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一体化战略难题研究——
“数实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建构与运作

一、引 言

作为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创新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体化战略是企业为了降低整体经营成本或防止自身业务受到外部冲击，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优化业务流程等措施来推动不同业务单元、部门和组织间的协同，以形成更具规模化内部市场的创新策略。在资源有限条件的约束下，企业在实施一体化战略时，通常会选择关键环节作为重点来进行创新突破，包括后向一体化战略和前向一体化战略。前者强调技术创新，即面向技术环节进行延伸；后者则注重商业模式创新，即面向市场环节进行延伸（Porter，1980）。然而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知。其中，Cavalcante（2013）认为，技术创新能扩展已有的商业模式，例如，企业可以利用新技术来改变商业模式的组成要素，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李晓华，2022）；Zhang et al.（2021）提出，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如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提供利润保障和融资保障来赋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杏稼龙和吴福象，2023）。就此来看，不仅企业面临着一体化战略创新方向的选择难题，理论研究上关于两种创新导向间关系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结合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是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基础，形成了当今全球唯一的完整工业体系。当中国企业确立了在生产、加工和制造等环节的优势地位之后，开始结合自身的发展基础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通过实施一体化战略向产业链高价值环节演进，以期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或是注重技术的后向一体化，或是强调面向市场的前向一体化，导致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技工贸”和“贸工技”的差异路径，即存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两条发展路线。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围绕数字化开展的创新活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Randhawa and Scerri，2015）。在此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杨虎涛，2024；夏杰长和李銮淏，2024）。“数实融合”不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深度融合来形成完整的创新体系，进而深刻改变当前的技术研发、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等诸多方面。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企业、产业等层面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主要途径等（陈雨露，2024），关于如何采取合适的变革措施落地并实施“数实融合”，还没有展开更为深入的解析以及提供详细、具体且有效的典型案例，使得相关认识一直局限于概念阐述或机制探讨等内容。

虽然大部分企业已经认识到在数字化的影响下，创新活动会呈现颠覆性变革，例如，数字化转型正在驱动企业、产业发生系统性变革（李云鹤等，2022），但是一体化战略在传统思维的作用下依然处于“固步自封”的状态，或强调技术创新，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工具、技术和手段对核心要素、关键环节进行数字化管理以提升效率（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或注重商业模式创新，针对数字内容进行挖掘来分析市场机会，进而产生新的商业逻辑，创造并获取相应的价值增值（孙新波等，2024），未能以全新的组织形式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加以衔接或整合来实现一体化运作。那么，如何打造技术和市场的“双轮驱动”来有效应对各方面带来的现实挑战以保障生产经营有序开展，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这要求一体化战略的两种创新导向不仅要从“非此即彼”（Either/or）向“既此又彼”（Both/and）进行转变，还要结合数字化的开展进行适当变革，做到相互渗透且协调一致，才能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如何利用‘数实融合’建立创新体系来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以化解一体化战略的两难困境”的问题展开研究，试图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补充并为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一体化战略的“两难困境”：技术导向与市场导向的观点纷争及成因分析

自从进入工业经济社会以来，加速技术创新一直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线之一。技术创新是以创造新技术为目的的创新活动，例如，通过应用新科技、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等来促进技术、设计、制造等实现变革，且直接关联产品、服务和生产流程等企业基本活动（Damanpour and Evan，1984）。在技术创新的支撑下，企业不仅能够加快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业务环节的流通速度，而且还能形成新的生产运营方式，进而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生产效率。然而，当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时，很容易导致现有技术内部的知识体系不再满足生产运营的需求。后向一体化战略是企业以技术的获取、研发和运用等为主要内容开展的创新活动，不仅可以促进组织内知识体系的重建，还能创造新的核心技术和产生新的生产工具，进而提升业务效率和产品性能。

