数据以及权威媒体相关报道来看，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发展状态和发展结果方面的“高质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量持续扩大，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截至2022年底，全国国资系统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39.5万亿元，和2012年相比，资产总额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13.0%，远超GDP增长水平。2022年底单户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达到了

13.4亿元，是2012年的4.2倍。2012—2021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111.4万亿元，年均增长9%，超过GDP年均增速2.3个百分点^②。本文整理的2016年以来指标数据则表明：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一直保持增速，除受2016年全球贸易和经济放缓以及2020年疫情的影响，2016年和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速度较慢外，其他年份增速基本在7%以上（见表2指标【4】）。随着国企体量规模的扩大，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数量也逐年增加，到2022年达99家，世界500强里中国国企数量占比近20%（见表2指标【8】）。

在体量扩大的同时，通过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14]。从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保障方面看，国有企业在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粮食安全、骨干网络领域一直保持着强大控制力。在航天航空、石油煤炭开采、天然气电力和自来水供应、电信网络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占比一直在80%以上，在石油、煤炭、燃气、电力、自来水五个国计民生关键领域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也一直在80%以上（见表2指标【16】）。全国上网发电、石油、天然气几乎全部由国有企业提供，基础交通网络、电信网络几乎全部由国有企业铺设，国有企业是重大民生工程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的生力军^③。从产业引领方面看，国有企业持续发挥在战略性新兴行业（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新能源产业、相关服务业9个门类）发展的导向作用。根据本文整理的数据，2016年到2022年，战略性新兴行业中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由1 351亿元增长到15 37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47.68%，国企营业收入在这些领域占比由2016年的18.43%提高到2022年的32.76%（见表2指标【17】），9个领域中有5个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数字创意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国企营业收入增速高于领域平均水平。2013年到2022年，国有企业还通过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通过吸收非公资本实现混改的国有控股企业分别占到了70%和54%以上，对社会资本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④。

国有企业通过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总体而言，国资系统企业创造了占全国GDP八分之一的劳动生产总值，上缴税收占到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⑤。从本文整理的数据看，2016年到2022年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在90%以上（见表2指标【19】），A股资本市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值占总市值比重总体在40%左右（见表2指标【20】）。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等重要区域签约项目超过3 000个，在雄安新区参与项目超过900个[15]；中央企业海外投资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项目超过8 000个，有力配合了国家“一带一路”建设[16]。

②详见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EB/OL].（2023-10-27）.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310/t20231027_432641.html。

③详见国务院关于2019年度国资系统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EB/OL].（2020-10-15）.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0/t20201015_30872.html。

④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情况发布会[EB/OL].（2022-06-17）.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25142392/content.html。

⑤详见郝鹏中央党校报告——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EB/OL].（2020-12-06）.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643314/c16159131/content.html。

（二）效益明显改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优化

2016年以来，国有企业通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产业结构、聚焦发展主业、优化公司治理、加强风险管理等手段措施，使经济效益、运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都得到明显改善。就本文整理的竞争类指标看，2016年到2022年，国有企业反映资本创利水平的“净资产收益率”由4.7%上升到5.8%，增长了1.1个百分点，资本创利能力提升了23%（见表2指标【2】）；反映总体投资回报水平的“总资产报酬率”由3.2%上升到4%，增长了0.8个百分点，总体投资回报率增长了25%（见表2指标【1】）；营业利润也一直保持正向增长，个别年份增长率接近20%（见表2指标【5】）。就抗风险能力指标来看，在经营规模、创利能力、投资回报较快增长的同时，“资产负债率”由2016年的65.0%下降到2021年的63.7%，共计下降了1.3个百分点（见表2指标【21】），尽管2022年资产负债率稍有回升，到了64.1%，但“带息负债率”却降到了2016年以来最低（见表2指标【22】），总体而言“降杠杆”取得了积极效果；而“已获利息倍数”持续上升，到2022年达到了3.0，比2016年增长了30%（见表2指标【23】），说明随着利润水平增长，国有企业利息支付保障能力也大大增强。

