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比重合理区间探析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比重的稳定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阶段，对工业比重合理区间的探析，对于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工业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峰值42%下降至2020年的30.9%，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0年的26.3%。尽管近两年有所回升，2023年工业占比达到31.7%，制造业占比达到26.2%，但整体下降压力仍然存在。工业和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我国可能出现的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鉴于工业和制造业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性，“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变了“十三五”规划中关于“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政策取向，这一转变体现了对实体经济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表明，以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为核心的制造强国战略，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然而，“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战略目标并未对制造业占比给出具体目标，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占比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应保持在何种水平，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基础性问题。事实上，当前关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合理比重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空白。在理论层面，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演化发展，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的普适规律性受到质疑，包括描述产业结构变动的“库兹涅茨曲线”、贝尔定义的“后工业化”事实、基于生产效率提升的“鲍莫尔成本病”、制造业比重随人均收入变化的“倒U”型结构等。特别是当前各国工业比重离散度加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的驼峰曲线向下移动趋势明显，引起了产业结构变迁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的讨论。例如，蔡昉认为，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分布仅反映国家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不存在统一变化规律，而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时，规律才逐渐明朗。在基于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占比下降的事实研究方面，学者们指出，我国人口红利减退、资源配置僵化、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工业技术进步、服务业发展加速、数字经济发展等因素是导致工业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不过，基于工业比重下降的典型事实，判断其是否属于过早去工业化，还是下降范围属于合理正常的安全区域内还存在一定争议。但是，学者们普遍认同保持我国工业和制造业比重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保持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现有文献为研究我国工业比重问题提供了诸多启示，但仍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讨论工业和制造业比重问题时，研究视角单一，如任继球与先行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分析，郑江淮等基于中高端制造业的测算合理比重，缺乏从综合角度进行系统定量分析的研究。其次，大多数研究肯定了工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典型事实和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重要意义，但在判断未来趋势时侧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化的判断。最后，许多研究在进行事实和观点分析后，未能深入探讨未来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建议的深入探讨。

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综合运用国别比较、工业结构调整演化、城镇化趋势、全球产业链参与情况的变动以及远景目标的分解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十五五”期间工业比重的合理区间进行系统性综合预测。最终，本文将提出“十五五”期间工业和制造业占GDP比重和全球比重的合理发展目标，并结合现有目标，指出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重点，为中国工业的稳中求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一、“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特征

“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工业的发展趋势特征呈现出新的变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正从传统的“增长引擎”向“创新载体”转变，产业结构内部亦经历着深刻的调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变局中所面临的“外迁”与“回流”双重压力。

（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从“增长引擎”向“创新载体”转变

从产业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已经结束，总体上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战略以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为主。随着国内消费需求向服务业转移，在未来的国民经济中，工业占比大概率呈长期下降趋势，而服务业占比将不断提升。当然，工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下降。工业是驱动国民经济长期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部门，也是承载科技创新的重要“土壤”。当前，我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虽然不到30%，但承载了我国约60%的研发；同样，美国制造业的比重虽然只占10%左右，但私人部门研发约有70%发生在制造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数字技术与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带来了新的生产制造模式和新的产业组织形态，智能制造快速发展，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了更为高效密切的产业协作，数字孪生、虚拟制造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二）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劳动密集产业比重下降，高新技术产业影响力提升

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曾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演变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快速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工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促进经济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是近年来，我国传统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国内需求结构和国际比较优势都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的服务化倾向更加突出，城镇化已经进入后半场，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时代已成过去，导致相关联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增速明显下滑；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对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形成替代效应。而相对应的，我国制造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朝着更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水平发展，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增强。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以及1万多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显著提升了要素生产率。总体来看，在“十五五”期间及更远的未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可能进一步下降，基础工业的比重可能不再明显增加，但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可能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动能。

（三）中国制造面临“外迁”和“回流”的双重夹击，产业链安全问题更为突出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无疑是过去十余年间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深刻调整的鲜明标志。通过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内部制造业迅猛扩张，中国快速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的核心力量，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制造实力与潜力。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9年的17.3%大幅上升到如今的约30%，连续十四年位居全球首位，而主要发达制造业经济体制造业全球占比则从2009年的51.8%下降到40%左右。但是，中国制造在全球工业中的占比地位似乎已经“见顶”。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导致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正加速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中低端产业面临向外迁移的风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崛起持有防备和警惕态度，尤其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试图限制中国制造在中高端领域的竞争力，这使得中国制造在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领域遭遇“卡脖子”困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展望未来，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计划，以及在疫情背景下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构建“中国+1”的生产网络体系，这无疑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新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二、“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比重演变趋势的推断