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有意识对自身的核心要素和商业逻辑进行变革与调整的动态过程（Bucherer et al.，2012），例如，遵循新的逻辑形成创造、传递和分配价值的创新范式（蔡春花等，2020），进而产生新的业态形式来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其核心内涵是面向市场推动人、物、财等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并围绕价值活动建立合适关联，包括为谁创造价值，如何创造价值、分配价值以及传递价值等（Amit and Zott，2001）。当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则需要重建生产要素的连接系统及架构来创造价值、获取价值和实现价值，如此才能面向市场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前向一体化战略是企业针对商业模式创新开展的业务活动，强调根据市场机制，结合客户需求提出与之对应的价值主张，并进行有效匹配以调整现有的商业模式或设计新的商业模式。

在推行一体化战略时，之所以存在技术创新（技术导向）与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导向）的分歧，主要是在产业分工与合作思维的作用下，企业会基于资源禀赋、市场机会等因素的考量，选择特定的业务环节进行延伸，试图通过“大一统”的方式来实现降本增效和提升竞争力。然而受制于有限资源约束以及其他现实条件，企业实施创新活动时会分别面向产业链上下游的不同环节进行延伸，使得两种创新导向经常处于“分蛋糕”的状态，难以实现有效协同。出于获取所需资源，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以及化解潜在风险等诸多因素的考虑，企业一般会采取与相关方建立恰当关联来共同满足客户需求，即利用投入与产出的联结来体现共同创新的价值理念。例如，产业链下游企业可以从上游企业生产组件的混合和匹配中受益，上游企业可以从围绕其核心组件的搜索活动中受益，使得彼此间形成较强的相互依存结构和关系（Ganco et al.，2020）。事实上，这种基于产业链的创新模式只是将企业一体化战略放大并拓展到产业层面，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化解两难困境，原因之一是受组织边界的影响，两种创新导向依然难以实现协同。

组织边界是不同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界面（Interface），可以将内部活动与外部活动进行有效的区分（Barley and Kunda，2001），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与相关方的竞合范式，例如开展竞争与合作的规模、范围和深度。组织边界对一体化战略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一是容易导致组织间存在隔离，企业只能根据现实基础，依靠有限的资源来确定创新导向，并在特定的环节开展创新来形成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不同的创新导向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二是容易导致供求出现分离，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放大了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用间的矛盾，难以保持两者间的协调一致，使得供应和需求逐渐出现背离的趋势（包政，2008）；三是容易割裂业务的连贯性，使得供应商、企业、客户等多方参与的创新活动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整合各方的创新意愿和资源来获得共同利益。以上矛盾会一直伴随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全过程，并表现为应对内外部复杂关系的动态调整。因此，当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结合实践运作，以更新颖的方式来处置源于组织边界的影响，并产生一个相对较优的解决方案，以实现一体化战略两种创新导向的兼而得之且并行不悖，如此才能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稳定开展，否则依然会面临两难困境。

三、从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的创新模式变革

创新活动从企业层面拓展到产业层面后，开始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境、过程和内容等。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国际经济环境呈现剧烈波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不可避免给其中的竞合范式带来冲击和影响。特别是随着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持续深化，市场竞争不再是产品间的竞争，也不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产业链、供应链等体系间的全面竞争；同样，产业中专业性、知识集中和技术复杂性等特征的日益突显（Jacob and Ulaga，2008），使得企业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其他主体的合作创新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挖掘数据价值，以及创造数字资产等也开始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围绕组织边界的创新活动必须结合内外环境进行持续变革才能有助于获取竞争优势。