（三）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创新力显著提升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国有企业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承担着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使命。本文整理的数据表明，“国有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由2016年的786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968亿元，年均增速3.51%（见表2指标【10】）。国有企业技术投入收入比由2016年的2.0%增长到了2022年的2.2%，年均增长1.92%（见表2指标【9】）。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6—2022年）提供的15个国民经济行业的国际对标数据^⑥，2016年国有企业有10个行业的“技术投入收入比”超过了国际对标值，2个行业和国际持平，3个行业低于国际对标值。到2022年，国有企业“技术投入收入比”超过国际对标值的有13个行业，2个行业与国际持平（见表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技术投入强度在大范围上已经超越了国际对标水准。

⑥15个国民经济行业包括：石油石化工业、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业、煤炭工业、电力生产业、电力供应业、通信业、商贸业、船舶工业、航空运输业、建筑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机电设备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

近年来，国有企业创新成果也加快涌现。本文整理的数据表明：“国有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数量”由2016年的约5.38万件增长到2022年的约10.64万件，年均增速12.03%（见表2指标【11】）。国有企业在5G通信、高速铁路、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整体水准已经居于世界前列[17]。

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在竞争力、创新力方面，以及在产业发展带动作用发挥方面，也还存在一些弱项和短板。国有经济虽然“大”，但是“强”和“优”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大”的基础还不稳固。

（一）资本“大而不强”，创利水平国际对标还有明显差距，运营效率有下降趋势

尽管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自身纵向比有了显著改善，但对标国际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就资本回报的核心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看，在有对标数据的15个行业中，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有10个行业该指标低于国际对标值，大部分行业ROE低于对标值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20年。由于2021年新冠疫情对国内和国外企业影响的差别，2021年15个行业ROE全面实现国际对标值超越^⑦，但随着疫情影响的缓解，2022年又恢复到原来的对标落后状况，该年度15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的ROE均低于国际对标值（见表3）。

⑦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的“行业国际标准值”，2021年国有企业的对标情况呈现出和前后年份完全不同的状况：可进行对标的15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全部超过国际对标值。据笔者分析，2021年是新冠疫情最艰难的年份，这一年里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防疫政策，保证了中国企业相对正常运营，这可能是指标呈现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

“总资产周转率”是反映企业运营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2016年到2022年，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经历了“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2019年后运营效率有下降趋势（见表2指标【6】）。该指标的对标结果也表明：从2017年开始呈现出一些较好的对标趋势（超过国际对标值的行业数量在增加，甚至占多数），但2020年和2022年却仅有少数行业超过国际对标值（见表3）。考虑2021年新冠疫情对国内和国外企业的不同影响，中国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对标优势在2020年应该就已经丧失。

（二）发展“未达先疲”，成长速度对标国际有放缓乃至落后趋势

和发达国家的大型国际企业相比，处于发展阶段、体量较小的中国企业多年来一直有发展“速度”优势。但对标结果却表明，尽管近年来国有企业发展自身还在增长，但速度优势在放缓乃至于丧失。就2016年到2022年一直可进行国际对标的15个行业来看，2016年和201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国际对标数据的分别有11个和13个，但2018年速度优势开始减弱，超过对标值的行业降低到9个，2019年甚至降低到6个，大多数行业已经不具备对标速度优势（见表3），2020年的数据也不理想。2021年受疫情影响的国内外差别使数据不具备可比性。到2022年，15个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国际对标数据，低于对标数据的行业占到一半以上。这些数据表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国企还未到“发达”，但增长速度优势却在放缓，相对呈现出“疲态”。