面对新型工业化的浪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组等多重复合因素，对中国工业比重未来演变趋势的科学预测，将为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实践者提供宝贵的决策参考。本节的预测不仅涉及对历史经济数据的深入分析，还对影响工业比重的各种宏观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全面考量。

（一）基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历史经验推断

选取主要工业强国与中国可比时期的工业比重作为参照，估算“十五五”我国工业比重的合理区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是当今全球除中国以外最重要的工业经济体，也是工业化水平高于我国的国家，这四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及与中国可比阶段的工业比重对于预测我国的工业比重变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察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历史上的工业占比情况，可以看出各自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美国受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其工业比重自20世纪中叶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而相应的房地产、金融、批发零售业等服务业的比重则显著快速，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至2020年，美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至13.4%，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1.5%，反映了其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特征。相比之下，德国凭借其高效的国家工业体系、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和标准体系，以及众多中小企业的“隐形冠军”地位，工业比重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起，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5%左右。日本在产业发展上经历了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战略转变，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依托跨国公司和优越的产品性能，“日本制造”在全球享有盛誉。这使得日本的工业比重保持较高水平，近二十年来基本稳定在23%左右。韩国则坚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把握国际机遇，以“全产业链”模式确保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这种战略使得韩国的工业比重保持稳定高位，工业占比基本维持在28%左右。

由此可见，各国的产业发展轨迹受各自经济政策、工业体系、创新能力和国际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也为预测我国工业比重提供了重要参照^①。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衡量国内产业发展水平和需求结构特征的重要指标，被认为是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的有效参考。对照2020—2022年中国人均GDP处于1万-1.2万美元的区间，与对应国家人均GDP相当的时期分别为：美国1978—1980年、德国1978—1980年、日本1983—1985年、韩国1994—1996年^②。以上四国相应时期的工业比重分别为：美国27.44%（1979年），德国35.17%（1979年），日本32.19%（1984年），韩国28.30%（1995年）。以上四国相应时期的工业比重分别为：美国27.44%（1979年），德国35.17%（1979年），日本32.19%（1984年），韩国28.30%（1995年）（见图1）。考虑到美国在20世纪80年中期以后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而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政策干预避免产业空心化问题，因此未来我国工业比重应高于美国可比时期的工业比重。鉴于此，建议选取可比时期高于美国的韩国工业比重作为我国工业比重区间的下限参考（约28%）。德国长期重视工业强国建设，其工业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可作为未来我国工业比重的可能上限参考（约35%）。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接近40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1.7%。考虑到各国在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之后工业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我国能够继续保持友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工业比重每年按照大约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则“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比重可以保持在30%左右。

①需要指出的是，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对产业结构区间进行跨国数据的比较和预测，首要原则是“审慎”，即对照曾经历过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可能存在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须避免简单地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的产业结构数据进行直接比较而导致结论谬误（黄群慧，杨虎涛，2021；邓洲，2024）。

②各国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其中美国1978-1980年分别为10564美元、11674美元、12574美元；德国1978-1980年分别为9482美元、11281美元、12138美元；日本1983-1985年分别为10421美元、10978美元、11576美元；韩国1994-1996年分别为10385美元、12564美元、13403美元。

图1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注：（1）数据来自各国统计部门与格罗宁根大学产业结构数据库：（2）区别于传统的世界银行统计数值，此工业增加值包含采掘业、制造业、水电燃气供应业，不包含建筑业。

 