1.实体经济中的“设界”VS“无界”：围绕组织边界的创新模式变革

资源基础观提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当企业拥有有价值（Valuable）、稀缺（Rare）、难以模仿（difficult-to-Imitate）、不可取代（Non-substitutable）的资源就会具有异质性，从而获得竞争优势（Barney，1991）。在此思维主导下，当各项创新活动处于组织边界内部，企业可以通过对资源或中间品进行再加工，生产出最终的产品（或服务）并提供给客户。当产品（或服务）具有低成本或差异化特性时，就能产生竞争优势。随后，企业会考虑通过设置边界壁垒来维持竞争优势，即以组织边界作为“防火墙”将内外部活动加以隔离。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关键资源外溢，降低潜在风险，还能有效抵御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冲击（Cross et al.，2000）。但是，其弊端也相当明显，即进一步限制了企业面向外部开展创新的机会和空间，既难于与其他组织或机构建立关联来开展协作或共享发展，也很难从外部获得所需的核心关键要素进行创新活动，更多是依靠自主创新来形成竞争优势。

以往的研究关于如何通过创新来获得竞争优势先后出现了“设界”和“无界”两种观点，其关键是组织边界的“双刃剑”效应（王涛等，2021）。当企业内部价值整合接近“天花板”，就需要考虑通过突破组织边界来进行对外拓展，为创造价值增值提供新的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边界可以趋于无穷，并就此形成无边界企业（李海舰和原磊，2005），例如，企业通过“无边界化变革”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环境适应性（丁雪等，2017）。相对于以往的“设界”观点，“无界”观点则强调企业通过破除自身的组织边界，可以在市场中建立新的对外关联，例如利用社会网络获取所需的关键要素，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但是，其弊端是企业容易将创新“寄托”在外部，很少为此投入专业性资产，且机会主义较高，给未来发展造成潜在的阻碍。为了实现趋利避害，企业需要结合实践运作以全新的方式来处置源于组织边界的复杂影响。

随着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社会网络平台建构的推进，不同的企业开始承担不同的专业化活动，并通过有效整合来支撑产业经济活动的开展。在此背景下，“理想型”的关联结构是企业不仅可以与供应商、客户等建立直接的关联，而且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关联实施控制，即在“设界”和“无界”两种策略间进行折中平衡。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中，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日益融合，以及受“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克服组织边界的影响并形成新的竞合范式，才能促进不同主体间的协同与适配，从而更好地推动创新活动开展，将供应商、生产商、制造商等各方的资金、技术、品牌等关键资源加以整合来实现“共栖、共生和共荣”；同时，围绕市场需求来共同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等以实现“共创、共享和共治”。具体而言，企业通过采取跨界融合可以与相关方在组织边界建立融合叠加区域，利用彼此间的互嵌对工作流程、业务模式、组织结构等进行重构以实现无缝衔接，进而促进组织间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和立体式的整合与协作，更加充分地利用人员、信息、技术、知识等创新要素来完成相应的价值活动（王涛，2022）。在实体经济活动中，组织跨界融合作为一种较新颖的创新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此时企业与相关方的关联与互动不再是基于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交易行为，而是将彼此的业务环节进行连接并加以融合，随之各方能跨越组织边界进行相互渗透，更好地协调和整合各方利益。随之，企业与相关方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通过重塑竞合范式来实现共同发展，不仅可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复杂环境和满足创新任务需要，而且能通过管理彼此的关系以获得共同收益（Dibble and Gibson，2018）。

2.“数字化+组织跨界融合”的创新模式

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生产经营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资料的流动和加工来完成相应的价值活动，即企业从供应商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进行再加工，进而创造出最终产品（或服务），并转移给客户进行消费。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经营活动与以往相比会存在显著的不同，更加突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陈雨露，2023），并呈现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数实融合”的发展理念，强调通过“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将数字经济的自身优势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构建“数实融合”的创新模式，即利用数字化来推进实体经济中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不断催生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新模式，并将其深度嵌入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使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和重要支撑。

