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优化拓展的战略导向与任务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制造业优势是我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强国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目标。新型工业化深入推进既要保持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优势，又要不断改善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遭受产业内卷式竞争、城市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大等多重因素侵蚀。为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我国新型工业化要遵循产业布局动态调整的规律，立足大国纵深的腹地优势，注重提升存量空间与扩大增量空间相结合，促进空间供需动态调整平衡，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一、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存在的新情况新特点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经历了由浅入深、循序演进的过程，工业发展规模由小变大，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自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有些工业产品技术水平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随着工业结构、规模和质量发生跨越式、历史性变化，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趋于集聚化、网络化、绿色化、智慧化，并呈现以下趋势特点。

第一，工业向优势地区集中。长期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工业增加值之和占全国的比重超过40%，这三个地区是我国工业增长的强引擎，也是新型工业化深入实践的重点地区。同时，中西部制造业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出现了一些全球性、专业化、规模化的制造基地。如重庆、郑州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长沙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中心，合肥是全球白色家电制造基地等。除此之外，各省（市、区）内部分布着一些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较好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是省域内生产力布局的主要集聚区域。可见，随着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和历史演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已逐步形成相对集中、不同层次、优势突出的空间格局。

第二，制造业呈现成群结链布局。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空间形态，也是新型工业化的空间组织本体。随着发展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我国制造业布局出现了以城市群、都市圈或重要交通物流通道为依托的“组团蔓延—带状扩散—网络联结—集群发展”的趋势。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认定的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300个中小企业特色集群，普遍具有产业链供应链较为完备的优势，并呈现生产网络化、创新协同化、市场多元化的特点。从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趋势看，我国制造业呈现链群融合发展之势，且突破行政区边界，逐渐嵌入都市圈、城市群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形成分工深入、网络发达的体系。

第三，产业出现多向多点转移。现阶段我国工业布局正处于激烈调整的周期，产业并不完全如政策引导预期那样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中心城市集聚，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向东部沿海专业基地集中，电解铝、光伏装备、风电装备等产业逐渐向内蒙古、新疆、甘肃等能源富集地区转移，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的外向型产业向境外转移，新能源汽车、氢能、低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呈现从少数中心城市向广大外围地区扩散的多点布局状态。并且，当前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愈发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面临更多的挑战。正如上文所述，在如今这样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我国产业转移已进入高度分化的阶段。

第四，新型工业化触角向极端自然条件地区延伸。一方面，在各方面政策的支持下，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利用“沙戈荒”土地建设新能源产业基地，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煤矿成为采矿、安全、智能等领域技术集成应用场景，内蒙古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吸引越来越多风光储氢车协同发展的场景落地。另一方面，极寒、极旱等恶劣气候条件地区也迎来新兴业态落地发展的曙光，东北有些极寒地区成为新能源汽车测试的试验场，西北有些极旱地区则承接一些工业干燥作业环节转移。此外，深空深海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新战场，涉及深空深海的科技成果正加速迈向产业化，如太空风电光伏、深海采矿等新兴业态进入孵化阶段。可见，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步伐的加快，极端自然条件地区正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拓展出的新空间。

第五，新型工业化的安全底座夯实强化。随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被置于国家战略高度，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链供应链比较发达的地区加快适应性调整，不仅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还针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组织协同攻关。同时，四川、重庆等地积极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江西、内蒙古等地规划建设战略性矿产资源基地，聚焦关键矿产和关键材料探索建立产供销储贯通、产学研用协同的产业体系。针对当前国内外易变多变的形势，国家随之加大关键产业、战略矿产和全球性枢纽港口的战略统筹布局。