（二）基于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演化的推断

进一步基于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演化趋势来估算“十五五”我国工业比重的合理区间。中国工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到改革开放后轻工业和纺织业的迅速崛起，进而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的快速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部分。当前，随着工业4.0和智能制造的推进，中国工业正经历转型升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未来工业增长的主力。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我国工业结构经历了显著的调整演化。将制造业按照大类进行归并，采用大类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定量分析和情景定性预测相结合的方法，对轻纺、重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等重点行业进行分析（见图2）^①。各大类重点产业比重和增速变动如下：首先，我国轻纺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工业大类行业占比重位于第一位，占比超过30%，此后随着制造业其他行业的崛起而下降至20%-25%左右，在2012年之后占比有所上升，但在2017年以后开始明显呈下降趋势，2022年首次跌破20%，占比为19.5%。预计“十五五”期间，随着本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将进一步向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占比预计下降至15%-18%。其次，重化工业作为大部分产业的基础工业，比重本身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从我国重化工业在工业中的占比来看，呈阶梯性上升趋势，从80年代的25%，上升至90年代的30%，此后一直比较稳定，近十年来基本保持在30%-33%。但随着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下降，重化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经较小，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重化工业比重将出现小幅下降，占比约处于28%-31%的水平。再次，我国的装备工业从80年代的10%，到2000年前后达到25%左右，此后继续递增，到2022年达到37.8%，成为工业大类行业占比最大的部门。“十五五”期间，虽然伴随着工业投资下降，生产制造装备可能出现下降，但装备数字化带来的设备革新市场机会巨大，且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车预计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则我国装备制造业预计仍可能保持3%左右的增速，工业占比有望超过40%。最后，将装备制造业中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单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占工业比重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03年以前该比重连续上升，2003年以后有所下降，2012年后再次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022年电子信息产业在整个工业中的占比为11.6%。虽然未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可能对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形成部分替代，但我国的产业配套优势明显，如果“十五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能够进一步扩容，则无人驾驶、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数字产业将对电子信息制造业形成强大的拉动作用，预计“十五五”期间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速有望达到6%左右，在工业中的比重可能达到15%左右。

①本研究的大类行业按照细分行业归并得到，其中轻纺工业参照统计局关于轻工业的行业定义，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13-24,27-29；重化工参照重工业的行业分类，并排除了装备制造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06-12,25-26,30-32；装备制造业的定义沿用当前统计局统计公报的行业分类，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33-40；电子信息制造业指代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39。

图2 1985—2022年中国工业大类行业结构变迁

注：（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由于2008年之后统计局不再公布二位数行业代码的工业增加值、产值数据，此行业占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细分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归并计算得到。

 

综上，“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将是：轻纺工业比重将进一步下降，预计工业占比下降至20%-25%，下降原因由过去的国内重化工业挤出到由亚洲发展中国家轻纺工业替代；重化工业由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也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预计工业占比为28%-31%；装备制造业将保持一定增速，工业占比有望超过40%；电子信息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能（见表1）。总体来看，大部分工业细分产业（预计产值占比的60%左右）将呈现负增长状态，因此“十五五”期间整体工业占比将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表1 “十五五”重点大类工业行业的占比估计

注：根据统计局细分产业营业收入数据测算和估计

 

（三）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推断

城镇化和工业化紧密相连、互为促进，从城镇化进程视角亦可以推断工业发展态势。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强劲“引擎”，其生产活动主要集聚在城市地区，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也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扩大了城市规模扩大，也使得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镇化的进程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包括便捷的交通、高效的通讯系统、稳定的供水和电力供应等。同时，城镇化过程中孕育的市场和消费者群体还为工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了工业产品的流通和消费。城镇化的进程还往往伴随着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配套，从而有助于工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从30%上升至70%的阶段被认为是快速城镇化的阶段，通常也是工业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从我国城镇化进程来看，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从1994年城镇化率达到30.02%，首经过30年发展，2023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57%，预计将在2030年将突破70%（见图3），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尾声。从城镇化的趋势特征来看，过去十几年，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表现为大部分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超大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集中，少部分人口向小城市和县城转移。而“十五五”期间，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善，以小城市和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将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阶段特征，这可能会影响部分工业部门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发展。

图3 中国城市化率的跨期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

 