“数字化+组织跨界融合”是能体现“数实融合”的一种新颖创新模式。通过将数字化引入组织跨界融合的创新活动中，不仅可以促使组织边界特性发生变化，更具柔性和灵活性，其中组织边界的扩大会形成跨界颠覆创新，组织边界收缩则会创新各种对外合作模式（肖静华，2020），而且组织边界的质性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边界会以编程代码、“防火墙”等形态来加以展现。在此情境下，围绕组织边界的相关活动也不再是简单地关注交易成本的高低，而是会推动形成高度复杂的组织新形态，随之价值链环节也从工业化时代的链式串行关系转变为数字化时代的复杂叠加关系。企业与相关方通过结合数字化运作，能够以更加新颖的方式围绕组织边界开展创新变革活动，例如更加注重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重塑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重构组织间的关联结构与关系以及对产业链中的瑕疵、断点或不足之处等进行处理。在具体实践中，企业与相关方不仅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来建立关联，包括利用数字化工具、技术和手段建立跨组织连接，全面提高彼此的互动水平和质量，例如基于数字平台共同参与产品的设计、生产、仓储和销售等业务活动来加速生产要素的流动，还会围绕数据价值开展深层次的业务合作，包括汇聚、共享和整合数据等以寻求共同发展机会，例如通过数据资产、数字业务来挖掘商业价值和获得价值增值。

然而，进入数字时代后，实体经济中多元主体参与的跨组织创新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就创新情境来看，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数据资源的驱动可以加速在产品、服务、流程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谢卫红等，2020），例如，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实施数字化管理，进而开展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领域的创新活动；就创新过程来看，人力资源、原材料、产品、设备、生产线等实物会转变为数据流，并通过融合算法、算力等来实现资源跨组织优化配置，进而拓展生产经营范围，降低业务协调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创造新的产品或服务等；就创新内容来看，企业与相关方会围绕核心技术和关键业务环节等来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呈现以数据为内核，算法为工具，算力为依托的新场景，使得创新活动的内容更为丰富，例如依托数字技术或手段进入相关方的业务领域，围绕数据要素进行深度挖掘来共同推进数字业务或创造数字产品等。

四、基于“数实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建构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本质是通过应用新一代数字科技来创新生产经营方式，重塑组织形态与业务流程，同时推动优化资源配置来重构价值体系，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以及培育出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支撑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与相关方在彼此关联与交互的过程中，通过充分融合数字化来构建跨组织创新体系。

1.跨组织创新体系的底层支撑：利用技术创新推动业务跨界整合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通过运用数字化工具、手段等将实体经济中的部分生产运营活动从物理空间转换到数字空间中并建立关联。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跨界突破来拓展生产经营的发生场景，而且还能将数字化管理渗透到生产经营全流程，并以新颖且高效的方式来实现业务的数字化集成，从而为跨组织创新体系建构提供底层支撑。

（1）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跨界突破

实体经济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基于产品（或服务）的供求关系来完成从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到营销的全过程。此时，处于物理空间的组织跨界融合是企业与相关方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的跨组织边界对外连接，既可以是企业朝着组织外部的市场扩展，也可以是市场朝着组织内部渗透（陈春花等，2022），其中的部分业务环节会嵌入彼此的组织内部，进而实现对现有业务的替代、协同等增强整体生产运营活动的运作效率。就具体的创新活动而言，企业与相关方既可以是立足各自的现实基础来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也可以是在跨界融合区域汇聚创新要素来开展合作创新；既可以是发生在组织边界外部的创新要素单向流动，也可以是发生在跨界融合区域的创新要素双向流动，最终目的是围绕组织边界建立联系并保持动态交互，从而实现企业自主性和组织间协同性的统一。随之，企业与相关方可以通过持续优化产业分工与协作来重构彼此的业务流程，并以一体化运作的方式形成新的结构和特征以保证整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例如，企业与供应商会共同面向客户完成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以及提供等活动（王涛，2022）。