第六，各地开展产业转移的工作不断创新，出现各具特色的转移模式。从合作共建园区开始，地方政府通过对口援助等方式探索出飞地园区异地托管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发达地区的积极性，也促进了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最为典型的就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圳将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发展飞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引资、园区运营等和辖区社会事务管理，共享合作区产业发展收益。依靠市场化运作的产业转移模式已进入实践阶段，其以平台型专业园区开发企业为核心，充分整合各类资本和商业服务，采取自建园区、托管园区、共建我管等方式实现连锁式经营、网络化布局、生态化共存。这种模式类似万达的商业地产模式，但它的服务功能更加强大，更具有战略性。中关村发展集团就是这种模式的先锋力量。经北京市政府授权，中关村发展集团推进中关村科技园各分园资源和功能整合，同时在京外通过共建、托管等形式建设一批中关村合作园区，重点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异地产业化。

二、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面临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同时也遇到国内供强需弱、产业内卷式竞争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面临着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产业无序重复布局加剧内卷式竞争。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到来，有些地区不顾实际动员各类要素资源投入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高热度的产业发展，导致这些新兴产业很快出现投资过热，且迅速形成大规模的产能，加剧了这些行业的产品供需矛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有些地区不惜采取逐底性政策招商引资、安商留资，东部有些地区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展逆向招商，如近年来上海在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策划多场招商活动，引进一批科技企业到沪落户。可见，内卷式竞争正波及更多的行业和地区。

第二，制造业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风险上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沿海城市、中西部和东北的老工业城市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不同程度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例如，2012—2024年东北三省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0.6%下降至27.6%。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有些地区正遭受来自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挑战。激烈的区域竞争、严峻的逆全球化和大规模产业外迁趋势对部分城市制造业发展形成较强的挤压效应，而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口增长格局转变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进一步促使制造业外流。

第三，中心城市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进入新型工业化的转型阶段，但出现了产业结构偏“软”而“硬度”不够的问题。有些中心城市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明显，因制造环节缺失，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力逐渐减弱，使得产业链较短、科技创新生态不健全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许多中心城市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遇到发展空间的结构性矛盾，工业新增用地少与低效工业用地占比高并存，低效工业用地调整和重新开发的成本较高，以至于新的工业项目难以落地。

第四，空间错配导致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难以发力。我国高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具有高度不平衡的空间分布特征，然而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需求往往具有量大面广的特点。具体而言，绝大多数传统制造业企业现阶段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升级，但现实中缺少研发能力，也缺少有效的信息优势和科研机构支持，因此很难突破产业发展瓶颈。而且，在科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不少企业要想从异地找到合适的科技成果进行转化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可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遇到比较突出的空间错配问题。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布局的战略导向

“十五五”时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壮大做强实体经济、优化调整产业布局和促进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此，优化拓展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要坚持以下战略导向。

第一，集约高效。我国新型工业化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占地多、消耗大、污染重曾是工业布局的典型特征，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考核评估、引导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等政策促进工业集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我国工业园区低效用地占比较高，“散、小、乱”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迫切需要提高产业布局效率。一方面，充分挖掘存量工业用地空间。坚持动态调整、优化布局、扩容增效，利用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手段调整低效工业发展用地，大力推进碎片化、分散化、同质化的产业园区整合提升、高标准发展，通过“腾笼换鸟”方式承接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布局，通过动态考核评估引导激励企业提高亩均产出，通过动态转型升级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深入探索产业布局创新模式。聚焦新质生产力布局新形态，探索产业项目邻里型、社区型、互嵌型的布局方式，因地制宜、因业施策规划建设“工业上楼”项目，构建布局紧凑、功能互补、共建共享的创新空间，打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复合型生态。