从产业结构来看，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建筑业的发展态势将会逐渐减弱，并且对建筑业相关联的其他产业部门，包括水泥、建材、钢铁、机械制造等上游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下游服务业也会相应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整体的产业结构。从建筑业的视角，进一步对照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四个国家建筑业五十多年来的变动趋势，美国的建筑业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基本稳定，即在5%上下波动，而德国、日本和韩国都在经历过建筑业比重的快速上升期后进入下降通道，并最终在5%-6%的区间收敛。我国建筑业比重在2000年以后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和基建升温其比重不断上升，于2019年达到峰值7.2%，此后出现下降，2023年上半年建筑业比重下降到6.24%。预计“十五五”期间，随着我国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逐步进入平稳期，建筑业仍然会保持温和的增长，但相对占比肯定会下降，建筑业比重也将逐步向国际建筑业占比5%-6%的平均水平收敛（见图4）。相应的，受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影响，相关工业部门的发展将进一步减缓，考虑到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还较大，虽然部分服务业可能受此影响有所下降，但总体依然呈增长扩张态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图4 世界主要国家建筑业占GDP比重变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四）基于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推断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是过去二十年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调整的主题。自从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依靠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和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企业投资设厂，实现了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在中低端制造环节向中国梯度转移。此后，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实现了工业门类完整，产业链齐全，供应链完善的独特产业配套优势，并且还继续依托产业工人优势和生产技术优势保证了“世界工厂”地位。从中国制造的全球占比的跨期变化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逐步提升，2007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美国，2011年超过欧盟，此后连续14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对于全球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从具体数据来看，从2004年的8.6%大幅上升至2022年的30.2%（见图5），提高了21.6个百分点，这一跃升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调整中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则普遍下降，欧盟整体从2004年的25.3%下降到2022年的15.8%，下降9.5个百分点，日本和美国的下降也非常显著，分别下降了9.1和5.7个百分点。而欧盟、美国、日本加之中国总的制造业全球占比一直保持接近70%的水平，说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虽然有所增长或者减少，但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影响有限。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全球占比地位的提升，主要是对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替代。

图5 世界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全球比重变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当前中国制的细分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情况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皮革鞋类，尽管仍具备比较优势，但向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迁趋势已不可避免。只有通过机器换人和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工业比重和全球市场份额。在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以及电子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近年来由于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以及发达国家供应链“中国+1”的分散布局策略影响，全球产业链参与率可能会有所下降。此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被视为“十五五”期间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战略的最好契机。通过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可实现既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又促进整体提质增速，并实现产业全球化布局的多重目标。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发达国家推动的“中国+1”供应链布局策略，越南、印度、印尼等亚洲发展中国家有望加速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然而，这些国家制造业的“替代”部分主要来自于中国，还是继续如中国以往那样替代发达制造业经济体，这取决于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相对于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如果中国在“十五五”期间能够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催生大量的新兴产业，布局好未来产业，则即便保持2%-3%的相对低增速，中国制造业仍可维持其在全球制造业中30%的比重。

（五）基于远景战略目标分解的推断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2035年的远景战略目标为“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考虑到中国政府基本以规划目标为引导，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来争取实现或者超额实现发展目标，因而可以通过逻辑梳理和定量分析实现该目标所需的经济增长路径，从而得出“十五五”期间工业的预计合理比重区间和增速。

未来中国工业增速和比重的相对下降已是必然趋势，但工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并不会下降。当前我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到30%，但制造业承载了我国60%的研发。作为一国科技创新的土壤，工业仍然是一国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载体。相反，面对不进则退的全球竞争环境，制造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其加快推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伴随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结束，工业在驱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的直接作用相对弱化，但仍然是决定国家长期增长和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部门，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由增长引擎向“研发土壤”和“能力载体”转变，并且随着数字技术与工业技术的进一步深度融合，从而工业技术和产业组织形态复杂度的进一步提升，这种作用将进一步强化和突出。因此，保持工业比重和增速，尤其是制造业的增长，对于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19年我国GDP总量99万亿元，人均GDP为10276美元的基准数据，通过计算得出，为实现2035年翻一番的目标，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须达到4.2%。受新冠疫情的突发冲击影响，2020—2022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2.24%、8.45%和3%，2023年回升至5.2%。尽管经济增速存在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增速与实现远景目标的速率要求基本相符。基于远景目标的分解，“十五五”期间，若假设GDP增速为4.5%左右，则工业增速须保持在4%左右，工业比重也不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工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0%左右才相对合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策制定者在产业政策、创新激励、市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施策，以促进工业部门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目标的设定

综上所述，“十五五”期间保持工业（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仍然是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最优工业比重估算方法，本文预测，在“十五五”期间，中国工业比重的下降趋势恐难逆转，预计工业比重将维持在30%左右。若我国能充分利用新一轮数字变革，提升我国工业生产效率，有效对冲国内要素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并有效应对来自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替代挑战，乐观估计我国工业比重的上限可以达到33%左右。在不同情景下对工业增速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在乐观情景下，若工业占比可能维持当前的33%水平，则工业增速预计可达5%左右；在中性情景下，若工业比重保持在30%左右，则工业增速预计可达4%左右；在悲观情景下，若工业比重下降至28%，则工业增速可能降至3.5%左右（见表2）。