“数实融合”的核心内容是打通“线下”和“线上”的二元空间（夏杰长和李銮淏，2024），即通过数字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来突破实体经济的边界，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陈雨露，2023）。具体表现为企业与相关方将部分生产经营活动从物理空间转移到数字空间，通过桥接形成特定的创新区域，并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同步开展创新活动。与以往的创新模式相比，在“数实融合”的驱动下，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显著弱化组织边界的限制作用，使得企业和相关方可以更容易地跨越组织边界来开展对外合作业务，不断深化彼此间关联，互动也更加及时、充分且高效，进而降低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与之伴随的组织边界动态调整是以数字技术作为拓展组织边界的重要工具或手段，例如依靠数字平台扩大技术研发参与的主体，建立新的沟通和交流渠道，提升参与技术创新主体间要素的汇聚、整合和共享等。随之，企业与相关方不仅会为彼此开放深度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机会，将其纳入自身的数字系统，而且还能突破传统的管理方法，业务活动的覆盖面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可以说，参与创新活动的各方在数字技术支持下能对业务环节工作内容实现更清晰且精准的认识，例如使用数字化的渠道、工具来改善或优化运营管理以及针对当前的各种问题加以调整和解决，进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潜力来形成从组织到分工的新逻辑，最终实现提升跨组织创新体系整体效率的目的。当前实践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百度公司的阿波罗开放平台，通过搭建开放、共享的技术架构，吸引了宝马、中兴、微软等合作者，并共同推出自动驾驶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2）数字赋能支撑下的业务整合

在数字化情境下，实体经济中的企业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不仅可以突破传统的管理方法来解决各种问题以提升管理效率，而且能促进彼此间的协同与适配以重构业务体系，例如利用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数字系统等，帮助实现全业务流程的数据贯通来提高微观决策和管理的敏捷性（陈雨露，2023），从而为跨组织创新体系运作提供有力支持。数字赋能的主要功效在于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产业部门各链条的数据互通、联动共振、分工协作和资源配置优化（夏杰长和李銮淏，2024），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物流和供应链体系运作更通畅，而且能较好地融合供需两端的发展与变化（戚聿东和肖旭，2020）。在一些情况下，通过采用数字技术还会产生一些颠覆性影响，包括形成新的运营机制，产生新的发展思路来推动不同业务环节实现集成，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当前实践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的集团利用数字技术突破组织边界来推进数字化变革，其中在组织内部利用数字化管理减少中间流程环节以提升效率，面向外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同步实施数字化转型来实现产品与服务的融合，美的集团也完成了从产品制造商向产业组织者的角色转变。

在数字赋能的作用下，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来打通不同企业的业务和流程，可以将产业中不同企业或组织承担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环节紧密地连接起来，以实现跨组织业务流程整合（Ciampi et al.，2021），进而加速创新活动的开展。在实践操作中，企业与供应商通过建立数字接口来实现交互和协同，例如，企业向供应商开放技术平台、分享创新成果等来驱动其实施数字化转型；同时，供应商也会进入企业需求链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协同发展。在企业与客户共同开展的数字化活动中，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与客户直接接触的渠道并在虚拟场景进行互动，可以产生新的交换形式来促进客户关系管理，使得彼此间形成“共同体”；同时，客户也能通过产品端的传感器、软件以及网络连接等进行实时反馈，帮助企业根据数字足迹精准刻画用户需求，并以此作为产品开发、推广宣传等活动的基础，进而产生新的方案来制定精准的供需决策，降低潜在的成本和风险。除此之外，将数字化融入实体经济还会进一步引发跨组织边界业务活动向相关主体内部进行延伸，形成系统的数字化组织管理和运营能力。例如，在组织内部利用数字技术对核心要素、关键的业务和环节进行数字化管理以提高不同部门、不同模块、不同环节间的信息传递；通过“嫁接”资源来形成业务共享，以及加强研发、生产、服务等业务环节的紧密衔接以获得创新收益。