（三）创新“投强效弱”，创新成果转化有待加强，“卡脖子”领域亟待突破

本文整理的数据表明：国有工业企业“单位发明专利对应的研发经费”呈逐年降低趋势，由2016年的146.1万元下降到2022年的91万元，反映了国有工业企业研发水平和研发效率在逐年提升（见表2指标【13】）。但另一方面，创新带来的“国有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由2016年的11 38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3 409亿元后，就开始有下降趋势，2022年为11 081亿元，和2016年相比下降了2.70%（见表2指标【12】）。反映创新成果产业化效率的两个指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单位发明专利对应的新产品收入”由2016年的2 117万元下降到2022年的1 041.8万元，下降了50.78%（见表2指标【14】）；“单位研发经费对应的新产品收入”由2016年的14.5元下降到2022年的11.4元，下降了21.38%（见表2指标【15】）。根据相关权威报道和研究[18]，中国近年来前沿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率仅为20%左右。2022年，中国初创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22%（注：专利产业化率=用于生产出产品并投放市场的专利件数/拥有的有效专利数量），在相同计算标准下，美国的这一比率达到50%。《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9%。同时，国有企业在高端芯片、工业母机、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航空发动机等诸多科技“卡脖子”领域，亟待出现高水平创新成果[19]。如何打通堵点、提高转化效率，已成为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关键。对于拥有巨量科研资源、创新投入已经大范围超越国际对标水平的国有企业而言，要把创新成果的顺利市场化和高效产业化视作创新工作的关键，在打通自身这方面发展瓶颈的同时，为中国企业整体创新突破提供表率和经验。

（四）布局“引领乏力”，个别新兴产业国企的“头雁”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文整理的数据表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的新能源汽车和生物产业两大领域中，2016年到2022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该领域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一直偏低（最高不超过7%），2022年两个领域的国企营收占该领域总营业收入比例更是分别降到0.27%和4.21%，这些年在两个领域营收排名前五的上市公司中均无国有控股企业。根据中国汽车业协会前瞻研究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新能源汽车领域一直是“比亚迪”等中国民营汽车品牌和美国“特斯拉”领跑，近几年“广汽埃安”等个别国有控股企业品牌才偶尔挤进前十阵营。根据胡润发布的2021年“中国生物医药500强企业排行榜”，前25名中均无国有企业。这些资料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引领”作用基本是不明显的。而根据长城战略咨询公司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3》，按照估值排序的前100名中国独角兽企业中^⑧，也仅有“广汽埃安”“浪潮云”“中汽创智”等有限几家国有控股企业。可见，国有企业在创新产业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需要整体提升。

⑧“独角兽”企业定义：（1）成立年限不超过10年；（2）获得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3）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超过（含）10亿美元。

五、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以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变革，要求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上全面创新，实现生产力、驱动方式、作用方式、表现方式的全方位变革。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劳动主体与新质劳动客体的有机统一，是一种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国有企业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主动探索新领域、新技术、新市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技术创新和外部协同推动深化改革，从传统规模化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创新化发展模式。

（二）根据新形势、新使命确定高质量发展功能定位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而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技术封锁甚至政治迫害，以及各种歧视和恶意打压，指责中国国有企业违反竞争原则。同时，逆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摩擦加剧，各国纷纷推进产业链本土化，关键核心技术保护力度也大大提升，世界范围内供应链中断和技术脱钩风险日益显著[20]。在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要担负起新使命，确立新定位、丰富新功能，着力打造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新国企。国有企业要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要积极培育“链长”企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21]；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推动国资国企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在产业安全要求日益强烈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不仅是企业自身的要求，更多的是产业链和产业的要求，国有企业要通过自身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在产业链乃至产业内部进行辐射和传递，从而全面提升中国企业、中国产业链、中国经济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三）基于企业分类明确高质量发展路径