表2 “十五五”工业和制造业主要指标合理水平估算

 

保持中国工业在全球工业经济中的比重保持基本稳定，确保中国工业“规模大”这一竞争优势基本盘不被破坏，同样是“十五五”期间的重要目标。这要求中国工业的总体增速与全球工业平均增速须保持基本一致，以确保我国工业体系在全球工业分工重塑过程中的完整性，维持中国工业及制造业在全球的比重和地位，稳定国内外企业和资本对中国工业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回顾过去十年全球主要制造业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若“十五五”期间中国工业增速保持在2%以上^①，则中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将得以稳固；若中国工业增速能达到3%以上^②，则中国在全球主要工业经济体中的比重和地位将得以保持。显然，“保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与“保持我国工业占全球工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两个目标在宏观层面上是一致和相辅相成的。

①过去10年全球工业平均增速在2%左右，而同期中国工业增速在6%左右，2018年至2023年6年间，中国工业增速最低的年份2020年和2022年也分别达到2.4%和3.4%的增速。

②过去10年全球前十大工业经济体平均增速在3%左右。邓洲（2024）也认为制造业的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速的差距不能扩大到1.5个百分点才能够实现“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假设“十五五”期间，GDP增速为4.5%左右，则制造业增速得保持在3%以上，才能保障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四、“十五五”时期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推动中国工业实现增长动力转换、构建新竞争优势的根本路径，就是在既有的生产成本优势和配套体系优势的基础上，紧紧把握住原始创新和数字革命的机遇，构筑起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推动我国制造业形成相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虽具有“成本劣势”但具有“显著效率优势和配套体系优势”、相对于发达工业国家虽具有“附加值劣势”但具有绝对“性价比优势”的“综合效率优势”，从而确保我国工业在全球工业生产体系中的比重基本不变，迈出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升的坚实一步。

（一）强化传统产业综合效率优势，稳住中国工业基本盘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而传统制造业是工业经济的主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十五五”期间，中国传统制造业将面临来自东南亚、南亚、拉美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基于成本优势的产业替代风险，同时也面临发达国家“中国+1”供应链布局战略引发的多元化投资转移的挑战。中国制造业要保持其全球分工中的规模优势，关键在于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构建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劣势”和对发达工业国家的“附加值劣势”的“综合效率优势”。

为此，政策层面需聚焦四大重点：一是发挥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赋能方面的先进性，利用效率提升来弥补成本劣势，特别是在传统产业集群和园区内推广先进数字工具的应用。二是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传统产业的“战略备份基地”，降低配套和营商成本，主动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三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建立“母工厂”，集中进行生产工艺和高附加值产品创新，确保高端制造能力不受产业转移影响。四是提前规划传统产业退出机制和援助政策，以应对产业外迁带来的就业和社会稳定风险。

（二）实施“新赛道”战略，推动新质生产力原始创新和产业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是底层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非对称竞争优势培育发展的主要土壤，构成了国家产业安全与竞争力的关键基石，亦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引擎。然而，目前我国除了新一代移动通信、智能驾驶等少数领域形成局部竞争优势外，绝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仍然构建在美国主导的底层技术和核心模块之上。“十五五”期间我国需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未来能源等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与公平竞争机制，激发市场主导的创新活力，加速原始创新与底层技术突破。同时，针对技术成熟度高、市场潜力大的产业，加快产业化进程，以期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政策层面，一是需实施更加包容的产业政策与管制措施，构建统一协调的产业管理体制，平衡发展与安全，为新质生产力营造宽松友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开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路线，联合欧洲、韩国等中间性国家以共同构建具有我国话语权的国际技术和标准生态，共同推动关键领域的标准建设。三是聚焦智能网联车、工业互联网等条件成熟的战略性数字领域，强化政策支持与场景培育，牵引全球率先规模性产业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四是加强国家实验室与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治理机制，确保国家战略需求对研发方向的引领，推动形成强大的新质生产力创新体系。