第二，均衡包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格局长期以来存在“东重西轻”的特点，广袤的西部地区工业化底子薄、动力弱、进展慢。工业化发展格局不平衡不充分是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难以支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就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改变这种工业化发展格局状况的关键在于重构工业化的空间秩序，建立均衡包容的工业化格局，在发展中促进工业化发展格局相对均衡，提高工业化的包容性。这就要求同步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引导产业梯度转移，使更多的欠发达地区获得工业化的机会。东部成熟产业已经进入布局调整周期，可以通过规划和政策积极引导中西部和东北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有效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也能为我国制造能力保持稳定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二是积极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让工业化更具包容性。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人口向优势地区集中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实现相互促进的自然要求，城镇化内生的集聚优势将促进更多的人口分享巨大的工业化红利。三是以技术进步拓展工业化的可用空间范围，让越来越多自然劣势地区变成工业化的沃土，如西部人烟稀少的戈壁、荒漠等地区如今可以开发成为新能源基地。

第三，智慧互联。我国工业化发展空间长期处于粗放开发的状态，产业园区作为工业化主要空间形态则出现集聚效率不高、数智化水平低、产业链协作不紧密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活力、有效率的产业生态。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我国未来工业化发展空间就要融合数智技术，打破企业的市场边界、地理边界和交往边界，加快构建智慧互联、共建共享的产业生态。一方面，为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我国产业园区要加快朝着数智化方向全面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一大批产业园区要补上数智化基础设施短板，吸引更多企业融合数智化技术贯通产供销链条，让工业互联网改变企业物理空间存在形式，使处于静默状态的要素能够打破企业组织边界、空间地理边界、社会交流边界，实现更加充分、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为促进产业根植发展，我国产业园区要加快实施现代化治理。产业园区从管理走向治理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要做好园区规划建设、发展服务的精细化管理，更要通过数智化技术手段进行园区现代化治理革命，利用数智化技术将传统园区建成线上、线下两个孪生的园区，把传统园区改造成为相互联系、共建共享的企业社会，用数智平台把企业服务需求变为精准改善营商环境的突破口。

第四，绿色低碳。传统的工业化不具有可持续性，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换取快速的工业化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发展路径也背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新发展阶段，走绿色低碳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绿色是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底色，低碳转型是新型工业化的使命任务。“十五五”正处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关键时期，绿色低碳是我国工业化空间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园区，因地制宜建设绿色低碳园区。补齐传统产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健全企业污染物治理监督体系，高标准建设绿色低碳园区，聚焦冶炼、炼油、化工、造纸、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重点行业建设循环经济园区，将污染物和废弃资源变废为宝。另一方面，加强制度性创新，用改革举措倒逼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制订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地方层面自发改革、试点探索，用改革激励企业自觉减排降碳，把双控指标变为发展的正向激励。此外，技术进步是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采纳具有经济性、可行性的绿色低碳新技术，逐步消除企业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顾虑。

第五，韧性安全。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极限打压，试图阻止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前进的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必须把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立足制造体系完备优势强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发挥国土纵深优势规划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强化关键产业和关键矿产的战略布局。一方面，城市群和都市圈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形态，也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耦合为一体的空间载体。在城市群一体化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中，超大特大城市要充分发挥产业链创新链的龙头作用，带动城市群或都市圈产业链供应链协作配套和要素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减少内卷式竞争，形成能够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具有韧性的紧密型产业共同体。另一方面，西部有关省份因地制宜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把关键产业备份和关键矿产储备作为核心功能进行战略布局。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甘肃、内蒙古等地要肩负国家安全重要使命，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国防装备等关键领域提前做好产能备份，在稀土等战略资源领域加强商业储备，确保产业链自主安全，防范极端条件下产业链断链风险。

四、“十五五”时期优化拓展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国工业诸多领域面临产能达峰、供求矛盾的局面，同时也遇到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优化拓展要坚定战略导向，聚焦重点任务，认清产业布局新形态和新兴产业布局趋势，聚焦重点任务攻坚发力，确保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

第一，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战略支点、以重大交通物流通道为发展带的新型工业化空间布局体系。以“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为基本的空间依托，充分利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空间网络优势，推进大中小城市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的产业生态圈建设，把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成为制造强国的主阵地和减缓产业大规模外迁的“蓄水池”。依托贯通南北或横贯东西的交通物流通道统筹产业布局，把这些交通物流大通道打造成减缓产业大规模外迁的“拦水坝”，支持通道沿线城市吸引优势特色产业集聚。深入推进区域重大战略的协调联动，发挥战略叠加效应，着重从功能定位、空间布局、产业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型开放、体制政策等领域促进重点区域联动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局。