2.跨组织创新体系的表层架构：利用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价值逻辑重构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情境下的市场竞争规则、资源配置方式等已经发生深刻改变（Burström et al.，2021）。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当前的价值活动已经超过企业自身的运作范围，需要更多的相关方参与其中并承担不同的角色和任务。在此情境下，企业不仅需要依托数字化与相关方重新建立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关系，而且还要共同探索潜在的市场机会，例如，共同针对客户来提供数字产品、数字服务等，如此才能生成新的商业模式以推动价值逻辑重构。

（1）重构商业生态系统的价值逻辑

商业模式创新不能仅依赖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还要依赖所嵌入的商业生态系统。由企业、供应商、客户、竞争者等相关方共同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向选择、实施路径与作用效果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不仅会通过形成“创新共同体”来更好地满足各方需求，而且价值活动的内在逻辑也会进行重构，例如，从单一主体的价值创造向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从一次价值分配向二次价值分配进行转变等。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会加速企业内部的战略、业务、组织、文化、结构等方面实施系统性变革来实现提质增效以应对不确定性，例如，促进商业模式变革完成从价值割裂的“分布式创新”向价值共创的“融合式创新”进行根本性变革。为此，必须清晰描述全新情境下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内在逻辑，即需要辨析如何推动和实现价值活动的全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并基于此来改变企业与相关方关联的结构、形式和内容，重构价值体系以实现价值链体系的局部或整体的优化，才能获得更大的效益，从而保障创新活动的有序和持续开展。

当商业生态系统融入了数字化后，其运作与以往相比会更加注重基于数据价值来推动产品链、业务链与客户链实现数字化创新集成。其中，不仅会汇聚和整合不同的数据来开展创新活动，还会通过创造新的数字业务并提供给客户以获得价值增值。特别是随着数据要素在价值创造活动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贯穿于从原始数据获取到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获取的各个环节（陈雨露，2023）。具体而言，通过不断推动跨组织创新体系中的数据融会贯通，对数据价值进行挖掘，进而产生新的业务和价值增值，衍生出与之对应的价值场景，从而体现数字化活动的价值属性并形成新的价值循环。随之，企业与相关方可以围绕数字化活动来重新确定商业活动的范围并重塑盈利模式（李盼盼等，2022），即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架构来对价值活动的全过程开展实施全方位创新以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具体而言，企业与相关方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构建数字化商业生态，促进各方资源、要素的高效流通与价值共创。与此相关的商业价值活动内容也会得到进一步充实，例如，围绕数据的确权、交易等活动来不断强化与各方在知识、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与协同。实践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当属腾讯公司打造的微信商业生态。微信通过为实体经济中的合作伙伴导入用户流量，推出车票购买、打车出行、点餐外卖、酒店预订等服务，同时，合作伙伴的业务也为微信支付带来了庞大的用户流量，并获得相应的价值增值。

（2）打造“数实融合”的“新经济实体”

企业实施跨界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发挥科层管理和市场交易的各自优势，克服来自组织边界的影响，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增值（王涛，2022）。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价值活动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组织边界之后，会面临更为复杂的任务要求，不仅要求企业必须获得关键要素，而且还要与相关方进行价值共创，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为此，企业需要加强自身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与相关方建立有效关联来促进彼此的资源整合与协同以实现持续演化发展，这既是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也是保持产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核心主线。随着数字经济的升温及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更好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企业需要与供应商、客户等相关方结合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特性以全新的方式对各自的组织架构、数字架构等进行系统性变革以实现内外部结构的匹配，进而建立有效的协调与匹配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才能更好地保障跨组织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