分类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基本内容。在分类治理背景下，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单一路径，不同行业应呈现出不同侧重和特征。如按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的治理分类方式，商业一类企业要聚焦在高度市场化领域，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建立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全面提升自身经济效益，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上，商业一类应更强调“竞争力”，突出“做强”。商业二类企业要聚焦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要围绕政府专项任务，发挥国民经济稳定作用和国家战略落地保障功能，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上，商业二类应更强调“控制力”，突出“做优”和“做大”。公益类企业要聚焦民生和服务领域，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更大范围惠民生、保稳定，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上，公益类应更强调“影响力”，突出“做大”和“做优”。不管是商业一类、二类还是公益类，“抗风险能力”都是底线和基础要求，“创新力”都是发展和进阶要求。“做优”和“做强”又是“做大”的基础要求，有了“强”和“优”,“大”才能持续和稳固。除了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不同侧重外，这三类企业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协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公益类国有企业要在扩大惠民范围做“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降本增效来做“优”，提升服务效率，同时通过自身做“优”降低商业类企业的基础运行成本，实现各类企业“做优”和“做强”的联动。在“双循环、国内为主”的背景下，商业一类企业要突出其“竞争力”优势，通过商业创新的表率作用带动其他类型国企、其他经济成分企业共同创“新”做“优”。

（四）提高创新产业化率，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我国经济在由高速度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利用创新驱动提升国家实力，实现跨越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尽管中国技术创新数量不断增加，科技投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创新质量和创新水平的位次却与创新数量、创新投入很不匹配[22]。相对于中国其他企业，国有企业掌控丰富创新资源、拥有巨量创新投入，更应该在科技创新局面改观上起到引领和带头作用。国有企业应该在创新理念、创新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层面实施全方位的改革优化，以最终提升创新质量、提高创新产出和推动创新产业转化。具体而言，一是要树立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理念。实现由“创新投入大”到“创新效率高、创新效益优”的高质量发展转换，以及由单纯“重数量”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转换。二是要确立挑战性创新目标，聚焦基础性创新领域。要在涉及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上确定高水准创新目标，在关键领域投入核心资源，全力以赴实现重大突破；要聚焦在基础性、引领性领域的战略创新，打造更多原创性成果，使国企成为真正的创新“策源地”。三是要改革创新业绩的考核导向，科学实施创新成果评估。要改变单一的研发强度考核，在众多行业研发强度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国际对标的情况下，将科技型国有企业创新考核的视角转向研发效率和创新效益；要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评估机制，科学量化创新绩效。四是要优化创新体制机制。要充分研究创新的“举国体制”[23]，将市场经济优势和“举国体制”相融合，优化创新组织方式，集结科技创新力量，构建科技创新运行机制；要更好地完善科技创新的容错机制，建立宽松、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要加大科技人员创新激励力度，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动力，激发创新活力。

（五）坚持市场化改革，优化高质量发展机制

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靠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以市场作为衔接点，市场建设是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要素[24]。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市场化依旧是国有企业必须坚持的。一是在对外合作和市场竞争中坚持市场化。只有通过市场化方式，才能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民营战略投资者，有效推动国企混改，取得改革实效；只有坚持国企竞争中性原则，才能摆正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的竞争关系，有效维持市场秩序，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二是内部体制、机制的市场化。国有企业要持续推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市场化改革走实、走深，真正实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以“牛鼻子”之力牵引企业活力效率持续提升；要坚持将党的领导和现代公司治理有效结合融入，按照现代化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的要求实现治理体系高效运行，保障决策的科学合理和有效制衡。三是要用市场化原则处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要划清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边界，理顺双方之间的行为关系，避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表达自身意志，要通过施加产业、税收、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影响的方式来引导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企业积极创新。

（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顺高质量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大将“两个毫不动摇”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两个毫不动摇”的关键，是要在“毫不动摇”坚持国有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毫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数量[25]。在产业链体系中，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企业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血脉相连的共荣共生关系。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不能靠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来实现，而要通过和民营企业共同“做大蛋糕”来实现。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的提升要以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依托为基础，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要通过带动和引领民营企业来实现。毫不动摇支持非公经济，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同时“做强、做优、做大”非公经济，不是一时的对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之一。要处理好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关系，将其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有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永恒命题。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国有企业不同的使命和担当，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也就会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国有企业当前还存在资本大而不强、发展未达先疲、创新转化率不高、布局引领不足等问题。新质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创新”和“质优”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国有企业要狠抓创新驱动，大力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优化自身管理机制和运营水平，并积极担当政治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政府也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断优化国有资产监管方式，推动国有企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最终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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