第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各地可以将已被认定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已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制造业创新集群作为载体，把影响产业集群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作为攻坚突破的重点，围绕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园区载体、技能人才培养、展示展销、物流仓储、社会中介等众多领域进行整体谋划、系统安排。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可以将待评定的产业集群作为梯度培育发展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对象，比照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政策酌情予以支持，统筹安排财政科技投入、技术改造资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等政策资源支持集群发展，提升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协作能力、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引导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科技服务中介等参与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日常监测。

第三，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综合考虑到各省（市、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将有关地区划分为创新引领型、产业升级型、资源转化型和生态促进型四种类型。创新引领型地区一般是创新资源优势突出、创新能力较强的省市，侧重于培育壮大一批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升级型地区一般是创新资源优势明显、产业体量大的省市，侧重于利用新技术改造优势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形成更大体量的新质生产力。资源转化型地区一般是能源矿产资源丰富、资源性产业占比较大的省市，侧重于把能源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算力优势。生态促进型地区一般是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功能突出的省市，侧重于借助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生态休闲服务、低碳环保等产业。

第四，扎实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和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在成渝、关中、长江中游等中西部重点地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战略腹地，在产业链供应链受境外威胁较大的重点行业有序推进产业备份。产业备份要在既有产业基础上补链强链延链，进而构建配套完善、自主可控的完整产业链，不必重复建设一些成熟的产线，以减少无效的投资。在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规划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利用沙漠、戈壁、荒漠、盐碱地等空旷土地的风光资源建设大型的风光发电场，通过电力通道建设、工程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承接高载能产业转移等途径解决电力消纳和外送的问题。在包头、赣州等稀土资源分布集中的地区规划建设战略性资源储备基地，支持中央企业实施商业性收储，将涉及战略性资源的军民两用材料全面列入国家出口管制清单。

第五，支持特定的城市实施制造业振兴发展行动。强化政策精准有效供给，引导老工业城市和城区老工业区转变产业发展赛道、产业发展理念和产业发展模式，在新变局新技术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回升向好发展。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老工业城市的识别，引导新一批老工业城市因城施策促进制造业振兴发展，鼓励地方制造业龙头企业扎根发展。支持全国、区域或省域中心城市以场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推进“场景创新之城”建设，动态发布一批涉及城市治理、交通出行、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吸引更多科技企业参与建设和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应用。鼓励链主企业在中心城市设立“母工厂”，形成应用研发、先进制造与市场快速响应相结合的示范性基地。鼓励中心城市发展数智化、绿色化、轻量化的都市型工业，培育发展融合制造、文化创意与数智科技为一体的新业态。

第六，大力推动区域产业转移协作。各级政府要深入推进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推动产业园区大规模整合提升，积极探索发展不同类型的飞地经济，鼓励产业园区共建共管、委托代管等市场化运营模式。深化东西部协作、对口援疆、对口援藏等区域帮扶协作方式实践创新，鼓励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帮扶援助项目，允许部分对口帮扶资金转化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培育壮大西部欠发达地区优势特色产业。深化产业协作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产业协作利益共享机制，按照“中央备案、省级统筹、协议落实”原则推动跨省（市、区）合作的产业转移项目利益共享，探索属地征收、交足中央、余留分成、横向兑付的税收分享机制，建立项目产出属地统计核算、内部分享机制，确保产业转出地在合作协议有效期内能够分享产业转移项目的税收收益和增加值。