在“数实融合”的支撑下，不仅能够促使数字化融入实体经济中来实现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加快形成“新实体经济”，而且还会涌现出一些“新模式”“新业态”。例如，企业与相关方通过将数字化融合到商业活动中，围绕具体业务开展紧密合作，能够形成一些具有混合业态的增值业务，包括创造数字产品或资产，开展数据交易等，并成为支撑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具体操作中，参与创新活动的各方通过依托数字平台进行思维碰撞，可以形成新的认识，包括共同参与问题解决，数字化组织创新以及产生数字化创新方案等。例如，企业与相关方利用数字平台可以实现跨组织的数据汇聚、共享、整合和运用，并基于此产生新思想、新创意。尤其是企业与相关方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包括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从而打破传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隔阂。这样就能够推动不同业务环节间的高效对接来加速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内容，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中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西门子与亚马逊云科技（AWS）开展深度合作，将Mendix低代码开发平台和Amazon Bedrock相连接来提供全新的客户解决方案，客户可以更轻松构建和扩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从而加速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工业软件中的普及。

五、利用跨组织创新体系运作实施一体化战略

当数字化与组织跨界融合加以结合，不仅可以促使数字经济活动不断渗透到实体经济中的研发、生产、销售、流通等诸多环节（杨虎涛，2024），而且还能为化解一体化战略的两难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即通过跨组织创新体系运作来协调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得两种创新导向保持协调和统一，从而更好地实施一体化战略。具体而言：

一是通过建立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关联和互动来实现同步运作。数字化为当前实体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最大变化是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起不同主体间的关联和活动，使得组织边界变得逐渐模糊和弱化，并以数字孪生的形式将物理空间的呈现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呈现方式（Adner et al.，2019），即将物理世界的信息、特征等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以数据的形式采集到系统里，并转化为数字化描述形式，从而实现物理空间全域内的人、物、事等在数字空间中以全要素的数字图景进行呈现。与传统实体经济运作中的创新活动存在显著不同的是，基于“数实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运作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一体化同步运作。当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能够实现全方位、全流程和全系统的同步关联与映射，则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会由线下发展到线上、线下全面合作，并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之间保持一致。例如，在数字空间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来产生创新解决方案，并运用到物理空间中指导各种业务活动的开展以及产生新的价值增值。这样可以有效地打通潜在的部门间壁垒，以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和较低的风险来建立企业、供应商和客户等多元主体间的关联并开展互动，使得彼此成为一个“创新共同体”，打造高质量的闭环价值逻辑体系。

二是有效协调技术与市场间的关系来实现协同创新。在传统的实体经济活动中，更多的是强调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来认识技术与市场间的关系，在引入数字化思维后，两者间关系会从横向转向纵向并建立新的结构。从技术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本身不会直接带来商业绩效，而是需要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来实现其商业价值，进而赋予企业竞争优势。具体而言，企业与相关方通过借助数字技术可以突破组织边界来改变现有业务活动的机制和流程，包括服务提供、客户关系管理与沟通反馈等，例如，创建新的在线通道来改变企业与客户的沟通方式以实现高质量交流，针对产品或服务进行精准定位、确定目标客户群体来实现对客户行为的深入认知、对市场趋势的精准判断、对技术应用的前景探索以及挖掘更具商业价值的市场机会（Yeow et al.，2018）。从市场角度来看，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与相关方共同开展价值活动的外在体现。当供应商、企业、客户以及相关方都能参与到创新活动中，不仅可以保障生产经营的持续且稳定并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对实现多方连接的媒介工具提出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技术创新的思路、方向和内容以及激发技术创新的潜力等，例如，为了更好地与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企业可以与供应商共同开发数字界面并将其运用到产品设计、定制等业务环节，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在此过程中，技术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会被重构，其中技术创新作为支撑市场运行的底层基础，市场效益则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相应的财务支持，从而形成协同创新。