（三）面向两个需要主动开放，激活释放服务业内生发展动力

“十五五”时期，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和就业的主要来源，其内生发展动力的激活与释放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随着工业结构的数字化转型和农业农村结构的城镇化调整，服务业的增长动力和就业创造作用将更加凸显。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应基于两个主动开放的需要：一是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由物质转向服务的转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制约服务需求满足的障碍，构建多元投资主体的服务业供给体系；二是响应中国更积极融入全球规则体系和分工体系的需要，制定服务业对内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力争在“十五五”末期实现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和市场化。

政策层面，一是应在现有服务业开放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制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内外资准入时间表和实施细则，打造“服务业开放特区”。二是支持服务业龙头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推动跨境金融、涉外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出海，增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协同竞争能力。四是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消除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鼓励内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形成市场结构优化和服务业创新相互促进的格局。五是加大政府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积累。

（四）推动产业政策适应性转型，构建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体系

产业政策作为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产业政策在合理范围内的恰当应用，能够有力遏制传统产业竞争力的衰退，有效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活力。产业政策在我国工业大国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及全球竞争环境的变迁，传统产业政策范式亟需适应性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和竞争环境。“十五五”期间，产业政策应围绕两条主线进行转型：一是配合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适度收缩产业政策在竞争性领域的应用；二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由大转强，产业政策的补贴焦点应逐步由生产制造转向研发创新，确立创新政策在产业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具体而言，产业政策转型的重点包括：一是将产业发展与安全纳入统一决策体系，实现产业发展与安全目标的综合优化，避免政策目标的冲突和合成谬误。二是推动产业政策由生产激励导向转型为创新激励导向，取消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生产补贴，引导地方政策聚焦技术和产品创新。三是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倒逼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效率，使其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四是推动举国体制更加聚焦有效，聚焦于全局协调的战略性领域，建立统一指挥、扁平化管理的体制，提高举国体制的效力。五是对标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前瞻性部署面向国际产业政策协调的改革进程，减少国内产业政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冲突。

（五）提升产业链韧性，推动被动安全转向主动安全

经济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础，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关键。“十五五”期间，我国面对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挑战将更加严峻。针对“十五五”我国产业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当前我国产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瓶颈，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的基本思路：一是在产业链安全战略方面，在“十四五”总体上解决急难紧要领域“卡脖子”问题，即基本实现产业链被动安全问题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可能制衡竞争对手的非对称竞争优势，变被动安全为主动安全；二是在产业链安全的组织保障方面，改变目前多方决策、分散实施的产业链安全组织格局，建立更加集中、高效、科学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

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政策重点包括：一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如龙头企业、顶尖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以提升战略性产业创新体系的效能，加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化。二是加强产业安全政策与经贸、外交政策的协调，通过国际合作提升产业链的供给弹性和技术来源多元化。三是制定《产业安全法》以确立产业安全管理的法律基础，提升政策的权威性和可预期性，并明确产业安全管理部门与产业发展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权责，同时构建国家产业安全管理体系，设立专门的产业安全管理机构，强化行政权力和专业能力。四是制定国家产业安全战略，全面评估重点行业的产业安全风险，对潜在威胁进行跟踪和评判，制定战略预案，并完善评估和预警体系，确保产业安全的有效管理和及时响应。

（六）部署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生产力布局大国优势

充分利用不同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区域的比较优势，探索多元化区域发展路径，是中国大国经济的重要优势。“十五五”，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要素市场改革的深入，区域发展的内涵和目标需进一步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的总体方向包括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向西部和北部地区扩散，促进传统产业的有序转移，同时放开东部沿海和中心城市的用地和户籍约束，增强这些地区的高端生产要素承载能力和新质生产力的集聚效应。

优化生产力布局的政策重点包括：一是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结合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资源和产业基础，提升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产业承载能力，推动传统产业的国内梯度转移。二是以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战略备份基地”和“服务业开放特区”建设为抓手，通过管理干部人才的“成建制”引进，系统导入先进行政理念和管理手段，推进欠发达地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激活发展动力。三是逐步放松东部地区、大都市、都市圈的户籍和用地限制，提升创新功能和高技术产业承载容量，强化其在国家间新质生产力竞争中的前沿阵地功能。四是探索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园区管理模式，培育市场化的跨区域平台型运营公司，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贺俊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黄娅娜,贺俊.“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比重合理区间探析[J/OL].改革,1-14[2024-12-2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12.f.20241219.1551.0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