五、“十五五”时期优化拓展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的政策举措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变数增多，要素成本上涨压力、资源环境变化、国内外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等因素不容忽视，产业外迁势必对国内产业转移形成“挤出效应”。为了有效、有序、有力地推动我国产业国内梯度转移和防范产业大规模外迁，各级政府都应考虑到当前实际情况和未来形势变化，立足实际，着眼长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区域产业协作的政策需求，采取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加以应对。

第一，深入探索发展飞地经济模式。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东部省份深化合作设立飞地园区、飞地科创基地等合作载体，探索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模式。各地要鼓励一批长期从事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的专业企业成长为平台型园区开发企业，开展跨区域托管、共建或自建产业园区。支持平台型园区开发企业发挥园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运营管理等优势推动区域产业协作。平台型园区开发企业要坚持规范化、市场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通过自建、共建、托管等方式推进一批低效园区向飞地园区转型，协同促进产业转移与产业生态异地复制，使区域产业项目能够根植发展。

第二，推进数智赋能区域产业协作。一方面，各地要依托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围绕重点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规划建设产业大脑，发挥产业大脑高效配置资源、收集共享市场信息、优化整合供应链等作用，提高各类市场主体借助数智技术促进跨区域合作对接的效率。另一方面，要努力为各类创新主体营造更加宽松、包容、自主的创新环境，抓住人工智能等新兴数智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机遇，大力发展场景创新的科技服务中介，实施场景创新驱动产业协作专项行动，支持科技企业跨区域开发布局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做大做强产业发展增量。

第三，加强工业用地利用保护。各地要建立适应新型工业化需要的工业用地保障机制，保持工业用地比重的基本稳定，同时也要优化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引导各类产业园区转型升级，逐步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能的工业企业。积极开展工业用地再开发试点，采取行政、法律、市场等手段推进低效利用或长期闲置的工业用地的回购或回租，扩大存量建设用地供给。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要率先探索实施工业用地保护区制度，划清工业用地保护红线，从严审批工业用地用途调整，加强工业用地利用综合监测，着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留足适当规模的工业用地空间。各地可以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而将商住用地酌情调整为工业用地，对已开发的工业用地实施全周期管理和收储。

第四，优化拓展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各地要有序推进高速公路断头路段能通尽通，优化完善全国铁路网布局，合力强化跨区域联结型地区功能发挥，降低跨区域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成本。共同推进国家水网、国家算力网、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合理布局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和智算中心，促进算力资源跨区域调配使用。根据需求导向规划建设绿色电力输送新通道，适当扩大国家油气管网覆盖范围，提高油、气、电的供应保障能力。稳妥有序实施“西氢东输”工程，布局建设一批跨区域的输氢管道示范工程，鼓励管道沿线企业开发氢能产业应用场景。青海、西藏等高原地区可以发展清洁能源制氧示范项目，探索建设区域性输氧管道网络。

第五，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家有关部门要督促各地坚决清理不合规的优惠政策和歧视性政策，纠正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不合理价格出让等具有逐底竞争倾向的做法。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持续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尽量降低各类企业跨区域投资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专项督查，根据问题线索对有关地区进行实地查证，对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公开通报，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组织开展全国性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干部业务专题培训，提高他们对政策文件公平审查、监督的能力。修订完善一些妨碍要素资源正常流动和企业跨区域经营的法律法规，完善涉及属地管理的行业监管措施，推进资质资格、技术标准、检验检测等事项实现跨区域互认。

第六，建立促进产业转移的部际协调机制。为了实现国内外产业转移“一盘棋”，国家可以考虑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的组织框架下组建协调领导的临时性机构，建立一个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交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委共同参加的产业转移部际协调机制。每年召开一次促进产业转移的全国性工作会议，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研究部署推进产业转移的实施战略、相关支持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内容，加强指导地方开展产业转移，确保产业转移工作规范、有序。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改变激励导向，提高地方政府官员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产业转移协作等重点领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叶振宇. “十五五”时期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优化拓展的战略导向与任务举措 [J]. 理论月刊, 2026, (7): 5-11. 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6.07.001.