三是利用数字赋能形成新的运作机制来实现一体化运作。传统实体经济的组织跨界合作主要是强调产业中的企业与相关方能够突破组织边界来获取所需的关键要素，共享和整合资源来获得共同发展。在基于“数实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中，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等相关方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深化和拓展数字场景的应用，建立充分、互联和协作的信息通道来促进资源互换、信息共享和优势互补以支撑创新活动开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同时更容易打破传统实体经济创新模式中的边界壁垒。尤其是针对当前一些产业链中出现的“卡脖子”情形，通过依托数字场景运用和数字平台连接可以打造供应商、企业与客户等多元主体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创新共同体”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与此对应的，当传统双边市场中的企业与相关方开始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5G等数字技术，依托在线化、可视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等数字化行为，就可以对跨组织的核心要素、关键环节等实现数字化管理，进而形成信息对称，建立网络桥连以及创新互补机制（王节祥等，2021），从而在产业层面构建“数实融合”的一体化运作模式。

综合来看，面对未来的企业和相关方不仅需要打破传统组织间的壁垒，建立跨组织边界协同机制来推动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还要以数字技术为工具，以数据为驱动力来促进业务协同，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提升产业竞争力。基于“数实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能从多维度突破组织边界的限制，推动深度跨界合作来促进跨组织协同与合作，进而形成“纵向+横向+技术+数据”的“新经济实体”的运作模式，从而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交叉融合。具体而言，企业与相关方可以依托数字化创造“新业态”“新模式”，包括对市场的精准把握，深入理解客户需求，及时供给相关要素，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例如，利用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来产生更新颖的问题解决方案，这样不仅可以全面提升参与创新各方以及整体的竞争力，而且能满足新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其中，比较典型的企业案例是IBM公司通过建立技术平台不仅提高了创新研发的效率，而且增加了跨界融合的潜在可能，通过开放组织边界与产业链中的合作伙伴共同响应客户需求，包括向客户提供业务咨询、系统集成服务以及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IBM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变革，而且推动了相关产业体系的创新变革，共同打造“新经济实体”来提升整体竞争力。

六、结 语

关于一体化战略的两难困境问题一直存在于企业发展过程中。从表面来看，主要是由于以往的创新活动强调企业个体创新，导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协同。从深层次上来看，随着分工的产生与合作的细化，企业必然需要通过整合相关主体来构建创新体系以保持持续发展，但是又不可避免会受到组织边界的影响，依然是存在技术与市场的脱节，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体化战略的两难问题，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处理两种创新导向的矛盾。虽然通过组织跨界融合可以突破组织边界与外界建立合适关联来形成更紧密的组织间合作关系，但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体化战略也开始面临更复杂的情境、过程和内容。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可以基于“数实融合”来建构“数字化+组织跨界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以化解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分歧，即利用组织跨界融合形成新的竞合范式，并通过实施数字化来协调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关系以支撑持续创新发展，从而有效化解一体化战略中的两难问题。

虽然本文对“数实融合”情境下的创新活动进行了解析，并得出若干结论，但是依然存在一些研究不足，需要未来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一是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数实融合”情境下的一体化战略，提出了存在组织边界的质性变化，但是并没有就此深入下去，例如，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组织边界特性必然不一样，这也导致组织间关联和互动的形式、内容等都会存在差异，因此，如何进行虚实结合来精准处理组织间利益关系，促使组织间开展多层次交互活动，推动资源、能力、技术、知识等要素的跨组织边界交换与优化配置等都是需要深入讨论的议题。二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基于“数实融合”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手段，必然涉及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业务转型、组织变革、生态重塑等内容，如何通过加速跨组织创新体系建构来完成上述变革是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议题。三是在实体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多方利益，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治理机制来协调相关方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和创造共同利益以实现持续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治理机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尤其是治理的工具、形式、内容、逻辑等都在发生改变，并会对现有的跨组织创新活动提出新的挑战。例如，数据价值的挖掘不仅需要满足国家制度、法律准则、社会规范等，而且要明确数据的产权方和使用方等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才能使之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基础要素。那么此情形下，如何结合“数实融合”建立多元治理机制加以应对，也是可以继续研究的议题。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王涛.化解一体化战略难题研究——“数实融合”的跨组织创新体系建构与运作[J/OL].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2026-04-15].https://doi.org/10.16797/j.cnki.11-5224/c.2026032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